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大争论——大争论篇

作者：看雨

大争论的社会背景

资本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的矛盾，是触发这场争论的根本原因。这种矛盾，突出表现为资本积累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分裂。改革开放的推行，让民族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本身和现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缺陷，致使财富的积累逐渐朝少数群体倾斜，民族内部出现了资本与人口之间的裂痕，而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即得利益集团和广大群众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

资本和人口的对立，给中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隐患，这不象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总量和他们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顶端优势地位保证了资本和人口之间的矛盾不会朝激化方向发展，但不等于说在这些国家，这种矛盾就不存在，一旦经济衰退，矛盾会立即激化，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欧洲最近的极右势力抬头，跟它们的经济停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对于中国，既没有巨量的资本让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不具有足够的优势地位向世界转嫁内部矛盾，强劲的经济增长，也由于资本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被资本全部吸走，两极分化随经济的强劲增长而加剧，事情正在朝恶性方向发展。

这种对立同样给政府带来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它需要民族经济的尽快腾飞；另一方面，这种腾飞中的大部分好处因为流向少数人，而让它遭受公众越来越严厉的谴责。更严峻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立场越来越动摇。不符合资本的要求，官员将得不到资本的暗中资助甚至面临资本的打压，晋级的机会非常渺茫；而按照资本的要求施政，面对的则是公众仇视的眼光。单靠个人的品行和道德的压力根本无法跟资本所拥有的力量相抗衡，这个政权会因为官员的蜕变而发生性质改变，接下来的，就可能是资本为了自身的安全，要求这个政府改变政治制度，修改宪法等等，例如今天的私产入宪炒作（注：1），但这些带给中国的可能是革命的灾难。而在狭路相逢的时候，资本不可能和十亿人口抗衡。

政权的性质就这样发生动摇，其民族色彩并不会由此改变，但制度的不完善，则很可能让它蜕变成资本主义政权。然而，民族未来的命运，依靠少数的资本拥有者，不可能完成使命，因为世界的资本拥有者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他们，即使他们拥有的财富和资本总量再增加十倍，都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这条道路培养他们的同时，也为他们培养了越来越多、无法估量的内部敌人。相反，由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道路，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所向披靡，对外显示极其强大的战斗力，对内，则显示无比的建设力量。可以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这个民族能够与世界抗衡的唯一道路。

在底层人民的生存压力面前，挡在即得利益者前面的民族政府成为事实上的资本所有人的保护伞，稳定成为专制的借口，政府成为谴责的对象。事情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恶化。然而，曾经是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保守势力完全被击垮，冷静的人们也看到了之间的差距，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各种观点的人群并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而随着经济增长，扩大的网络世界给他们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工具，于是大争论从这里波澜壮阔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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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私产入宪，最近网上炒作得很厉害，不得不说几句。私产入宪的炒作，除了一些书呆子外，还很有可能有即得利益者的暗中操纵。这些人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极度胆大妄为，他们看不到或者甚至蔑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和第五个字。私产入不入宪，并不等同国家该不该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在民族命运前途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的立场问题。私有财产入宪，不仅意味着政权的彻底变色，成为一个彻底的蒋介石政权，也意味着底层人民除了革命一途，否则再也无法摆脱在经济上的奴役地位。私产的神圣地位，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当生存成为一种选项，人们就开始用石头、锄头、枪炮来对私产的地位进行投票表决，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么进行。私产入宪争论的扩大，将严重分化中国人群，这将是严重的阶级立场对立，可能会带来激烈冲突。一旦冲突发生，请不要指责胜利者，头颅是从这里开始累积的，始作俑者就在当前。

大争论的立场分析

把大争论中的立场轻易地分成左派和右派显然只是从表面看问题，单纯地从言论上进行立场判断，没有真正看清楚这场争论的本质。这场争论中的主体，至少有四个群体在激烈争论，我把他们分别称为极左派、政府左派、民族右派和国际右派。这些派别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除了政府左派对政权表现出一定的认识和支持外，其他各派别对政权都有不同程度的对立立场。

极左派的现实政治认识相当糊涂，他们甚至认为政权已经变色，称为一个专制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国已经蜕变成资本家的乐园，这让他们对政权和即得利益者都相当仇视。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相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这并见得能让他们变得清醒，反而让他们变成狭隘和极端。这是一个少数群体，他们所执著的极端意识形态色彩，为社会绝大多数公众所排斥，而且大部分都是由相当年轻的新生代构成，远远构不成对社会的威胁。

政府左派并不是无条件支持政府的立场，事实上他们和政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方面他们认清维护这个政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的起码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对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激烈反对。这是一群比较有清醒的历史和民族意识的理性群体，对历史和现实看得比较清楚，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影响正在慢慢发挥出来。他们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依据，是一群民族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自身存在巨大的缺陷，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的运用同样是实用主义的，他们只是把这些理论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拿来，而对这些理论本身的问题缺少全面的认识，这使得他们的理论根基不能让人信服；他们对政府的维护，使得他们对现行政策的批判处在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强烈批判现行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对政府的支持让他们前面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的政策主张同样让人心存疑虑，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缺乏必要的思考，他们对未来的设想很容易让人们觉得要回到过去那种年代--取得了巨大成就、付出了巨大代价，再加上平均主义。他们清醒，但在这场大争论中，他们并不占大多数。

而民族右派和政府左派的激烈争论是这场大争论中的持续的热点，但这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因为纯粹是窝里反，他们的立场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也是这场大争论尽管持久热烈，却保持相对温和、没有急剧恶性对立的一个基本原因。

民族右派实际上也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但由于对历史很不全面和扭曲的认识，让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立场上持否定态度，而社会的两极分化让他们对当前政权更加不满。所以他们把这一切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政权的专制所造成，这一点导致他们与政府左派存在巨大差异，政府左派并不认为政权本身出现巨大问题，而是把矛头指向现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即得利益者。然而，这种并非立场而是认识的不同，让他们之间立刻形成完全不同的阵营。民族右派由于对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政治上持否定态度，这导致他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抛弃，转而向其他意识形态寻求理论支持，在没有其他理论可资参考的情况下，一个历来遭到批判、但显然被西方政治现实支持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思想被他们接受了，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理论武器，其中自由主义大旗一直被他们高举。

但他们还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他们尽管对政权本身持否定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民族立场，他们称之为爱国不爱政府；另一方面，他们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寄予极大的同情和深切的道义支持，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社会主义立场甚至比持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武器的政府左派还要坚定。

跟政府左派的举棋不定、捉襟见肘相比，民族右派的观点和立场之间存在着更严重的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问题。他们的自由主义观点与其说来自他们清醒的认识，倒不如说是对政府和现实愤懑的非理性表达。他们一方面坚持着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给予最强烈的谴责；他们一方面对即得利益者充满了憎恨，并对底层人民给予无限的同情，但他们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主张又一再为即得利益者的存在和剥削给予理论上的支持，换句话说，他们正在用这种理论把人民推向更深的深渊。民族右派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

但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右派与政府左派相比，人数更为众多。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会有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因为对政府越来越不满，在观点上更支持他们的主张，尽管他们再次挂起毛泽东的头像，更加怀念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一点需要深切关注。

中国的国际右派和极左派相比，人数同样屈指可数，但个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腕和小明星，数起来比较方便。例如“包遵信 刘晓波 任不寐 廖亦武 余杰 谢泳 刘苏里 赵诚 王童 笑蜀 樊百华 萧瀚 陈威威 刘霞 王东成 王康 朱学勤 余世存 严锋 张远山 周泽雄 贺卫方 徐友渔 袁伟时 高华 秦晖 崔卫平 韩三洲 喻希来 葛剑雄 萧功秦 雷颐 魏甫华”和海.外.民.运等等等等。他们和民族右派不一样，他们有着崇高的、神圣的、普遍的、高等的、全人类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的眼里显然只来自无知拳民的愚昧本能，只有他们才是全世界最高等的精英。但让人伤心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民族右派，给他们的总是极其沉重的无辜打击。在保守势力和西方价值观共同作用出来的这种最高等的精英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实在让人感到万分遗憾。

但与他们的普遍正义的呼声相比，中国经济上的国际右派则正在携带大量的资金无私援助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民族政府对他们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但这似乎很难改变他们的国际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这场大争论对中国的未来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它和民族未来的道路选择紧密关联。我们应该清楚认识这场大争论的性质，否则会对争论的走向发生误判。尽管夹杂着国际右派的杂音，这场大争论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和资本主义政策的矛盾背景下，由八九动乱所触发的一场民族社会主义思考，是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全民族关注，是民族社会主义在十字路口前的困惑，争论的主体都是民族社会主义者。这场大争论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未来民族走向。在这十字路口前，这场大争论还没有结束，或者由她再次唤醒民族意志，或者民族意志从此泯灭，希望和危险同在。

个人的观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特征却在很多社会中得到表达，即使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欧洲社会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特征，工会、社会保障和保险业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形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中国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社会主义最完整的一次表达，但它只是领袖按照自己的设想，利用强大的集权系统，所推行的政策形成的状态，依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只是作为思想理念、政策形式等方式存在，很多国家在制度上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完全从制度上确立的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但这些依然没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公众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解放。这种表述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类似的表述也早已经在各种各样的理想中一再重述，最重要的还是制度上的实现。

我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早就在《中国改革政策建议》（后列）中进行了阐述，这就是新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的核心特征就是人事罢免权下放，上级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这是关于选举权完全不同的分割，它既不同于集权制度下的选举权全部归上级保留，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选举权完全下放。集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从来都是极端对立，但在这里统一到一起，由新民主集中制所建立的社会同时包含了两种社会的良性特征，同时摒弃了集权社会的专制和西方民主社会的无组织现象。一方面，它通过上级保留举任权和行政罢免权，保证了集权特性；另一方面，它的民主特性通过民众的各级人事罢免权得到保障，并且，其集权特征也因为民主而加强。相关的内容在《中国改革政策建议》中已经给予简单的论述，这里不再提及。

这种民主集中制下的社会的最基本特征并不是民主，民主已经通过罢免权得到保障，而是和谐。这种社会的所有权真正掌握在公众手中，他们通过罢免权进行表达，而领导阶层则掌握领导权、管理权和分配权。但是领导阶层的这些权力受到了罢免权的制约，他们不能再用这些权力为所欲为，他们的分配政策必须为首先为公众服务，否则公众将用手中的罢免票来表达他们的所有权要求。这就是我所想要表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度缺陷的补充，没有这一制度，公众始终不能真正掌握政权的所有权，施政者的行为也就得不到真正的约束。这一制度也与三个代表关联：代表，谁说了算？

说这种民主集中制下的社会是一种和谐的社会，不是指它有一种静止的完美，相反，它始终保持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变化，分配关系始终动态调整，而不是象平均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关系始终不变，一种是绝对平均，另一种则由资本决定。新民主集中制下的社会，其利益分配由领导阶层和公众共同决定，在社会财富比较稀缺时，人民会用他们的罢免票来要求领导阶层在利益分配上向公众倾斜，通过一种平均性质的行为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向平均主义倾斜；在财富丰富时，领导阶层则可以在不触犯公众利益的情况下，让财富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分配，向富裕社会迈进。整个社会可以和平在各种社会形态之间平稳过渡，而不是象以往那样，必须通过革命和暴力的手段才能进行财富的再次分配。

并且，在这种社会下的公众，具有完全不同以往的品质，他们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会让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公好义，也变得更加自信，他们的工作热情不同于私有制下被雇佣关系所束缚的工人，也不同于大锅饭下懒散的职工，这种品质的国民，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经出现过。相反，对官员的要求却变得非常苛刻，腐败和平庸的官员将遭受一轮又一轮的罢免票淘汰，胜出者必然才能卓越、意志坚强。能达到权力的顶峰者将是最杰出的精英，也只有这样的精英才能真正代表民族的意志，公众的要求，才能真正领导这个民族迈向未来。

在这种环境下的国民将不再是一堆顺民，相反，他们的心理品质更为健康，自信、独立，并且善于合作，能够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社会的道德观也将发生变迁，社会在保护弱者的同时，对强者更为承认，道德观变得更为强健开放。

这种民主集中制，并不限于政治方面，作为一种不完全形式，可以应用到其他群体中，例如中学或者大学班级班长的任命和罢免，就可以采取班主任或者辅导员任命，学生在其任期结束时进行信任投票。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同时受到来自政府左派和民族右派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针对政策本身，实际上他们对政策本身还有一定的赞许，因为这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他们针对的是这种政策中的分配结构，正是这种分配结构导致底层人民的贫困化。

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以科技产业为龙头、工业体系为主体，农业产业为基础，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然而这三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有权和管理制度问题。其中科技产业主要是管理问题，工业体系主要是所有权问题，基础农业领域这两种问题都十分严重。

前三十年的中国科技产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科研体系，其分工的范围和规模，是迄今为止最为广大的，它主要服务于中国重大和基础性的战略科技目标，例如原子弹、航空航天、能源和运输工业等。但在这些科研目标达到以后，不少相关机构的国家投入基本上变成维护性，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资金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很多科研机构投入萎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大中型科研机构并没有采取相应的结构调整，还继续保持以前的状态，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极其薄弱。

中国的大中型科研机构的弊病，主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根据当前情况，进行结构和机制调整所造成。这些机构的行政系统已经跟科技研发基本脱离，基本上只是行使办公职能，而不是通过管理来促进分工和研发效率的提高。结果造成科研和行政相对独立，科研经费主要靠课题负责人独立申请，并支付大量的费用养活行政人员和后勤机构。这不仅增加科研人员的压力，更严重的，致使我国的科研工作完全走向个体户模式，项目申请、预研工作、理论研究、总体设计、技术研发、实验设计、程序编制和调试等等都几乎只有2-5甚至一个人来进行，整个科研单位的科研工作都是由这种小组组成，相互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呈现一种极度的小农经济状态。在我所在单位，相同课题在各课题组简单重复，并由于个体户的研发模式，人力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开发质量非常低下，仅仅满足于论文的数量，创新能力被这种研发模式紧紧抑制。

但是，当今的科技研发已经远远超过了贵族和个体研发时代，绝大部分科研工作都是在精密分工的方式下进行。依靠这种研发方式，想出现大规模的突破，希望极为渺茫。占领高技术领域，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这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希望在高科技领域占领先机，单单靠这种小农模式的科研来进行创新，远远不够，需要尽快转变管理模式，把科研机构的行政和科研结合起来，根据国内外的市场情况，动态调集相关人力和物力资源，组织分工，促进研发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机制的形成。

公有制企业的问题则主要出在所有权领域，所有权问题不解决，效率低下和管理混乱问题不可避免。所有权问题，在《中国改革政策建议》中已经讨论过，就是这些企业的长期公有和短期私有、名义公有和实际私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一句话，目前的公有制企业问题，就出在企业主上台，企业就是他的，下台，企业就是别人的这一问题上，公有制的公有，根本没有从制度上得到真正体现。要使公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得到履行，就需要从制度上完善所有权形式，这可以由企业职工通过新民主集中制来行使（对于集体企业等）所有权或者代理行使（国有企业等）部分所有权，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约束企业主的贪污腐败行为。农村问题已在《中国改革政策建议》中较为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讨论。

这些，就是我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问题的观点简单概括。详细论述，会在以后其他文章中另外进行。

大争论的历史意义

这场大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它也不可能很快结束，它会随着民族命运的起伏而波动，时而激烈、时而平静，但它最终会结束。当它结束时，即意味着一个观点最终被这个民族整体接受，中华民族从此将迈向一个涣然一新的天地。

无论什么样的观点最终胜出，它都是中华民族的选择，也都是社会主义者的选择。我并不担心中国真的滑向资本主义社会，这不可能。资本主义的前途会面临着全民族的阻力，越是向它趋近，罢工、犯罪、动乱就会越频繁，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把共和国拉回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完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始终是最重要因素，庞大的人口保证中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走向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实际上，当政府决定动用强大的行政系统来恢复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制造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