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西藏边境的战争

本内容由[狸猫]发表于盛唐社区 http://www.s-tang.net
中国和西藏以东方式关系交往了上千年，虽说也有交恶之时，总体来讲是和谐的。直到双方开始接受近代国际社会的主权观念，需要把原来的东方式关系按照新标准重新定位和梳理，这时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名义与实质就必须统一，再不能像原来那样分离。这是两种不同系统所进行的转换，首当其冲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完成转换，如何才能把原来模糊的东方式关系转变成清晰的主权关系呢？

既然过去的东方式关系是模糊的，就决定了不可能以西方式的清晰将其争辩明白。事实上，双方虽然一直按照新的主权体系寻找各自的依据，却只能是越争越糊涂。

在我看，从东方式关系转换到西方式关系，在这样完全不同质的两个系统之间实现转换，是不能按照后者的标准去评价前者的，尤其是不能按照后者的标准重新安排前者已经形成的关系。现实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对旧系统和从旧系统向新系统转换过程中的是非“既往不咎”。

这种结论似乎缺乏道德基础，既成事实大部分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认同这种既成事实似乎是赞成“以大欺小”。不过我认为这实在是别无选择。实力并非仅是从东方体系向现代主权体系转换的现实依据，其实也是主权体系自身得以维系的重要基础。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威慑、谈判、影响力、均衡、妥协等关键因素，实力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连西方世界的领头国──美国的诞生，也是实力的结果。不是吗，垫在美国立国基础下的，是道德更多，还是印第安人的尸骨更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分不出足够实力西顾，又受西方制约，西藏因此才可能保持四十年独立。等到中共夺取了政权，大陆统一，没有大敌，国际关系上不再受西方制约，而结盟的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西藏的行动[1]。两个妨碍中国把西藏纳入主权控制的因素都不复存在，这时，在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中国就一定会重返西藏。

1、不成对手的较量

我在青海果洛旅行时，听当地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共军队准备进驻果洛地区时，先派人与果洛大头人进行接触。果洛部落素以骁勇善战着称，男人经常从事劫掠作为谋生手段。据说果洛大头人当时可以调动八千男人参加战斗。在接待中共军代表时，大头人集中了他的上千战士在周围挥枪舞刀，列队奔马，尽情炫耀。随后他以得意口吻向中共代表扎西旺徐（也是藏人，后任中共政权的青海省副省长）提了一个着名的问题：“中国大还是果洛大？”

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在准备去见英国的印度总督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总督会讲藏话吗？”〔1〕这种故事多少令人联想起“井底之蛙”的寓言。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中共针对西藏政府七月份的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面对正在势如破竹占领整个中国的中共，西藏政府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被认为“天真得出奇”的信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要求中共不得进入西藏，并且还对历史上已经划归了中国内地省份的领土管辖权提出要求
[2]。

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即使是中共高层，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内战取得全局胜利之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宣布成立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新调整战区，西藏才划归当时由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

但是，因为中共占领中国的战争是由北向南推进，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的作战任务还很重，而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战事基本结束，所以中共中央曾设想先由西北军区（以一野为主）负责“解放”西藏，而后再由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发出准备进藏的电报。电文如下：

德怀同志并告贺习刘 [3]：

（一）覆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画。你们意见如何，盼告。〔2〕

彭德怀不愿意为将来要交给别人管辖的地盘去打仗，尤其西藏是那么一个艰苦、陌生且巨大的地方。当时中共几乎无人了解西藏，彭德怀为找理由推掉进军西藏的任务，派当时任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的范明率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才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给毛泽东覆电，强调从西北进军西藏道路艰难，每年只有四个月可以通行，部队入藏准备工作需要两年等。
[4]

彭德怀对西北进藏的困难颇有夸张。倒不一定是故意谎报。我对此有经验，在西藏问路，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你渲染甚至夸张艰难和危险。中共首脑谁也不了解西藏真实情况，对彭德怀的报告无从反驳，但是毛泽东担心夜长梦多，肯定不会愿意两年之后再进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看了彭德怀的电报后，便决定把进军西藏任务派给西南军区。至少他知道，历史上驻藏大臣都从四川进藏，那里的路必然是通的。一九五○年一月二日，毛从莫斯科发回电报，改派西南军区出兵西藏[5]。

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共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立刻轰轰烈烈地展开。被派进藏的部队是“二野”（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当时中共的解放军已是大兵团体制。十八军有三万余兵力；为了保证进军西藏，又成立了后方支援司令部，包括八个工兵团、一个重型机械营、两个马车团、两个驮骡团、四个汽车团，还有兵站、仓库、医院、通信分队和空运大队等近两万人；又动员了近两万士兵和民工修建了为进藏部队补充给养的甘孜飞机场；为担负进藏任务的十八军提供五千个帐篷、五万件雨衣；每人发四双胶鞋、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一件绒衣、一副手套、一副带色风镜；团以上干部各制作皮大衣一件；所有马匹带五副以上蹄铁，配以帆布槽与铡刀；配发适应康藏情况的药品，带相当数量黄金，以便到藏后向印度购买必需品；还在重庆制作了八十万斤饼乾，分批携带，以在不能生火时食用；从新疆、青海、内蒙等地购买几万匹马，并从二野每个军抽一千匹马组成运输团；又从西康的巴塘、甘孜等地动员了二十万头□牛支援运输……〔3〕。

当时中共各机构对进军西藏的部队几乎是有求必应，全力保证，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因为高原气候忽冷忽热，部队进军途中发生了流行性感冒，前线指挥部向后方发电，要求运一些生姜和糖。发报时姜、糖之间漏了一个顿号。后方机构没见过姜糖，也无处购买，便自行组织研制，把姜和糖混在一起研磨，再压成片状。那种姜糖又甜又辣，结果是没人要吃。〔4〕

上述条件也许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直靠“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解放军，当时已足够壮观。而对西藏来讲，这样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则是它完全不可匹敌的。更何况在这支浩大的进藏军队后面，还有数量超过西藏总人口好几倍的近五百万解放军。

当时西藏拥有的军队仅在万人上下，且作战能力极为低下。从中共方面对藏军的研究摘取若干片段，可窥藏军大致面貌：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汝本（相当营长）以上指挥官的指挥部离火线很远……

藏军无会议制度，工作均为口头布置……每天中午或晚上，各代本团均由格更领着念经约半小时，并顺便清点人数。

藏军本身无训练机构。

部队思想全靠神权统治，以念经、保护达赖等迷信宣传来控制部队。战前须打卦问卜选择吉日出战，并要烧香叩头，求神灵保佑。战斗中士兵不讲战略战术，身背“噶乌”（护身符），口念咒经，乱打乱冲，胜则穷追猛打，败则各自逃命。

官兵均携带家小，出发拖儿带女，行军速度缓慢。

官兵年龄普遍偏大……其中有六十岁的老兵，五十年军龄的排级干部。〔5〕

如果说以上研究出于中共，有偏颇之嫌的话，一九二七年藏裔的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访问拉萨时，也以尖酸刻薄的口吻描述了当时藏军和警察的状况：

藏军每天都在操练，但是他们的制服实际上已经破烂不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却赤裸着，每当我途经罗布林卡和坚色林时，他们总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约有二百人，他们的衣着比藏军更破。我发现，如果能够想到办法或找到机会，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里逃走。〔6.com)

一九三六年，驻锡金的英军远东司令尼姆Brigadier
Neame)前往西藏对藏军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与评估。他写的报告表现出对藏军状况极为不良的印象.com)

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人是绝对不崇尚武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能量都被宗教事务大大地吸引住了。喇嘛官员和文武官员分享了所有权力。西藏政府和与军队有关的官员对健全的军事组织、管理和训练几乎没有什么主见。两个总司令──一个喇嘛，一个军人──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任命的代本和将军是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的贵族。有经验的正式军士没有升任如本（级别较低的军官）以上的……野外训练实际上从未进行。在和平时期，军队受雇为政府当苦力。手枪、机枪和留易斯枪的瞄准练习从未举行，来福枪的瞄准练习也做得很少。结果，西藏东部的现役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有效射击，徒糜弹药。对枪支的关照和擦洗被认为极差。〔7〕

西藏方面往往把自己的军力孱弱解释为西藏是一个佛教之邦，爱好和平而厌恶战争。从文化方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西藏政治制度的故步自封。以当年晚清王朝之腐朽，竟然能成为对西藏而言的“新政”之源，并且还得以很大力量克服西藏对“新生事物”的抵抗，可想西藏保守的程度。西藏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只关心固守其统治地位，改革有可能造成变动，产生威胁，于是他们便总是加以抵制。为了保证权力不受威胁，西藏统治者尽量削弱军队。美国藏学家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在他的书里写道：“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以免造成军事将领势力强大的局面；相反，他们所奉行的军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可以充当藏军代本或其他军官。”〔8〕另一方面，藏军士兵皆来源于所谓“差巴”──即那些为了能从政府租种土地、以出人当兵抵差税的农奴家庭。藏兵是终身制，年轻力壮时去当兵，直到老了才退伍。他们大都在兵营娶妻生子，过家度日。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com)

一九三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曾经在英国生活、担任过藏军总司令的龙厦试图推动一次改革运动，把西藏纳入现代化轨道。然而他遭到的下场是被挖掉了双眼。从他受刑的过程，也能看出西藏与当时整个世界走向的距离：

挖眼的办法是，将一根光滑而呈圆形的□牛骨置于被监禁者的太阳穴上，然后用皮带把头缠绕束缚起来，最后用一根木棍在头顶上转动，直到眼珠掉出来为止……挖眼之刑非常残忍，用皮带勒了之后只出来一个眼珠，于是绕杰巴（专事断肢挖眼一类酷刑的施刑者──作者）不得不用小刀把另一只眼珠挖出来。然后把滚烫的油倒进眼窝里烧灼伤口。据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在龙厦被释放后，挖眼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疤痕。〔9〕

龙厦改革运动的失败及龙厦的垮台
[6]被称为“西藏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是“动摇喇嘛王国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10〕，其后的西藏，完全趋向了封闭保守。

西藏在政治与社会制度方面的保守，不能完全用相对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似乎只要没有外来入侵，西藏原本的状态已经足够好，并不需要改革和发展，也不应该用进步或落后的概念进行评价。西藏社会本身的问题，后面再谈，既然全世界都在发展，西藏的地缘隔离也已不再是其他民族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时仍然一意孤行地故步自封，就难免不陷入被动和挨打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旧西藏的统治者不能说没有责任。

中共进军西藏以二野十八军的三万兵力为主，从西康直逼藏东重镇昌都。另外几个方向的部队也同时出兵配合：陈赓一部两个团从云南进藏；新疆王震派遣一先遣部队向藏西阿里出发；西北军区的独立支队从玉树进军。四路进军，对西藏形成合围之势。

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三分之二的兵力（约七千─八千人）集中于昌都和金沙江一线，采取了与中共正面决战的战略，企图阻挡中共进藏的主力部队。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以素质和装备皆处于劣势的藏军，与兵力多数倍以上、刚打完取胜中国之战争的解放军进行阵地战，无异以卵击石。四十年后，当年进藏的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将军这样评论：

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它那些没有军事素养，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们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让入藏部队自行毁灭。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入藏军队，何愁西藏守不住？〔11〕

确实，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进行人与人的战争，西藏无论如何是不成对手的。噶厦政府在战略上的不明智，关键就在于企图与中共进行人对人的战争，而不是把西藏的天作为抵抗的主力。西藏的天是西藏人的朋友和同盟者，却是中共军队的大敌。在后来藏军主力被消灭，中共军队进藏已无军事抵抗，仅面对西藏的天，其进藏的艰苦程度还被形容为“第二次长征”。长征是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在江西根据地失败以后历时二年的一次突围逃亡（后来才打起“北上抗日”旗号），前有堵截，后有追击，行程二万五千里，从开始的三十万人，最后只剩三万人，坚苦卓绝。参加过长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对进军西藏的总结是：“进军西藏和红军北上抗日所经受的艰苦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2〕可想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中国军队带来多大困难。

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熟悉地理，善于隐蔽，有骑兵的机动性和号令群众坚壁清野的可能，如果不是早早地在决战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一空，保存一定有生力量与战斗意志，采取堵截、骚扰、各个击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肯定可以给进藏的中共解放军增加更大的困难与伤亡。尤其是应当避免正面作战，主要以中共军队的后勤供应线为攻击目标。西藏人口稀少，不毛之地多，中共军队孤军入藏，失去其在中国内地擅长的“取之于民”补给方式（无民可取亦无物可取），军队补给的主要物资只能来自中国内地，因此必须有一条漫长的后勤供应线跟在部队后面。随着深入西藏，后勤线将越拉越长，防卫必然脆弱，更容易被打断。对大部队而言，后勤断则不战自垮。本来只能勉力对付西藏之“天”的中共军队，再加上一分“人”的敌手，其进藏是否会有阶段性的破产就成了未定之数。那时，西藏手里的牌就将多一些，加上中共当时又陷入了朝鲜战争，西藏获得更多的选择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惜的是，西藏当时没有采取适合自己的战略，反而把主力部队调往昌都远迎中共军队，等于帮助中共军队在作战期间把后勤线大大缩短，而且其后勤线皆在其可以免受攻击的控制区内（当时的金沙江以东的康区已被中共“解放”）。中共军队充分利用西藏把藏军主力送上门的机会，制定了“一口吃掉”的作战方案。一方面，从正面向固守金沙江一线和昌都地区的藏军发动缓慢进攻，不将其击溃，牵制藏军，使其举棋不定，不至于向西藏纵深回逃；另一方面，秘密调动主力部队向藏军后方迂回包抄，断其退路，完成对藏军的合围，将其一举全部歼灭，从而达到消灭藏军主力、瓦解西藏抵抗意志、迫使西藏当局归顺的目的。

开始于一九五○年十月六日的昌都战役基本顺利地实现了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不到万人的藏军在几百公里的宽大正面组织防御，间隙很大。中共军队的迂回部队分多路渡江。藏军通讯落后，难以把中共军队的行动迅速上报指挥中心，形成明确判断。直到各处失败溃退到昌都的藏军官兵不断带回战败与伤亡的消息，表明战祸即将降临昌都，面对这种形势，驻守昌都的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多次与拉萨噶厦政府联系，请求将指挥部后撤到洛隆宗。十月十五日，阿沛的侍卫官错果再一次通过无线电台与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进行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社会中成为一次着名的对话：

错果对都然娃说：“请注意，我们已（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发去了三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覆，我们将无所适从。”对此，都然娃答覆说：“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后我们就给你们覆电。”错果对都然娃的答覆感到恼怒，毫无顾忌地带着西藏式绝交口吻气愤地说：“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尽管我们受阻于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么郊宴。”〔13〕

如果藏军早些回撤，也许还能多保持一些实力。但当时西藏的决策者谁也不想对撤出昌都的决定负责任。以往西藏总是能人算不如天算地渡过种种危机，依然幻想着神助的噶伦们带着侥幸心理照常参加郊宴，以避免面对昌都的告急。而驻守昌都的阿沛本人，虽然亦为噶伦之一，也不希望由自己承担放弃昌都的声名，呆在昌都消极等待拉萨指示。一直拖到十月十七日，阿沛才不得不决定撤退，然而那时已经失掉时机，中共解放军以惊人的速度昼夜兼程地完成了合围，刚好抢在藏军前面。除了少量藏军骑兵逃离，藏军主力退路被断。阿沛．阿旺晋美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知道继续抵抗已经无效，只得下令缴械投降。历时两周的昌都战役结束，占整个西藏正规军实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军被全歼，包括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一批军官及二千七百多士兵被俘，昌都、类乌齐、宁静等大片地区被解放军占领，通往拉萨大路的门户洞开。西藏武装抵抗中共进藏的能力基本就此瓦解。

昌都一役使西藏丧失了可以凭藉的军事资本。拉萨企望的外国干涉却如水中之月。英美等西方国家除了口头表示同情，没有任何实际行动。最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地位的无疑是印度，但是权衡利弊，它也不愿意为此与强大好斗的共产党中国成为敌人。西藏陷入绝境。然而这种内外交困并没有使得西藏上层足够清醒，他们反而把西藏的命运完全押到神佑之上。

昌都战役之前，噶厦政府就是以卜卦抽签的办法决定应该让哪些人出使国外去求援，以及谁适于去哪个方向，理由是这种出使对西藏的命运特别重要，因此必须要由神来指定〔14〕。昌都战役失败后，西藏不得不同意与中共方面谈判，并答应了中共提出的谈判前提──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使当时逗留在新德里的西藏特使有了与中共使馆进行接触的基础。当双方已经商定次日在中国使馆举行午餐会时，刚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要求对此举行一次问卦仪式，结果得到的神谕是：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会给西藏带来危害。于是拉萨急电通知西藏代表团取消先前的决定，而那时，中共使馆的汽车已经停在西藏代表团门外，准备接西藏代表前去参加约好的午餐会了。

西藏代表团好不容易圆了场，并按照拉萨的指令去北京谈判，中共大使馆亦帮助他们做好了一切去北京的准备，结果出发前又收到了拉萨命令他们取消计画的电报，因为在罗布林卡举行的再一次抽签问卦显示，不应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15〕对此类种种可笑的行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也承认：“认为我们只需要祈祷，勿需作任何人为努力就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这一信念是知识有限所造成的，从这点来看，宗教感情实际上成了障碍。”〔16

事实上，不到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在西藏失败的昌都战役后提前亲政，取代达扎摄政，也是在“神”的指点下实现的。约翰．F．艾夫唐在他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这样描写：甘丹曲均被召到了罗布林卡，正式进行了一次降神作法。保护神附身于他之后，他从坐着的位子上站了起来，大声嘶叫，浑身急剧抖动。侍从们立即将降神作法用的头盔戴在他头上，紧紧地在他下巴下面系好带子，曲均走到达赖喇嘛的宝座跟前，献了一条长长的白色哈达，然后就回到座位上坐下了。当向这位请教的时候来临时，众噶伦毕恭毕敬地寻求指导，一位秘书拿着一幅卷轴，念着写在上面的正式请求。曲均又一次走到达赖喇嘛跟前，清清楚楚地说：“立他为王，”接着倒在地上，降神作法也就结束了。〔17

神没有给西藏任何特殊的惠顾。面对中共大军压境，年轻的达赖一度与他的臣属跑到靠近印度的边境小城亚东，在那里观察事态的发展。那一段时间，以昌都败将阿沛为首的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就西藏的前途谈判。对中共方面要求的进军西藏，藏人别无选择──同意，是和平进军，不同意，则是武力进军，反正中国占领西藏已不可阻挡的。最终，阿沛的代表团与北京签署了着名的《十七条协议》，同意中国对西藏进行“和平解放”。这时，十四世达赖喇嘛怎样选择，到底是去印度流亡，还是返回拉萨与中国合作，这样一个于西藏民族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最终决定也是出自占卜打卦的结果。按照打卦的结果，十四世达赖返回了拉萨。c

把决策交给神是一种平息纷争和推脱责任的巧妙手段，却肯定不是有益于民族命运的手段。当然，不管是靠神谕指示还是靠理性选择，西藏都不可能在与共产党中国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根本原因就在实力差距。在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主权体系中，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被中国重新控制。而且正因为西藏曾经一度摆脱了中国，重新返回西藏的中国就必将对西藏进行更严密的控制。

后来的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
2、中印在西藏边境的战争
如果西藏是独立的，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只有很小一段接壤（在中国新疆与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之间）。西藏被中国纳入主权控制之下，西藏与印度的一四五○公里接壤就成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边界，中国与印度的实际接壤达到二二五○公里。

两个亚洲大国紧密地挨在一起。这两个大国都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按照主权标准，都有过耻辱的历史，因此在主权方面都格外地敏感和激烈。恰恰这一条边界的很多段落，在历史上都处于东方式的模糊状态中，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纳入新的主权体系，要把原本的模糊转换成明白，发生冲突就成了必然的。

在今天中国印制的各种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着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带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达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之多。

本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印度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政府的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

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如英国人贝尔所说“西藏人不会画地图”，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今天，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18〕

一九五○年以前，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争议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一九四九年后，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时先下手为强。从一九五○年，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一九五三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而当时的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共也不好翻脸。

除了“麦克马洪线”的领土争端，中国与印度在中段边境和西段边境还有另外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争议，其中西段的三万三千平方公里，目前大部分被中国控制

中国和印度有在历史上有很多相像之处，惺惺相惜，五十年代两国同为世界反殖民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两国领导人意气相投，彼此倾慕，照理应该保持很好的关系，然而在主权争端面前，一切都会势在必然地退居次要地位。一九六二年，这两个亚洲巨人为边境争端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从此相互为敌几十年，即使有时出现短暂缓和，两国的未来也将始终是潜在的对手。

五十年代，当中印同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旗手时，两国容忍了边界存在的争议，双方在一九五四年还就西藏问题签定了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双边协定。但是当一九五九年西藏发生反对中国统治的广泛起义──中国人称之为“叛乱”──后，印度政府收留了逃亡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跟随其的数万西藏难民，中国政府对此耿耿于怀，自此以后两国边境争议就迅速地上升，边境争端成了中国对印度进行攻击的焦点。

从中国方面编的一部《西藏大事辑录》中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辑录中没有一条与中印边界有关。然而自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九五九年流亡印度之后，当年就开始出现中印边界争端的条目，此后年年都有，一直延续。这里只摘录一九五九年的有关段落，可略见概貌

9月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答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来信。希望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进入我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等地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立刻缓和下来。

9月11日至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的第六至八次会议。11日，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13日，陈毅副总理作重要发言，朱德委员长在会议结束前讲了话。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

同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座谈会，许多西藏着名人士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愤怒抗议印度军队无理侵占我国领土

9月14日拉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千多人集会，驳斥印方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言论，坚决拥护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会上，班禅额尔德尼作了书面讲话。

10月26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印度武装人员侵犯中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进行武装挑□的事实真相。

11月7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12月26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以大量事实说明中印边界从没有正式划定过。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

要说中印边境争端在西藏叛乱后突然如此集中地发生，在时间上完全是巧合，难以令人相信。从一九五九年以后，这种冲突不断升级，到一九六二年，发展到了相当激烈的地步。仅一九六二年的七月上旬，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换的抗议照会即高达三百七十八次〔20〕。同年九月份，双方开始发生小规模交火；十月二十日，中国军队向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印边境战争正式开始。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断定中印战争是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对印度的报复，但根据上述时间顺序，不能不认为有一定关系。

一九六二年的中印战争，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和胜利。其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印度人自己的书这样写：

在这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中──实际上，战争持续了不超过十天──中国人到达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两百英里的阿萨姆平原的边缘，抵达了卡门边区伏特山他们的主张线。

在东北边境特区另一端的鲁希特边区，他们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了一百英里，强占了从基比杜到瓦弄和哈渝梁的大片领土，他们还到达了距迪格搏伊油田仅剩下八十五英里的地方。

在东北边境特区中段的苏班西里和西安边区，中国人从麦克马洪线上的一些地方仅向前推进了三十至四十英里……〔21〕

据印度国会披露的官方数字，印军死伤六七六五人。中国方面宣布俘虏了包括一名准将和十六名军官在内的印军官兵九二七人〔22〕。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开始战争一个月后，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立刻撤军，并宣布为了表现诚意，不仅退回到战争开始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还从“麦克马洪线”继续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

我在西藏期间，曾就中国为什么自动撤军寻找答案。透过毛泽东的帝王意气、国际政治的万千风云，在那些浓艳色彩背后，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要归结到一个老老实实的技术问题（当然也是实力问题）──在西藏高原上保障后勤的困难。

因为中共的保密制度，目前无法接触有关的军事档案，不能确切地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后勤保障的具体状况，我之所以能下这个结论，是出于我对西藏气候状况、道路条件和运输困难的亲身体验，以及我对西藏军事后勤供应的现实状况的了解。在下一节我会专门谈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类比可以获得相应的认识。

西藏军区林芝军分区的防卫区正是当时对印作战的东线主战场，从林芝军分区原副司令李春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那时中国军队的后勤系统多么落后：

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五十人运，几分钟就敲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23

当时中国军队得到战区老百姓的支持，未见得是把他们当成共产党汉人的军队，而是从统一西藏的角度。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保持一定的向心力并不奇怪。那种靠□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的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于最前线。战争主要的物资供应，是靠汽车从上千公里外的中国内地运上来。

西藏的冬季，道路随时可能被大雪封住。积雪有时达几米深，人畜皆不能通行，更别说车辆。中国军队在西藏边境进行战争，装备给养来自中国内地，而从中国内地进藏的几条干线公路全有被大雪封山的可能，从干线公路通向中印战场的支线公路，因为大都需要进入或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更是随时可能封闭。

我在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到过当年与印度发生战争的边境地区，对那里行车艰难深有体会。三十多年以前的道路条件，只能更为恶劣。

由于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至今从四川进西藏的川藏公路，每年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我曾在那里被泥石流困过三天。我也曾在新疆进西藏的公路见过长达几公里的大塌方。公路全部被埋在倒塌的山石下。从云南进西藏的公路有一段八十多公里的塌方区，严重时可同时出现上百处塌方。密布在西藏高原上那些数不清的大小河流更是让人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车陷在河中间。每年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十月份，西藏的雨季算才过去。

中国军队六二年之所以选择十月下旬对印度发动进攻，我想正是因为需要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然而进入十一月，西藏便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加上天寒地冻，道路冰雪，行车困难又开始增加。现代战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战物资的大量消耗，犹如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尽可能多的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才能维持战争的延续。而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颈，试想中国如果不及时停止作战，即使开始阶段可以获得大胜，一旦大雪封山，运输线中断，胜利是否还能保持住呢？)

印度当时在军事实力上不如中国，但是从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其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双方在运输条件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何况，应印度政府的要求，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为印度的后勤优势又加上了一份筹码。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十五个轰炸机中队，以空中打击阻止中国军队〔24〕。当时急于遏止中国及共产主义势力的西方国家正在介入，而中国那时已经与苏联吵翻，已经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世界舆论异口同声指责中国。印度国内则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浪潮，朝野一致，发誓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的条件和形势没有给中国长久保持胜利的把握──关键就在西藏高原对后勤的制约。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的单方面停火和撤军，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确的算计。

在西藏高原上进行主权之争，对实力的要求是格外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