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网上，我看到了二战中美军飞虎队队员格林·本尼达重新回到中国湖北“认亲”，老泪纵横地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以了却六十年来的心愿。

在重庆晚报上，我看到了美军飞虎队老兵爱德华·康姆亚特感谢重庆人，他在感谢信中说：中国人滴水之恩，铭记永世”。

在新华网里，我更看到了鸡蛋，黄瓜和美国国务院表彰证书的故事：中国人帮助美国士兵的往事，经过了６０年时间的打磨，也未曾被遥远的大洋彼岸所忘却。

“鸡蛋”故事说的是，替日本人干保安看守工作的中国人葛庆余(当然那时被称满洲国人)和一个美国俘虏兵之间的秘密“交易”。被日军关押在沈阳“奉天俘虏收容所”里的美国士兵---肯·塔沃里乘干活的机会将轴承等零件从日本工厂里偷出来，交给保安葛庆余，由葛庆余拿到市场上去变卖换钱，买回鸡蛋等食物回馈给美国战俘。

这样类似的事例在我们的报刊和书籍中也可以读到，但不同的是：作者总会将自己的一方描述成机智和勇敢，将另外一方描写成自私和贪婪外加愚蠢。

但美国人就不是这样，肯·塔沃里没有去猜测中国人葛庆余的背后动机和用心，比如：1，他帮助美国战俘销赃是有私心的，他一定克扣下了不少钱财，否则理解不了他的行为。2，中国人葛庆余这样做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知道美国人得势了，他就会有好处，充当日本人狗腿子的罪恶就容易逃避掉等等。

美国人塔沃里认为，这个中国人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在帮助他，他给了他和其他战俘顽强地面对困难的勇气。塔沃里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希望所有美国的朋友们同样地善待他。

不幸的是，当肯·塔沃里终于打听到恩人葛庆余的下落时，葛庆余已经故去十几年了。为了缅怀这个中国朋友，他特意把葛庆余当年的照片放大，送给了葛庆余的子女，并为葛庆余即将读大学的孙女葛新资助一些学习的费用。他说，希望这微不足道的资助能够给这个家庭带来帮助，也希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能够在后人的身上得以延续。

肯·塔沃里回味的是"偷轴承换食物"的岁月，难忘的是60载中国恩人情，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党派，这就是人性的光辉，这就是美国式的感恩。

“黄瓜”故事说的是，在日本工厂里工作的中国人李立水(属当时敌对的伪满洲国人)，在一次他们买来蔬菜的路上，扔给一边干活的编号２６６战俘几根黄瓜。于是战后，这名编号２６６的美国战俘专门给李立水寄来照片和感谢信，说那根黄瓜让他永生难忘。美国人认为，只有那些勇敢和真挚的朋友才会冒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

几根黄瓜，过了六十年，美国人还记得，美国政府还记得。换成中国人，换成中国政府，或许也会记得，但会是另外一种意义。

在阅读张泽石的“战俘手记”时，读到了“香烟”的故事。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180师陷入包围圈，志愿军战士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在雨水中苦苦坚持了十几天，直到被俘。可想，有一些犯了烟瘾的干部战士向美军看守讨烟抽，按被俘战士的话就是“从部队被围后，大家很久都没闻过烟味了”。可想，会有美军看守给被俘虏的志愿军官兵递烟。要的人多了，就引起了哄抢，人多烟少，看守只得将香烟折断分发，因为美军士兵按规定一天也只有一包的日供应。

被俘干部战士们求的是正常的生理需求，美军看守只是在个体上从最朴素的人性本能的角度上满足这种需求。这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和美国人之分，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也没有英雄和狗熊之区别。因为反过来，假如哄抢香烟的是美国俘虏兵，虽然可能会被志愿军战士耻笑，但美国兵大多不会有不妥的感觉，反而会对派发香烟的志愿军士兵产生感激之情，会认为那是“滴水”之恩。

这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的正常反应，但到了中国人的笔下，就上升到了民族骨气和节气的高度。张泽石将这个“香烟”故事的标题冠以“骨气”二字。张泽石说，他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并对勉强回到了帐篷难友们说：“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莫非美国大兵成全了志愿军战俘当烈士的愿望才能让中国人产生感激之情不可？

当时的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同盟国，不仅给日本军队提供后勤保障，还直接派兵随日军征战，参与对美国战俘的看押和迫害。对于替日本人服务的满洲国人葛庆余和李立水等，美国人并没有以最坏的恶意去加以揣测，更不会查了祖宗三代后去定性。

６０年过去了。美国国务院于2005年8月19日向李立水和葛庆余等中国人授予了“表彰证书”，表彰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关押在中国沈阳奉天战俘营的美国战俘的帮助，以感谢他们的“人道和勇气”，并铭记这些“真挚的朋友”。

中国媒体多强调这些中国人对美军的帮助是无私的，是为了中美友谊。但是无私还是有私以及背后的动机，并不会影响到美国人的感恩，因为在那一刻，这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实实在在地，也就是客观地帮助了美国人。虽然一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美国英雄还曾在我志愿军战俘营里遭受了虐待，但恩是恩，怨是怨，恩怨分明，只要有“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这就是现实中的美式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