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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都是挺好的，现实都是有问题的，现在这个“大陆政策”就遇到了问题。

“七·七事变”开始，7月11日，当北平战地中、日军队正在谈判停战协议时，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增派日军三个师团，积极准备扩大战争。当天晚上，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贵众两院、财界、舆论界的代表，要求协助当局，统一国内舆论。在7月25日召开的第71届特别议会上，各党派“表明态度，全面支持政府对于北支事变的断然方针，并在举国一致的体制之下，对政府的决心予以竭尽全力的援助。”在统治集团的支持和军部的推动之下，内阁采取了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很快8月13日淞沪战事爆发，战争彻底失控。此时近卫彻底抛弃了原来的“不扩大”的方针，接受了陆相杉山元的建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先是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随后于8月15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强硬地宣布“膺惩中国”、进行“圣战”。

“圣战”嘛，就得有两个准备，首先是精神上的，“圣战”一般就是“为死而战”，这个是基础，要不然老百姓和军队死了都不知道是为啥。9月，近卫内阁就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方针，支持法西斯的侵略中国步伐。10月，专门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络会，并派海军大将有马良桔担任会长。

再一个还得有物质上的准备，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1937年9月，日本第72届临时议会同意设立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立刻通过20亿日元临时军事费。1937年日本政府的国民产值为200亿日元，财政收入为47亿日元，正常的军费是13亿，加上这20亿都达到了33亿，这等于对中国开战半年就把政府全年财政支出花出去了三分之二。

可以预见仗是会越打越大，钱也会越花越多，虽然精神上足够支撑梦想，可是物质上却拉了梦想的后腿，1938年2月2日，日本政府追加48.5亿日元临时军事费，可是大藏省砸锅卖铁也根本凑不到这个数。正因为如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后不得不暂停“大陆政策”的梦想，大本营发出训令，到1938年8月底之前，暂时不动，巩固已有态势，以绝对不发动新作展为原则。既找不到前进的道路，也找不到后退的理由，现在河里的石头不管大小是无论如何也摸不见了，只好暂时搁置哈——

徐州会战意外爆发，这就找见了方向了！第一，人家要打、咱不能不打；第二，趁此机会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谈判、投降，那也能算咱们“大陆政策”的胜利不是？第三，经济上实在是受不了了，1938年4月28日，日军正在徐州大打，而日本政府便以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基本方针》为开端，开始实施消费品配给，大家都为“圣战”勒紧裤腰带吧！到了最后的1944年，日本军费达到了全国国民收入的98.5%，这样看就是等于把全国的收入都拿来打仗了，这就不是勒紧裤腰带“圣战”了，而是把嘴吊起来的西北风“圣战”了。

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勒紧裤腰带的“圣战”，于是在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增加赌注，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

8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拟订《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其方针是：“把灵活的作战指导和各种措施都统一在这个方案之下，由此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最近，更要统一和加强总动员和军需动员，以促进国力建设和充实军备。”其战略指导是：“(一)进行指导时，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二)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方兵力打击愈大则愈有意义。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

1.为了夺取武汉三镇，作战指导上应采取以下策略：对配置于该地防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

2.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力，即：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为了占领武汉三镇附近地区，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在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旨限于控制沿江岸的各要点。

3.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1)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攻占广州。(2)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的交通，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

4.在原则上，除了汉口及广州作战外，不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

从这个《指导要点》来看，第一是“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速胜论当然是追求的目标，而且勒紧的裤腰带也要求速胜；第二是“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兵力有限、顾此只好失彼，瓢和葫芦只能管一个；第三是“汉口及广州作战外，不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这次的“不扩大”不像上次徐州会战之前的“不扩大”，那次说的“不扩大”有个“1938年8月以前”的时间限制，而这次是没有期限的限制——实在是没力量再打下去了。

那么没有力量再打下去如何取胜呢？“大陆政策”的梦想咋办尼？这个《指导要点》也给出了光明的前景——“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又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对这两种动态，要努力因势利导，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

很明显，这次武汉作战的目的就是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最不济也得让他们坐到谈判桌前！

这个谈判呢——也不是不可以哈？

1938年1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第二天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称“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有本事就再也别来找我”的话刚说了半年咋就反悔了？实在是没办法啊，徐州、兰封会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日本政府也看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实力，你不跟他谈跟谁谈啊？

丢人也就丢人好了，好在对手也是这样，年初人家被剥夺谈判资格很生气，这过了半年气儿也消了、也想谈判了。

5月26日，近卫对内阁进行改组，新任外相宇垣一成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1913年蒋介石“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结识了宇垣一成，当时，担任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的宇垣一成对流亡中的蒋介石、张群曾给予照拂，蒋介石等人认为，宇垣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

宇垣一成

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进入南京的北伐军第2、第6军开始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暴力事件从上午9点开始，下午5点结束，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E.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HerbertA.Giles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不过子弹飞偏了，没打着。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击围攻美国领事戴维斯驻地的中国军队。中方的死伤人数，根据各方面的调查，为死亡36至39人，伤数十人，还有一说是伤数百人。

在美英军舰开始炮击的时候，日本舰队接到不得炮击的命令，第二天3月25日荒木龟男大尉带领一支不带武器的90名登陆部队上岸，撤走了一批日本平民。事后荒木龟男遭到训斥，于3月29日欲持手枪自杀未遂。

3月2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

就此事件时任日本陆相的宇垣一成认为，“务必不使共产主义波及全中国，要使南方派的蒋介石同共产党分裂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于是派遣军部铃木贞一到九江会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铃木转达了宇垣的口信，日本陆军认为，你应“同共产党分手”，搞“纯粹的国民运动”。蒋介石立刻回答，“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此时蒋介石还没有追到宋美龄，也就是思想上还没有转向美英，满脑子还是日本教育，当然要听日本人的话，这就是“四·一二”国共分家的发端。

如今老朋友宇垣一成上台了，前一阵子那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话还算不算数？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期盼，“是日，敌内阁改组，外相广田、藏相贺屋、文相木户等辞职，分由宇垣、池田、荒木继任。”

这一届内阁相对于此前后的战争疯子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为“和平”内阁，组阁的第二天5月27日，首、外、藏三相会议决定，在1938年底解决“中国事变”。

据此决定外相宇垣发表声明，“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蒋介石6月9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倭外务省发言人称：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此或欲求转寰，以为谋和之余地乎?”——委员长心动了。

于是张群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

宇垣考虑汪精卫、张群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可是就在这十几天的功夫里，日本方面态度有所改变，除了坚持去年年底陶德曼调停条件之外，又加上了蒋介石下台这一要求。

7月15日乔辅三回武汉汇报，蒋介石与孔祥熙磋商之后命令乔辅三7月18日再去香港答复，(一)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在我国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如“首先设置领事”。(二)内蒙可以设特殊地区,华北则不适宜。(三)清算同共产党的关系,必须再加研究。(四)中国无力支付赔偿。(五)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这些都是好事情”。

和半年前陶德曼调停的时候不同了，当时是谈也不能谈，现在时过境迁基本上都可以谈，可是新条件蒋介石下野这个问题不好处理哈。孔祥熙说，蒋介石本人甘持下野的态度。可是蒋介石果真下野,那么由何人同日本签约、何人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日本再三坚持，乔辅三只好抛出最后的底牌，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院长负完全责任。另外就是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实现；再有通过中间人对话,有“隔靴搔痒”之感,孔祥熙愿意同宇垣外相直接会晤，地点可在台湾或长崎。7月22日，中村回国请训。

而此时日本对华政策又在摇摆，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要求集中国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同时“不妨根据条件接受”和谈，这是一个先来硬的计划。

既然是想先来硬的，那么“和谈”的条件就不一样了、是不是？7月8日，五相会议又确定了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的具体条件，一是使国民政府合并于新兴的中国中央政权(指伪政权)，这就是重组政府，而且是傀儡政府；二是改变国民政府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这是连国名都要改了；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这一条双方倒是可以找到共同点；四是蒋介石下台，很明显蒋介石不会是日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无论如何得换一个。

很明显，条件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比陶德曼那时的条件简直是天壤之别，彼时是割土，此时是亡国，国民政府如何能答应？

7月12日五相会议又搞了一个决定，《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实施的纲要是，“1.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2.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3.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这个方针就完全是建立傀儡政府的具体步骤了，特别是选一个“第一流人物”的利益代言人——这个是指唐绍仪、吴佩孚，此时日本人对汪精卫想都没敢想。

这个“和平”内阁为了尽早结束对华战争，在政治上准备了很多手段，例如这个找“第一流人物”作为利益代言人、策反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称为“鸟工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类似的“鸟”工作——

加强临时政权、维新政权的工作称为“鸠工作”；

在蒋政权内部及民众中搞反蒋运动称为“鹰工作”；

离间蒋政权的将领、政客的工作称为“鹭工作”；

在蒋政权内部散布和平反战的论调称为“鹫工作”；

谋划建立西南政权的工作称为“鸢工作”。

除了以上“鸟”工作，还有瓦解杂牌军的“兽”工作——

宋哲元——“狐工作”；

韩复榘部队——“粟鼠工作”；

东北军——“狗工作”；

阎锡山军——“狸工作”；

石友三军——“猫工作”；

刘建绪军——“鹿工作”；

徐源泉军——“牛工作”；

其他武装团体——“兔工作”。

以上工作统称为“禽兽工作”——咦？似乎好像大概差不多是不是日本人忘记了什么？这个“禽兽工作”里怎么没有李宗仁、白崇禧的位置？肿么也不会放在“其他武装团体——‘兔工作’”里吧？这也太没面子了吧？还让不让投降了？！

哈哈，肿么会呢？二位反蒋铁杆儿肿么会这个待遇？如此重要人物早已给安排好了位置——“山工作”！放心吧，和以上“禽兽工作”当然要有所区别是不是？

这当然放心啦，不过把人家放在最后、还以为没有呢、吓了人家一大跳，好讨厌啊。

此种情况下中村回国请训的结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9月初,乔辅三也通知中村，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先决条件不能接受,中止香港“预备会谈”。

而日本的宇垣一成外相也认为,抛开蒋介石并把中国“满洲国化”,会使中国国民抗日更加炽烈,徒使事态恶化。宇垣外相于9月初与近卫首相另一支诱降队伍的领头人小川平吉密商，由小川向首相献策，可以按照孔祥熙以前要求直接会晤时曾提过的“暗中约定反共”、“和平后蒋介石再下野”的两点方案,举行孔祥熙、宇垣的直接会谈。

9月21日,小川与近卫首相长时间磋商长崎会谈方案，最后决定“和平后蒋介石再下野”这也是一条路子。于是宇垣外相乃于9月23日五相会议提出长崎会谈提案,要求米内海相派舰接孔祥熙。当宇垣询问陆相板垣对此案所持态度时,板垣表示对长崎会谈“并无异议”，由此外相提案获得五相会议批准。

板垣征四郎对宇垣一成的表态完全是两面派，日本陆军此时正在炮制对华指导机构“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为手段来剥夺外相对华政策决策权，这违反了近卫首相答应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外交一元化”和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承诺，9月29日宇垣一成辞职，长崎会谈也就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