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初期农民并没有自动站在共产党一边。所以解放战争初期敌后武装斗争比抗日战争还要艰难。但是，孟良崮的张灵圃的失败，还乡团是有一份功劳的。 由于还乡团的残酷，很快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国民党也就兵败如山倒。

很高兴能看到网友能够转贴朱怀冰全家的遭遇和朱怀冰反出共产党的报道。傅作义乃是解放战争中对付共军最成功的将领，除了傅作义自己的才能，还有主力部队送给了林彪（这个无能的林彪）之外，就是共产党土改中的失误。 朱怀冰这样投资革命的将领应该不少，既然投资连本钱都被丢掉了，造反是必然选择。

朱怀冰全家被杀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朱怀冰的死心塌地也验证了解放战争的实质， 不是什么落英说的权力斗争，而是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蒋介石的失败不仅仅是蒋介石手下草包众多， 指挥无能，而是他代表的那个阶级在斗争中失败。

如果让粟裕坐在老毛的位置上总结孟良崮和神仙仗的经验，粟裕应该说感谢还乡团的残酷屠杀。

当然了，如果让傅作义总结华北战场上的不断胜利， 傅作义也应该说，感谢共产党手下也有混蛋乱杀无辜，灭了朱怀冰的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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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敌后游击坚持斗争，其复杂性、残酷性、特殊性在当时中共党内从上到下都是严重估计不足的，总以为八年抗战都坚持过来了，国民党的“清剿”又算得了什么?总以为人心都是在我们一边。但现实严酷地表明，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敌后斗争，比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得多，斗争尖锐、残酷得多。首先，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全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站在抗日的一边，日伪很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而在解放战争初期，战争的性质从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不少原先拥护抗日的地主倒向国民党政权，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 ，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起来，国民党在农村中有其社会基础。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也不同于日伪军，特别是由恶霸地主、逃亡人员、地痞流氓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威胁更大。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紧密勾结，不仅占领城市、集镇、交通要道，而且直接与我基层政权争夺农村阵地。他们熟门熟路，各种情况无不一清二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普通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和正统性普遍抱有幻想，对国共之争普遍持有无所谓的态度，这对当时的人心向背很有影响。这一切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解放战争初期的敌后斗争格外艰难，比原先预想的更困难、更残酷、更尖锐复杂。而这种情况在淮南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由于从华中局到淮南区党委对淮南敌后游击斗争的相对不重视，使得淮南的敌后坚持从组织安排和思想准备上都显得匆促而紊乱，对敌后游击的长期坚持完全没有准备和相应的部署以及手段措施，对华中主力在短时间内打回淮南抱有强烈的幻想和依赖心理；其次，在淮南区委的党政领导中，没有一个留下来指导淮南地区的敌后斗争，因而对敌后斗争的具体情况变化没能做出相应的对策指导，这一点对敌后坚持的成功与否十分重要。没有适应于敌后坚持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敌后坚持将变得十分困难；最后，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武装力量太薄弱，只有1个团的正规部队加上10来个连的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游击，而面对的却是至少有6个团的敌人正规军加上若干省保安团的“清剿” 。从苏中和其它地区坚持游击的成功经验表明，坚持敌后游击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有利的客观条件(如山区湖汊地区等)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敌我力量的相对平衡和适当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而后者影响更为重要。

由于我方领导力量的薄弱和武装力量的薄弱，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的不适应，以及敌方力量的相对强大，使得淮南的敌后斗争在8月底以后基本上是以“躲”为主。这反过来又严重挫伤了我方基本群众对我方力量的期望，甚至因为游击坚持而造成他们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对我方干部产生了强烈的埋怨情绪，也严重打击了我地方干部对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在淮南地区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就是土地改革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就胎死腹中，这对争取农村广大群众是很有影响的。再加上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和“正统性”，使得淮南地区的人心逐渐发生了扭转。以前我方可以任意进出的地方现在已被敌方控制；不少群众也开始配合敌军，指示和暴露我方的行踪；我方的基层干部和党员也开始大批自首投敌。这些都使得淮南的敌后游击环境急剧恶化，让淮南的敌后游击斗争变得异常艰难。

十六团主力一撤离路东，敌人气焰愈加嚣张。他们占领了所有的集镇和大的村庄。还乡团配合刚建立起来的保甲政权在城乡各地检查户口，办理联保连坐，搜捕、迫害未及撤走的中共地方干部及其家属。同时，在大小集镇设立临时据点，进行“清剿”、“驻剿”。就在这段时间里，盱眙县委与各区的联系全部被敌人切断。

这时盱眙县委游击队还有三十来人，为了减少目标和便于解决吃饭问题，金江把县委游击队分为三组活动。一组到老子山区活动，一组到古城区活动，由各县委成员与当地区委一起领导打游击。而县委书记金江则带着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施敬友及其他八人为一组，转移到河梢桥一带山区打游击(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60多年后，就在他们游击坚持的山上，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我的兄弟叫顺溜”) 。 

留在原地坚持的地方干部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很大损失，其中盱眙县的损失最为严重。在鲁山突围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有两个区游击队遭到了损失。

最先受到损失的是仇集区委游击队。由区长秦加林，副区长刘克贵，区农抗主任戴宝辉带领的区游击队在仇集的苗小街附近被敌二十六师一部包围，游击队虽拼力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秦加林和戴宝辉等人被俘，刘克贵英勇搏斗，坚守不出，最后被敌人纵火活活烧死。

盱眙县县委委员兼民兵总队政委梁化农也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

8月底的一天，梁化农在一个村庄与躲藏在那儿的爱人关绍瑜及两个年幼的儿子邂逅相遇。由于形势紧张，夫妻二人只作了简短的谈话，他对爱人说：“你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两个孩子。此地的还乡团能认识你，你要化装成老奶奶，带孩子到亲戚家去躲一阵子，或者回到来安县的娘家去躲躲。”接着，他又轻轻抱起不满三岁的玉枢和刚满八个月的玉柱，深情而坚定地说：“在五个月内，可能没有机会去看望你们。我们在山里打游击，即使今后遭不测，我也决不会投敌！” 这是梁化农对亲人说的最后几句话。

之后，梁化农在带领古城区游击队向仇集东南十里左右的龙山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冲散，他只好率领部分同志撤到一座名叫“十家牌”的山上，但敌人已经包围了这座山头。梁化农率领部下英勇抗击，直到最后身边的几个同志也被打散，只剩下梁化农独自一人。这时的梁化农虽然单身只影，但仍然坚持斗争。他隐蔽在秫秸丛中，开始过着“野人”似的生活。他吃的是生玉米棒子，喝的是河湾里的冷水。不久，他被一个姓陈的农民发现，这个农民早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了梁化农，他主动给梁化农送饭送水，并通报附近的敌情。然而，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这个姓陈的农民，怕牵连身家性命，很快就变了心，让他的养子向敌人告了密。

9月7日，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扛着机关枪上山，把梁化农包围了。他们一边放乱枪，一边狂喊：“梁化农，你跑不掉了，快出来投降吧！你在共产党那边当官，到我们这边也给官当，给你每月300大洋！”

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已经浑身浮肿,身体十分虚弱的梁化农仍十分坚强, 他主意已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当俘虏！梁化农使出全身力气，举枪打倒了一个敌人，随后便将枪口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梁化农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用绳子扣在他的两只脚脖子上，拖到集镇的一棵大白果树下，并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腹，挖出心肝，砍下头颅。梁化农的心肝真的被敌人用油爆炒后吃掉了。第二天下午，敌人又将梁化农的头颅高悬在古城闹市口的一棵洋槐树上“示众”。面对这些目不忍睹的惨状，乡亲们暗暗流泪，有的失声痛哭。看着亲人的头颅高悬“示众”，梁化农的姐夫王正方心如刀绞。他在第三天夜晚，摸到古城北大街，找到了梁化农的生前好友及结拜兄弟颜廷坤。是夜，他俩冒着杀头的风险，摸到了现场。颜廷坤轻轻地越过围墙，悄悄爬上高高的洋槐树，将头颅解了下来。然后，他们迅速地用梁化农教书时穿过的蓝色洋布大褂，把头包裹起来，放进一只美孚牌煤油桶里，秘密埋葬在古城小学后面的一块空地里。至于梁化农遗体的其他部分，一直没有找到。

来安县的游击坚持也愈来愈困难。为了缩小敌人的清剿目标和易于搞到粮食，徐速之和高英将来安支队分散，以排为单位在来安各区进行游击坚持和周旋。

为了减缓盱来嘉方面受到的压力，淮南区党委于8月26日在北撤的天长、高邮两县及三专署公安处的干部、战士中选调了50余人，组成天高游击支队，以天长公安局长林长青为支队长，天长县委书记梁明伦为政委，高宝县委副书记张静江为副政委，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为副支队长。队员每人装备长短枪各1支。9月5日，天高游击支队由闵家桥出发，乘船横渡高邮湖，在周家渡登陆后向西活动，夜袭了国民党大通乡公所，但未克。以后便西去盱来嘉山区寻找十六团，但未能找到。为缩小目标，梁明伦和林长青各率一部分散活动。9月10日，梁明伦率部在小陆庄(今大通乡小店村)被敌包围，遂分四个小组突围，梁明伦等3人化妆突出陆庄向北，准备经南王庄到北王庄，敌人发觉后紧迫不舍，梁明伦的警卫员被俘。梁明伦与队员范杏舒向西撤退，傍晚到小胡庄，隐藏在一个竹园里，准备到天黑再行动。敌保长钱祥带6名自卫队员追到小胡庄后，因坏人告密，梁明伦、范杏舒被发现，二人分头突围。梁明伦且打且退，到一土地庙旁与敌对峙，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枪杀。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也在这一时期被捕，在受尽敌人拷打折磨后，于1948年底被敌杀害。其余人员被打散后，分批撤出淮南。

朱云谦带十六团主力从管店附近越过津浦路转移到路西后，发现路西情况比路东更糟。因为路西失陷已有3个月，桂系敌军对农村的控制更为严密。十六团刚到路西就被敌人发觉，随即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十六团一路南下到滁县大柳地区，白天黑夜不是行军就是打仗，连喘息的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更找不到自己人。更糟的是，电台用的手摇马达又坏了，这使得十六团与上级失去了所有联系。就这样十六团在路西走走打打，呆了一个星期，朱云谦又带着十六团主力回到了路东，在老嘉山以东的黄寨与彭团长带领的二营会合。

朱云谦在会合后，立即动员地方干部找电池。来安县张山区区委书记高占元接到任务后，就带着电台台长和一位乡长以及几名战士在黄寨附近捉住了一个地主，命令他三天之内把20节电池送来，否则性命难保。结果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提着一篮鸡蛋找来，鸡蛋下面就藏着电池。于是地主当即放了回去。电台的几位同志把一根竹竿内的关节打通，把几十节电池都放了进去，这样才与上级恢复了联系。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一个多星期里，淮南军区领导十分焦急，还以为十六团有可能“全军覆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