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预测本世纪中国第一场对外冲突是在钓鱼岛爆发，鉴于钓鱼岛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成为中日双方长期存在的主要领土争端。钓鱼岛列岛虽然只是一个面积总共不到七平方公里的小列岛，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一直是中日两国敏感和热点问题。

　　钓鱼岛为什么重要?

　　在政治方面，对中国来讲，它是目前中国领土被霸占瓜分的最后的一块国土，是中华民族近几百年来屡遭侵略和蹂躏的象征。香港、澳门先后回归，台湾属于中国自己的事，只有钓鱼岛，是中国人最关心最敏感的关乎民族尊严的问题。

　　而日本近年来政治的右倾趋向日益突出，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其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主动地干预国际政治事务。面对正在发展的东亚大国中国，日本强化了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试图以此来扼制中国。因此，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日趋强硬，一方面有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日本国内日趋膨胀的右翼民族主义民族情绪。亚太地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使日本政府在新世纪以来自主化倾向逐渐增强，日本欲摆脱美国的牵制，希望自己在亚太地区国际事务中谋得一席之位，最近霸占钓鱼岛诸岛，修改宪法，恰恰表明了日本企图实现亚洲大共荣圈的军国主义野心。这就使此地区冲突和矛盾越来越激烈。

　　钓鱼岛的问题还涉及美国的远东战略问题。因为钓鱼岛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不定时炸弹，美国就能渔翁得利，维持在太平洋的霸权。美日同盟企图削弱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端，挑起海洋权益的争夺战。钓鱼岛问题的背后，联系到中美、美日，中日和亚洲地区等多方面的问题。

　　从经济意义上讲，钓鱼岛列岛的海底是新生代第三纪的沉积盆地，具有理想的生成和储藏石油的地质构造条件。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联合国亚洲远东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断定，东海大陆架“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的可能性很大”的水域，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就海底资源而言，钓鱼岛周围海域不仅海底石油储量巨大，而且其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年可捕鱼量达十五万吨，这样钓鱼岛之争就不再是几座荒岛的争议，而是巨大的海底资源的争夺。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中国就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并很快成为石油输出国，但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猛增。中国既是发展中的石油消费大国，同时也是人均占有油气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按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资源量、累计探明可采储量、剩余可采储量和产量值来看，中国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中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难度也增大。近十年来，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带动中国石油消费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以上，而国内石油供应年增长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七。

　　这种供求矛盾使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石油进口量迅速上升。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石油供应的一大半将依赖国际资源，使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因此，开采沿海大陆架资源，期望从钓鱼岛在内的水域获得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石油天然气，对中国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但是在全球化经济发展中后劲不足。自《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正式实施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以来，国土面积一夜之间扩大十多倍，但日本又是一个脆弱的国家，石油资源极其匮乏。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石油一直困扰着日本政府和军事当局。二次大战后，日本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供应，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对石油的严重依赖，也极大的暴露了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日本几乎不产石油，所需石油百分之九十九需要进口，战后几十年，中东每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

　　石油是日本的生命线，而钓鱼岛海域最丰富的，恰恰就是石油，钓鱼岛由于蕴藏巨大的石油资源而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战略利益，是使整个国家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

　　钓鱼岛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钓鱼列岛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国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中国东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中国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东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一百二十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瞠目。

　　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进基地，也可以成为中国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对日本来说，由于它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因此防御纵深十分短浅。其内陆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一百二十公里。在战争爆发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空中与海上的袭击，故日本基本上属于一个无纵深可资防守的国家，日本占领和控制钓鱼岛可以将其所谓防卫范围从冲绳向西推远三百多公里。这正符合日本一些人企图推行海上扩张政策的政治意图。以此日本军队可以对中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舰、机的抵进侦察与监视，从而使中国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

　　对中国而言，钓鱼列岛处在台湾岛东北最远端，直接与琉球诸岛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它正处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冲绳之中，东西各距二百海里。其前沿位置不仅对台湾岛的军事防御意义重大，而且对中国东南沿海方向的安全也有重要影响。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讲，岛屿是大陆的前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岛距离中国东部沿海一般仅三百至五百海里。如果日本占领了钓鱼岛，日本军队可以在岛上设立其海空监控侦察设备，以及岸基反舰及对空导弹，很容易可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锁。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设下了定时炸弹。

　　钓鱼岛的战略价值是重大的，它不仅在于岛屿本身七平方公里的主权标志，而且在于其潜在的经济与军事价值。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中国都必须保卫钓鱼岛的主权所有，绝不能容许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这乃是国家利益的要求。

　　钓鱼岛在中日关系中的位置

　　钓鱼岛除了本身具有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意义外，还有在中日关系、乃至东北亚和世界格局中的特定意义，这一点如果不得到清晰的认识，则在解决中日间钓鱼岛问题时，将失去高瞻远瞩的能力而陷入细节性纠纷，而类似中日钓鱼岛纠纷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因此只能在更大的框架中寻求解决的可能。

　　现阶段中日之间有三个结构性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将决定未来中日之间的根本关系：首先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认识和善后问题；与一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中日关系的深层被中日以往战争的历史所主导的程度、要远远大于现在中日双方各自所愿意承认的，可以说中日在近代史上的战争关系构成了中日各自的历史基因，至今仍在中日关系的各个层面上发挥着影响。

　　正是由于这个中日战争深层历史基因的作用，近年来日本政界对日本近代历史上对外发动的各场战争进行正面评价的作法在中国引起了公愤，其激烈程度相当于中日又回到战争对抗的前夕，目前被认为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仅仅是中日以往战争经历在现代的一种折射。而日本停止对华经贸合作贷款，如果是两个普通国家间的事情则仅是一桩经贸事务，而在中日之间由于以往战争的历史和日本未对中国进行正式战争赔偿，而具有特殊敏感的意义。日本未清算已往战争的历史，未对中国作出战争赔偿，将构成中日未来双边关系紧张的第一个直接原因。

　　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二个深层结构因素是由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敌对性结构、以及在未来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时、美日同盟将起的负面因素投射在中日双边关系之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在未来是否会单独或紧跟随美国在中国国家成长的历程中围堵中国的问题。

　　由于中国现阶段将台湾问题视为国家战略的最重要目标之一，而美国，以及被美日军事同盟直接卷入对抗的日本，在阻挠台湾重新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过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将使美日潜在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成为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

　　中日之间关系紧张的第三个深层结构就植根在现阶段中日两国之间在钓鱼岛的归属，以及在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与其它两个问题并不是日常直接矛盾冲突，而是要经过特定的过程和结构后才会影响中日关系有所不同，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是中日间矛盾的直接对抗。但这个矛盾和对抗是更深层的结构在具体问题上的折射，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是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之内，两个不同的文明共生于同一区域内又在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过程中所引发的冲突的体验。

　　日本是在整个东亚范围之内，与中华文明关系密切，但始终未能被中华文明吸收和理顺后按照帝国秩序原则进行交往的国家。这其中海洋隔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否则在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完全不一样。

　　而当十九世纪西方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时，日本是亚洲绝无仅有的能够摆脱西方力量的压迫，从而迅速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然后又按西方模式进行扩张的亚洲国家。这一次日本扩张的首要方向就是已经在西方入侵亚洲之前建立了帝国等级秩序的中国。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对中国来说是血腥和痛苦，正是因为日本，台湾才从中国一度被分离，而中国的传统秩序结构被一步步打破，最后是中日二次世界大战间漫长的战争，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国家结构和当代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民众组织和管理结构，都是在与日本长期对抗中形成的。

　　中日间的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虽然日本成为战败国，但对战后日本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而为谋取自己的利益，美国仅将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相冲突的国家体系部分作了调整，而未能将日本与亚洲其它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未来冲突作出防御性的限制，同时未能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正义要求日本作出战后清算，包括合理的战争赔偿。

　　这样在二战结束后，日本无论如何与美国已经无法发生冲突，但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利益的伸张和民族性的显示，都需要在一个不触犯美国而又能恰如其分地被把握的方向显示。于是在钓鱼岛问题尖锐化之前，日本与前苏联在北方四岛领土问题上有尖锐的冲突，而近年矛盾渐渐转向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其死硬的支持者即日本右翼，需要有一个能凝聚日本战后已经被美国强行非军事化的国家力量的外部矛盾。

　　而由于二战失败后日本已无力在国家战争层次进行总动员，因为这样的日本重新军事化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而前苏联和中国同样高度警惕这样的可能性，现阶段日本只能在类似于钓鱼岛，北方四岛、竹岛和东海划界的问题层次上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抗。因此钓鱼岛问题只是中日一个世纪的紧张对抗后的余震，是原来历史性对抗问题遗留后继续释放的效应而不是全新的危险，日本再也没有可能利用十九世纪在现代化过程先行一步的优势来取得对中国的全面优势，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划界因此将被局限在小型但是代表着深层矛盾的冲突方式上。

　　所以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问题在本质上与十九世纪中日战争和二十世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一样，都是中日两国在亚洲根本利益的冲突，是两个相互独立巨大的国家利益尚未寻找到制度化合作之前的结构性紧张。本来中国和日本是有巨大利益互补和共同文明内涵的国家，中日友好是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巨大的潜力，但中日友好是必须清除掉上述三个结构性的矛盾后才能实现的事情，而现阶段日本国内形势的发展显示出另外一种趋势，因此在中日目前缺乏各种共识实现真正友好的情况下，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一方面是指标性的事件、随时显示出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

　　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中国是无路可退的，因为这涉及到的是中日两国深层的结构和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经过长时间的以息事宁人不引导事态恶化为主的处理方法之后，中国下一步的处理方针势必是逐步加强自己的强硬态度，因为在钓鱼岛和东海方向中国已经做完了所有能做的让步。日本也已经显示了在中国尽最大的诚意后它所能做出的反应是不成比例和不理智的，如果日本继续在钓鱼岛和东海海域问题上咄咄逼人，中国的强硬反弹也是指日可待的。很久以来中国在对日本的战略上处于一种软弱放任自流的状态上，这主要是绝大部分中国国家战略资源被优先用于美国和台湾两个战略方向，而现阶段随着中国力量的壮大和台湾问题军事解决的明朗化，中国必将追求更明快的对抗与合作方式，日本想利用中国的事实上不行为而造成钓鱼岛和东海对自己有利局势，并利用自己悄悄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来维持这种优势的战略即将破产。

　　与日本重新发生冲突在中国人民的心理上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事实上中国与日本有长期的战争经验，中国在历史上曾希望回避与日本的战争，但未能成功，那么如果钓鱼岛和东海方向上事态继续恶化，中日走向冲突也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只是日本还没有学会如何应付这种对它极为不利的局势。现阶段日本的战略位置是在亚洲成为美国的盟友，并与中国保持大量的经贸往来，并始终不对中国担负起日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中国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就是打破日本现阶段企图在中美之间成为第三战略平衡者角色的企图，在日美、日中关系之间日本始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把它逼上美国人的战车，实际上对日本是不利的，中国现在就要开始逼它无法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或者是与中国友好，或者是被美国视为附属，让它左右逢源是对中国最不利的选择。

　　现阶段中国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都有投鼠忌器的感觉，不愿意将日本完全推向日美同盟和加强日中已经很深的对抗意识，但中国可以做出的让步空间已经几乎不存在，在中日关系上，中国开始强硬是指日可待了。这同样包括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事实上如果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场对外冲突是在钓鱼岛爆发，而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姿态，所有至今低估了中国意志和中国能力的敌人、包括日本右翼，美国右翼和台独势力，都会受到震撼，对中国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方向 刘泽慧 原载香港《广角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