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一．开启一个新时代
　　
　　为什么不用爱国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我的回答是，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更能代表一种新思想、一个新时代。
　　
　　关于语义学的一点看法
　　
　　我在这里首先讲一点我在语义学方面的一点看法。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无语言。什么意思呢？科学需要创新性，而创新的东西意味着用旧有的语言描绘它都不合适，然而，如果不用旧有的语言，人们就无法交流，也就是“无语言”了。实际上，在科学中，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人们在语义之争上花的时间和气力非常多。在选用一个旧有的词汇（我们不能老是造新词，造新词太多人们也就无法交流了）来表达一个新东西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它的字面意义、原始意义，还要考虑它被使用的历史。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呢？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在“民族主义”这个词汇上争论不休，下了不少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功夫，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思想和智慧。这种争论遮盖了我们本来在这个词汇下表达得很清楚的内容。有些人如果想掉书袋，那我就劝他们先去好好掉一掉书袋：有一门专门处理这些问题的学问，叫做普通语义学，大家不妨看一看。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如我以前多次说过，民族主义本是西方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扣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一些思想头上的帽子。但为什么主张接过这顶帽子呢（很显然，不可能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都接）？实际上，接过这顶帽子是受到很多指责的：一些亲西方的人因此而百般辱骂就不用说了，一些朋友也责备我为什么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现成的、褒义的概念而非要搞出个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回答，因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种语言中，爱国主义都是褒义的，民族主义有时却是贬义的。我开头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首先，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及其众多的国内帮腔者，你辩不胜辩，这个帽子你不接也得接，不如就主动接过来，这本身就是对于他们的无端指责的一种蔑视，而去没完没了地分辩“我不是民族主义”，倒是说明你自己心虚了。其次，我曾对一些坚持要我恢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提法的人说过：不是我不想用爱国主义这个词，而是这个词在这些年中实在已经被搞得太庸俗了——还不是因为有“汉奸”整天骂它，而是这些年对于这个词的庸俗使用使得人们一听到这个词就发笑，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听一听它还有哪些新内容。著名电影演员姜文有一次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姜文的谈话是关于他的那部《鬼子来了》的电影的。围绕着这部电影所产生的争议的来龙去脉我并不清楚，但仅就姜文这句话中所批判的打着“爱国”的旗号，却贩卖庸俗、矮化、窝囊、胆怯的垃圾的行为，则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
　　
　　民族主义虽然也是个老词，但在这些年中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使用的老词往往会起到一个新词的作用，人们会耳目一新，会去注意它的新内容，同时，又由于它是老词，人们会第一眼就大致了解其含义。
　　
　　起初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土气。然而，最近看到甘阳先生2000年5月14日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深受启发。
　　
　　
　　“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 one’s country as it 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 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觉得这段话非常好，真正的说出了我模模糊糊想表达却没有表达清楚的意思。有些朋友批评我，说我既然是个民族主义者，何必又事事去到外国人那里找根据？我并非事事都到外国人那里找根据，但如果外国人确实有个非常合适的说法，我又为什么非不去采用呢？更何况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学界的中国人，就是崇拜外国人，就是不肯听别的中国人自己说出来的话，就是只肯听二传、三传来的外国话（如果你自己说自己的话，他们就认为是“不学无术”，你只有完全重复别人的话，特别是外国人的话，他们才认为你有学问，“学界”才会“承认”你），这虽然可悲，却是个现实，顺便用外国人来唬唬他们也是个顺手牵羊的方便之事。这里的关键是民族主义想做一种新的解释，并含有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意思。
　　
　　
　　做开启一个时代的英武的强者
　　
　　
　　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署名“亩产万斤”的帖子，里面的内容我很多都不同意，但有一段写的非常好：“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是做开启一个时代的英武的强者，还是做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的文质彬彬的凄怨的灵魂？我的回答是前者。我认为，与其做屈原，不如做刘项。当然，马上就会有人质问：你要开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还说不清楚。我当然说不清楚，如果现在有人说他能全说清楚，那才是骗人。但说不清楚，新的时代就不来了吗？我看一个新的时代一定会来，这一点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我们努力多想想，能贡献一点智慧是一点，这个新的时代就会好一点，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它就有可能很糟。开启一个新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恐怕是很急迫了。最近更让我感到急迫的是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上台。我听到很多人说普京不过如此，等等，等等。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陷入如此深重的危机之中，除了上帝，恐怕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普京当然要和国内外的各种势力妥协，当然不可能马上把整个颓势翻过来，但他毕竟已经摆脱了前一段俄罗斯主流思想的那种阉者的梦呓。而俄罗斯人民选他上台，说明了俄罗斯人民也摆脱了这种梦呓。也许有人会说，俄罗斯的强大使得我们可以有对付美国一超独霸的一个杠杆——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就表达过这种观点——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确实是这一发展的一个方面，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即中国多了一个威胁。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老话了。俄罗斯的复兴对于中国是福是祸要取决于我们中国人驾驭局势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中国主流思想中的阉者的梦呓，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时开启一个新时代。
　　
　　二．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认为，从整个地球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1）生存空间的问题
　　
　　（2）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下面我分别论述这两个问题。
　　
　　
　　生存空间的问题
　　
　　
　　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生存空间”这个字眼，似乎也因为纳粹德国曾经使用过而成了违反“政治正确性”的概念，谁使用它，谁就会被妖魔化。当中国的学者有时不得不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使用另外一个词：“人地矛盾”，而这样一种替代，至少在传播学意义上，给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大打了折扣。在这里，我丝毫不想掩饰我对于当代的中国和西方的那些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不敬。他们写了那么多伪善的书，说了那么多伪善的话，却对于我们这个星球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人类在过去的历史中，为了争夺自然资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曾爆发过多次极为血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战后，有了那么一种新的论调，说是在战后的自由贸易体制下，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一个抛弃了伪善而真正严肃思考我们这个星球的问题的人决不会同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论。所谓自然资源、生存空间并不重要，任何国家或民族只要在商业竞争中获胜，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例子，只限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几个很小、情况又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子，但日本是靠在战争中打败中国，然后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而获得它的原始资本的。
　　
　　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中国内地那些自然禀赋极差而人口却极为稠密的地区去看过一眼就会明白，生活在那里的人基本上是绝望的：恰恰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自然资源太少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他们的严酷的生存条件也恶化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个人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争夺自然资源的时候，宽容、自由和民主难以立足，环境保护就更谈不上了，连文明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跑出去，跑到自然资源更多、生存空间更宽敞的地方去。中国的许多困难来自生存空间。必须捅破“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我经常看到媒体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嘴上都在说西方人多么多么文明，他们坐公共汽车从不乱挤、抢座，他们的街道有多么多么干净，等等。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反驳此类言论的帖子。这个帖子说：美国人从车里往外丢脏物、吐口香糖等等是常事，只不过因为人少，街道才显得干净。对于这个说法，我深以为然。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曾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居住过，那里的最豪华的百货公司门口夜里常常有人小便，人数还不少，故此白天也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尿臊味；但因温哥华的人口少、自然条件好，它仍旧称得上是北美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我敢说，如果让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居住在中国这种密度条件下，他们会比中国人更不文明、更肮脏、更破坏生态环境、更窝里斗……，甚至连他们的民主制度恐怕都会变了味。日本也许是个例外，但日本人是以极度克制自己的个人自由来适应高人口密度的环境的。曾经有一个非常了解日本的文化，因而为日本人所喜爱的朋友（她是中国国籍，但为朝鲜族人，出生于韩国）告诉我：日本人的“规矩”之多，真是外人难以想象，如果并非从小在日本长大，绝对是动辄得咎，而这一切都源于日本的拥挤。因为生存空间的狭小，日本人的生活质量与他们的人均收入及努力程度都不成比例。即使是日本，我们也不要忘记，它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掉了几乎所有近代夺取来的生存空间（但不是全部，比如琉球群岛，原来就是中国的属国，现在还在它手里），但它从中国掠夺的金钱和自然资源帮它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底子。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改进自己的行为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就是这个自然资源条件、这个生存空间、这个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它们，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环境制约因素。这个环境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生存空间的这个因素。最近，在英国发生了历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偷渡客死于非命事件。英国海关人员6月19日凌晨在英国南部多佛尔港检查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时，在集装箱内发现58具（54男、4女）尸体，该批偷渡客来自中国大陆。[3]
　　
　　类似的新闻我看过很多，每次我都十分难受。一些西方人，还有一些惯于诋毁中国以取悦西方人的中国人会说，这些偷渡客是在“逃避专制政权”。但每一个客观公正的人都明白，虽然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是不令人满意，但这些人决不是在“逃避专制政权”，而是在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实际上，那些生存空间匮乏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都是民主国家，他们的国民不也在大量的偷渡吗？
　　
　　有些人还会说，这些偷渡客并不穷，否则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偷渡的费用，然而，要知道，逃避匮乏的自然资源、拥挤的生存空间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每年有无数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能卖什么就卖什么，包括劳力、智力、尊严、女人的身体乃至灵魂，以各种方式谋求进入自然资源不那么匮乏、生存空间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最好是北美、欧洲、澳洲，退而求其次，则俄罗斯、东欧、拉丁美洲，甚至非洲也行。
　　
　　那些排着长队考托福的莘莘学子们……
　　
　　那些甘愿嫁给又丑、又蠢、又穷、又老的外国人的年轻、貌美、聪明的中国姑娘们……
　　
　　那些挥舞着生花妙笔为中国人抛弃自己的祖国而赞美、讴歌，描绘着一个外国天堂、外国人天使的文人墨客们……
　　
　　我想说，我都理解。可这些人却不肯说出真相，也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真相……但我要指出这个真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存空间的狭小。
　　
　　所谓中国人往外跑是因为“苛政猛于虎”是不对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人不应该出去，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去。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在这里我还想顺便说一句关于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失误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的生存空间的狭小，很多人都是认识到了的，而其根源，则很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的失误。我想说的是，仅从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看，仅从这几十年看，这种说法未尝不对，但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这种说法就有问题了。在15世纪时，中国的人口已经相当可观，达到1亿至1.3亿，欧洲则只有5000万至5500万。[4]实际上，相对于世界总人口，特别是相对于欧洲人及其后裔，近代中国的人口比例并不是增多而是大大减少的。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从更长的历史长河看，中国的生存空间狭小，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多生了孩子，而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中国人打了败仗，而欧洲人打了胜仗。
　　
　　
　　西方人的伪善
　　
　　
　　根据**社记者齐文信报道（**新闻社7日电）：美国移民归化局局长梅斯纳（Doris Meissner）本周访问北京和福建，敦促中国加强边境管制，防止偷渡。就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阎学通说的非常好。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来一直敦促中国对外开放的华盛顿现在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像管制监狱一样来控制边境。阎学通没有重复中国政府的观点。相反，他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当拆除障碍，允许人员自由进出。阎学通说，迁移自由应当看作和言论自由同等重要。“你如果在Ａ国没有言论自由，你至少可以有到另一个国家去享受言论自由。”
　　
　　然而，美国却要求中国动用警察和部队严格控制刚刚放松的边境，重建“竹幕”。如果美国人明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的祖宗没有抢到我们的祖宗抢到的空间那么辽阔、自然资源那么丰富的地盘，你们就活该倒霉，有能耐你们也来抢，那我们也认了，谁让我们抢不过别人的呢？问题是美国在标榜“人权高于主权”。既然“人权高于主权”，那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那个主权稍往下放一放，允许人员自由进出，以享受人权呢？如果西方人真的奉行“人权高于主权”这条原则，那么，多佛尔港的那58个中国人根本就不会死。
　　
　　我想顺便再提一件充分说明美国的伪善的事。最近，世界银行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对中国在青海省重新安置贫困农民的贷款，理由是这个项目会使中国对于历史上属于西藏的地区的占领巩固下来。[5]这是伪善的美国人又一次在剥夺处于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状态下的贫苦的中国人的人权的例证，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呼吁：“记住这件事”。
　　
　　
　　屈原傻不傻与宋氏姐妹
　　
　　
　　将近100年前，也就是1904年，著名的“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在进入美国时也遭到了凌辱。1973年，她的三妹宋美龄在她弥留之际，俯在她的脸颊上，听完了她的最后一句遗言：“我竟然终老在这块不曾欢迎过我的土地上，这是诸多不幸中的又一不幸，我始料未及……”1988年，92岁的宋美龄在纽约长岛的别墅中，为大姐百岁诞辰做过晚祷后，便邀她的女友海伦女士一起观看电视节目，当晚恰好演播里根总统卸职的《最后一次演说》。据海伦女士后来告诉电视台来访记者，“素来稳重优雅的蒋夫人，当她听到总统讲‘这就是美国，每个人不分男女都幻想着能给人以希望的美国。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全世界来说就像是一块磁铁，吸引着人们冒被子弹集中的危险，以生命为代价越过柏林墙来到这里；吸引着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乘一叶扁舟渡过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来到这里……’时，蒋夫人竟以耄耋老妇少有的敏捷，按动遥控的电扭掐断节目。看得出她两眼流露出的是一种相当鄙夷不屑的神情——这在我同她交往的数十年中，是很少见的。”[6]
　　
　　遗憾的是，蒋夫人懂得的东西，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懂了，他们对于在外国人面前受辱已经习惯了，甚至还会觉得挺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那些文人墨客这几十年努力的成效。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这么一段话：“……工厂子弟中有六位尖子生都去了美国，她们的父母也都成了‘美国迷’，1999年清华毕业的高才生（我厂子弟），现在美国，总打电话教他父母学说话，比如，他父亲跟我说：‘中国人实在苕，赚钱是为了吃饭，美国人就是聪明，吃饭是为了赚钱’，我反问他‘那美国人不能赚钱的时候，比如在临死之前，是不是就不吃饭了’？他说：‘等会儿子的电话来了，我问了再回答你’！”[7]这种说法当然不是这位朴实的老工人或他的儿子发明的，而是中国的那些文人墨客发明的。他们比蒋夫人这个在美国受教育，卷入政治后接受美国援助，后来又长期居住在美国，按理说受美国恩惠很多的老妇人的见识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这里我要补充说一句的是，我说的这些文人墨客中包含许多中国的上层阶级子女，恰恰是他们，受中国、中国人的恩惠最多，却最恨中国、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中的所谓的“精英”，他们去美国当然不会像福建的农民吃那么多的苦，他们觉得至少对于他们而言，这个地球像个地球村了。我在网上看到个帖子，叫做《屈原坏在没出国》，[8]这个帖子举了很多例子，有中国古代的，如孔子、孟子、荀子、商鞅、苏秦、张仪、乐毅，也有现代外国的，如托马斯·曼。按他的观点，屈原是傻透了。我不想在这里评价屈原傻不傻，我只知道，那时中国土地上的秦、楚、齐、赵、燕、魏、韩等，跟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根本不一样。这些诸侯国基本上没有对于其他诸侯国居民的歧视（偶尔也会下个“逐客令”什么的），语言相通，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种上的区别，绝没有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人们的迁徙也是自由的，没听说要办什么签证。今天的这个世界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中国人中那些智商最高，对美国最有用的人，美国是要的，但充其量也就是让你作技术工具而已，掌权恐怕是不行的。有中国人在美国做到了商鞅、苏秦、张仪、乐毅或者是李斯的位置吗？如果非要把这个地球与先秦时代的中国相比，那也只是针对白种人而言，而且还要把西班牙语系的白种人排除在外。宋氏姐妹是懂得这一点的，而现在的这些中国人不懂了。或者说，他们不是不懂，而是已经丧失了宋氏姐妹的那种自尊心，甘于做下人。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个故事。我的这一段文章有朋友在网上替我贴过。有一个反应是“她的自尊是因为她有钱吗?饿着肚子的时候你还谈自尊？笨蛋！”[9]我想说的是，不少有饭吃，而且饭吃得挺好，可以吃鱼翅、熊掌的当代中国上流阶层，在外国人面前仍是不知尊严为何物。另一方面，如果没的饭吃，表面上的尊严确实是顾不得了，还是吃饭要紧，但内心的尊严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保持。我在国外遇到过一些从福建、广东出去的农民，我和他们拉过家常，我发现，他们内心的中国人的尊严比那些可以吃鱼翅、熊掌的当代中国上流阶层多得多。
　　
　　
　　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很多中国人都认识到了中国的生存空间狭窄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但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却十分荒唐。张祥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中国人可以向西方人挑战。挑战什么呢？比比谁消耗的自然资源更少（要是比这个，中国人可赢美国人多了：一个中国婴儿生下来，其一生的自然资源消耗仅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并认为这最终会“感动”西方人。[10]再没有什么比这种伟大的“新儒家”（张先生自己标榜是儒家）思想更荒谬的了。张先生应该去看一下美国人写的《文化与进化》一书，这本书明确地说：高级物种与低级物种之间的差别甚至“并不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能量，而在于利用的数量”。[11]张先生的“高招”不仅不可能感动西方人，恐怕反而会招致西方人的耻笑，笑中国人的愚蠢、低劣。当然，张先生会说，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不对的。然而，就算我们同意张先生的价值判断，我们也无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这里我想补充一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譬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对应该采用西方人的观点，而不是“新儒家”的观点。新儒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一些人的愚蠢的善良。
　　
　　我的一位朋友谈到他和一位前高级官员的一次谈话。这位前高级官员认为台湾是可以丢掉的，西藏也是可以丢掉的。当听到西藏也可以丢掉时，我的这位朋友有点担心了，他说，我们中国人也许将来还要依靠西藏喝水呢，西藏不能丢啊。你们猜这位前高级官员说什么？他说：印度也要喝水啊。我听到此，笑着对我的这位朋友说：“那你没有问问他，印度穷人多着呢，他的正部级待遇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印度的那些穷人呢？”记得90年代初，有一位叫赵营波的作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大协调理论”。有一次有朋友把我请了去陪这位作家吃饭，同时聆听他关于“大协调理论”的教诲。我听了半天，似乎是搞明白了。我问他：你说的这个大协调理论，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羊，西方人是狼，而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我们这些羊应该主动地让西方人这些狼吃？他回答说，正是这个意思，自然界是个大系统，羊和狼应该协调，羊不应该只考虑自己这个子系统的利益，而应该为整个大系统的协调作奉献。我回答说，对不起，我这只羊即使打不过狼，也要试着逃跑，决不肯为了你的那个“大系统的协调”白白送给狼吃。中国老是有这么一些所谓“世界主义”的“高尚人士”，非常乐意慷其他中国人之慨来显示自己的“道德高尚”、“思想开放”、“绅士风度”、“博爱人类”，等等。但是，且慢，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行不行？嘿嘿，那可不行，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可一分不能少！
　　
　　索尔仁尼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倾塌的俄罗斯》。我不懂俄文，故此无法阅读，但我看到了网上对于这本书的介绍。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人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民族利益丧失防卫意识，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长期影响的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当然，索尔仁尼琴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前社会主义国家僵化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过早地空想世界大同（比现在的美国人鼓吹地球村要早得多），又一个劲地批民族主义，这些作为一种理想也许是崇高的，但距离现实太远，在现实中反而会被“劣币”所淘汰。
　　
　　西方人则从给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开始就讲争斗。我记得我打微软的《帝国时代》那个电子游戏，怎么也打不好，而一个十岁的孩子却打得非常好。我问他诀窍在什么地方，这个小孩子告诉我，他已经悟出来了：关键不在于自己发展，而是不让对手发展。就这么一个小孩子，玩玩西方人制作的电子游戏，就会自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你能说这些游戏不反映西方人深层的心理意识？当然，西方人也讲自由、平等、博爱等，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故此有免疫力。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思想中，虽然也有不同思想的斗争，但在一个时段内，往往是其中的一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思想大致上是一元的，故此没有免疫力。
　　
　　
　　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我们这个星球的另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的命运为少数不了解他们、也不关心他们的人所决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专制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说到；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说，则是美国和西方强国俱乐部的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自由主义与霸权”一章里已经有较为深入的解说，[12]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极为欣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类似罗马人的、和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统治种族的民主投票可以决定消灭奴隶种族。我认为，中国人的命运不能为另一群人所决定，即使他们是通过民主程序作决定的，因为在这个民主程序中，没有中国人的参与。这是我与中国的那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从世界普遍公正的角度设想一下国际秩序
　　
　　
　　生存空间的问题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动听的言词又何必去说呢。
　　
　　而满口“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平”、“环保”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恶狠狠地诅咒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对于这两个基本问题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我认为，西方学者回避谈这两个问题显示出他们的伪善，而中国学者不谈这两个问题则显示出他们的愚蠢或伪善。我看到是一个已经过世了的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比较真诚，他没有像当代那些伪善的西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13]（但罗素随后建议“最富忍耐力”、“爱好和平”的中国不要去“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等待白种民族“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互相残杀”，等待“它的压迫者最终也许会被拖跨”，则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在当时就不可能，现在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有人会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为，现在的国际秩序与罗素那时相比，只是一个软刀子杀头的问题。就这样一点“进步”，还是因为有了核武器，这叫做“恐怖的和平”。对于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小国而言，失去了冷战时代的力量平衡，则又不得不品尝西方列强的硬刀子的滋味了。现在美国人又在搞NMD、TMD等（而我们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说他们没用，怎么会没用？没用美国人会花这么多钱搞？美国人的试验是失败了几次，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套东西绝对会搞成的），这套东西真搞成了，我看又会回到罗素那个用硬刀子的时代。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比罗素那个时代更糟，因为今天的西方列强是联合起来的（所以罗素建议的让我们中国人耐心地等着西方人自己相互残杀、最后全都跨掉的主意是绝对的不可行），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所谓“西西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说法，是不过是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梦呓而已。这个问题，我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光荣孤立伦”和“太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的背后”两章里已经有相当深入的论述，[14]
　　
　　我实在无法像中国的那些主流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盲目地相信西方人的道德特别高尚。然而，我还是愿意设想一个新的、可以包容世界各民族的世界体系，但我认为，这样一个体系只能产生于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西方人的道德和仁慈。这个体系必须应对我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基本的问题。这个体系必须实现：（1）自然资源与生存空间分配更平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些鼓吹所谓全球化的学者说，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配置生产要素。但他们避而不谈的是，这些“自由配置”的生产要素中，为什么不包括劳动力。只有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跨越任何国界、到任何地方自由、平等地居住和工作的地球，才称得上是“全球化”或“地球村”
　　
　　（2）民主的世界体系。管理这个世界的机构由全世界的人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共同选举产生，而不是仅仅由美国人选举产生。我认为，当代的西方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虽然有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以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感情谈论当代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伟大思想家”，但我认为，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既处于边缘，对于这个星球的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刻的切身体会，又有一定的力量，包括文化的、物质的力量，因而有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和矛盾做深入的思考。
　　
　　这里顺便提一下**新闻社16日发表的关于易读者先生质问左派的文章。大意是说：左派并不抽象地质疑强权，而是关注强权归谁掌握，相反，右派并不在乎谁是掌权者，而是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现在左派们喜欢谈公平，请从呼吁制约权力始！不敢质疑强权而奢谈公平，我们就应怀疑左派们的诚意。“现在的新老左派在阶级分析的立场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他们首先要问的是，利益，谁的利益？全球化，谁为主导？”我认为，这个质问完全是不公允的。姑且不论左派是否“并不抽象地质疑强权，而是关注强权归谁掌握”，首先，右派也没有“并不在乎谁是掌权者，而是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请问，右派质疑过“全球化”的“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吗？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右派有任何这一方面的文章。我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当然要“关心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这种关心不仅仅应该包括国内，而且应该包括国际；其次，如果“权力本身的结构问题”一时半会解决不了，我们当然就要“关注强权归谁掌握”，这没有什么错。
　　三．论尚武精神
　　
　　
　　当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矮化，是许多尚且留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痛感到的。如果中国的国民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矮化的状态，我们中国人不仅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恐怕仅仅是生存都难。由于痛感到这样一种耻辱、这样一种危险，一些年轻人，如文成等人，在网上提出了振兴尚武精神的呐喊。[15]要振兴中国的民族精神，提尚武精神是否全面？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对于许多东西，如果求全责备，那我们就什么也别干了。实际上，求全责备往往是敌人用来打你，不让你说话的一根棒子，他对于自己的观点，则决不会求全责备的。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民族精神极度矮化的情况下，提振兴尚武精神，虽然不一定全面，却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我准备说一说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虽然我认为应当从广义去理解尚武精神（这我在后面还要谈），但是，谈尚武精神，首先当然还要从它的原始含义去谈。尚武精神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当然也和武力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直接有关。而这个世界上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则是由战争决定的。现今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抢到自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国家和民族。白种人今天在世界上仍旧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打了胜仗。有些在列强自己互相之间的战争中落败因而丧失了抢夺来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德国人，仍旧靠在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过上好日子的。首先，作为白种人的一部分，德国人分享了白种人在战争中夺得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例如，德国人曾大量移民美国，可美国并没有类似于“排华法案”的“排德法案”）；其次，德国虽然在两次大战中战败，但其在战争中及战后的优秀表现却有目共睹（一战后梁启超曾说过：“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因此，取得胜利的西方列强不得不考虑要对其安抚，以免将其再次逼上战争之路。[16]
　　
　　日本也不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说一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打败了，败得很惨。这一仗决定了日本进入列强俱乐部，而中国成了一个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怜虫，空前庞大的战争赔款的领土割让，几乎铁定了中国后来贫穷落后的命运。这一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为什么打败了？原因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议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想从一个更直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愿意在武器上多花一点钱，情况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个时候，要论科技，论军事科技，中日两国是半斤八两，都不怎么样，都得从外国买。这买就要花钱。那么，那时的中国是否花不起日本那么多钱买军舰呢？绝对不是这样。别的不说，《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２亿3千万两（其中3千万两是“三国干涉还辽”时用于赎回辽东半岛的），６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又赔了４亿5千万两，合计，７年之内一下便赔掉６亿8千万两[17]——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能没钱买军舰？但当时中国的钱不花在武备上，而花在皇室的穷奢极欲上。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颐和园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１亿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有这么多钱，中国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而日本则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皇娘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18]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绝对是不肯花钱，而不是没有这个财力，这一点从当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判定中国的国力远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即使出一些差错，“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19]然而，由于日本肯在武备上花钱而中国不肯，导致了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大大不如日本海军：中国海军的舰只的吨位虽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于日本（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船），火炮的发射速度大大低于日本（以五分钟打一炮，对抗一分钟打五炮）。就算中国海军官兵的人员素质比不上日本，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也完全可以购买更好的装备，凭借装备的优势打败日本。结果却是被日本的优势装备打败，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可难道当时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权力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西化，中国西化不够。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声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历史就是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则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败的满清贵族阶层更是早已忘了武备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结果是有钱也不行，最后被人家抢个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国舍不得花小钱去买军舰，最后只得花大钱去赔款。从投资的角度说，如果当时那笔钱不是投在颐和园上面，而是投在军舰上面，则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笔钱的回报轻而易举地建一万个颐和园，这就是尚武的经济学。当我们到颐和园散步时，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当时不造这个园子而去买军舰，我们今天很可能已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而南京大屠杀什么的多半不会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幸存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的种族的后代，在战争中表现过于拙劣的种族，很难留下后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违反“政治正确性”，但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现在西方人往往强调贸易的重要性，强调是贸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扩展的最前列。[20]是的，我承认，一开始也许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来的是炮舰，而商船必须跟在炮舰后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鸦片战争吧！难道英国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舰后面才赚了中国人的大钱？才能把卖鸦片赚来的黑钱安安稳稳的拿回去？难道美国的商船没有跟在英国的炮舰后面沾光？这里的道理是如此之浅显，可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学者”、“理性者”就是在那里搅和，就是不承认这个事实。西方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是想蒙我们，中国那些“学者”、“理性者”不承认则是……算了，我不说了。举个粗鄙的例子吧：你就是当妓女，靠卖身赚钱，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否则人家嫖了可以不给钱，甚至把你原来挣的钱抢走。当我看到那些大谈“江南民气柔弱”的好处，讲柔弱和顺从赚大钱的谈论，[21]在觉得也很有道理的同时，我不禁要想到妓女和黑社会这个例子。
　　
　　那部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22]而已。
　　
　　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说到这里，我已经能够想到那些“聪明人”又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来驳斥我。比如说，近、现代西方在军事上的强大不是因而是果，是西方文明“开放”、“自由”、“科技发达”，乃至“人道”、“尊重生命”的结果。[23]是的，是的，这些话也许都对。果有因，因还有因，但这些因，最后还是可以归结到军事强大，从而为本民族、本种族谋得好的生存条件。况且这里还有两点：第一，这些“聪明人”总是闭口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那就是尚武精神，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对自己的要求很低，能混日子就行，很难在科技、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方面对自己提出高的要求，而没有高的要求，又何能实现高的目标呢？第二，果也可以倒过来为因：譬如近、现代以来，科技发达对于军事强大极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科技于军事，以强大的军事来夺取资源，再回过头用于科技，则可是科技进一步发达，这时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军事强大是科技发达之因。
　　
　　尚武并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
　　
　　
　　我在说了前面这些话之后，已经可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脏水会泼过来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更聪明、更诉诸人们切身利益的攻击：说是要把老百姓吃饭的钱糟践在没用的大炮上（其实，就算是糟践在大炮上，也比让中国的暴富阶层糟践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要强），等等。这些帽子很大，我说不怕是假的，我实在是怕这些帽子的。然而，对于那些如此仇恨和害怕中国人保存任何刚毅精神，企图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弱化到柔媚至骨的人，我想来想去，实在是无法令他们不泼脏水，令他们满意。因此，就让他们骂去好了。还有一些人则说，中国目前打不过人家，你要想清楚。记得大约七年前（1993年），在一次会上，我和其他一些人表露了一点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点点，而且那时中国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自认是民族主义者，我也没有），李慎之先生便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娃娃要想跟美国人动拳头胳膊可不够粗。”我当时笑道：“我们不是娃娃，我们没想主动和美国人动拳头。”其实，我没有什么想不清楚的。这些人老是把别人想的那么傻（但这些人比前一种人好一些）。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我讲列强因尚武而过上了好日子，中国因不尚武而落到后来倍受欺凌的地步，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于是有人又说这种“历史长河观，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没什么作用”[24]，但这真是奇怪了：那些向西方人献媚的人骂中国人可以骂到原始村落时代，好一帮人都说好得很，意义大得很，我总结一下这么晚近的历史教训就“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没什么作用”了），总结历史经验不等于简单地去把历史上的事再补回来，再重新打一仗，事过境迁，很多事情是补不回来的，这些人大可不必着急。但分析中国实际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总结中国不尚武的历史教训，当然是有用的。只有认识清楚了问题和教训，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国人才有可能避免进一步丧失生存空间（不是有很多外国人和中国人急着进一步剥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吗？不是有许许多多的“N块论”出现吗？），才有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新机会。除此之外，尚武是为了振兴中国目前确实十分矮化的国民精神。
　　
　　一位网上作者文成认为，尚武是意志平台，他写道：
　　
　　“尚武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吗？（甚至尚武能当钣吃吗？）这是尚武质疑者的典型诘难。
　　
　　“如果尚武仅仅要求每个人左手拿刀，右手持棍‘雄纠纠，气昂昂’地耍弄一番，大概除了热闹之外，唯一的正面功能也许是能强身健体，如果我们提倡的尚武是这个样子、这个层次、这个水准，那尚武不提也罢。
　　
　　“尚武是精神指向，它是文化的内核，至少是内核之一，或者说尚武为精神、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意志平台——它是基础，它是底蕴，它是器更是道。
　　
　　“尚武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正如只有航母平台没有飞机，那平台又有何用？反过来，光有飞机，没有平台，飞机何以立足？
　　
　　我们今天提倡尚武，意在构建意志平台。作为具有强大历史惯性的理学，不仅摧毁了器，更阉割了中国人先秦，汉唐的雄风，——我认为它摧毁了中国人的意志平台。
　　
　　……
　　
　　“如果尚武只与战争有关那是军人们的事，我们大可不必瞎操心，但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风气如何，或早或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军队，很难想象在一个颓废糜烂，腐败成风的社会的基础上，会产生一支雄风锐意如钢似铁的军队。”[25]
　　
　　另一位网上作者风满楼则有如下认识。
　　
　　“重复一万句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可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把它说成说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呢？
　　
　　“首先，尚武一说跟中国民族的危机意识是一体的。一些知识分子清静惯了，对于这个危机意识根本不爱听。……他们怕尚武，就是怕听危险，就是怕这些危机的信息破灭了他们的清梦。
　　
　　……
　　
　　“其次，尚武是跟权贵阶层过不去。部分原因与上述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尚武是对这些人既得利益的最大破坏。这些人有个毛病，就是王小东说的，“数小钱的习惯”，且数的还是个人的小钱。一提尚武，因为过于留心自己的利益，他便极端了，根本不管你的用意，就认为是要搞军备，就认为是要和人家打仗，他能乐意吗？……要是让这国家尚了武，万一刀兵动起来，还不得捐个十万百万的，还不一定能赢，真因此把美国人惹火喽，连锅端，他的辛苦不都白费了吗？所以，尚什么武呀？全国人民没事就找乐子才好呢。
　　
　　“还有，尚武是跟美国过不去。这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们就简单化，凭你一千张嘴说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他们还是偏要说你就是拿着大刀片子胡抡，就是见外国人就杀，就是以拒敌于千里之外为名行闭关锁国之实。
　　
　　……
　　
　　“那么，尚武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它可能什么都解决不了，但它是现实之下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具有的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精神基础：是解决民族精神矮化的必要条件，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提高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必要条件，是捍卫中国人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26]
　　
　　我认为这些网上作者对于尚武精神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因而引用于此。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几点。不过我要事先声明：一是我也讲不全；二是我不大会编“N字经”，我很羡慕那些会编“N字经”的人，因为这种技巧非常有利于传播思想，但我不会，故此说出来很可能楞楞坷坷。
　　
　　（1）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当然要包括这个民族对于武备的重视。我认为这一点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我认为，鉴于现代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尚武意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而且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科学技术，不是那些搞花架子的什么“知识英雄”之类，因为尚武精神来自战争，在战争中搞花架子就意味着失败。（2）尚武精神意味着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意味着不依附于别人，意味着自尊自强，意味着敢于战胜困难、敢于战胜敌人、意味着除强扶弱。我曾经说过，商人也可以尚武：我举的是索尼的例子。索尼的已故总裁盛田昭夫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
　　
　　“布诺瓦公司的人很喜欢这种收音机，他们的采购经理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真想进点货。就买十万台吧。’十万台！我大吃一惊。这个订货数量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价值是我们公司全部资产的好几倍。我们开始商谈细节，他告诉我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布诺瓦的名字印在收音机上。我的脑子转得飞快，绝对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我曾发过誓，我们决不当其它公司的原设备制造商。我们要靠自己产品的实力为公司创造自己的名牌。我告诉他，我还要与公司再商量一下。接着我把这笔生意的大致情况发回东京。答复是：‘接受订货。’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也不喜欢这个答复。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拒绝。我们不能用他人的名字生产收音机。当我回到布诺瓦公司再去见那个人时，刚开始他好像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我。我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订货？他认定我会接受的。但是看到我并不为之所动，他干脆长话短说：
　　
　　“‘我们公司的牌子是花了五十年功夫才建立起来的名牌，没有人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呢？’
　　
　　“我懂得他在说什么，但是我有自己的观点。我回答说：‘五十年前你们的牌子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不为人知。我把新产品带到这里来，现在我要为我们的公司将来的五十年迈开第一步。再过五十年，我可以向你许诺，我们的公司将会与你们今天一样有名。’
　　
　　“我对这个拒绝OEM(原设备制造商)订货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个决定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尽管当我回到东京向井深和其他负责人谈起此事时，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我干了一件傻事。我当时就说过，从那以后也经常说：‘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中最好的一个。’”[27]
　　
　　我认为，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3）尚武精神意味着对于自己人的团结和诚实（虽然对敌人是兵不厌诈）。现在这个提法也会招人骂。有些人总是害怕中国人团结起来，说是这样就会“团结在不得人心的官吏的领导之下”。[28]我很奇怪，难道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自己可以争取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做在别人的“领导之下”的奴隶？难道中国人不可以自主的团结起来？其实，我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就表达过一种想法，海外的中国人应该自己自主的团结起来，以谋求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他们又是在什么人的“领导之下”？究竟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人团结起来，以至于要极尽能事给主张中国人团结起来的主张抹黑？还有人又说了，因为我批判过某些中国人的思想（逆向种族主义者），故此我就没有资格提倡中国人团结了。[29]这些口称自己多么正义、多么君子的人太能胡搅蛮缠了。既然如此，我就明说了吧：那些虽然也算是中国人，但就是拒绝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的主张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坚持逆向种族主义的人），我并不主张团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们去乞求团结。我主张团结，并以诚意相待的，是抛除这些人在外的中国人。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在这里所提的团结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之上的：首先，个人权利是目的，团结是手段；其次，团结必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提倡尚武精神自然也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我很清楚，一提团结，有些人就担心起个人权利来，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过去确实发生过在“团结”或“集体主义”的名义下对于个人权利的压制，所以，我不得不罗嗦一点，每次都添上那么几句，省得有些人又大作歪曲性的文章来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即使是爬出去，也应该保持尚武精神
　　
　　
　　我有时是非常悲观的。看到中国目前的腐败、看到中国目前的涣散、懦弱、看到中国目前的科技于世界先进水平越拉越远，我往往禁不住想：将来的中国人要保生存，可能是不得不爬着出去了。我但愿通过我们每一个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人今天的微薄的努力，中国不会出现那么一天。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呢？我想，即使真到了那一天，即使中国人真的非得爬着出去不可，也应该保持尚武精神，也应该保持内心的自尊。爬着出去，寄人篱下，自然要忍受屈辱，但内心的自尊、内心的尚武精神则不可没有。
　　
　　坦率地说，我确实看不起中国的许多读书人。一个留学加拿大的女留学生曾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让大家报一下出身来历，外国学生自然报来自哪个国家，加拿大学生自然报来自哪个省份，但有一个中国学生也报自己“来自阿尔伯塔（加拿大的一个省）”，白人老师非常鄙夷地说，你明明来自中国，明明是中国人，报“来自阿尔伯塔”我们就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了？另一方面，我曾碰上过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民，他们没什么文化，多半是爬着出去的，爬出去的时候多半也不择手段，但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你却能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情绪，虽然他们很可能申请过政治避难，但他们内心却仍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团结，互相帮助。在北美、欧洲，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跑出去时常常身无分文（特别是那些来自印度的，有的人连个手提箱都未能带出来），但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都生存了下来，有些人确实还发了财。于是那些中国的读书人又会说那是西方的制度好，西方的宽容，我不完全否认这些原因，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的强烈意识。而我们那些读书人呢，刚到异国他乡时，很可能也受过这些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的意识的恩惠（别的不说，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从华人那里租房住，同样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场价格低得多。因此，许多发誓一到国外，就要和白人住在一起，学外语、学西方文化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在中国已经发了财的，不得不去租华人的房住），但转过头，等到在白人那里讨到了口饭吃，就开始骂那些帮过他的中国人，骂唐人街。
　　
　　讲尚武精神、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这时就更难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概念了）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
　　
　　
　　没有尚武精神，女人也会没中国男人的份
　　
　　
　　而没有尚武精神，没有民族主义会怎么样？我想对中国年轻人说的是，女人也会没你们的份。卫慧的《上海宝贝》出来，按说是一本很平常的书，要说它的性描写，现在的不少合法出版物比它还要黄色的多，要说它的艺术性，大家都认为很平常。可它为什么那么轰动？首先是有那么多人骂它，然后才有其他人因有那么多人骂它而看它，有另外一些人又因此而捧它。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骂它？挑明了说吧，绝对是因为这本书集中表达了中国很多女人20年来的一种信念：中国男人废物、阳痿，不如外国男人好。其实，在《上海宝贝》之前，已经有许多的这种说法，如80年代的“中国没有男子汉”等等。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爬出去争取生存空间的集体潜意识、金钱、有些人说的中国男人的“妹化”，等等（但有一个原因是西方人和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刻意渲染却并非真实的，这就是所谓女性在中国受到歧视。这是胡说，女性在任何国家都是受到歧视的，中国是相对而言对女性歧视最少的国家）。面对这种危及到中国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机，我想那些骂卫慧的感情[30]是很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男人看见漂亮的中国女人都被外国那些老头抢走，如果不感到悲哀和愤怒，而是高兴，那就更不可救药了——但确实有这种人，《中国可以说不》对此有很好的描述。[31]然而，怎么办呢？光骂卫慧是不行的（卫慧只不过真实地表达了许多中国女人的内心思想），光骂中国女人不喜欢你们是不行的，这样只会使女人更讨厌你们。另一方面，你们在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时，也应该为我们的中国女人感到悲哀：她们背井离乡，语言不通，没有爱情，嫁给那些又老、又丑、又蠢（有时还很穷）的外国男人，嫁过去还要受欺辱，受了欺辱还不敢说，还要在娘家人面前打肿了脸充胖子，她们也不容易啊。有本事，有志气，我们就应该把女人抢回来。
　　
　　
　　驳“阉者的梦呓”
　　
　　
　　80年代是整个中国思想界大骂中国传统文化，到了90年代，又出来了一帮夸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然而，他们又是怎么夸中国文明的呢？他们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争”，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和”；[32]今后，中国还要继续发扬这个“和”，以其来战胜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了。网上作者文成很恰当地把这套说词形容为“阉者的梦呓”。但是，这一套说词还真是颇有支持者，后来又有各式各样的变种。西方的一些大学者，如罗素和汤因比，也想把我们中国人往这条死路上引（我高度敬仰这两位学者的智慧和人格，因此我并不怀疑这两位西方人的良善动机，然而，我还是要指出他们为中国人指的道是错误的——他们应该首先设法去说服他们自己的同胞）。
　　
　　任何一个可以延续的文明，必然既有“争”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应该是平衡的。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里面绝对是包含这两个要素的。今人无知，只择其一。就凭这还能指望“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还能“为万世开太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真理：你必须首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争斗中强于对手，你才有资格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你的批判仅仅会被人家看作怯懦而已，因而到头来，绝对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战胜你。形象的说，如果你和一个壮汉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在那里喊“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只是怯懦和滑稽；你至少要和他打一个平手，你才有资格向他提出文明的规则。揭露西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是对的，但妄想中国可以以“和”来劝说别人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全然是梦呓。如此梦呓下去，21世纪非但不会是“中国世纪”，中国人能有多少在21世纪幸存下来都是问题。不管这“万世”是否“太平”，反正是没有中国人的份。
　　
　　
　　抗美援朝给中国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美国人正在准备大张旗鼓地纪念朝鲜战争，准备连续纪念三年。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出现，大意是我们不该打这场战争，我们是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当，否则台湾早拿回来了，跟美国关系早好了，中国早富了。我不反对学者们做这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应该没有禁区，做各方面的探索都是应该的。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
　　
　　
　　忍辱负重的悖论
　　
　　
　　记得去年我们的那本《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后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超限战》的作者乔良先生说了一段批评《中国可以说不》的话。大意是，中国人应该忍辱负重，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外资，这外资的引进，忍辱负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姿态。我很尊敬乔良先生，他的这种想法在真心热爱中国的人当中恐怕也很有代表性，但他的这个想法是有一些问题的。事后《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乔边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乔良先生的观点，[33]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乔良先生这句话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是，中国人都在那儿打埋伏，‘说不’的几个小伙子却不能像邱少云般烈火烧身永不动，敌人一梭子子弹打过来，还没怎么着呢，便嗷嗷乱叫，暴露了目标。
　　
　　“二是人家有钱，我们就得低头，骂是骂不过钱来的。
　　
　　“关于这第一层意思，我的想法是，乔良先生作为一个军人，长期的纪律约束和国防教育，使他有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警惕性，在长期的忍辱负重中不会忘了忍辱负重的目的。而一般人呢？我的看法相当悲观。越王勾贱尚且要人整天高声提醒他莫忘雪耻呢，我平头老百姓，把眼眉前的日子过好已是很不错了，你让我‘十年磨一剑’去雪耻，恐怕是剑还没磨出来，倒磨钝了我雪耻的意志。……“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南宋起初，还不是计划着如何收复失地？结果，辱是忍了，偏安一隅的心态也同时养了出来，直至亡了国。
　　
　　“邱少云之所以能忍，能成为民族英雄，不仅是因为他做为一个军人有极强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而且因为他做为埋伏的参加者，知道这场埋伏目的和在整个战役中的关键作用，知道自己的部队的每个战士都与他一样有着同样的报国之志，知道整个部队会在即将到来的一刻发起总攻，他的牺牲是整个战役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我们常人呢，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懦弱是在打埋伏，不知道我们的埋伏要打多久？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精神的矮化和失落，听到的是应该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精英们却在一个劲地为别人打我们玩我们做着连别人都不能做的辩解，想到的是如何让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能学好计算机和英语，能跻身于现代‘买办’的高人一等的行列。……连这个民族较优秀的一部分都这样了，我们平头老百姓还能记着那么点事儿吗？更何况有比长期打埋伏更现实更紧迫的生活问题。当然，仍然会有人说那是精英们在忍辱负重，在打埋伏，你们小百姓不懂，也不能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口风不紧泄了密，坏了精英们的大事。但这话我想连说话的人自个都不相信，……。“至于《中国可以说不》吓跑了多少外资，忍辱负重又讨来了多少钱，我没有这样的数据，我相信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具体研究过。但那帝国主义有最厉害的武器壮胆，有那么多见了国际资本就点头哈腰的中国精英，断不会就被几个小人物的一声喊就吓跑了，他们绝没那么松包。君不见，‘义和团’那么大的阵势都没把他们吓跑，何况一本小书。相反的例子，倒是有一个，比如俄罗斯，没见她在国际资本的喂养下强大了多少，但国际资本喂她一次，她的利益就少一分，她的姿态就低一分倒是实实在在的。她前面刚刚出卖了南斯拉夫，这回西方又隔着几千里紧抓着车臣问题不放了。本来一个昂首阔步的民族，先是低了头，又是弓了腰，现在是基本趴下了。她的那些精英们，在这期间，‘忍辱负重’的话怕是没少说吧。“有时候，对抗也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不一定就能平等，但我们必须积极地争取。‘忍辱负重’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怕是被别人利用的可能性更大，却只能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消极。“话说回来，你一定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忍辱负重，那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牢记这个‘辱’，牢记这个‘辱’是怎么招来的、忍这个‘辱’是为了什么。这就要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必须时时向他的大众敲敲警钟，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不那么乐观；时刻提醒大家，我们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那么容易，必须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突出重围，找到我们自己富国强兵的道路。没了凝聚力，没了民族精神，《超限战》就是把人民战争的内涵扩得再大，手段提供得再多，也是白搭，因为一个民族失去了使用这种手段的意志，就是把中子弹给她，她也是个窝囊废。”我认为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军队可以潜伏，作为个人在某一具体事上也可以“忍辱负重”（如勾践、韩信等，也如我前面所说，到了中国人非爬着出去不可的时候，作为个人或一个小集团也不得不忍受屈辱），但作为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没到了非爬着出去的时候，片面地讲“忍辱负重”就不一定完全合适了，其结果有可能是并不能消减西方人的防备中国之心，反而成了精英们谋私的托词，反而颓废了民众的志气。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如《联合早报》上一篇文章声称：“……在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中，可能使美国得到中国是其唯一最大威胁的判断，到时美国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利益交换，以便腾出主要精力来对付日益壮大和反美的中国。不加遏制或疏导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将使中国付出较大的代价并出现21世纪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34]云云。然而，放弃自我防卫能力，引刀自宫，也许可以换取别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种威胁，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人宰割！若如此，我看还是让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更好些。
　　
　　更进一步说，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制住，就够了？美国就不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了？美国一些战略家说过，美国是否防备一个国家，并不取决于它的意图，而是取决于它的力量。例如，基辛格曾经说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无比辽阔、资源和人口远远超过美国的欧亚大板块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是一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大大减弱了。”[35]因此，仅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下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其中的大部分贫弱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水平，人口饿死个十分之九，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我看被别人看成是一种威胁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一种光荣——对别人毫无威胁的只能是废物。然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本没有任何威胁别人的能力，别人却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胁，你还怎么解释都没用，因为你虽然本事不济，块头却太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练得和自己的块头相符。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有必要在中国人中提倡民族主义，提倡尚武精神。
　　
　　也许战争会换形式，但所需的高尚品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有人说，现在是全人类合作的新时代，军事竞争已经让位给了经济竞争，要说有战争，那也是经济战争了。然而，战争也许会换一种形式，但物种竞争的本质不会改变，所需的高尚品质更不会有任何改变。
　　
　　从根本上说，西方种族主义的阴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不能用各种形式的武力保卫自己的民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作，但与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卫自己为前提的。你能保卫自己，其他民族就会上门来与你合作。你不能保卫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罢了，暂时可能先容你口饭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饭量倒不小，别人岂能容你？[36]
　　四．精英与平等
　　
　　
　　这个问题我是看了话剧《切·格瓦拉》之后想到的。看了这个话剧，我和在场的大多数观众一样，深受感动。20多年了，也该有点真正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为弱势群体呐喊的声音出来了，即使这种声音是片面的。从某种角度说，不片面也不行，既然这些年都是“‘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这样的片面，[37]但平静下来想想，这确实是个重要的问题，还是要冷静地想一想，特别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不应反对精英，而应问精英干了什么？
　　
　　
　　从民族振兴的角度说，如果我们的精英，我们的贵族阶层，真的为我们的民族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从我们这里多拿走一些东西，只要不超出他们的贡献，对于我们的民族还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在历史上往往能起远远超出他们的人数比例的作用。我的一位朋友，经济学家刘力群常常讲：那些成为列强的国家，它们的贵族阶层在民族的危亡关头往往是高尚了一把的，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我认为，日本的贵族阶层应该是高尚了两把：一次是明治维新，另一次是战败后。其他如英国的贵族阶层，平时懒散，养尊处优、不务正业，但在战时，往往是他们冲在最前面，牺牲也最大。但我们的贵族阶层、我们的暴富阶层，他们做的又如何呢？除了从我们这里拿走大把的钱，在国外为自己铺垫一个舒适的家，想着哪怕中国洪水滔天，自己是可以平安无事了，还想过别的吗？想过为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什么吗？不要说与日本的贵族阶层比，就是和我们中国清末的贵族阶层比，他们又如何呢？恐怕其中心存报国之志的比那时还少。据说一个银行行长，在读到小说《曾国藩》中曾国藩给容闳六万五千两银子，叫他去欧美采购机器[38]时，感叹道：那时的人真好啊！今天，我绝对找不到这样一个人，能放心给他这么多银子，他还能把机器给我买回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
　　
　　“（针对《切·格瓦拉》剧中讽刺在就一个落水女孩子时‘拨算盘珠子’）我认为，在涉及到人的生命当然不能这样去拨算盘珠子，但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可以拨一拨的。那么，给我们的当代英雄们拨一拨算盘珠子吧。给那些工资不高却有亿万家财的官员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洋买办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家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跟着豪富阶层一起先富起来的名流学者、媒体大腕们拨一拨算盘珠子，给那些“知识英雄”们拨一拨算盘珠子……。他们给了我们多少，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多少？细账算不清，大帐是明摆着的：除了其中的少数人，他们拿走的与他们给我们的完全不成比例。人们心里有杆秤，我做过几次关于这个问题的民意调查，几乎是一致的意见：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不大。如果他们拿走了这么多，而只给了我们很少，那么，他们无疑是损害了其他人的生存权利。”[39]
　　
　　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我认为，还是应该争取团结本民族各阶层的人，包括精英或贵族阶层。我们应该承认精英或贵族阶层的能量是比较大的，如果他们愿意为民族复兴而出力，他们是能够起很大的作用的。我希望在未来，中国的贵族阶层也能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高尚一把”。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精英或贵族阶层不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力，也无视下层百姓也要活这样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他们确实就没有理由从我们这里拿走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就不愿意给他们这么多东西。
　　
　　
　　关于知识分子
　　
　　
　　我平常经常批评知识分子。然而，我同时也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实际上，知识分子也应该算是精英的一部分，他们的力量也是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我认识一个已经退了修的工厂党委书记，困扰于工厂和工人目前的状况，经常问我现在知识分子怎么想。我开玩笑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吗？何必问知识分子怎么想？这位当过志愿军，没念过多少书，但却很有政治见解的前党委书记说：工人不行，还是知识分子管用。事实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大的，而在我们这个科技作用越来越大，信息作用越来越大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大了（当然，起正面作用更大，起负面作用也会更大）——奇怪的是很多知识分子自己偏偏说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因而也不该负什么责任。
　　
　　应该说，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那么多的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民族，以反对自己的民族为荣，是于他们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里受了伤害有关的。而我们这个民族，正在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受了太多伤害而继续付出代价。我这样说，可能又会有另一方面的人批评我：知识分子应该是与其他人平等的，为什么他们就特别的不能受伤害？为什么他们就要特别受到保护？我们的社会凭什么要特别考虑善待他们？我不想在道义上争论这个问题，我只想说，过分地伤害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我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读过大学的人）的代价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负担不起的。然而，今天，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待遇确实还有许多不如意之处，但应该说，那个时代的那种普遍的伤害是不存在了，因此，从知识分子方面说，虽然许多人过去所受的伤害值得同情，但至少不应该因此种伤害而把怨恨没完没了的扩展到我们自己这个民族头上。
　　
　　美国人是很愿意出钱收容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包括理工科的工具性知识分子，也包括可以替他们影响中国人的头脑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但“小惠未徧”，他们不可能收买所有的人。我相信，很多知识分子是会愿意加入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个行列中来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会明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的利益，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利益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