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历史上最著名的告密者

12岁的“英雄”——告密者帕夫利克

1991年，俄罗斯莫斯科一座苏联英雄的铜像被拆除。它宣告了一个特殊时代的结束。

这是一位少年英雄，这个名字，我国人民不大知晓。但在苏联国内，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

帕夫利克向政治保安局告发了父亲，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父亲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里人缘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开证明信给富农，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

结果三天后特罗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被"苏维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

苏联当局要树立这样的英雄榜样，目的是提倡告密。一个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就要用告密来震摄民众，实行恐怖统治。

在我国历史上， 商鞅就使用连坐法来强迫人们告密。最典型的是武则天，公开普遍地实行告密制度，她规定不许阻拦告密的人。樵夫和农民都可以面见皇帝提出检举。他们可以使用 官府提供的车马驿站，一路享受五品官员的待遇，进京后吃住都是官府招待，能得到武则天本人的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使举报不实，也不会反坐，不会受到 任何处分。

在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告密”被称为“揭发”“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等等。以至于妻子揭发丈夫，儿女揭发父母之类的“革命”行为屡见不鲜。

从告密者中产生酷吏，从酷吏中产生冤假错案，以此来除掉想除掉的人。

帕夫利克一案，就是地道的冤案。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父亲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一女人生活，母亲想用惩罚手段吓唬特罗菲姆，让他回心转意。于是要帕利夫克去告发，"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

至于是谁杀害了帕利夫特和他弟弟，苏维埃法官未经调查就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帕利夫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是杀人凶手，并立即执行枪决。

帕夫利克吃住在祖父家，他们之间有感情，他们虽然不满告发这件事，但绝不会走到杀死帕夫利克这一步，更加不会杀死帕夫利克的弟弟、他们只有八岁的孙子。

后来人们看到审讯记录，没人承认杀害帕夫利克，祖母根本没有到过森林。

俄国专门研究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学者德卢尼科夫，14年研究结果仍没找到真凶。他认为凶手决不是那三个人，而很可能凶手就是"执行者"。

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要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因此要有一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就 像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队员并不重要一样。(事实上，1932年他们那里还没有建立少先队组织，但不妨碍把他宣传为优秀少先队员)。

斯大林的 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顽强抵抗，他们不交粮食不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征粮队很难找到藏匿的粮食。农民以家为单位，从家庭突破点就在儿童身上。1932 年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制定奖励政策:揭发者获得没收财产的25%。很多人学着帕利夫克的样，踊跃揭发富农，成为致富的一种途径。

文艺工作者们各显神通，用各种体裁(电影、小说、诗歌、绘画....)歌颂告密小英雄。

告密行为从娃娃抓起，长大以后就会成为自觉行为。苏联提倡告密是政权的需要，为此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每个单位都有情报员，情报员与克格勃是单线联系。广大民众对这些人虽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憎恨告密。因为告密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报复的有效手段。告密者不一定把告密当成光彩的事，但在实际利益的驱使下，照样乐于告密这个行当，因为社会有滋生告密的肥沃土壤。

今天，俄罗斯人已没人谈起帕利夫克了。大慨也少有人去告密，因为滋生告密的土壤已不复存在了。

帕夫利克同志：一个苏联小英雄的浮沉
Comrade Pavlik: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oviet Boy Hero
凯特丽奥娜·凯利（Catriona Kelly）著
Granta，2005年5月

13岁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于1932年被谋杀，很快在一场全民颂扬的国家运动中，成为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少年英雄。本书以新近解密的克格勃档案， 力图还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英雄是怎样诞生的？他为什么又被彻底遗忘？在宣传和事实之间，在英雄榜样和真实的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