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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国民政府和德国关系非常密切，这主要是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政治观点比较接近。辛亥之后袁世凯基本掌握全局，不过袁世凯一死全国立刻分崩离析、军阀混战。孙中山本来想依靠苏联实现全国统一，但是由于主义不同，两党终于在1927年分手。蒋介石掌权之后也是认为应该彻底铲除一切离心力量，将军政大权统统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这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要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府非得有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才行不是？于是自打1927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到华指导军事建设。

对德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工业、军火的市场，不说政治上的影响，单单说扩大在如此大的一个市场上影响力，那也是太划算的。此时中国穷是穷，可是咱“地大物博”不是？有着丰富的钨、锑、锰等等矿藏，这都是拿钱买都买不着的战略物资，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展开积极合作。

于是德国军事顾问就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从1927年算起到1938年结束，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前前后后总计135人，大概分5批。

第一位德国总顾问是马克斯·鲍尔。鲍尔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此人头脑精细，目光锐利。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都是他想出来的。

鲍尔来华的工作当然是军事建设，裁减、重建、整训这些都是份内之事，“北伐”战略也是出自此人之手。除此之外，鲍尔还对中国的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甚至参与了中国财政体系改革。

1928年5月，鲍尔在上海病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好朋友，为中国的崛起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位鞠躬尽瘁、纯粹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将永远活在俺们心中！鲍尔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是开山之人。

第二位德国总顾问是赫尔曼·克里拜尔，是前任顾问鲍尔推荐的。克里拜尔以前就来过中国，不过那个时候不是来帮助咱们的，而是打咱们来的，是八国联军德国军队的一名中尉。后来在国内搞革命，啤酒馆政变的参与者，也是希特勒的狱友。

克里拜尔此人思想“正统”，在本职工作上是兢兢业业，“中原大战”时亲赴前线筹划布防，功劳不小。但是克里拜尔脑筋僵化，竟然以为实现光明的革命目标就必须要用同样光明的手段去实现才行，对蒋委员长一手“炮弹”、一手“银弹”的手法很是瞧不起，“打服了才是真服，拿钱买来的那他钱花光了肿么办？”于是二人合作期间矛盾重重，终于在1930年5月被炒了鱿鱼。

第三位德国总顾问是乔治·魏采尔，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一战名将，此人一来中国就像上了弦儿似的忙开了。

“中原大战”，反蒋军有70万之众，兵分四路同时发动。魏采尔指挥若定，下榻于蒋委员长的专列上，不顾生死穿梭于前线，最后击溃、瓦解了反蒋军。蒋介石对魏采尔的忠诚、勇敢、勤勉甚为嘉许，“功不可没”。

“围剿红军”，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仅一个月后，乘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魏采尔立刻驱军长入，从多角度直插苏区腹地，占领了广昌、宁都，战果辉煌。朱毛的部队只有逃之夭夭。对手毛主席对这位德国顾问的战术水平评价非常高——“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

魏采尔对军事教育极为重视，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这都是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在此之前，国军从未系统搞过辅助兵种的正规化建设。此时受过系统化军事学习的高级将领基本上都是出自日本，黄埔军校的军事理论是苏联的，一开始也是速成教学法，谈不到正规的系统化。魏采尔摒弃了比较死板的的日本军事理论，推行 “一切从实战出发”的德国典范令，大搞陆军合成化，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

魏采尔也推行特种兵的建设，是中国军队特种兵的开山祖师。

魏采尔尽心尽力干的很好，可是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一般般。原因主要是以严师自居，要求严格，有些恨铁不成钢，对中国军队批评太多，而且不讲究方式方法，说话太直接，毫不留面子、讲客气，一激动就抡胳膊指手划脚大声嚷嚷。蒋委员长终于忍受不了了，“在军事事务以外,头脑不够灵活，对政治事务缺乏兴趣”，1934年4月11日，解聘。

第四位德国总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当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和毛奇、史里芬齐名！

齐名不是在战争中搞到的。毛奇建筑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奠定了指挥原则，史里芬设计了宏伟的战争计划，而塞克特是在在一战后的“灰烬”中，呕心沥血重建了德国陆军，在濒临灭亡中保存了火种，故被誉为“德军之父”、“德军的杰出缔造者”，所以塞克特来华之后也是积极发挥所长，大力推行日耳曼式的建军方针和思想。

塞克特明确提出 “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一、军队为国家之基础；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针对中国现状，塞克特主张以有限的物力财力，尽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先编成6—8个师，然后扩展到18个师（约30万人）。

建军同时，塞克特积极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抗日整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

此时中国还算平静，除了日本侵占了东四省、国内有个苏维埃政权之外，其他的国内国际环境还算说得过去，于是塞克特可以所长得展，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最大信任。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 塞克特以此身份可以代表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每周二、五上午10时---12时定时报到，事前登记、过时不候——等着挨板子吧。

中国的事情就是难办，多少英雄好汉不是没本事成事儿，而是被病魔击垮了。往远说有诸葛亮，往近说有第一任总顾问马克斯·鲍尔，现在第四任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也病倒了！

很明显，中国的事情已经累死了一位总顾问了，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加小心了，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要是再累死一位总顾问——这传出去成了啥了？1935年蒋委员长依依不舍地送塞克特回德国休养。

第五位德国总顾问是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此人是塞克特的助手，是塞克特临别时以“最诚恳的心情”推荐的。

法肯豪森和塞克特一样，继续执行军队建设工作，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无不满腔心血，尽心尽责。再有就是拟订了抗日的战略总蓝图，提出了战区概念，也就是中国抗战的支撑体系。

1935年7月，法肯豪森拟就《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两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当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建议书》所说的，“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这就是不正确的。此地乃是平原，如何与日军决战？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保定会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后也是溃败。

虽然《建议书》中所说“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是正确的，但在总体进程上过于重视河北、山东、徐州，而轻视了山西，这确实给初期的抗战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困难。

总的看，法肯豪森的战略思想有相当的正确，但也有很明显的缺陷，这也不能都怨人家，自己的事儿最后还得自己办。人家德国人哪能知道你们中国咋这乱呢？按照军事理论计算兵力是无论如何也够了，哪里会知道一会儿你打正面战场、俺打敌后游击，一会儿搞摩擦，一会儿跑了保存实力去了。

法肯豪森还主持了长江江阴要塞的布防，还有国防工事淞沪线、吴福线、澄阴线的构筑。法肯豪森在中德军工间的合作也起了最大的积极作用，此人正直，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极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以至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是不是中国人？”

十年生聚终于结出硕果！淞沪战役中,德式样板第5军所辖的第87、88师，全部投入战斗，重创日军！“庙行大捷”，日军精锐之第9师团受到重挫，遗尸3、4千具！

日本人气坏了！“肯定是遇到了德国顾问训练的模范军！”赶紧抗议德国违背《凡尔塞和约》！

其实德国政府在此事上并没有违反那个过于压榨德国人的《凡尔塞和约》，所谓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全没有政府的官方承认，人员也都是退役人员，但德国政府确实是倾向于中国的国民政府的，这里边有经济因素，也有德国军事的战略要求，例如，制造穿甲弹及战车装甲以及飞机所必须的钨、锑、钼等，70%以上来自中国，但最重要的还是政治观点比较一致。

“巴巴罗萨”计划之前，德国政府就一直不承认“满洲国”，更不希望日本对华的侵略行为迫使中国政府倾向苏联。德国国防部的冯·赖世瑙将军访华时曾向蒋介石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反抗日本霸权的斗争”。

可是哲学教科书告诉咱们，事物总是运动的、变化的，1936年３月德军进驻非武装区莱茵区，从此与英、法关系逐渐恶化。而日本对中国华北、蒙古的侵略，也侵犯了英、美、苏在华的利益，日本与英、美、苏的关系开始也趋于恶化，如此，德、日之间出现了利益共同的一面。1936年11月25日，德、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一个打着反苏反共旗帜的军事协定,但是德国并不打算抛弃中国，一个原因是担心日本侵略中国会把中国推向苏联，再一个1936年9月，纳粹党代会通过了4年战略物资的储备规划，而中国正是完成这个计划必需依赖的主要国家。

1934年8月开始的中德易货合同给德国运去了钨、锑、钼、桐油，给中国运来了大量军事装备，150mm野战重炮、37mm战防炮、20mm机关炮、毛瑟24型步枪，捷克造轻机枪，西门子的通讯器材、蔡司的望远镜、德制轻战车、架桥器材、防空探照灯，钢盔、子弹、枪套，快艇、鱼雷，啥都有。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设备.

1936年，德国和中国又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到了“七·七事变”双方完成了8200万的合同。

日本人当然不愿意中国人拿起德国武器消灭自己，跟德国人提抗议。希特勒倒是很有“商业道德”， 声明和中国签订的军火合同仍然有效，但是不再和中国签订新的军售合同。如此抗战爆发之后，德国军火还是按照合同源源不断运抵中国。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方紧急订货，工厂哪里来的及生产？德国于是就从已经列装的国防军装备中抽出5300万马克的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第二次启运两批军火，竟然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

日本人算了算账，行了，你们两家的2.82亿马克的军火完成了吧？可是没有新的合同了吧？

“对！卡西欧的计算器就是好使，算的都对，合同执行完了。”

“不会再签订新的合同了吧？”

“不会了！”德国人一边儿和日本人拍着胸脯保证，一边儿在香港和国民政府敲定紧急采购武器协议，步枪30万支，每支配弹1000发；手枪3万支，每支配弹1000发；机枪2万挺，每支配弹一万发；37毫米战防炮500门，每门配弹1000发；迫击炮500门，每门配弹2000发。

香港一签协议德国那边就立刻装船启运，到了3月，有多达3000多万马克军火、由德籍货船陆续运到香港交付国民政府。同时中国驻德专员再次追加订货，迫击炮300门，每门配弹3000发；驳壳枪2万支，每支配弹2000发；高射机关炮300门，每门配弹5000发；150毫米炮弹6000发，其他各式炮弹18000发；步、机枪弹3700万发，水雷若干。7月6000发重炮炮弹、18000发37毫米炮弹、5000支毛瑟步枪、3700万发子弹运到中国。即便到了1939年中德的贸易额仍然高达1亿1千万马克，在德国方面，1939年从中国进口的物资，仍然占到全部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十二。

由于自身扩军的需要，也是因为1936年制定的“4年战略物资的储备规划”基本完成了，从1939年起，德国军售开始逐步减少。一直到1939年底诺门罕战役爆发，希特勒认为苏联和日本已经开战，从而准备彻底甩掉中国，这样就结束了大规模的军售。但在1940年、1941年，中德双方仍然还有小规模军售。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宣布和中国断交，并承认了伪满洲国，这才彻底结束了中德军火贸易。

当然，从1938年开始的军火贸易都不是以双边的形式完成的。德国人把军火先卖给第三国军火商，然后再转手卖给中国。这都是常用军火贸易手段，到现在也是常见，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就是最大的五个军火商，这些把戏当然是玩惯儿的。

日本人又不是傻子，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谁看不出来？跟希特勒提抗议。德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回答，“我国政府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军火贸易。同时，我国政府一贯反对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生产。德国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我国政府无权干涉本国军火公司向非中国的公司销售军火。至于这家非中国的公司最终把军火卖给谁，我国自然是无权干涉的。我国政府再次呼吁中日双方要保持冷静，希望双方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

日本人好脾气，“行、行、行！自由贸易是不是？既然你一贯的自由贸易，那你那些军事顾问还算自由贸易吗？”

希特勒想了想，“咱不是人贩子，这些大活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自由贸易——撤！”

可这帮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还干上瘾了，“别看小日本现在蹦得欢，过几年让他们拉清单！这还没完呢！俺就不相信还收拾不了你们小日本？再说俺们又不是政府派来的，是民间人士来打仗的，志愿的！希特勒你管不着！不回！”

“不回也不行！”希特勒几次三番下令，顾问团就是不回国。日本人叫唤得厉害，希特勒也没办法，“管不着也得管！要是再不回就是叛国！家属抓起来、家产充公！”

没办法，回吧！ 30多名德国顾问被迫回国，临行前法尔肯豪森将军主持宣誓，“绝对不得泄露中国的任何军事秘密。”

德国人是很把 “宣誓”当回事儿的。柏林战役的最后，德国和苏联军队签订了投降协议，德军指挥部于是派出广播车满大街喊，“希特勒已经自杀，各位对希特勒的宣誓已经无效，立即放弃战斗。”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