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台湾《时报周刊》1月7日一期报道《台湾生化武器研究基地P4实验室曝光》(记者林家予王斌李诚)

　　　詹中校染SARS，源自“国防部”预防医学研究所里的“第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P4实验室，是预医所的镇所之宝。然而，正当外界仍在议论纷纷，质疑具有生化研究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詹中校，何以会疏忽染SARS的原因时，根据权威管道透露，事实上詹中

校染SARS，与他正在着手调查SARS真正来源，有密切关系。

　　　曾经造成世界恐慌的SARS疫情，原本以为SARS病毒的变异是生物性突变，但上个月，前预医所所长刘鸿文公开分析报告，质疑SARS可能是人工制造的变异，进而培育出来的“生物战剂”。

　　　此外，俄罗斯医药学院院士科列斯尼科夫也声称，SARS病毒只可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因此，在台湾发现SARS疫情之初，“国防部”便已责成“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编组，由P4实验室负责验证SARS病毒是来自实验室制造的相关证据。而詹姓中校是最主要的执行人员之一。

　　　尽管詹中校染SARS备受争议，但“国防部”仍高度肯定这位病毒专家的能力，已于12月30日替詹中校举行晋升上校典礼，毕竟他还肩负追查SARS来源的责任。

　　台军研发生化武器

　　　外界或许不知，詹中校所主导的P4实验室，全世界只有17座，亚洲地区只有日本和台湾有，大陆还没建构完成。台湾则因拥有最先进的P4实验室，也被列入研究生化武器可疑地区之一。

　　　位于台北县三峡镇白鸡山区的预防医学研究所，成立31年，平常戒备森严，没有门牌，是台军最机密的单位之一。去年上半年SARS疫情最严重时，陈水扁曾巡视预医所，才稍微揭开其神秘面纱。其早期附属在“国防医学院”下，代号“白鸡16”，其中“16”代表军医院；现在军方的代号，则改称“白鸡12”。

　　据熟悉预医所的一位退职人员透露，预医所表面上是学术单位，最高主管是所长，但实际上因其具有特殊任务，背后最高指挥官是“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但若涉及生化战，“国安局”也会介入；针对某些特殊业务，“国安局”也派员进行协调。

　　　预医所可说是台湾最具规模的细菌、病毒和生物防护医疗研究单位，1983年向法国购买P4实验室，是全球17个同级设施中的第8座。里面有炭疽热、埃博拉、天花、汉他及SARS等病毒，因为拥有这些至今尚无解药的病毒，被外界质疑在从事制造生化武器。

　　　据内部人员指出，预医所早年确曾企图研发生物战剂，他更直接点出，在国民党执政时，仍有研究生化武器之举，但阿扁执政后，3年来是否有所改变，不得而知。其研究计划均列为绝对机密或极机密。

　　　1999年11月，台北市出现母马“黑玫瑰”感染炭疽病死亡疫情。炭疽病在台湾于1953年起就没有动物感染病例发生，1972年后，不再有人受感染之病例报告。此病传染力极强，日军侵华时期曾将其作为生物战剂。这个著名的“黑玫瑰”案，不仅防疫单位震惊，连“卫生署”也没有检验设备，只有预医所有检验能力，军方随即派员处理。

　　　预医所最后检验出病毒，参与成员还在“立法院”发表报告，并提醒卫生单位不可掉以轻心，炭疽病毒可能比口蹄疫更可怕。因为口蹄疫病毒可能随病猪死去而消灭，但炭疽杆菌却能在宿主死去后还有存活的机会。

　　有能力发动生化战

　　“9·11”事件后，恐怖分子一度用炭疽病毒以信件方式攻击美国，台当局当即责成预医所，负责炭疽病菌及肺鼠痘杆菌防疼准备，并邀请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专家来台教授防疫单位训练。

　　2001年12月，黑面琵鹭相继发生两波感染C1型肉毒杆菌毒素集体暴毙事件，第一波有66只不治。预医所随即主动南下，进行环境毒素分析。数年前，花莲一对吴姓夫妇因汉他病毒猝死，预医所也是站在防疫第一线，事后透过学术单位挂名发表调查结果。当时，预医所曾在台湾本岛及金马外岛等地的海港及机场，捕获5568只老鼠，研究鼠类汉他病毒，且连续10年，一直在马祖进行鼠类相关重大传染病疫情调查工作。

　　另，今年美伊战事期间，生化战阴影挥之不去，欧美国家重要官员多接种天花疫苗。预医所即奉命还原早年留下的天花疫苗，超过百万剂，一旦传出病例，即优先替当局官员施打。

　　目前为了因应可能引发的生物战，预医所已建置天花、鼠疫，炭疽热及肉毒杆菌等生物战剂的快速侦检能力，及完善的防治标准作业程序；一旦遭受生化武器攻击，可快速激活各战区医疗网等防护机制。预医所也有一辆P3生物安检侦检车，该车具有机动性的实时预警系统，下年度将采购第二辆。

　　当被问及预医所是否从事制作生化武器时，前所长、现任“国防医学院”教育长刘鸿文坚决否认。他说，预医所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及医疗安全等相关工作，不能把生化武器和预医所画上等号。

　　但是，发炭疽热信件感染，美国在检验信件内白色粉末是否为炭疽菌孢子，所使用的试剂就是预医所研发的，其准确度高达99.97%。另外，3年前，预医所也曾编列预算，前往非洲和美军合作搜集可怕的埃博拉病毒。由此可见，台湾绝对有制造生化武器的能力。

　　中校染病疑云重重

　　詹中校，20年前自师大生物系毕业后，投身军旅，转读“国防医学院”。取得硕士后，由公费资助前往美国拿到医学博士后，就在“国防部预医所”服务至今。

　　2003年5月SARS期间，詹中校兼负重任，以SARS病毒，由“国卫院”提供40种抗SARS药物进行测试，在短短1周内就发表成果，摇身一变成为抗SARS英雄，不久前才从“国防部长”汤曜明手上接下“优良医护人员”奖牌。

　　据曾经和詹中校同事过的研究人员说，詹中校生性谨慎，从事病毒研究十几年来从未出错，可说是台湾难得一见的病毒专家。为何竟会一时疏忽，在准备处理3天前留在P4实验室操作箱内一袋实验SARS病毒废弃物时，在未穿戴防护衣情况下，碰到检体外泄，还直接拿纸擦拭?如此做法，根本不是一位病毒专家所该犯的错。

　　按照规定，P4实验室订有严格标准作业程序，凡进出研究室必须进行全身消毒淋浴，而且必须穿戴隔离衣、护目镜、口罩，及配戴两层手套，身为一位专家，詹中校为何未按程序操作?

　　因为错得离谱，有内部人员怀疑，12月6日当天，詹中校可能是在进行一项不为人知的实验；不然就是当时受到惊吓(如有人正要进来)，不仅弄翻试剂，还反射性拿东西擦拭，而忘了自己根本未戴防护手套。事后再推说“以为病毒已死”，来向社会大众解释。

　　最要命的是，詹中校自知可能染SARS还到新加坡去，回台发烧又私下看诊，最后在家人的请求下，才到和平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整个处理过程，令人质疑，研究病毒的人竟然如此草率，除非企图掩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