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梦的新视角（二）——国家碰撞力的三维度
思绪飘飘
前文讲述了国家碰撞力对于一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国家碰撞力如何评估的问题。下面就结合中国国情对影响国家碰撞力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国家碰撞力的第一维度——政治体系
要想国家和民族永远摆脱挨打、落后的命运，关键的因素不在于经济力量的强大，如印尼华人掌控了该国95%的经济财力，但在印尼国家中，华人的命运依然薄如浮萍。犹太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擅长经商而享誉世界，在世界各地，犹太人有钱、又很聪明，许多大科学家都是犹太人，如爱因斯坦，但在以色列立国之前，却几次遭遇灭绝的危险，命运何其悲惨。当今的以色列是个小国，但以色列的国家碰撞力却非常了得，尽管身处阿拉伯国家的环抱之中，身边充满敌意，但他们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还当之无愧地成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因此，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某个单一的指标，而在于体现国家碰撞力的综合指标的平衡发展。
和以色列相比，中国的条件强得多了，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积蓄了相当的国家家底，再加上辽阔的地域、庞大的人口资源，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主义和忍耐性格，使中国的国家碰撞力应该今非昔比。如果世界来一个国家碰撞力指数排名，中国的位次当比以色列要前面一些。（究竟是多少，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试一试排名。）
因此，通过国家碰撞力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 中国人的百年强国梦缘自于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复仇心理。
二、 数代中国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追求中华民族富强，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真正目标，不是追求单纯的经济、军事的强大，更不是追求奢侈、腐化的物质享受，而是谋求国家碰撞力在国际上的当然话语权。
三、 中国近几十年的超高速发展，使中国国家碰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四、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各种力量的互相制约严重消耗了国家碰撞力的总能量。因此，单纯的经济发展已不能推动中国国家碰撞力的进一步增强。
五、 目前，中国国家碰撞力的增强，取决于国内各种因素的平衡发展。
从以上判断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之后，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是一条重新整合影响国家碰撞力各因素的平衡发展之路。经济发展已经不是唯一的目标或者说优先目标。不如此的话，中华民族就会失去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也是上帝赋予中华民族的最后一次机会！
政治、经济、文化是国家碰撞力的三个维度。从国家碰撞力的角度审视政治，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高度机动的政治体系。人类历史上，任何强势政体都是如此，因为只有统一的行动，才能产生整体的碰撞力。当然，单纯追求政治的机动性，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很容易形成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的家族型强权，这种家族性强权以维护家族利益为出发点，是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在古代，这种政权在刚取得天下时，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人本性的弱点，很快就在毫无节制的欲望下，把国家、把亿万百姓拖进了深渊。封建制国家很大程度上可以描绘成“一人之国家”或“家族型国家”，这样的政治体系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国家决策的水平对国家碰撞力的影响扩大，一个错误的决策可能会导致整个国家一下子就落后别的国家好几个层次，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几十年的发展可以相当于古代数百年的积累，如果某个国家政策出现很大失误，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家碰撞力也会一下子下降许多位，而追赶起来又远比过去困难。这才是为什么封建社会会被新的社会形态淘汰的根本原因，因为国家安全不允许。
人类如今已步入新千年，尽管人类文明也随之步入新阶段，但人类并没有就此许诺放弃暴力和战争，中国周边地区强邻环抱。新千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将面临枯竭，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物质生活欲望越来越高，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在这样的一个境遇里，谁敢说新千年一定会“和平与发展”。文化可以说是民族的性格，强悍的民族在生存的绝境中，铤而走险，凭借其强大的国家碰撞力，发动一场世纪大战也合情合理。
二战中，日本侵华战争就是这个性质。根据不少当代学者的研究，在甲午海战前夕，日本的经济实力，举全国之力实际上也无法和大清国抗衡，即使是甲午海战本身，也是一场在较大程度上的偶然性胜利，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偶然性的失败，变成了巨大的民族焦虑，人们深陷在对外寇的恐惧中。这一恐惧症影响深远。然而，到日本真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已经又过了30多年。这里很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日本人没有乘甲午海战的胜利，与大清国全面交战，而要等三十多年后，再发动侵华战争，这不是日本人没有贼心，而是根据他们自己对两个国家的国家碰撞力的比较，认为自己没有完全取胜的可能。
三十多年后，大清国已经被中华民国取代，这是一个新兴的政府，最近有历史学家说，这个时候的民国政府，政治上是比较清廉的，而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难得的好景象，加上洋务运动的积累，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日益成为一颗新星。当然，此时的日本，发展就更为迅速，毕竟在中国还有军阀内战，内耗不小，国家还处在准分裂状态。日本在中国派遣了大量的间谍，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让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日中两国的国家碰撞力就会越来越拉近，到时再想实现日本的狼子野心，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正是在这种对大局清醒的认识下，日本少壮派军人才在未征得本国政府同意下，贸然发动侵华战争。然而，八年的抗日战争，事实证明，日本的国家碰撞力虽远大于中国的国家碰撞力，但当时的中国在美国、苏联的支持下，依然具有一定的抗衡力量。
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事件说明了几大问题：
1、 这是一场国家碰撞力之间的较量，中国是弱者。
2、 由于处在准分裂状态以及恐洋症，中国的国家碰撞力在相当程度上被内耗了。
3、 如果没有内耗，中国的国家碰撞力会大得多，台儿庄战役就会多几个。
4、 日本的国家碰撞力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论持久战”高明的洞察力所在。
5、 国家碰撞力的大小决定国家安全程度。
6、 日本的政治体系是高度机动的，有着延续数代人的清醒目标。
7、 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混乱的。
8、 日本国家碰撞力的增强，得益于国家政治的正确决策。
9、 中国国家碰撞力的增强，一部分得益于民族资本家的实业强国的道德理想。前者有国家力量为保障，后者没有保障。
因此，谋求强大的国家碰撞力需要高度机动的国家政治体系作为保障，这样一个政治体系是“一人型政治”或“家族型”无法做到的，它需要现代政治的丰富内涵。
美国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现在，有不少人指中国2050年可以赶上美国，这简直是胡扯，中国要强大，不是要称霸，强大是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里有两个含义，即第一，表示其他民族也很强大，很光荣，我们要光荣地和他们肩并肩；第二，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尊严，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这里丝毫没有任何要称霸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两点，不是要求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立即超英赶美，即使赶上了，如果其他东西跟不上，照样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后代依然会感到局促，感到孤独！
事实上，中国肯定不可能追上美国，也许GDP能追上，但那又怎样，难道中国的国家碰撞力能和美国相比吗？除非美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或者又被拉登干上了！美国建立了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政治体系，可以保证国家的发展围绕着增强国家碰撞力来发展。而其他国家，却往往在许多问题上，自毁武功，自己破坏自己，也许对某个特定集团、家族、个人有利，但对国家碰撞力来说却是一种愚蠢的挥霍。
美国虽然建立了最优秀的国家政治体系，却不是每一个其他国家都可以毫无选择地拷贝回去的，因为这套完善的政体，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制度、国家文化基础上的。她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磨合与发展，和美国社会已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中国和美国有着地平线一样的差别，在中国建立美国式政体，至少目前来看，很不现实。
但中国有没有机会建立起一种能与美国比肩的伟大的政治体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程度上，中国当然不可能实现“放卫星”的效果，但就建立某种高效、昂扬、日新的政治体系，是不需要这些先天的条件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典故也有许多。创造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关键在于整个国家要有“破茧新生”的勇气。
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公车上书、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热潮，这一勇气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着。然而，经过了许多年的曲折和奋斗后，当中国国力好容易积攒到了今天的实力，人们忽然迷失了前进的道路。尤其是在比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发现现实生活和过去信仰的理论出现了很大的距离，再加上沉痛的历史挫折感，使许多人重新审视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反思和调整是符合逻辑和必要的。八十年代后，中国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逐步修正自己的国家路线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检验两种制度的差异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其实已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缺点是可以互补的，也就是说，中国要走的道路，既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二百年前设计的“旧式社会主义”。而应是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融合两者优势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独具个性的新政治体系——“新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三个代表”是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阶段下做出的新的准确论断。以“三个代表”作为国家碰撞力发展水平的检验标准有着重要的意义，她象征着新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江泽民改革让中国人选择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有了更好的“镜子”，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社会主义属性的实践让我们可以打破旧的权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实际上，两者都有存在的科学依据，社会主义不排斥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排斥社会主义，两者是可相融的。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否顺利，取决于如何把这两种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因子结合好，让其在中国和睦相处，优势互补。
照搬西方的模式不能够给中国带来富强，照搬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甚至不能够让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的进步，永远在于吸取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打破旧的束缚。二十多年来，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考，得出的国家道路的精明选择，现在是我们确定航向的时候。美国模式不等于唯一科学的模式，它只能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模式，是我们创新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参考内容。以美国为代表的两党轮流执政制也不是一种最有效的政体，比如最近施瓦辛格竞选州长成功，说明美国式的政治不总是挑选出政治精英。而中国几十年快速发展本身证明，中国这种一党执政对国力的提高同样具有高效率。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问题依然很大、很紧迫？
实际上，这里就有一个融合的问题，即一党执政不等于高度集权，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多地吸纳了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在形式上没有体现出创新的精神。另外，一党执政不等于不能分权，分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一党执政基础上，实现党内分权，比较适合中国国情，而“三个代表”的政治原则，会使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社会效率水平等，至少从理论上远高过于资本主义的两党制度。
政治清明、人民安家乐业、中产阶级有了合理定位，国家碰撞力不求最大、最强，但求最稳、最坚固，才是中国未来近百年要选择的发展道路。国力大增不是讲绝对意义上的大增，而是指相对意义上的大增。
国家碰撞力的第二维度——民族心理
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着民族心理。一个人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三个判断尺度。以国家碰撞力的角度审视民族心理，相应的，民族心理也有这样三个尺度，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对应于身体健康，民族心理相对应于心理健康，国际关系对应于社会适应性，而国家精英和民众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形成国家的“大脑”。国家碰撞力就取决于以上这些关系之间的综合效应。
试想，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在社会上的生存状况会是怎样一种境况！那么，民族心理的不健康也将导致国家政策出现很大的问题。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战争导致的民族屈辱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一些人从而走向了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主张全盘西化，有一些人主张取精华去糟粕。文化问题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之后，近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
比如“流氓”是过去中国人的道德词语，体现了人们对自己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标准的一种价值判断，然而，进入新世纪，“流氓”一词全面“下岗”，不仅如此，几乎全部的较轻程度道德评判词语都从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沦丧、罪大恶极、腐败、堕落、人民的罪人等极端性的词语，这表明传统的道德体系遭到彻底破坏，普通老百姓已经失去了约束自己行为的过程准则。只有问题积累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才有冰冷的法律介入使失控的行为得到控制。
社会道德是整个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想象，一个自私自利、诚信匮乏的社会，其社会凝聚力能有多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几乎都听过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故事，寓意一个家庭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兄弟联手才有力量。社会是扩大了的家庭，凝聚力是社会团结的外在表现，没有凝聚力，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一百年前，这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光有强壮的身躯，却对人俯首帖耳，认识不到自身的力量与优势，在对外关系中，只能被人驱使和奴役。
这样的民族心理，是不可能构成强大的国家碰撞力的。就是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造就强大的国家力量，现代人在分析清末的历史事件时，惊人的发现，大清如果把向外国人赔款、建颐和园、圆明园的钱用来购买军舰，就不会有甲午惨败，而明崇祯皇帝把藏在国库中的钱捐出一些给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灾民，或许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就不会发生。然而，封建王朝的历史命运总是不可逆转，到了王朝末期，一点点中兴的光芒都会被腐败和昏庸遮蔽掉。
强悍的民族缘于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然而，社会凝聚力从何而来？“三个代表”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产生社会不均的手段，又充满了腐败、暴力、权钱交易，就更易激发底层群众的不满，没有底层群众支持的中层分子，就象没有根的浮萍，有值得观赏的外在风光，却禁不住风雨的吹打。
民族心理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文化走向，近代中国，从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到大力学习西方文化，已经越过了一百多个年头，这些年来，中国文化走过了哈美、哈苏、重新哈美、哈港、哈日、哈韩许多阶段，最近忽然有人提出，以后我们哈什么？哈是什么意思？哈是哈口气、哈腰的意思，在这里带有跟从、盲从的含义，为什么要哈？因为中国自己给不出原创的新道路，但光哈又有什么用，哈能哈出一个强大的民族来吗？
未来文化的走向，必然要求我们以增强国家碰撞力为目标，让民族心理素质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养成一种健康的、积极的、自尊的社会整体素质。受屈辱的历史就让他过去，只要我们现在构就了强大的国家碰撞力，中华民族就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尊、找回说话的权利，就能够使每一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国家碰撞力的第三维度——经济发展
以增强国家碰撞力的角度审视经济，经济力量本身不能直接带来国家碰撞力的变化，它需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才能转化为国家碰撞力的一个维度。就像一个穷人和富人决斗，穷人不会因为贫穷而丧失了斗争的决心和智慧，但一个富人却可以用金钱买来安全，可以购置锋利的武器，可以学习斗争的技巧，从而在决斗中占据上风。但是金钱对于富人的好处是取决于富人对金钱的运用，如果这个富人是个败家子，只会吃喝嫖赌，挥霍无度，那么有钱只会更坏事。
对国家碰撞力来说，经济的作用也是这样，运用的好，能够增强国家碰撞力，运用得不好，只会破坏国家碰撞力。有人说，一个人做秀是聪明，一个群体做秀是功利，一个社会做秀是愚蠢。因此，从增强国家碰撞力的要求出发，一个国家更要求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经济的作用是加快这几大因素的发展速度。
近来，哥伦比亚中国问题专家普亚纳称，中国将在15年内成为超级大国，这是一件好事，这样，这个世界才第一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多极世界；他说，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当过霸权大国，相反，它总是善于融合其它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位中国专家的确富有眼光，能够看穿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然而，我们自己是否已经足够清醒，认识到现在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最好时机，同时，还要有清楚的目标，难道还象过去那样，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吗？
当前的中国，中国的GDP已经排在世界前几名，排在世界前几名的GDP能否算是一个强国呢？ 显然，中国的国家碰撞力并不够理想，经济上的支撑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出在几个因素的协调发展上，甚至可以说，只要国家安全观念转变为国家碰撞力角度，中国的实力会在一夜之间增强很多。
航天员杨立伟从太空凯旋着陆后，国家主席胡锦涛激动地说：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荣耀”。而当国家碰撞力的研究进入中国国家安全的视线时，中国离伟大复兴才真正不远了。
（一点浅见，望各位有兴趣的网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