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到“七七事变”爆发82周年纪念日了！

　　82年前，卢沟桥头的炮声，让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奋起全面抗战，八年浴血，牺牲无数，终于赶跑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抗战胜利。如今，回首这段历史，国人仍然热血沸腾。

　　只是，网上有些杂音，嘲讽八路军“游而不击”，此前甚至还有人编造出八年抗战八路军只打死851个日军的恶毒谎言。

　　历史真相如何？读一读日本人自己写的史料，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1

　　“连日激战，我军步枪子弹用尽，只剩下重机枪子弹和炮兵部队的最后30发炮弹，真令人担心。炮兵队出发时带来420发炮弹，两天内两门炮打出390发，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7中队、8中队弹药也已用尽，只靠刺刀了。在我右侧100米左右的地方，敌捷克造机枪正在喷火。”

　　“我们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既无弹药，又无友军来援的迹象，有人绝望地说，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更使我悲痛的是，就在我跟前有人说：‘我先告辞了！’随后两人相继自杀了。他们勇敢作战而负伤，认为已成累赘对不起大家，因而自杀的。尽管我劝说其他伤员要活着回家乡，打消他们自尽的念头。但后来还是有些人自杀了。”

　　“4月26日清晨，终于开始向沙河桥行军。我是指挥班的人，所以走在中队的前头。我前面的马车上装着六七具战死者的尸体。有的死于手榴弹和步枪，很大的伤口张开着，鲜血染红了军装，有的人头部中弹。目睹这凄惨的场面，难过地走了十几公里路。在我前面一连二十多辆马车都装着战死者的躯体。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出现如此之多的伤亡，这在中国事变发生以来，即使是南苑战斗，或武汉作战也不曾有过。若给农民们看到，也许会说我们的坏话：瞧这支残兵败将的队伍！一想到这些，真感到恼恨万分。”

　　上述文字标题为《齐会、大超市村的讨伐战》，载于《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战志》，作者名叫内匠俊三，时为侵华日军一名上等兵，他如实记载了当时八路军的勇猛、日军绝望之下的自杀以及最终运尸回城的溃退。

　　八路军军史称此战为“齐会战斗”，1939年4月23日到25日发生在河北省河间县，八路军一方为第120师独立第1、2旅，冀中军区第3军分区27大队，日军为第27师团步兵第3联队吉田大队以及后续增援部队。

　　八路军战史记载：齐会战斗毙伤日军700余人，俘日军17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掷弹筒3个、大车56辆、战马4匹。这跟内匠俊三的记载是吻合的，他悲伤地写道，回到河间县城后，“环视一下宿舍，感到房子空空荡荡的，3小队的伙伴一人未见，他们全部阵亡……”

　　值得一提的是，吉田大队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在齐会战斗中，他们对八路军使用了毒气，在一线指挥作战的120师师长贺龙也中了毒气，他稍事休息，戴着一只蘸了水的口罩继续指挥战斗，将恶贯满盈的吉田大队几乎全歼。《贺龙传》一书写道：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还为这次胜利发表了社论《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蒋介石也致电贺龙，并发医疗费3000元。

　　类似齐会之战这样的战斗，在华北大地上不时发生，而比之规模小的战斗，更是几乎每天都有，日军进行了详细记载：《第33步兵联队史》写道，日军驻在距离保定约20公里的高阳，“几乎每夜遭受敌之袭击”，尤其是在1938年2月11日、日本的“纪元节”（日本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当天，“从保定大队部去高阳运送粮秣的辎重队在途中遭到共军伏击，车队几乎全被消灭。”《鲭江步兵第36联队史》则详细记载了1938年2月起其入驻山西清徐县之后的频繁战斗：

　　2月1日，“敌凭借险峻山地顽强抵抗，激战后虽将其击退，但我方也伤亡10余人”；

　　2月11日，“双方展开手榴弹肉搏战，激战中我方伤亡8人”；

　　3月1日，“我大队陷入苦战”；

　　3月14日，“松浦小队在苦战之后终于全军覆灭”；

　　3月16日，“混战中，我死伤10余人”；

　　3月20日，“前来支援的第1大队有10余名伤亡”；

　　4月14日，“一部敌人用云梯登上城墙，向城内猛烈射，我方人马、马匹等多数死伤”；

　　5月中旬，“机枪中队川琦大尉以下10余人伤亡”……

　　日本战史统计，仅仅在1940年不到一年之内，日军在华北五个治安大队就参加了4214次战斗。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期间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宣布：八年抗战，八路军总共进行了99847次战斗！

　　陷入如此汪洋大海一样的战争，日军哪有不败的道理？     

　　2

　　武器低劣，但战术灵活，而且异常凶猛——这是日军对八路军的评价。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回忆录就这样写道：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1938年8月3日，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一部奇袭山西朔县榆林车站，主力设伏于朔县汛河村袭击由朔县、山阴方向增援榆林车站之敌。此战“毙日军150余人，俘日军1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轻重机枪2挺，击毁汽车5辆、火车1列，破坏车站1个；我方伤亡100余人”（见《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八路军·表册2》）。日军后来写下记录此战经过的《榆林站悲惨事件》一文（载于满铁社员会1941年4月出版《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一书），这篇文章较好地还原了当年八路军的精气神：

　　“事件发生在昭和13年8月4日凌晨2时50分。同蒲路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正规军约1000人的包围。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聚集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齐猛烈射击，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当时八路军以轻武器为主，迫击炮是奢侈品，但八路军的炮手很厉害，日本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就在太行山黄山岭被八路军迫击炮连发4炮击中身亡，这门迫击炮至今还陈列在军博内。日军知道：一旦八路军动用了迫击炮，肯定是主力部队上来了。

　　“交战约1小时半，很遗憾，敌虽可能有很多伤亡，但我方不断出现死伤，已经难以支持……全体人员逐渐聚集在车站房舍内。可恨敌兵轻视我方人少，愈加狂暴，竟利用东北侧小厨房登上车站房舍的屋顶，从被迫击炮、手榴弹炸开的屋顶大洞投进手榴弹。车站房舍变成人间地狱，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可怕的喊声一直不断，满屋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炮弹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口、眼难开。某军曹倒下，某上等兵负伤。充血的眼睛，只见前后左右尽是血人。”

　　可见，手榴弹是八路军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八路军冲过来齐齐扔手榴弹的动作，让日军毛骨悚然。日本兵内匠俊三在《齐会、大超市村的讨伐战》中写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眼前的敌人成一列纵队，领头的人吹着哨子，他们弯着腰向我马车队冲去，接近二三十米时，一声号令，同时投出一批手榴弹。轰、轰的爆炸声震动大地，紫色的闪光照亮夜空，亮光中闪现我们和马车的身影。”

　　八路军爱使手榴弹，真实原因令人心酸：八年抗战，手榴弹是八路军唯一能够自给自足的武器，据统计，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年的兵工厂共造了450万个手榴弹。那时许多战士没有枪，腰里掖着几枚长柄“边区造”手榴弹，近战往往会付出惨烈牺牲，但冰雹般的手榴弹砸过来，日军也心惊胆战。1942年日本搞“五一大扫荡”，在河北无极县赵户村，八路军战士赵三子守卫南街口，一个人一口气扔出180颗手榴弹，把日伪军炸得鬼哭狼嚎，保持阵地不失。

　　手榴弹太猛，榆林站的日军撑不住了，呼叫援军，但电话线被八路军事先全切断了，怎么办？只能放火焚烧自己住的兵营，用冲天火光来召唤援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人数更多的八路军已经埋伏在援军过来的路上。这就是八路军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屡试不爽。果然，救援榆林站的列车从岱岳出发，刚到埋伏地，车就出轨了：

　　“与此同时，埋伏的敌兵从右、前、左三个方面，一齐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击列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司机井田头部负伤，迫击炮弹打穿煤水车铁板，火星迸发飞溅，发出可怕的响声。此时阿部少尉立即命令全部人员下车，靠近10来米后边铁路两侧的土堤，组成圆形阵地应战。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冲到了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恶煞的战场。”

　　一直到更多的援军过来，八路军才从容撤离战场，现场只剩下被打得像蜂窝一样的机车，周边全是日军尸体。

　　如此低劣的武器，如此顽强的精神，如此壮烈的牺牲，这正是“中流砥柱”！        

　　3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二，共军的情报搜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

　　这是《华北治安战》一书中选入的日军第110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在1940年初对八路军情况的记述，至今读起，还能想象他的一脸苦相及巨大的心理阴影。不得不说，日军的情报搜集能力极强，认真地分析八路军的特点。他们发现，八路军跟他们此前碰到过的对手、国民党正规军不一样，正规军一退走，八路军迅速填补进来，深深扎下根。

　　《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作者井本熊男，曾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一书写道：

　　“1939年底，中共的渗透大致遍及华北全境，对我方确保治安构成最大之敌。事变初期，蒋介石军队不战而放弃华北5省，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既无战线又无敌踪。然而恰似被细菌侵蚀了人体，如置之不顾，整个地区势将变成与我敌对之势……”

　　《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写道：

　　“山东的游击队开始，系继韩复榘之后的沈鸿烈及于学忠等正规军的逃跑所致。首先在左翼青年之间诞生了游击队，进而发展成为第八路军山东纵队，其势力不可小看。”

　　《游击队与游击战》（东京和泉书院1940年6月出版）这本书值得一提，作者长野朗，系侵华日军陆军步兵大尉，重点研究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书中写道：

　　“初期，（八路军）既打正规战，又打游击战。自山西归属日军以后，即专门进行游击战。第八路军的游击队从山西向河北平原、察哈尔、山东及华北一带涌来，对我后方兵站、医院、铁路以及在日本援助下成立的地方治安维持会，进行袭击和破坏，并且建立共产党的县政府。从此时起即已深入民众，在民众中开始组建游击队。由于他们能够与民众联系密切，因而得以了解我军行动，我军刚要将其包围，他们很快即逃遁一空。据说一年内战斗已达638次。他们的手也伸向临时政府的保安队，使若干保安队叛变，从而获得了武器弹药。为此，八路军向各游击区派出支队，以使游击队与自卫团进行联系，同时与共产党助长联络，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共军之所以顽固，在于他们依靠历来的战术，在我占领区山岳地带及省境等地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其根据地在地形上为日军无法靠近的山西五台山脉、东南山岳地带、山东泰山山区、河北的铁路中间地带等地区。每一根据地相当于数县之广，在此集中粮食，设立小型武器维修厂，成立宣传机构，建立学校，发行纸币。根据地的县均有共产党的县政府及县长。共军以其特长训练、组织民兵，建立人民自卫团，使之投入抗日战争。这类根据地是分布在日军占领地区以内的。”

　　长野朗敏锐地发现，八路军的真正“秘诀”，在于赢得“民心”，他写道：

　　“他们在掌握民心方面煞费苦心，因此在地方深得民心。例如山西地区贫苦，共军对军队自身军纪特别重视，禁止任意征用民工、车马及粮食。必要时召来人民代表，使其自愿提供。共军进一步武装民众，使之站到抗日战线上来。另一方面，将原有的地方团体改编成共产党方面的团体，并掌握其领导权，反对者作为汉奸，动员群众予以驱逐，将此地纳入共产党的地盘。”

　　老百姓的心，都向着八路军，日军自然讨不了好。长野朗感叹道：“山西省民众抗日情绪的确非常高涨，从老年妇女到儿童也都进行反抗，在井里投毒，很难对付。”

　　日本人还是蛮爱学习的，在残酷的武力无法压服华北老百姓之后，他们也在想办法如何向八路军学习，“赢得民心”，《华北治安战》一书，有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强培植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意见：

　　“考虑到对华北当前敌人共产党的对策，大家知道，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犹如鱼水，正在积极争取民众，我方也必须以军、政、会三者与之对抗，打一场争取民众的战争……”

　　当然，这是侵略者的呓梦。  

　　4

　　八年抗战，日军对八路军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首战大捷，日军还以为是苏联人在指挥八路军作战，《字都宫辎重史》一书收录了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关于参加平型关作战的战斗详报，是这么分析的：

　　“当面之敌几乎均为20岁以下少年兵，作战勇敢，远非以前所遇之敌可比，或为以学生等组成的军队。再者，其战术类似苏军之战术，显系在其指导之下。”

　　这个基本上就是胡说八道了。

　　随着与八路军交手越来越多，日军对八路军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写道：

　　“共军原来是连步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但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机枪和步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视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及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粒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则：一，见到敌人时才开枪；二，瞄准后才开枪；三，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到了抗战后期，尤其是1941、1942年日军残酷的“大扫荡”之后，八路军愈挫愈强，而日军已经陷入了恐惧，《华北治安战》记录了日军不愿意与八路军作战的沮丧与绝望：“华北地区1940年以前从未发生投敌罪。到1941年发生了2件，1942年也发生了2件，1943年以来，此类事件迅速增多，其中大部分是性质恶劣的故意投敌……另外，自杀现象严重，1942年7月，曲阳有4名士兵自缢，河底村有10名士兵集体服毒，阳泉也有2名士兵因不愿执行任务而自杀。”日本人在这本书里甚至这样形容：日军在华北占领的点和线，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

　　战场上的另一个变化，是被俘的日军越来越多了。抗战初期，八路军很难俘虏到日本兵，后者无比凶悍，死战到底。“百团大战”之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兵当了俘虏。他们不少人被送到延安，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得到改造，彻底转变了军国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他们后来把亲身经历写成了书，今天再读起来，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得知八路军胜利的秘密。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作者之一香川孝志记录了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往事：

　　“1943年6月的一天早上，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这是日军来轰炸了。我们从窑洞里出来，嘴里数着：‘1架、2架、3架……’飞机在没有人住的旧市区轰炸了一阵子便返航了。我们当时是在‘袖手旁观’。可是，当天晚上的日本电台和往常一样，广播什么‘延安的军事设施一个接一个地燃烧了起来’。刚来延安不久的一个新学员听到这个之后很有感触地说：‘在日军里，我们也是被这样的蛊惑宣言欺骗了的。’实际上，在那一天只炸死了一头驴。炸弹的碎片被送到延安北面约50公里的安塞兵工厂，成了八路军制造兵器的原料了（我也曾去过安塞）。《解放日报》社利用一发没有爆炸的炸弹，做成了印刷用的滚筒。”

　　另一名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梅田照文的记载，更有深意。梅田照文在百团大战中被俘，一度自暴自弃，到延安后，耳闻目睹，内心受到极大冲击，成了一位坚定的八路军“铁粉”，他在《反战士兵物语》一书中，详细记录了1944年4月出席朱德总司令母亲钟太夫人追悼会的两个细节：

　　“看到出席葬礼的总司令的形象，我大吃一惊。总司令本来是位胡须很重的人，又加一个多月他未刮胡子，显得所谓‘胡子拉碴’的憔悴样子。中国有个习惯，在父母去世的100天内，为表示哀悼之意，不刮胡子，总司令大概也是按照那种风俗行事的……有一点使我深受感动的是，总司令对于各界人士的悼词以严肃的态度致了谢词。他那谦虚的态度宛如站在恩师面前的学生一样诚心诚意，他眼角上噙着泪水，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我和我母亲给予了破格照顾。这是我和我母亲的最大光荣，十分感激。为了报答这些，我庄严地宣誓：作为一名战士，我将一辈子忠诚于党和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朱德同志讲的话。这是多么谦虚的语言哪！这是提高党和人民的威望，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无私的誓言！”

　　读日本人关于八路军的回忆文字，虽是日本人所写，很多甚至对八路军以“敌”相称，但我们仍然能够清晰触摸到那些年轻的中国生命的心跳，能够清晰感受到延续至今的中国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与神圣。

　　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的22次会战，还是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的规模不大但数以万计的游击战，都值得我们铭记。

　　因为，为了祖国的独立与尊严，每一次战斗，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