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郭飞熊先生关于朝鲜半岛核危机及其地缘政治的文章，大开眼界。郭先生分析某些问题之痛切精辟，令我辈叹为观止。我同意郭先生对相关各方事态立场及国情所作的分析，但是对郭先生的结论，却绝不敢苟同。往稍微极端的角度讲，我感觉郭先生的结论有点靠近“误国之论”。吾辈市井草民匹夫，亦以天下为己任，郭先生的文章，激发了我一些骨鲠在喉的话。因为郭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多维，我也特借多维一角之地，乱弹几句。

郭先生的雄文对朝鲜半岛核危机相关各方利益纠葛的精深分析我不能一一加以置评，这里只谈谈关于中国部分郭先生的结论。郭先生认为，在这个核危机事件中，“中国对朝鲜最好的选择就是多积德”。如果美国联合各方制裁北朝鲜，中国不能对此绥靖，相反，中国要坚决反对，争取扼杀这种想法于萌芽之中。原因为基本如下几条：

中国在朝鲜半岛没有不正当的国家利益，历史上我们把朝鲜当作缓冲地带的行为都是被迫的。“中国应该尊重朝鲜人民谋求主宰自己命运的想法”，因此“对于朝鲜政府依靠导弹和核力量发展主宰命运的实力的具体行为，应该既不口头支持，也不实质阻挠”。相反，对于美国制裁或进攻朝鲜的行为，则要采取适当措施反制（详见郭文）。简而言之，郭先生就是要中国对朝鲜进行纵容，任其发展核武器和挑战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不惜以中美关系为代价。

国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

郭先生的文章是一篇分析现代国际关系的大作。以我对国家关系的粗浅认识，知道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向来有两个传统学派，一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为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主义关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种种危险，认为战争总可能存在，其基本观点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就是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自由主义（与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是两样东西）则持有相对更理想主义更满怀希望的观点，认为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能够基本解决国际冲突问题。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理想主义哲学观念（Idealism）的影响，认为处理国际关系时还要考虑道义道德（Morality）和正义（Justice），比如人权，民族自决权、人道主义援助、第三世界债务等，都要得到考虑。

当今世界的大多数正常国家，基本都奉行以现实主义为基石，以自由主义为装潢的政策。说得再好听一点，就是“满怀著自由主义的期望，却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在本国内推行自由主义（如鼓励适度的自由企业、自由市场、自由言论、个人自由），而在国际关系上仍然推行现实主义。美国可以说是上述任何一种说法所代表的政策的典型执行者。

我们现在的世界，虽然不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人人为敌”（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的自然世界，却也远没有达到天下大同。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依然是每一个人的家园，虽然家园有时候抛弃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则背叛了自己的家园。民族主义从最发达国家到最贫穷国家都是主流思潮。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国际格局颇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各为自己的利益谋划和行动，而这种自私行为却被认为是最正常的和最应该的。相反，“宋襄公之仁”，在计算利益和采取行动时抛弃本国利益而为他国打算，才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愚昧的，甚至是可耻的。

在分析国际关系时，当然可以从理想主义出发分析现状，得出理想主义的结论，推荐国家采取理想主义的行动。这当然没有实际意义，却是许多学者制造用以自我陶醉的文章的常见套路。也可以当现实主义出发，得出现实主义的结论，推荐国家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措施和行动。这实际上是各国政客们每天都在做的。比较要不得的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分析问题，却从理想主义出发提出或推荐措施。这种方法不仅可能制造一种方法本身内在的矛盾，在实践上更会导致误国之论。

在我看来，郭先生的雄文恰恰犯了这种错误。郭先生显然非常出色地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了围绕朝鲜半岛的各方各派的利益，某些提法非常精辟准确，令我拍案叫绝。但是，在为中国推荐行动时，却不动声色地推出了理想主义，要求中国“积德”，在朝鲜半岛实施正义，尊重朝鲜人民当家作主的想法，甚至牺牲中美关系保卫朝鲜。

我很难理解郭先生对韩国和朝鲜充满极端热情的讴歌，包括“这个民族具有何等的活力”，“北朝鲜也不可小觑”，等用词和近乎肉麻地、热切地盼望中国当“宋襄公”去帮助南北朝鲜的统一和强大。另一方面，郭先生的文章从前到后，假定美日为我们不可妥协的敌人，并且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甚至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这种态度，是把现实主义扭曲到了“理想主义”的程度，为中国设立了理想化的敌人，如同神魔小说或童话中的魔王，与好人彼此为敌，大家你死我活，不进行妥协合作，知道一个把另一个干翻。用郭先生的话，就是不对美绥靖，要对朝积德。

“积德”与中韩、中朝关系

对朝鲜的关系和态度，要站在中朝关系的历史，中国的全球利益，以及朝鲜民族的未来走向这个大层面来认识。郭先生不准绥靖，但他所强调的“积德”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绥靖，只不过是改对朝鲜的绥靖。为支持这种说法，郭先生提出了不甚准确的历史说法。就当前中朝关系的大环境来看，世易时移，中朝关系已非当年天朝与藩属关系，而两个朝鲜现在都不是发自内心对中国友好的国家。经过二战后的经济发展，整个朝鲜民族野心欲望膨胀到了难以自我调理的地步，而且奉行对一切别人别国损人利己的政策。刚刚过去的世界杯，算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世界杯中南韩“吹进”四强，举国“红魔”乱舞，而罔顾世界对其“黑哨”的指责。其后金大中宣布南韩的经济也要向世界四强迈进。朝鲜民族的雄心野心，可见一斑。

汉城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韩国球迷的狂热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到处是红色“海洋”。新华社记者谭熙鹏摄（数码传真照片）

今日的朝鲜民族，颇似当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日本在维新之前，在文化上对中国甘居弟子，亦步亦趋，有强烈的自卑感。维新之后，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制度上比中国远远现代化的日本，立刻制定国策，以灭掉“”老师，让中国亡国灭种为第一要务。仇华、恨华、灭华，这不是日本某些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整个日本民族在当时的共同心态，体现了长期委屈附从于大文化的一个小文化在发现自己得到更优越的因素之后的炫耀和报复心理。我不知道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韩国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心态，但肯定不能说一定就是要世世代代和中国友好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在其到来前预先追寻这个答案可能没有意义，但是保持我们本身对朝鲜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态势，在此基础上平等相处，则肯定能保障中华民族东北方面的安全。

中朝关系自抗美援朝之后就不再是“同志加兄弟”的状况，而是经历了冷战中的互相冷漠和互相厌恶（其时朝鲜亲苏，也依赖苏联经济科技援助），以及冷战后的互相利用（苏联解体，朝鲜改为依赖中国）。而中韩关系能够平稳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韩国想利用中国的战略地位实现统一的目标。朝韩的战略意图，从他们国家利益的角度无可厚非，但站在中国的角度，关键是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意图伤害我们的战略发展。

“积德”一说，并非新话——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朝鲜一直在认真地积德。同时我们对印度、越南都在积德。相对内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造成了我们很大的战略被动。对印度、越南攻而不战（尤其是对印度），使得今天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我们处在可怜的求乞于人却不讨好的地步，而印度、越南却因此装腔作势，得意洋洋。中国军力1958年后全面撤出朝鲜半岛，我们在道义上的容让和大度没有任何人承认，相反，北朝鲜在中国军队走后对劳动党高层的亲中派，进行了斩草除根几乎一个不留的清洗，对志愿军陵墓进行了残忍的破坏，并且在国内进行长期的隐性反华教育。中国一半以上的对外援助奔向了北朝鲜，同时负担著这个国家90%的石油供应。平壤逢年过节动辄搞百万人大庆，通宵灯火要靠中国输送电力支持。然而较之日韩对美国亲爹一般的孝顺态度，几乎完全靠中国援助支撑的北朝鲜之对我们的嘴脸，让人不忍卒睹。而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在“积德”，没有对朝鲜进行积极的控制和按照我们的意志影响其制度、经济和意识形态。

不言而喻，朝鲜现在是中国对抗国际反华势力的屏障，是我们对美的缓冲区。然而可悲的是，这个缓冲区的存在多半是我们的运气而非靠我们的能力形成。北朝鲜父子相承，封建式的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美国的天敌。他们比中国左派极端分子最极端的时候还极端。因为朝鲜政权的这种性质有效地牵制了美国的对华战略，迫使美国时不时采取和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合作的策略。但是应该记住的是，不象美国在南韩和日本以至欧洲能够言出法随，中国自抗美援朝之后似乎在朝鲜半岛从来就没有完全如意地展示过自己的意志。不错，朝鲜是反美，但它却几乎从来没有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历数近年中美几次危机：1996年对台军演，美国航母兵临城下压迫中国，朝鲜没有任何声息；1999年轰炸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军机相撞事件，我们都没有见到朝鲜奇兵相助。换言之，从来没有过雪中送炭。朝鲜爆炸性地在国际社会生事，往往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平静的时候。比如1994年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就是时值克林顿主动取消贸易和人权问题挂钩以缓和中美关系之后。现在这次闹事，更对中美关系意义不是很大，因为911事件和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早已经制造了中美暂时和好的机缘。朝鲜搞核爆料尚在布什邀请江泽民主席到他家牧场访问之后，只不过为两国领导人峰会增加了议题，算得上锦上添花而已。

为什么朝鲜能够对中国以怨报德，享受中国援助并且不受中国节制？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自身，因为我们过于保守内敛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