特朗普在推特上宣称，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决定延长原定于3月1日到期的“停火期”，宣称将推迟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提升到25%的举措，同时通过推特宣称，寻求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再次进行首脑会晤。
遵循在《交易的艺术中阐明的原则，特朗普尝试通过推特等平台，构建这样一种认知：中美贸易谈判的进程，处于美方主导之下，中国是跟着美国“无中生有”拿出来的关税大棒“乖乖”走到谈判桌上来的；整个谈判进程，是美国高举“大棒”，迫使中国“完成美国布置作业”的过程。
这些话语，一如特朗普在边境造墙风波中使用的语言艺术一样，是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的。这些话语试图塑造的，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对中国“予取予求”的美国；然而，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进程，无论是贸易限制措施的博弈，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实际运行的表现，亦或是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进程中的实际行动，都恰恰说明了一个相反的事实：美国并不能真的“为所欲为”。
第一，特朗普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美国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但用关税工具实施贸易限制，并不是扭转这一问题的正确药方。
特朗普及其核心决策团队的最大特征，就是始终坚持用错误的药方，去治疗当前美国遇到的问题。这源于其头脑中过时的理念，以及建立在这种过时理念基础上的判断标准。
无论是富士康到美国讨好特朗普建厂尝试的挫败，还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美股吐清全年涨幅的代价，亦或是持续放大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数据，都证明了特朗普对华贸易策略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有这种结构性缺陷，即使在某些时刻能够通过非对称手段，或者透支美国此前累积的战略优势，形成局部的、战术性的胜利，但其中长期成本以及可能引发的连锁效应，都是美国无法承受之重。
第二，中国与美国及全球形成的经贸关系，以及复杂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不是任何一方，尤其不是某个心血来潮的美国总统，说脱钩就能脱钩，说重来就能重来的。
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先生，在第六轮和第七轮中美贸易磋商中的出现率已显著地下降。这位纳瓦罗先生，是特朗普决策团队内持“美国就是可以任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观点的最典型和最极端的代表。他坚持认定中国有求于美国超过美国有求于中国，其观点的强硬以及荒谬之处，在美方也是罕见的。
此前相当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摩擦的管控并不顺利，这位老兄要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但事实是无情的，不说5G这种复杂到让特朗普蹦出一个6G的东西，就说农产品中的典型代表大豆好了：
美国超强生产能力弄出来的大豆，如果不是乖乖地卖给中国市场，那就只有静悄悄待在仓库里等着发芽乃至霉变的命，这就是所谓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特朗普对此是很敏感的，因为大豆的命运会转换成美国农民的投票选择。而中国少进口美国大豆作为一种贸易博弈工具，运用起来远没有想象中的有难度。
在信息技术领域，硅谷的美国创新企业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撑孵化；美国资本在高新技术上的投资，需要中国工业能力以及市场来转化成为最终的价值——或者说，利润。这是深层运行的规律，即使是拥有十几个航母打击群的超级大国，最终的行为也要遵守这种规律，不能超乎其上。
第三，中国实力提升带来的能力变化，超出了美国的预期。
对华发起贸易限制措施的特朗普，并没有认为中国能够实施有效的抵抗，预期的结果是一次漂亮的“短促突击”，“一波带走”。中美前5次磋商中美方要价的荒唐，撕毁协议启动限制措施时的狂傲，都是基于这种对中国能力和行为模式的错误判定。
但对迫切需要政绩保障自身连任成功以及政治生涯安全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将中美贸易摩擦拖到选举季节，拖到美国经济短期刺激措施效能耗尽，拖到美国民众极其有限的生活开支资金流断裂，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政治灾难。对特朗普来说，非常清楚即使是他最为强硬的基层核心选民，中西部铁锈带的男性白人，也不可能在家庭生活成本因贸易战上涨10%到15%的情况下做到对自己的无条件支持。
就目前非常有限的公开资料看，中美就贸易问题进行的谈判，已经形成三个分类框架，中美贸易问题被分成了技术性议题、结构性议题以及行动性议题三个部分：技术性议题基本上属于中美原本就可以相向而行的问题；结构性议题中有部分属于中国深化改革大方向一致的问题，有些属于美方的不合理出牌；行动性议题重在执行，可以确定的是，最终出现的应该是一种双向执行机制，而非美国曾经要求的单方施压机制。
中美首脑的意志，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领导人管控中美战略分歧的总体意图，得到了比较初步和有效的体现，美国领导人的学习能力，以及讨价还价中以进为退、就坡下驴的技巧，也有了比较充分的展现。
最终，说句简短的题外话，当面对这样的现实时，中国民众的意志、心理和认识，也需要有相应的提升，这会是一个更加重要、艰巨和长远的挑战与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