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伊朗对以色列实施了一轮密集打击，德黑兰为此付出的成本最多不超过1亿美元，而美国和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代价却超过了20亿美元。总的来说，有效防御“集群”打击的成本要远高于打击本身。这就是下文要评介的美国两位重磅专家撰文所谓的“未来战争”的特点。去年9月刚从美军参联会主席任上退役的米利(Mark A. Milley)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dt)近日联名在权威外交期刊《外交事务》9/10月号上发表题为“美国没有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的长篇专文，谈及人工智能未来战争的意涵，以及美国军队改革的必要性等。没有例外，文中多处提到了中国军队的发展，自然引起了国内媒体的热议。而鉴于文章作者的“权威性”，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塔社也于8月13日刊发了该社政治评论员安德烈·什托夫(Андрей Шитов)的评介。安德烈曾于1996～2017年间担任俄塔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是研究美国问题的资深专家，他的评介或可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些新的维度。米利卸任参联会主席后在大学任教，施密特没有脱离本行，还在从事美国AI竞争力研究。因此，安德烈表示，在美国要听“未来战争”课，就去找他俩。

　　“未来正在变成现实”

　　米利和施密特开门见山，文章伊始就亮明观点：“在乌克兰战场上，未来战争正在迅速变成现实。”而且，他们认为，这“远非唯一一场、也不是第一场新技术改变作战样式的冲突”。2020年，利比亚的亲政府力量使用过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这可能是第一次没有人参与的无人机攻击”。当年，阿塞拜疆军人在纳卡冲突中也使用过无人机和巡飞弹。如今，在缅甸和苏丹的国内冲突中，双方也都在使用无人机。以色列军队甚至依靠上千架AI无人机在加沙峡谷地带穿梭作战。因此，文章的标题直言不讳：“美国没有准备好未来战争，但它们正在进行”。

　　不变的“本质”和常变的“打法”

　　作者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永恒”的：从一国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到恐惧、流血和死亡，这些是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的。而“战争的打法”是“不断演进的”：冲突发起的时机、地点、武器使用和指挥方法等，都可能受到政治、人口和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虽然人力带来的变革要小于技术驱动。

　　作者对技术和战术的发展给予了广泛的评述：从公元前9世纪骑兵的产生到核武器的出现。甚至不无自豪地指出，正是美国人制造和使用了第一批核弹。众所周知，西方集体现在尽可能回避这个事实，连日本前不久在长崎和广岛举行的核爆79周年纪念仪式上也只字未提美国，反而强调了“俄罗斯核威胁论”。

　　米利和施密特指出，在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军队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只所以止步于斯大林格勒，“只是因为有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苏联军人”。

　　瞧瞧，这就是美军前“一号人物”的逻辑：俄罗斯人能拦住法西斯，只是因为不惜士兵的生命;欧洲人直接屈服于敌人武器的威力;美国人则投下核弹，一举终结了“轴心国”在多个战场的军事行动。

　　安德烈评论称，“这使我想起了1997年在北约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美国军官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对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会得到应有的评价’。而这次会议的议题正是北约东扩的计划，一个导致今天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展开对抗的计划。”

　　“顺便说个事”，安德烈接着说，“十多年前，几位俄裔美国学者给我讲述了他们的‘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对历史的数学模拟研究，他们在研究中也依托了军事技术的演进预测。当时，这项研究的代表人物——彼得•图尔钦(Петр Турчин)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包含近200个危机和近危机的数据库(从青铜时代到20世纪)来揭示危机的产生和结束方式，他做出了可能是最大胆的预测：未来十年‘很可能是美国和西欧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他的模型显示，不稳定可能会在2020年左右达到高峰。现在看来预测的误差并不大。”

　　有益的“极权”？

　　我们再回到米利和施密特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认定，对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似乎只有在历史回溯中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纳粹一开始在其“闪电战”中成功集成了最新技术成果和战略思想，假如纳粹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并赢得核武器竞赛的话，“柏林的原始创新优势完全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俄联邦安全局前不久解密的档案文献表明，第三帝国曾参与了核武器竞赛。

　　现在，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也应当将现代科技的战略性、颠覆性成果集成运用于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中。依我看，这正是米利和施密特撰文的核心立意，应当完整阅读。

　　“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准备好未来战争”，作者写道，“没有一个国家开始大规模生产智能武器及其工作软件。但一些国家走在了前面，遗憾的是，美国的对手在许多方面领先。”“在乌克兰取得经验的俄罗斯正在突击生产无人机并在战场上有效使用。中国在全球无人机商业市场上占主导地位，DJI公司控制着全球70%的无人机产量。并且，凭借其‘极权’体制，中国军队在推动变革和采用新概念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其中一种概念被称为‘多域精确战’，即使用先进的情报、侦察和其他新兴技术来协调火力。这里的域是指作战域：从陆地、水上和空中到信息空间。有趣的是，文中表露了美国人对别国‘极权’体制的赞许。”

　　“震慑”战寿终正寝

　　“至于人工智能，美国仍然拥有最高质量的系统和最多的投入，但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迅速追赶。华盛顿拥有继续超过他们的资源，但即使保持这种领先地位，美国也可能遇到难以克服的官僚和产业障碍，使得其先进技术无法有效部署战场，结果导致美国军人可能陷入一种其一流训练和先进武器不太奏效的战争环境中。”“譬如，对于每一步都可能遇到无人机追踪并很快成为其攻击目标的战场环境，美国士兵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在像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或者北极这样的开阔地带作战，如此没有经验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在城市楼宇中作战，美国军人也很脆弱。在这种环境中，敌人很容易切断通信，导致许多美国武器效能下降。”

　　还有，“即使在海上，美国也很容易受到对手的猛攻。高超声速导弹可能在美国航母驶出珍珠港之前就将其击沉。部署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和电子战系统，这可能使其在整个印太地区拥有对美国的防御优势。在空中，功能强大但成本高昂的F-35对抗廉价的无人机集群时并不轻松，地面上的Abrams和Bradley等重装甲坦克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处境。”

　　作者表示，“鉴于这些令人悲哀的情况，美国军事规划者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华盛顿可以用压倒性火力消灭对手的‘震慑战’(shock and awe)时代已经终结。”

　　“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武器？！

　　在文章结尾，米利和施密特强调，为了最终不彻底落伍，美军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软件和武器的采办程序”，缩短采办周期，拓宽五角大楼的供应链，其中包括通过扶持“新的武器生产商”来实现。

　　另外，作者建议“改变武装力量的组织结构和人员培训计划，提高指挥系统的灵活性，赋予小分队更多自主权，扩大指挥员的权力。”在这方面，作者建议以美军特种部队做样板。

　　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谈论了人工智能的问题。文章指出，“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人工智能的战斗行动(AI warfare)可能对整个人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建议毫不松懈地管控“军事人工智能”，并同北京进行对话。但对于未来战争中核武器或太空武器可能产生的威胁，作者却没有提及。

　　作者写道，“美国应当将自己的军事人工智能置于严格的监管之下。美国应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美国应将人工智能系统置于人类指挥下。应当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持续的测试和评估，以确保它们的工作不脱离人类的预期。”

　　作者坚持认为，华盛顿应当对其他国家(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施压。如果有的国家抵触，应当对其实施“经济限制”，限制其获取军事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作者强调，“下一代自主性武器的制造应当符合普世价值观，而这需要美国拥有强势的主导权。”

　　说什么好呢?武器要符合普世价值观?还要在一个曾烧焦长崎和广岛并不断发动战争的核大国的监督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俄罗斯一部电影中的台词——强盗般的侮弄：“你别怕，我们杀人不太疼!”

　　一条似乎铺满善意的道路，但不知道会通往何处。我喜欢使用一句美式呼唤：“美国佬，回家去!”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