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白皮书：缘起、过程与结果
作者：论语1972.2
二战刚结束，中国问题就让处在冷战核心的美国相当忧虑。一方面，中共在抗战中迅速成长，此时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9555万人口、91万军队、220万民兵”，更令人瞩目的是“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1]另一方面，苏俄的确在兑现自己于满洲的军援，按照前苏联公布的统计数据，苏军此时向东北共军陆续提供的关东军武器数量为“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1.4万挺、各种炮约4000门……”[2]为此蒋介石在1945年11月17日致杜鲁门的电报中申明：“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3]魏德迈将军认同这一看法，他向总统报告说，“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4]
按照魏德迈的估计，如果美国不派兵直接进入满洲，国府在东北终将失败。当然，美军绝不会为了亚洲大陆和苏俄直接开战，因为“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转移了他的干涉动机。[5]关于参照德国模式要求在日本驻军问题，苏俄正式得到美国的拒绝是1945年9月在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上，美袂浔炊伤乖?6日明白地回绝了莫洛托夫的要求，中国外长王世杰当时就感到局势不妙，称之为“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6]根据未经档案证实的史料，苏俄驻日代表团曾经恫吓道：“不管麦克阿瑟将军如何，苏联军队都得进驻日本”，但却反而受到麦帅的警告：“如果那样做，就将苏联代表团所有人员逮捕下狱。”
美国既然为了西欧和日本不愿意在中国大陆和苏俄为敌，只能派遣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前来重庆调停国共冲突。杜鲁门在发给马歇尔的训令中指示：“运用美国影响力之所能及，希望中国依和平、民主的方法及早实现其统一，并敦促停止国、共双方军事敌对之行为”。然后更授权他向中国政府及其他领导人士率直转达：“如继续有军事冲突，则停止一切军、经援助”。[7]19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抵达重庆，向国府的领袖们传达了上述意见，蒋介石表示接受，他做了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8]
然而，即使马歇尔也不能遏制苏俄日趋膨胀的侵略态势。1946年4-5月间，国共双方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虽然毛泽东指示“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但林彪最终兵败四平，未能阻止国军的推进。在5月23日长春易手后，苏俄为阻止国军进一步向北满逼近，一方面严厉质问中共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9]其结果是山东和太岳区的共军于6月1日开始全面攻击国军；另一方面苏俄通过外交部门非正式地向美国发出警告，扬言虽说苏俄从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如果继续鼓励中国政府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10]杨奎松认为，苏俄的这一威胁“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于此不无关系”。[11]6月6日，蒋介石被迫接受马歇尔的建议签署停战令，但实际上内战已在关内大规模爆发。而此时关内中共军队的装备也明显改善，就拿进攻枣庄的共军6个团来说，就配备“山炮10门、钢炮6门、机关炮数门、迫击炮20余门，炮手均日人，步机枪多俄造”。[12]
此时，所谓的“中间阶级”和“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逐渐影响美国的政治判断。1947年4月，著名的“人权斗士”罗隆基对美国驻华外交官John Melby 的作了秘密游说：“虽然共产主义在中国能给自由人士活动的范围不会较国民党给的大，但是共产主义对群众有更大的利益，应该支持。”[13]在稍早之前，著名的自由主义宪政学家张东荪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共产党有一点较国民党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他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为一个障碍了。”[14]
其后蒋介石虽然执意行宪和选举，但其军事、经济、外交、政治的惨败当在意料之中。1949年1月21日，艾奇逊（Dean Acheson）担任美国新一届政府中的国务卿职务，同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下野，其职务依据宪法第49条之规定，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然而，此后的中央政府既不能和，更不能战，4月21日上午9时，李代总统拒绝签署北平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于是朱毛联名命令共军“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而命令发布之时，渡江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了国军的江防阵地，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22日凌晨，国军江阴要塞被占领，南京政府迁都广州。两天以后，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宣称，“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15]
作为中华民国的盟邦和反共支持者，美国政府必须要为中国的失败负责，于是，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外交问题白皮书《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1944-1949年之一时期》（下文简称《中美关系白皮书》或《白皮书》），望藉此文件集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该书主要论点如下：“国民政府至抗战末期已完全腐化，故美国于二次大战期间所给予的2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由于国府领袖们的无能与部队的叛降，大部分已落入中共手中。国民党的失败并非由于美援不足，而是因为它的领袖们无能应付危机，部队缺乏战斗意志，政府也失去人民的支持。唯有美国倾全力替国府打败共产党，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但如此会遭致中国人民的怨恨，美国人民亦不会赞成。”
关于《白皮书》的功效，近年之台湾学界有如此评价：“其政敌却攻击此书选材偏颇，曲解历史，目的在粉饰错误、规避责任；而在盟邦遭难时落井下石，也有失厚道。故《白皮书》的出版，对争取美国民众支持杜鲁门政府从中国内战抽身只有反效果，日后国务卿艾奇逊不得不承认此书的出版实属失策。尽管如此，《白皮书》的观点却成为1950年代初期美国改善对国府关系的障碍，亦为美国史家解释中国内战结果的主调，影响相当深远。”[16]这个论点相当公允，与此相比，1970年代的亲蒋海外媒体的置评则要偏激得多。他们认为，《白皮书》“历叙自清代以来到1949年为止的中、美关系，尤其是在涉及1944-1949年的对共产党问题时，则对中华民国政府加以过甚其辞的抨击，而以专事偏袒共产党为重点。实则是再也没有像这样一种文书之足以和盘托出美国国务院内有亲共分子存在的事实。”[17]
《白皮书》多为原始档案汇集，卷轶浩繁，竟然长达1054页[18]，但其主旨却清晰地列明于该书“前言”中。此绪论即是1949年7月“艾奇逊国务卿呈总统函”，其短短8页文字，站在美国当局的立场总结了“最近5年来之中美关系”，并为国务院之对华政策的失败做出辩解。艾奇逊在信函的末尾第3段委婉地表明了最后态度：“时至今日，吾人必须根据事实以备会此局势[19]，殊属彰彰明甚。吾人所采之政策，如系以单纯愿望为基础，则与中美两国恐将两无裨益。吾人现仍继续相信：无论中国在最近、将来处境如何悲惨，无论此一伟大民族之大部分人民将如何惨遭一个以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为前提之政党所压制，但其固有之深邃文化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重新发挥其力量，而将其外部桎梏扫荡无余。凡以此为目标之任何发展，无论其在目前抑或在将来产生于中国，吾人均应予以鼓励。”[20]
以上文字意味着艾奇逊虽然承认“××××××××××，而非为中国人民本身谋福利”，但他继而代表美国政府指出，中国人民对此本质“将认识至如何程度”，“对于外来统治又有如何之反映”，仅仅在今后会影响和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至于如今在大陆面临崩溃的中华民国广州政府，国务院仍然坚持其2月24日宣示的“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针。[21]
该报告在编撰过程中已经于美国政府高层传阅，听取各方面意见，即刻遭致严厉反对，其中有参议员范登堡，他曾在2月5日就正告杜鲁门：“美国政府过去援蒋不力，已经备受外界指摘，……将胜利交给共产党，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民断难接受。或许蒋介石政权也会自我瓦解，但美国不应染此血腥之手”。[22]作为马歇尔使华的第一助手和北平军调部之执行长的白鲁德也表示反对，他认为美国的行为“将促使国府迅速崩溃，恐非国内外舆情所能容忍”，况且“破坏停战协定之责任90%属于中共，而书中并无一句提及”，显然《白皮书》“对于中共极为偏袒”，因此该书“如需发表，其内容和时机均需斟酌”。[23]指责最为激烈的是美国军方。国防部长詹森于7月21日函告国务卿，坚决要求停止发布《白皮书》，并附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有人员一致同意的呈总统长篇备忘录。其意见分19项，要点如下：
1、 国务院于此书中无端过分毁谤蒋委员长，恐将引起整个东方民族对美国之反感；
2、 书中偏袒中共而攻击中华民国政府，造成外交裂痕，恐将影响美国今后对于国府之援助；
3、 前言（即“艾奇逊呈总统函”）的最后3段词句，如果就是今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大纲，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同意；
4、 书中所引用的马歇尔、史迪威、赫尔利、魏德迈、巴大维等将军的使华报告，仅仅是他们的个人意见，不能代表美国最高军方的对华观点。[24]
但是艾奇逊的固执和地缘战略使他一以贯之。7月29日，《中美关系白皮书》交予杜鲁门签署，在确认司徒雷登与北平的沟通被拒绝，“南斯拉夫化中共”失败之后，国务卿遂于司徒大使离华的第3天即8月5日公开发布。该书面世以后遭到的讥评和反诘出乎杜鲁门、艾奇逊的意料，中国大陆史学界认为，“美国政府本想以此为战后对华政策进行辩护，但结果适得其反，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高潮”。[25]事实的确如此，短短5天之内，国会议员所针对发表的声明有23篇，其中19篇均表示反对。[26]
蒋介石此时准备访韩，对于《白皮书》的内容和发表并不意外，但内心非常痛惜，他认为，“马歇尔、艾契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轨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27]回国以后，蒋介石一面训令在美国的宋美龄和顾维钧大使“对美暂不请援，即使国会中的援华方案也不立即催询”[28]；另一方面和国民党秘书长黄少谷商议对案，随即草拟了以下应对原则：
1、 对于《白皮书》内所认定中共为苏俄之工具，及苏俄违背中苏友好条约两点，表示满意；
2、 郑重声明对于《白皮书》其他若干问题之观察及论据，中国政府持严重异议；
3、 中国政府不欲因过去问题之争辩，影响中美外交及其反共之共同目的；
4、 中国政府为促进中美人民了解《白皮书》中所举若干事实之真相，将于适当时间更详尽地发表其意见及有关之事实；
5、 过去中美两国政府间意见之分歧，应不致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所予道义上、物质上所援助之谢意。[29]
以上文字简单扼要，不过不失，既保持了中国政府应有的尊严，也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留有余地，因此全部为广州李宗仁政府所采用，成为中华民国外交部8月17日相关回应声明之要素。[30]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029.
2.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出版集团2008年版，p.206.
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一，p.149.
4. 《魏德迈报告》，光复书局1959年版，p.309.
5.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邹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310.
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pp.172-188.
7. 《马歇尔使华报告》第2卷，1976年版，附录A，文件1.
8. 蒋介石日记，1945.12.23.
9.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5.25.
10. FRUS,1946,Vol.10,pp.1046-1047.
11. 《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2. 薛岳致南京蒋主席电，1946.6.21.
13. John Melby之1968年版回忆录The Mandate of Heaven:Record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p.251.
14.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李华兴编，p.210.
15. 《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p.216.
16. 《台湾历史词典》第4画相关词条，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建会编撰，2004年；
17. 《蒋总统秘录》第20章，古屋奎二编著；
18. 包括409页之叙述及186件选自国务院机密档案的文件，其中1947-1948年国府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约占2/5的篇幅；摘录其要点的简明中文版也有243页；
19. 指中国内战而中共取胜的结局；
20. 《白皮书》简明中文版，文海出版社，pp.1-9.
21. Present at the Creation,p.306.
22. Dean Acheson,1976,p.546.
23. FRUS,1949,Vol.9,p.1983.
24. Ibid,pp.1373-1382.
25. 《中华民国史》第15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p.648.
26. 《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p.238.
27. 蒋介石日记，1949.8.10.
28. 蒋介石大溪档案，“美政府发表白皮书经过卷”，p.136.
29. 同上，pp.141-142.
30. 《大公报》重庆版，1949.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