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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21日，香港罗湖遭日军轰炸，死伤30人，日本政府支付赔偿2万港元，这件事就算拉倒。按照委员长的逻辑，日军“轰炸港英租界”是为了让英国出面调停，那么为啥要给英国佬两万块钱？日本如果真让要调停，那就不应该给钱是不是？而是要一直“轰炸港英租界”、直到英国佬钻出防空洞喊调停是不是？

委员长的逻辑实在是深不可测，更为令人感到莫测高深的是下面的判断，“现英、法不但无望调停意思，尚且加强香港、安南军备，故此动作完全失败。敌内阁拟在四月间进行改组。”

面对日军占领海南岛、租界被炸，英、法选择不理会日本的“调停请求”而是“加强香港、安南军备”，这样就使日本军国主义的停战企图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故此动作完全失败”，于是乎，日本军国主义只好“拟在四月间进行改组”？

现任平沼骐一郎内阁于几个月后的8月28日、因为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辞职，并没有因为现在“此动作完全失败”而起辞职的念头。委员长，您是想停战想的太不行了吧？反正不管怎么说，虽然委员长判断日军有“有攻南昌与长沙企图”之后，第一寄希望于3月15日的“日俄邦交如何变化”，第二寄托于“敌内阁拟在四月间进行改组”，如果这俩样能有一样实现，那么就能打消日军“有攻南昌与长沙企图”，那可真算上“上兵伐谋”了。

委员长的这两个盼头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第9战区对日军向南昌的进攻倒是早有准备，前线指挥官罗卓英在东线永修一带第19集团军5个军13个师以鄱阳湖为依托沿修水展开阵地，西线武宁一带第30集团军3个军8个师衔接第19集团军阵地。

阵地还是传统的单线布防，应该是既不敢也不会机动防御，不敢像作战厅提出的开放战场，没有以南昌为诱饵、“与敌胶着战场，周旋二、三月”的勇气。如此单线平铺，几乎将全部兵力撒开到阵地上，谈不到什么机动兵力，完全违背机动力量大于守备力量的战法，打起来就看日军能不能再敲破一次鸡蛋壳了。

3月17日，日军第101师团展开预备行动，派出强力部队渡过修水支流驱逐中国守军占领修水北岸开始渡河准备。3月19日第106师团、军炮兵队、战车队完成渡河准备。此时由于连续大雨，修河水涨三米，中国军队在河面上设立的障碍物全部被冲走，部分岸边阵地也因被淹而放弃。

3月20日16时30分，炮兵开始火力准备。日军投入72门150毫米重型榴弹炮，20门150毫米重型加农炮，102门75毫米山炮野炮，近200门火炮急速射击。为了实现快速突破，此次炮火准备竟达3个小时，这在日军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时20分至30分的最后10分钟，日军发射毒气弹3000余发。火力及毒气弹准备之后，日军野战毒气队又在12公里进攻正面上施放毒气筒15000个，其中第106师团各进攻点居然释放了1万个。

日军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联队长佐佐木孟久大佐回忆，“3月21日拂晓是阴天，有约3米/秒的风吹向敌方，这是使用特种弹的绝好天气。按照预定计划，从拂晓开始，进行试射、校正射效，以后转入炮火准备后，140门大炮的炮声盖住了修水河畔，实为壮烈。最后发射特种弹(毒气弹)，亲眼目睹了浓浓的红云渗透至敌阵的情景。结束炮火准备后，前沿步兵放射特种筒，战斗进展很顺利。当炮兵按计划延伸射击后，步兵一齐进攻，突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

修水岸边第一线阵地被彻底击碎，17时30分第106师团开始渡河，10分钟占领前沿。第101师团20时开始渡河，5分钟占领前沿。两个师团立刻发起夜间战斗，到拂晓突破纵深2公里，三道防御阵地全部被击破，日军开始追击。

日军战车队在21日凌晨2点就利用船只渡河，到午时渡河完毕，总共135辆战车，有两三辆战车因翻船、沉了底儿不打紧，天明之后先头战车队就开始追击。

冈村宁次很清楚中国军队的鸡蛋壳防线，此次行动就是敲破鸡蛋壳之后、战车队快速前插。虽说是94式超轻型战车的装甲几乎也好像鸡蛋壳，不过这个“鸡蛋壳”对已经溃败的中国军队来说足够了。

日军战车队疯狂前插，彻底割裂了国军指挥体系，使得第9战区完全不能有效组织据止行动。日军战车队22日下午17时20分就前进了50公里占领了安义。随即展开夜间追击，这一路毫无中国军队的阻挡，21时30分冲进了奉新，这已在南昌正西面。

日军第11军参谋部战前也没有料到战车队的行动会如此迅速、效果如此之好，而且由于根本没有战车打穿插的经验，战前计算有误，认为战车携行的油料可以前进250公里，没想到战车队穿插120公里就用光了所有携行油料，不得不停下来要求空投油料。

第11军参谋部紧急派人搜罗容器，仅仅找到了15个容量18公斤的铁皮桶，只好就这样扔下去，仅仅能给15辆战车补充一点儿，于是这15辆战车继续前冲。

仗打到这个地步可谓是极其顺利，第11军认为预备队已无用处，于是将第147联队归还第106师团，第106师团立刻命令第147联队向南昌后方150里的高安前进，对南昌实现大包抄，而师团主力计划从奉新东进攻打南昌。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委员长，这才叫“迂回包抄”，您说的“迂回包抄”和日军的不是一回儿事儿，您的概念错了。要是概念不错的话，您怎么会要求国军打出这样的“迂回包抄”？现阶段咱真的没这个能力，不得不说您概念错误再加上“不知己不知彼”。

在日军突破修水防线之后的当天，委员长还是坚持要反攻，3月21日给薛岳发报，“查敌企图攻略南昌之行动已趋积极，应严饬该方面部队极力固守阵地，以待有利部队出击制胜为要。”

咱们都希望自己的统帅能料敌先机，带领咱们打胜仗，正如2月24日作战厅提交的报告一样，即便打不了胜仗，也不能让日军轻易得手。而此时前线连续急报，委员长不光是不能料敌先机，连正确应对都做不到，还是要坚持自己错误的决定，还念念不忘“出击”。

1938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桂林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驻各地的军事机关，行营主任代理委员长行使职权。广州失陷之后广西局势危急，于是成立桂林行营加强指挥，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桂系人员，李宗仁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这个桂林行营主任只能让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

此时军委会将全国分划为第1——10战区及鲁苏战区、冀察战区两个游击战区，总计12个战区单位，“因南北战区相距数千里，难于统一指挥，1938年12月，军事委员会设立桂林行营、天水行营，分任西南、西北各战区的作战指挥。”桂林行营统辖第3、4、9战区，天水行营统辖第1、2、5、8、10战区及鲁苏、冀察战区，还有第6、7、9战区为军委会直辖。

其实桂林行营、天水行营这两个机构的设立纯粹是叠床架屋、自找麻烦，总共12个战区单位，只不过比十个手指头多出两个数来，实在不行就脱了鞋用上脚趾头，刚刚开始学算数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盘算起来也不算太难。现驻重庆的军事委员会是大本营，集中了参谋部、军令部等作战指挥、参谋机关，而桂林行营、天水行营的参谋机关肯定要弱得多，或者是要分散大本营的力量去建设，完全得不偿失。在实际运作中也是大本营对战区下命令、行营却没法下命令，这让行营彻底成了传达单位、何必呢？让行营成了传达室双方谁也不愿意，于是可着劲儿打电报，就一件事儿翻来覆去说、说也说不透、于是越说越着急，搞得像两地分居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