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 vs.IRAQ 战争的经济后果 |
送交者: uio 2003年01月31日20:58:13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USA vs.IRAQ 战争的经济后果 整个战争史就象芭芭拉·图克曼给她那本名著起的名字一样,是一场“愚人的行军”。关于战争的理由布什政府已经说得足够多了。但是,关于这场“第二次海湾战争”的费用问题,它却还仍然没有给出任何官方或者正式的说明。当人们还在为是否应该进行一场战争相互争辩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对战争成本的估计。不过,其实大多数人仍然会保持着这样的心理底线:只有在一场战争的成本——这不仅仅指钱,也包括对鲜血的消耗——不太高的时候,一场战争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设想一下,如果这场战争对美国造成的伤亡最后数以千计,如果它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如果它会导致高额的增税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或者,如果美国会因为它那种对平民的无情攻击而变成国际社会中的公敌,那么,身处白宫和国会的决策者们也许就不该象现在这样迅速地做出开战决定。这意味着,要想避免在那部愚蠢的历史中添入自己的一章,就需要对整个战争所要带来的经济后果有某种清楚的预期。 粗略的正确 在谈论经济因素的时候,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军事开支,也不仅仅是预算开支。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去估计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所要付出的全部经济代价。换个通俗的说法,是要衡量所有那些因为诉诸武力而损失的面包和黄油。所以,这种估计就得把战争对石油市场以及其他相关市场的冲击,它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即它对美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包括在内,除此之外,战后美国在对伊拉克实施占领、重建和新国家建设时所可能需要的开支也都应该包括在内。当然,这种预先作出的评估在确切知道美国即将采取的战略之前,肯定不会是精确的。也许凯恩斯的名言可以用来为这种粗略辩护:粗略的正确总比精确的错误强。 无论是军事开支还是其他开支,都需要以对“情节”的设想为基础。其中一种是所谓“速胜”的情节。这种情节类似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它是战略与运气的结合:这包括了萨达姆和他的高层领导团体被抓或者被杀,伊拉克军队迅速投降,以及美国军队成功地阻止了北方库尔德地区或者南方的骚乱。这种假想性的情节在由众院预算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所提供的报告中,被称为“新战争A”。它包括开始时的30天到60天的空中打击和地面战斗,以及之后两个半月左右的军事占领。事实上,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战争情节中花费最少的一种。 相反,如果战争骰子的点数偏向了另外一边,那么就会发生所谓“被拖住了的战争”。分析家们已经指出了一系列这样的情况:由于伊拉克军队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象巴格达这样的城市区域而导致的战争时间的延长;对石油市场的不利冲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的扩大;恐怖主义分子在全世界的行动;高额的占领/维持和平的费用;沉重的设施与国家重建的费用;花费巨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对美国整体经济的震荡;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下面的表1是最后的分析结果。其中,第一栏中的数目是那种最好的情况:大约1200亿美元。它所依赖的假设是:美国在军事、外交和对新伊拉克的国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第二栏中的数目对应的是那些不太好的情况。最后总计的结果,则是把各种不好的情况加在一起获得的。可以说,这个数字是“最差情况下”的开支。而它所依赖的各种假设则是:战争时间被延长,建设一个新的伊拉克国家的费用巨大,战争摧毁了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设施,美国在伊拉克遇到了长时间的军事和政治抵抗以及对于战争的敌对情绪。如果把这些不利因素加在一起,结果将是大约1.6万亿美元。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都不是直接的军事开支。 直接的军事开支 应该首先指出的是,下面对军事费用的估计只包括因为战争而增加的费用。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第82空降师的军饷还是得付。所以,只有那些象运输、战斗支出,以及军需消耗的支出才会被计算入内。 关于这场眼前的战争,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谁将取得胜利。因为军事专家们从来不会怀疑美国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如果它用占绝对优势的兵力进入伊拉克,而且又有强烈的意愿去克服所面临的障碍的话。所以,关键性的区别是在于冲突持续的时间,对伊拉克所造成的全部损害,平民的伤亡,引发后继的非常规战争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冲突向伊拉克边界之外蔓延的程度。 迄今为止,对于战争开支只有两个详尽的研究,而且都是由国会的预算分析家作出的。其中一个是由众院预算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作出的。另一个则是由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作出的。 众院的研究是“从上而下”的那种。它以1990-1991年的那场战争为基础来预计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开支。按照这一研究,战争所需要的人员数目是25万人。而预计的费用则在48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之间——利息不计。这个数字比上一次海湾战争略少。后者的开支是800亿美元,如果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的话。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方法与此不同。它是“自下而上的”。它首先计算各种战争因素的开支,然后再加总。CBO的计算结果是,战争需要征调数量在37万左右的军事人员部署在伊拉克境内或者伊拉克附近。 我们可以利用CBO关于战争因素的假设来对比两个国会预估。对于被众院称为“新战争A”的那种情况,也就是那种速胜的情况,CBO的公式算出的结果是440亿美元,而众院的估计则是在480亿到600亿之间。如果以这两个研究为基础,一个粗略的估计是,一个短期而迅速的胜利将会花费500亿美元。 这两个报告都没有对那种“被拖住了的”战争进行预估。而它的开销依赖于冲突的时间长度,它蔓延到其他国家的程度,以及战争中的额外开支。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具有合理数目的预估,如果伊拉克的邻国拒绝为美国提供使用基地和飞越领空的权利,而伊拉克又对美国展开城市巷战,那么,冲突的时间可能会拖延到一年。这样,既然时间增加了几乎一倍半:从将近4个月或者4个半月增加到一年,开支也应该上升大约一倍半,也就是从500亿美元上升到1400亿美元。当然,这也仅占美国GDP的1.5%。也就是说,它的水平和墨西哥-或西班牙-美国战争的水平相当,而低于花费更多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 战后的开支 伊拉克战争除了直接的军事开支之外,还有那些冲突之后最终无法避免的开支。下面的估计包括了美国在战争结束之后的10年间的潜在费用。 毋庸质疑,所需考虑的第一个范畴主要是在战后长时间地建立一种实质性的占领,以及进行有效的和平维持。根据CBO的估计,占领所需的费用每年可能在170亿到450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是美国在科索沃的维和部队每年花费的下限,而如果战后的伊拉克处于一种对美国充满敌意的环境,如果这一环境更象是约旦河西岸而不是巴尔干半岛,那么真正的支出就会远远高于上面的数字。 而且,维和行动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可预测的。对日本的占领持续了7年的时间。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都在韩国保持了超过3万人的军队。很难想象,成功地占领伊拉克所需要的时间会少于5年。事实上,它很可能轻易就超过20年。尽管没有公开的全面估计,但是,这方面最少的估计也要750亿美元,最高的估计则会达到5000亿美元。 第二,在某种程度的秩序被建立起来之后,美国和它的盟军就必须转向设施的重建和新伊拉克的国家建设问题。不过,关于美国到底想在伊拉克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仍然是不确定的。可能的选项有这样几个:在“改朝换代”之后把选举首领的任务交给部落首领会议,就象它在阿富汗一样;或者,美国会建立一个占领军统治,就象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那样,也就是说,把一个西方式样的宪法、自由媒体、自由选举还有其他西方民主的基本设施赋予伊拉克;最后,美国可能会为中东的民主制度引入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 建立一个新国家所需的时间显然是高度不可预测的,不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任务可以用少于10年的时间完成。事实上,研究国家建设的学者已经提醒说,这一过程花费巨大而且充满了不可解的难题。美国最近在海地、波斯尼亚、阿富汗地区的行动也表明,它还没有发现任何迅速而且省钱的解决办法。 具体来说,经济重建和国家建设的花费,极大地依赖于战后伊拉克对自己的目标设定。如果它在经济上的目标是要在人均GDP上和埃及与伊朗一样,而同时战争对伊拉克经济的摧毁达到了50%,那么这意味着重建所需的费用应该是人均800美元:即总共200亿美元。这个数字和世界银行对黎巴嫩、东帝汶以及前南地区重建所需费用的估计相近。 另外一种更为雄心勃勃的方案是,除了经济重建之外,再出于国家建设的目的为伊拉克制定一套自己的“马歇尔计划”。二战之后,马歇尔计划在4年的时间里花去了美国133亿美元。这相当于今天美国GDP的4.5%,也就是450亿美元。 这个估计其实还是乐观的。因为二战后的欧洲重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欧洲人自己的努力。而且,欧洲国家在战前就已经大致完成了对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基础建设。考虑到这个因素,也许伊拉克的战后国家建设需要的时间应该是6年而不是4年,于是,国家建设计划的开支总数将会达到750亿美元。这样把新国家建设和经济重建的整个费用加在一起,就是1000亿美元。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人道主义援助。这包括对伊拉克(可能还有别的邻近国家)的难民、伤员和病人的照顾。对这一因素的估计依赖于对风险人群、援助持续的时间和对战后需求的水平。根据1990年代在巴尔干的经验,每人每年大概需要500美元。 一个合理的估计是,战后的伊拉克可能会有1-5百万人需要援助。如果援助持续的时间在1到4年之间,那么用于这一项目的开支将会在10亿到100亿之间。 当然,如果伊拉克能够用石油来部分支付上述的这些费用,或者其他国家愿意分担美国的负担,最终的开支就会减少。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能够恢复到每天3百万桶,那么,按照现在的油价,它每年的收入将会有250亿美元。不过,这笔钱不可能都付给美国。首先,250亿美元对于今天的伊拉克来说,每个人头上只有1000美元,而这笔资金的大部分都需要用来进口食品、机械以及其它日用必需品。其次,还有一些资金则要投资在重建和升级现在的伊拉克基础设施上。另外,其他国家在1991年的战争之后向伊拉克索要的赔偿数目超过3000亿美元。这些要求至今都没有被支付。如果把这些钱用在美国占领军身上,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是愚蠢的。 至于其他国家分担美国开支的想法,考虑到美国这次的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同意,也没有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支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石油问题 石油问题涉及到两个因素:伊拉克的石油设施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程度,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首先,这场战争也许会摧毁包括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整个石油设施。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伊拉克在撤退时摧毁了科威特的大部分油井和其它石油设施。这一破坏行动导致科威特的石油生产停顿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而且战前的生产水平一直到1993年才恢复:这距离1991年2月战争结束将近有两年的时间。 除非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的领导人完全放弃抵抗,否则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很可能会去摧毁它自己的石油设施。也许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很难理解。但是在战时却很难不去考虑这种自我牺牲的举动。同时,那种在石油设施中利用生化方法对石油加以污染的做法,则会造成石油市场上更大的恐慌。 至于OPEC——它可能通过削减石油产量来对美国进行抵制。就象1973年在阿-以战争中那样。或者,如果OPEC的石油资源落入了反西方势力的控制之下,同样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经济学家乔治·佩里最近研究了世界石油供给链崩溃的经济后果。他分析了一个糟糕的情况,一个更糟糕的情况和一个最差的情况。 佩里对最差情况的分析所依赖的假设是在伊拉克出现了长期的战争。如果这种情况变成现实,世界的石油产量将每天平均减少700万桶。当然这一减量可以部分地被美国的石油战略储备所补偿:每天250万桶。 这种后果所带来的冲击是,油价的剧烈上升,高通胀,以及财富从石油消费国向石油出产国的巨量转移。在他那个“糟糕的情况”中,佩里预测石油价格将上涨3倍达到75美元一桶,而汽油的价格将上涨到每加仑3美元。对于美国来说,进口石油的花费每年将会增长2000亿美元。同时,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将可能引发经济萧条。为了计算出具体的数字,我假设这个现象将会持续1年半的时间。 布什政府中的战略家则可能会把赌注压在另外一边:一场对伊拉克的决定性的胜利,伊拉克的石油设施几乎没有受到损伤,战后的政治局势也非常稳定。这些因素会导致伊拉克石油生产能力的上升。而且会给油价带来下调的压力。不过,伊拉克增加其石油生产的速度却不该被高估。一个合理乐观的推测是,伊拉克在战后的5年内可以增加到每天400万桶左右的数量。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0年内,油价可能会有每桶1美元的小幅下跌。如果以每桶25美元计算,这将使美国在这10年中用于石油进口的支出减少300亿美元。 对美国经济的整体影响 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经济因素是战争对美国经济活动的整体影响。在过去,重大的战争总是会带来大幅度的国防开支的增加,从而造成经济的繁荣。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珍珠港事件之前,国防费用的增加已经接近整个GDP的10%,同时带动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阴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同样如此,只不过规模较小。 但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只带来了0.3%的GDP增长。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对股票价格和消费者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因素抑制了消费支出,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支出,减少了商业投资的数量—而国防开支的增加却并没能弥补这一减少。结果出现了一个美国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月开始的经济衰退。 第二次海湾战争的直接军事开支估计将会很小。这意味着,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主要通过心理因素的途径完成。一场类似于1990—1991年的衰退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从2002年夏天开始,股票价格已经下跌了20个百分点,美元持续贬值,而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接近10年来的最低点。如果美国得到的是一场速胜,那么战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则几乎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战争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那么宏观经济结果就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设想一种这样的情况:大量的伤亡,迟迟不能结束的城市巷战,晚间新闻中充斥着血淋淋的场面,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广泛流传,以及关于使用生化武器的谣言或者现实,或者重型的恐怖主义活动: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如果是这样,经济上的反应可能会象1990—1991年那样,或者象“9·11”之后美国经济所经历的那种急速下降。一个合理的结果可能是由这种拖延不决的冲突所带来的总体衰退,范围可能在美国GDP的2%到5%之间。按照现在的美元价值来计算,也就是在2000亿到5000亿美元之间。具体到数字,可以假设这个拖延不决的战争会导致一场类似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经济衰退,也就是3450亿美元。 当然,上面的分析不可能是精确的。而且实际的情况通常会在最好与最坏之间。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上面那种“最坏的分析”,也许还没有能够对命运的偏向做足够充分的估计。至少,它没有考虑伊拉克使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没有对人员伤亡—不仅仅是战争的直接伤亡,也包括占领期以及全球恐怖主义带来的后果—进行估计,同时也把佩里对最差情况的分析排除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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