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又回来了。我不敢相信这种事又发生了。”这条令人不安的短信是2024年6月，从菲律宾第三大岛萨马岛（该岛也是该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一位朋友那里发来的。萨马岛曾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Sr.）独裁统治时期共产主义叛乱的中心。当时，新人民军（NPA）——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规模一度达到了约25,000人。在长达五十年的冲突中，新人民军与菲律宾政府军的战斗至少导致了四万人丧生。

马尼拉举办了一场展览，描绘了菲律宾土地运动以及长期革命斗争的主题。2023年2月14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尽管如今的冲突激烈程度大不如前，但如同我的朋友所提到的，新人民军依然在该国部分地区保持影响力。据菲律宾军方报告，截至2024年11月，菲律宾约有1,100名游击队员，且四个较弱的叛军阵线仍然存在。这一运动依然吸引新成员，许多成员来自贫困地区，特别是公共服务不足的地方。此外，一些来自较为富裕地区的年轻人，因理想主义的原因，也加入了这场斗争。2023年11月，政府与共产主义叛乱分子同意恢复和平谈判，旨在结束持续多年的武装冲突。尽管初步会谈仍在进行，但公开信息十分有限。与此同时，军方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2024年年中，至少有129名新人民军成员在敌对行动中丧生。

奎松省位于马尼拉以南数小时车程处，过去曾是众多游击队的活动区域。目前，该地区基本平静。关于政府土地改革举措的路牌反映出“土地问题”的重要性。2024年2月4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为了了解亚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叛乱之一的根源和长期性，我在2022年12月至2024年3月期间，通过陆路、空中和海上途径，穿越了菲律宾十多个省份。我与军官、民间社会领袖、青年团体成员、叛乱同情者和土著长老进行了交谈。我还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进行了接触。我坚信，尽管菲律宾军方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仅凭武力无法彻底镇压左翼叛乱。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努力解决长期困扰菲律宾的长期不平等现象。

萨马是我朋友的家乡，他发来了关于游击队卷土重来的直截了当的短信。历史上，共产主义叛乱运动在那里有着深厚的根基。2016年，菲律宾共产党（CPP）甚至在该岛举行了第二次党代会。六年后，军方击毙了在萨马岛避难的菲律宾共产党高级官员，包括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贝尼托·蒂亚姆宗（Benito Tiamzon）和秘书长威尔玛·蒂亚姆宗（Wilma Tiamzon）夫妇。该岛仍然有一些叛乱活动。2024年5月，新人民军在那里杀害了两名士兵，促使军队派遣了更多的部队。

萨马省省会卡巴洛甘市。对许多人来说，萨马仍然是该国叛乱的“最后堡垒”。2023年3月9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当我穿越萨马岛时，我明白叛乱分子为何会认为这里的地形有利可图。岛屿内部被丛林覆盖。茂密的树叶使其成为理想的藏身之地；历史上，游击队会在这里建立基地，并利用它们发动袭击。萨马岛漫长的海岸线也使其成为前往邻近岛屿的理想中转站，叛乱分子可以从海岸将武器运送到群岛的其他地方。萨马岛靠近比科尔地区，而比科尔地区曾是共产党叛乱活动的另一个据点，因此萨马岛也成为该运动的理想枢纽。

此外，萨马岛由三个省组成，是一个贫困区域。菲律宾约有22%的人口（超过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或接近贫困的状态中。但在萨马岛，一些叛乱分子藏身的省份和城镇的贫困率高达1.5倍。前叛乱分子（包括男性和女性）为了谋生，纷纷成立协会和合作社。这些团体大多致力于帮助小农提高生产力、进入更大的市场以及学习可持续农业实践。其中一些团体还举办了和平建设研讨会。然而，国家对于萨马岛乃至全国这些努力的支持并不稳定。

我在北萨马省首府卡塔曼镇结束了萨马之行，该镇俯瞰太平洋。该镇原名卡拉特曼，源自拉特曼（棕榈树）一词。这里依然是一片葱郁的绿色空间。菲律宾东部大学校园距离市中心仅一小段车程，吸引了全岛的学生前来求学。尽管这里田园风光，但一位当地居民告诉我，虽然叛乱分子已经削弱，但他们在该地区并非无能为力。我们一直聊到日落，在返回卡巴洛甘市酒店的路上，我听到山丘附近传来阵阵枪声，回荡在夜幕中。

马尼拉的历届政府都表示，他们认识到传统军事进攻在击败叛乱分子方面存在局限性。高级官员承认，他们需要解决贫困等问题，并向偏远地区的居民证明，国家政府能够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了深入了解他们的努力进展，我前往内格罗斯和棉兰老岛，这两个岛屿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热点，而且——并非巧合——也是经常造成严重经济差距的产业所在地。

内格罗斯的收获季节。2023年8月19日。危机组织/Georgi Engelbrecht

制糖业一直是菲律宾内格罗斯岛经济的支柱，几个世纪以来，这一行业主导着岛屿的生产模式。至今，制糖业依然由种植园或庄园主主导，且在这些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少数寡头控制着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园，而在这些种植园工作的农民，每天的收入仅为几百比索（相当于几美元），低于菲律宾的最低工资标准。尽管甘蔗种植园主在某些方面开始改善员工待遇，但低工资和暴力问题依旧严重存在。在我经过的路上，大量工人——被称为sakadas——在烈日下辛勤种植和收割甘蔗。

尽管菲律宾自1988年以来实施了更公平的土地分配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内格罗斯岛一直是推动土地改革最为艰难的地区之一。地主们不愿放弃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并在该地区保持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尽管政府拆分了一些大型庄园，许多农民由于土地价格低迷和成本上升，不得不将土地出售，依然陷入贫困。在这种背景下，菲律宾全国农民协会在内格罗斯岛持续招募新成员也就不足为奇了。共产党刊物《Ang Bayan》不断提到，内格罗斯及其他农业为主的省份中“缺乏真正的土地改革”是抗议和抵抗的主要动力。

驾车行驶在岛屿的东部，我注意到一些市镇的发展明显不如岛屿北部富裕的村庄。我停在了埃斯卡兰特，1985年，在一场抗议政府的活动中，安全部队杀害了至少20人，并打伤了数十人。这场屠杀有时被称为“血腥星期四”，在市中心靠近遇难者遇害的地方矗立着遇难者的纪念碑。

1985年血腥星期四纪念碑，内格罗斯省埃斯卡兰特市。2023年8月19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当然，该镇的氛围与近四十年前笼罩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大相径庭。埃斯卡兰特市广场（Escalante City Plaza）是镇上的公共广场，设有游乐场、表演舞台和售卖传统菲律宾美食的小吃摊。当我造访时，广场上挤满了当地人。我看到孩子们在玩跳房子，青少年们则聚精会神地听着音乐。没有警察的身影。然而，暴力事件仍然时有发生：2024年初，叛军与军队在该镇郊区和邻近的卡拉特拉瓦发生了冲突。武装部队甚至动用了空袭手段，这表明他们把叛军视为真正的安全威胁。

一些高级官员明白，在岛上的战场上突击共产党人并不能彻底平息叛乱。“我们需要国家政府的干预，以解决（内格罗斯）岛的土地问题，”马尼拉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他指的是，尽管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小农户与大庄园主相比仍处于劣势，地主与制糖工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仍然存在。从历史上看，内格罗斯的偏远地区几乎没有公共投资。然而，作为2018年开始实施的大规模、多维度反叛乱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已经开始改变这一状况。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服务能够覆盖到村庄一级。为了获得资金资助受冲突影响社区的项目，村庄必须首先获得军方颁发的“无叛乱”认证，然后由民政国家机构采取各种举措，包括开发供水和卫生系统以及修建用于将农产品运往市场的道路。

西内格罗斯的道路建设。多年来，菲律宾政府一直遵循通过发展道路来打击叛乱的模式。2023年3月20日。危机组织/Georgi Engelbrecht

在东内格罗斯的阿永镇，我观察到一条正在修建的道路。这是为连接城镇中心和偏远地区而做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工人们正在树荫下喝着冷饮，暂时放下手中的活儿休息。我看到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车上载满了蔬菜，似乎是要去当地的市场。尽管道路还没有完工，村民们似乎还是很满意：政府对该地区进行了初步投资，这似乎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多积极的发展。“水泥比子弹更有用”，一位当地居民告诉我。

我还去了棉兰老岛，它位于内格罗斯岛以南，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多元。岛上既有采矿和伐木公司，也有种植香蕉、菠萝和木材的种植园。岛上还有被称为卢马德的当地土著社区，他们往往是菲律宾最贫困的居民。

南苏里高省（Surigao del Sur）的利安加（Lianga）土著社区经常陷入安全部队、共产主义叛乱分子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十年中，发生了多起杀戮和冲突事件。2023年6月3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棉兰老岛冲突由来已久。菲律宾政府和采掘业经常将目标锁定在历史上属于土著社区的土地上。政府和私营企业曾对土著群体发出威胁，有时甚至动用暴力。有时，他们还会出动准军事部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军事训练队——来对付共产党叛乱分子。由于对当地地理环境非常熟悉，许多部落首领及其追随者成为冲突各方——共产党叛乱分子、菲律宾军队和准军事团体——招募的对象。虽然一些土著群体确实参加了叛乱，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他们不再大规模拿起武器。在棉兰老岛卡拉加地区的阿古桑，一位土著领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他所在社区的状况。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工作，就不会加入任何武装团体。

在棉兰老岛东北部的卡拉加地区，采矿和伐木公司往往占据主导地位。2023年6月4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在这种充满挑战的背景下，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的努力赢得了棉兰老岛一些居民的赞扬。当我们经过前共产主义叛乱分子的据点时，一位当地发展工作者指着阿拉坎当地市场对面的公路对我说：“这条路在2017年还是战场。“干部们已经搬离该地区，一切恢复了平静，”他补充道。在邻近的Magpet镇，我与一位社区领袖喝着浓咖啡交谈。他说，自冲突平息以来，社区成员更容易出售农产品。

政府还组织了所谓的“乡村大篷车”活动。这是对各种举措的俗称，即由当地各机构和部门联合访问偏远地区，分发卫生用品、农具、食品包，有时还会提供现金援助。许多当地官员称这些活动是“为人民提供服务”的努力。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正常情况下，国家应该能够每天提供医疗服务，即使是在偏远的社区。

2015年，艺术家在达沃市绘制壁画，纪念叛军指挥官“Ka Parago”。尽管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当时称该指挥官为朋友，但他后来还是对叛军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叛乱运动。MANILATODAY / Demie Dangla

莱特岛通过圣胡安尼科大桥与萨马岛相连，比邻岛富裕一些，受冲突影响也较小。在萨马岛，农村游击队利用丛林开展毛派行动，而在莱特岛，叛乱活动则更集中在所谓的“白色区域”，即城市和市中心，他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对政治和行动方面感兴趣的人。这些领导人往往是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据军方称，他们为叛乱提供了“脐带”。鉴于新人民军的军事力量面临压力，政治工作对于保持革命斗争至关重要。

年轻人通常先作为积极分子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再加入游击队。2024年2月，一名前学生在薄荷岛牺牲，他的经历成为全国头条新闻。26岁的汉娜·杰·塞西斯塔（Hannah Jay Cesista）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的法律专业，在与政府军的冲突中与其他新人民军战士一同牺牲。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拿起武器的学生。一位长期倡导和平的人士指出，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菲律宾正在“失去我们鲜花一般的年轻一代”。

许多游击队员都来自相对优越的家庭。事实上，菲律宾共产党已故的创始人何塞·玛丽亚·西松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同样，孔查·阿拉内塔也是一名共产党领导人，他于2024年8月在与菲律宾军队的冲突中丧生。当我向莱特岛北部比科尔地区的一位年轻活动家询问他参加政治斗争的原因时，他回答道：“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庭发生了什么；我们拥有的土地却被别人耕种。我想知道：我所属的社会为什么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这些年轻人以理想主义甚至狂热的精神推动着菲律宾社会的变革，包括在必要时采取武力手段。这与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菲律宾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可能对发展不足和面临的不公正感到沮丧，但只有在其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会拿起武器。他们可能已经有亲戚参加了运动。或者他们可能曾遭受警察或军队的虐待。

一般来说，安全部队已经改善了行动方式，但人权组织仍然报告了活动家被绑架的案件。马尼拉的运动还广泛使用了红标签的做法，即当局有时会过度起诉或以其他方式骚扰涉嫌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关联的个人或组织。一位在莱特省北部比科尔地区领导当地发展组织的妇女告诉我，“在这种氛围下工作很难”。

比科尔地区是共产主义叛乱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索索贡等省份濒临太平洋，经常遭受强台风袭击，安全部队也时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2023年2月24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我在马尼拉北部奎松市迪利曼的菲律宾大学校园漫步，结束了我的旅程。该地区是1960年代菲律宾学生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菲律宾共产党早期干部的核心地带。我看到大门上涂鸦庆祝革命的标语，另一则涂鸦则呼吁教师加入农村斗争。与此同时，10月底，政府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武装力量成功逮捕了被指控为菲律宾共产党代理主席的人。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校区校园内的涂鸦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反叛运动的历史。2024年10月6日。危机组织/乔治·恩格尔布雷希特

尽管双方的潜在谈判进程尚不明朗，但如果叛军能够放弃武装斗争，作为一种原则，并与政府展开政治对话，理想局面将会到来。然而，这种情形似乎并不现实。更大的危险在于，政府可能会因为在战场上的胜利而认为自己不必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样的想法无疑是错误的。我与多位共产主义运动人士的交流表明，除非政府能够解决冲突的“根源”，特别是该国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否则没有人愿意放弃斗争。

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我的旅程让我深刻感受到，政府的工作远未完成。要想实现持久和平，政府需要加倍努力，同时，继续推进共产党与政府之间的谈判，仍然是双方最终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最有希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