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网 2008-10-08 12:28:01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的主旋律一直是跟着红军的脚步走，从1934年10月红军离开江西直到1949年，江西的地方史乏人问津，而熊式辉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要重建江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所有权的第二度转移。从1927年到1934年的七年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实行的不是温良恭俭让式的土地转让，而是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导致农民无偿得到了地主的土地，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首度转移。对此，熊式辉认为，土地应该物归原主，于是制定60多条农村土地处理条例，作为土地所有权二度转移时，处理土地纠纷的依据。　 　　但是，熊式辉在调查了黎川和广昌两个县，发现的事实令他震撼：农民从红军那里分到土地后，对待方式有二：一是抛荒，表面上土地归农民，但实际上不去耕种；二是耕种，但农民会在秋收后悄悄地把钱或粮送给老地主，维持着地主和雇农的实质关系。江西农民的善良令熊式辉感慨，他曾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很显然，道德和宗教使人怀有内心恐惧，这比外在的法制和强制更治根本。 　　《海桑集》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那就是比较30年代中期和5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对中共土地改革的不同行为方式。两者是否存在不同的心理状态、道德困境和天命情怀？为什么50年代初的农民最后能够心安理得地剥夺地主土地？仅仅时隔15年，农民的善良本性为什么变化得如此之快？　 　　另一项值得研究的是共产党厚此薄彼的双重标准。文革后，共产党落实民族工商业政策，把城里的小洋房还给了荣毅仁式的民族资本家，给他们平反，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待遇，但为什么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过给刘文彩式的地主平反，把土地还给他们？ 　　理论上，土地和资产都是私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但中共丝毫没有对昔日的地主表示过歉意。原因是共产党表面上是农民革命的产物，但骨子里还是代表城市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这与1949年后，共产党重点发展城市、牺牲农村的政策一脉相承。　 　　有人说并不是共产党不愿意把土地还给农民，而是没法还，因为归还土地得依照地契，而地契在1949年后的各种运动中早被当做变天账给烧了。前几年我去江西，在地摊上发现有大捆的地契出卖。这些地契或是被红卫兵抄家得来，或是为地主后代废弃。我通过访谈得知，江西很多地主的后代还把地契藏在家里，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落实政策或实行国家赔偿，这些人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也有人说不能归还土地，设想如果美国把土地还给印地安人，伟大的非印地安人去哪里？难道让黑人回非洲、白人回欧洲、我们回亚洲不可？归还土地虽有正义性，但无法操作。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不仅要追问程序的正义，还要追问历史的正义，要像秋菊打官司一样讨说法，中国土地产权的转移过程存在国家的罪错。美国在60年代民权运动时，面对实施奴隶制度的国家罪错，通过了《平权法案》，用矫枉过正的方式，用国家补偿和制度倾斜的方法去照顾弱势群体。在中国，国家有责任和义务来澄清历史正义。　 　　中国需要建设和谐社会，但和谐的前提是和解，而和解的前提是厘清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中的冤结太多，需要由公正的历史视野去审视，并通过正当的程序界定是非，没有和解，何以达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