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日中关系竟然如香港同大陆内地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样一个对中国来说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民族，竟然利用地缘之便利，享受着大陆对香港，台湾以及对边缘一些友好邻邦的宽宏大量的政策，这是我们万万难以容忍的。

中国的各级政府，中国的企业不要贪图方便，贪图文字相近，以及贪图各种各样的利诱而接受日本的投资。

有人说，[请都还请不来]，但是我要问：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中国的各级政府，中国的企业缺少懂技术的英语人才。这个问题在今后10年，20年以内必将得到解决。为此，我们的各级行政长官，以及各行业企业的老总，应该有一个规划，在我们管理的行政区划内，在企业的中长期计划里贯彻这样一种精神，以及大力培育英语及其他外语人才，扩通同西方的联系，这将使我国在本世纪出现巨大的飞跃。

为此，我们的行政机关，成文的也好，不成文的也好，应该有一种制度，这就是重用欧美回国的人才，以及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欧美语系的管理人才。同样企业方面，应该在制定自己的工业规格以外，认同西方的工业规格。使的我們的通訊業，交通業，製造業，國民民生都能同西方挂鈎，彻底排除日本势力的进入。

如果我们还需要日语人才，那只不过出于研究的需要，这些日语人才决不能使之处于决策层。包括官方的和企业的。这样一来，用不了几年我们国家就将大大改观。目前，在中国民众之间已经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一种风习，大量的初中，高中生留学欧美，沟通中西方文化技术的交流，我们高兴地期待着这些学子学成回国。

为何我们要成文的也好，不成文的也好去促成这种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呢？如果我们留意一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的快速发展抱何种态度，就能知道我们所采取的作为是必要的。

我们采取向西方倾斜的方针是最好的韜光养晦，民间的和官方的密切来往将大大加强我国同西方在相互认同上取得谅解。不至于一个神州号上天就引起极度的关注和担忧。

日本把自己编入西方阵营，但是这只是在谈及伊斯兰，中国，印度，俄罗斯时西方才对它作出某种认同，而在纯粹的欧美圈，它的异类角色则相当明确。

有一个美国学者把中国定位在［无害的大国］，我认为中国应该岂止是无害，而且应该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维护国际秩序的同时寻求中国自己的利益。

我们应该注目：我们在同西方互相取得认同的时候，台湾的回归就不会成为重大的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我们在同西方互相取得认同的时候，日美安全条约就会成为一张空文。这种现象在克林顿总统的时代已经出现过一次。

在当今世界，我们国家有必要发出什么［中国的声音］吗？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所谓的中国的声音阻碍了我国同西方国家的交流，阻碍了我国向西方吸收先进的技术，阻碍了我国的发展进程，也阻碍了我国对于领土台湾回归的努力。是万弊而无一利。

我們的決策层以及智囊集团不妨试想一下，中国同欧美接近之后，欧美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会选择哪一个呢？这是一个饶有风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