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志、北方内部各域这间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的差异较大，南北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除了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一度出现的短暂对峙为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外，其它的南北对峙如西晋衰亡之后的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之间的对峙和北宋衰亡之后的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的对峙，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民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勇猛善战；在战略、战术上，惯于骑兵野战、远程奔袭。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习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部伍阵法，长城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南北之间、黄淮一带地形的气候上的特点，又使得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参半。这一带既有旷阔的平原，又有纵横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节变化明显。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人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这种天时和地利上的特点，也使得南北双方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军事对抗一般以黄淮平原为主战场，而以淮河至秦岭一线为对抗线，这条对抗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有一定幅度的摆动。淮河以南，有较长的雨季，江河水道纵横，开成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也削弱了北方铁骑的冲力。这样，北方势力和右越过黄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和环境上的巨大困能。但是在淮河以北，情况就不一样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较短，气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冻现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挡北方的铁骑。志方若越过黄河向北深入，则会面临补给线过长的困难。这样，作为中国地理上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不期而然间也在了南北对抗的一个分界线。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权的衰弱，凭借军事上的优势，透入中原，探制北方地区；而南方汉人政权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凭借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整合南主社会，发挥南方汉人社会的特长，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从而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秦汉时期，虽间有短暂的动荡，但统一的大局却基本上维护了三、四百年。这三、四百年间也积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终于导致了汉未政治秩序的崩溃。汉未政治秩序的崩溃最显著的后果即为统一的中央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北宋以后，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自然是很频繁的。我们可选取几场典型的战例来分析。

在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中，以刘宋与北魏的对峙最为典型。这期间，南方实力臻于鼎盛，所据地理态势亦较好，而北魏也在这期间统一了北方，国力空前强盛。刘宋的建立者刘裕在晋末举行了成功的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到他建宋时，虽关中已失，但河南、山东仍为南主所有。刘裕刚死，北魏趁丧南侵，夺占河南。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垢，便有收复河南之志，在他有生之年，举行过几次北伐。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４３０年）和元嘉二十七年（４５０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攻占沿黄河一线的重镇，然后沿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战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沿河的防御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时，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且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元嘉七年时，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南面中原。所以每次宋军来攻，北魏都是先收兵暂避，待秋高马肥，北魏铁骑能发挥优势的时候，再大举反攻，轻松收复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形势上的优势。刘裕北伐后秦时，崔浩便对北魏明元帝说过，就算刘裕上岸北侵，我军退守代北，谅刘裕不能起东南之兵与我远争河北。北魏伐柔然，群臣们又顾虑刘宋，崔浩又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魏收》崔浩传）所以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剌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４５２年）刘义隆欲趁北魏太琥帝拓跋焘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河南诅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志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庆），因事指挥，随宜加援，畏威掀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资治通鉴》郑一百二十六·宋纪八）刘兴祖所言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之为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治所在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今河北临漳附近），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魏书》崔浩传）在崔浩看来，宋军右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呆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刘宋的两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万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南抵长江北岸，那年十二月，魏主亲至建康对面的瓜步山上，鼙鼓之声震动江南。刘宋北伐溃军，退过寿阳、彭城、盱眙等重镇；江南之军，沿江戍守，江南全面戒严；江淮之间；坚壁清野，甚至不惜在水井、草料上投毒。魏军也曾强攻彭城、盱眙等重镇，但都未能破城，只得于新的一年雨季到来之前引兵北还。

北魏在孝文帝时迁都洛阳。此前，北魏已夺占南朝淮北之地，现在洛阳既为北方之都，与南主江淮一带更加逼近，孝文帝为求新都的安全，遂于迁都之后一再统兵南方汉方和淮河上游地区。当他取得了南阳，统兵来争襄阳时，却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击，因为这已角及到了南方在襄汉上游的整个防御体系。双方几度用兵，在南阳与襄阳之间形成胶着之势。南齐时期，双方在南阳、义阳、寿阳、钟离一带展开过激烈的争战。

“河朔之变”后，北方出现动荡，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于梁武帝大通元年（５２９年）派将军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北上。陈庆之率军连克荥城（今商丘东）、梁国（商丘）。大梁（开封）、荥阳、虎牢，遂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时北魏主政者为尔朱荣，尔朱荣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朝廷。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然后拥魏主进兵洛阳。陈庆之扼守河阳河桥，以拒尔朱荥之军。尔朱荣缚材为筏，渡过了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陈庆之入洛之战为主宋以后南方对北方较深入的一次用兵，与刘宋时期的北伐一样，其进兵也速，其溃败也速。

十二世纪起，北方少数民族双陆续南下，入据中原，女真和蒙古先后与南宋对峙。女真起自辽东，建立金，，灭辽而入据河北，又灭北宋进临河南。金以一游牧民旄凭借武力消灭辽、宋两个大同，统治区域迅速扩大，它需要时间来消化它征服的成果，也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原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适应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所以金在中原地区先后立张邦昌和刘豫两个傀儡政权作为为它控制中原的过渡阶段。金兵铁骑则根据形势变化，不时南侵，寻歼南宋军主力及宋室群臣。

南宋重建之初，对于国防的重建即有“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张浚经略关陕）之类的议论。南宋与金对抗，主要恃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区相到策应，自荆襄北出中原，可以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呼应，自荆襄北出中原，可以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呼应，尤其是可以趋江淮战区这北，威胁金兵后路。宋金对峙时期，岳飞、吴拱都曾自荆襄北出，进攻河南，威胁金兵后路。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１１３４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又乘胜北进，从伪齐手中收复邓州、唐州及信阳军。绍兴十年（１１４０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颖昌（今河南许昌），淮宁（今河南淮阳）、郑州，又配合敌后抗金的李兴收复洛阳等地。七月，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元帅宗弼之军，又在颖昌大破金兵的反扑，乘胜进至朱仙镇（距汴京四十五里），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由于岳飞的胜利进军，河东、河北人民纷纷响应，袭击金军，断其归路。金人大恐，准备退回北方。就在这时，秦桧与襟高宗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与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辰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是“绍兴和议”。
金完颜亮败盟南侵之时，南宋又以吴拱自荆襄向河南发起反攻，威胁金东路的后路，以牵制金江淮方向的进攻。宋金又以达成“隆兴和议”而停战，是后双方未再发生大的战事。

在宋、金和时战的相持过程中，蒙古在塞北崛起。蒙古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先是弃燕京而迁都汴梁，后又弃汴梁而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汁五年（１２３３年）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要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群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亦与金人一般，立一汉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南宋群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邱）”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台汗命大将军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角即溃，迅速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年间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三个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蒙古军南下，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拱、余介等名将苦心经营，才勉强维持其国防线，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从不同时期在中原地区上演的南北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双方在中原所处的地位和中原的攻守形势。从总体上看，南北双方对中原的争夺是北方比南方有利。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进取中原，可以利用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漠、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南下中原，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俣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这种时机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和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构成北方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中原作硬性的防守，守中原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中原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中原不难，而守中原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撇开守中原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的利。自中原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为太行山脉所环绕，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当初以山西制河南的形势遂倒转过来，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据山西而控制北魏朝政，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中原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已夺占刘宋山东这地；南齐时期，则一再争南方南阳、义阳（今信阳）等淮汉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东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汉上游，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也再无问鼎中原的机会。在中原地区，南北形势虽有南不如北，但东西形势却是西足以制东。河南地形的特点是东部为平原，西部为山地。东部平原地带利于北方骑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带却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西部山地地又可分为南北两部，都具有枢纽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南部南阳盆地则在南方具有枢纽性地位。这样，由南阳盆地北出遂成为南方进图中原的一个机会。位于南阳盆地南端的襄阳本是南方恃以屏护江汉上游的一大重镇。自襄阳北上，循淅海上等汉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而后，或东取洛阳，或西攻关中，都可扬长避短而有所成就。东晋南朝时期的几次比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桓温北伐，由襄阳北上，出伊川，败姚襄，执周成，收复洛阳；刘裕北伐秦，攻洛阳之战，也曾派兵从襄阳经南阳盆地北上，从洛阳的南翼发起辅助性进攻；刘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闪北伐，东路军溃败，西路军却取得很大进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将领率兵连克弘农、陕城、潼关，北取得关中豪杰和百姓的响应与支持。

在南北之争中，南方争河南若只是想以黄河作为南北之间的分界线，则终难改其劣势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为进一步经营天下的凭资。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为南方经营河南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朱元璋北伐，明军在攻占山东之后，即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关中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北伐之前，朱元璋即已确定其北伐方略：“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振动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而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明史》卷二·太祖本纪）朱元璋的构想可谓极富胆略，尤其是他在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又暂置山西不攻而径攻河北，可谓深明河南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攻关中则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后来关中失于赫连夏，河南失于北魏。明初盘踞山西的扩廓帖木尔为元朝末年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地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民幽云，结果屡攻北耗心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明军攻大都时还利用了元所开大运河，且自山东由运河趋大都，还有一段顺流之势。朱元璋开创了历史上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河，他对河南的经营，也开创了在南北之争中以南方经营河南的最好纪录。毕竟中原四战之地，不利于防守，却利于作为进取的凭资。

（摘自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