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战争的起因

在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日争战的残酷使得美国青年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战后美国的统计，阵亡人数超过了30万人。美国也因此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和捍卫天皇的决心，而且当原子武器还没有研制成功之前，也不可能预计到它巨大威力足以使日本魂飞魄散。因此美国在评估彻底战胜日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上出现了相当悲观的结论：阵亡将士超过100万人，大概还有日本平民的死亡人数，具体的数字已经记不太清了。对于中国和苏联来说，这样的代价也许不会让领导人眨一下眼皮，但对于美国的领导人和美国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面对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领导人面前大概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这样无疑可以大大地降低人命损失，但是这与美国人的正义观念，这个支持他们加入战争的原始动力，是格格不入的，第二条路就是寻找夹击日本的支援力量。而美国人选的，正是这第二条路，很不幸，被美国人选中的夹击日本的支援是苏联。

美国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本来他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中国。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中国，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军，还是号称深入敌后的共军，对日本都是消极免战，自己人的磨擦却接连不断。虽然向缅甸派出了远征军，但除了孙立仁一部退进印度，保持完好建制外，其余基本上覆没于热带丛林之中，戴安澜将军就在此役阵亡，缅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

这次保卫缅甸，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还因主将杜律明拒绝退入印度（据说他猜老蒋不会愿意见到他的部队退入印度，而他又不敢得罪老蒋），将十余万大军带入了罕无人迹的热带丛林，致使全军近于覆没。更为要命的是，统率这支远征军的美国将军惊异地发现，中国军队并不听他的指挥，他不过是名义上的指挥官，他当然不可能理解中国军队从来都是私家军这个传统，于是便认定了中国军队的无能，而且无视纪律。这种前线指挥官的观念对身处后方的美国政府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中国军队无能的景象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深种在美国政府的脑海里。

而在中国大陆，更是毫无建树，甚至还不如当年独力对抗日本时有作为，当年独力对抗日本时，还有过台儿庄那样振奋人心的大捷，还有武汉保卫战这样成功的撤退。甚至到了1944年，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国军表演的居然是一出全线大崩溃的丑剧。美国由于失望于中国，转而求助于苏联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件了。

那么，当年的中国，是否有能力表现得积极一点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在太平洋战争暴发后，特别是中途岛战役之后，日军的主力，实际上已经大部分用在了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大陆，日本依靠的多是被称作伪军的投降了的中国人。而这些伪军对日本的忠诚，实际上是和国军的战场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军的形势越好，他们对日本的忠诚度就越低，而战斗力也就越低，反正的机会就越大。此时国军越是采取积极主动的作战态势，就越会让他们相信国军的形势在好转，日军的形势在恶化，他们反正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反之，国军越是消极免战，就越会使他们相信日军的强盛，从而更死心踏地为日军卖命，日本也就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这样恶性循环，形势也就越加不容乐观，中国对太平洋战争的支持就越轻微。太平洋战争暴发之后，特别是中途岛一役，日军精锐以及海空主力已完全被美军所牵制，中国趁机反击，收复失地，不但可以更有效地支援正面作战的美军，还完全有可能夺回出海口，从而避免那场徒劳的缅甸远征。当时李宗仁先生就曾经提议，由广西东进湛江，再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对日本与南洋的海上运输线实施空中打击，从而有效抑制日本的海上运输能力，削弱它的作战能力，有效支持美军的海上作战。可惜，蒋介石的眼中，对共军的提防远甚于对日本，李宗仁先生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正因为中国人如此不争气，才使得美国人将希望转向苏联，直到1945年初，美国才完全放弃对中国的指望而转向苏联求援。从而给了苏联插手亚洲的机会，同时还将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议作为对苏联的回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以三八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势力范围划分，接下来，就跟欧洲一样，凡苏联占领的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政权胜利的局面。而这个机会同时也间接引发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终结，从而将世界的格局从另一个方面引向这场朝鲜战争。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场牺牲了几十万中华儿女，让中国隔离于世界二十多年的朝鲜战争的苦果，其实是中国人自己有份种下的。

有份将亚洲局势引向朝鲜战争的另外一个大国其实就是美国，虽然它在45年初放弃中国转向苏联求援是无可指责的，但到了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还在向苏联求援，就不得不说明它的短视。这个时候的杜鲁门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原子武器已经制作完成，而原子威胁将使美军无敌于全球，这个时候还在向苏联求援无疑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引狼入室的行为。

除此之外，过早地放弃中华民国，也是美国本不应犯的过失，49年春，李宗仁先生代理总统职务时就曾预言道：如果现在美国帮助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只需要10亿美元，但如果今天拒绝这10亿美元，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100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李宗仁先生的先见之明。美国果然在朝鲜付出了远超过100亿美元的代价，还附带上近3万8千名美国青年的生命。

当年是否有10亿美元就可以助李宗仁守将军住长江，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但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国共之争战火再燃的时候，断绝了对华的军火供应，由于中国本身是没有制造这些美式弹药的能力，而这些军火的消耗又是必须及时补给的，否则，再先进的枪炮，也形同一堆废铁，所以美国这一举动，对于正在战场上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漫延的国军将士，无疑是灾难性的。很显然，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他们大概真的相信中国的共产党人是一群要求土地改革的农民。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那么令人遗憾，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中共比国民党更好的时候，政治家是没有人敢坚持说“不”的，而民众的观念又往往受传媒引导，由于传媒天生就喜欢标新立异，所以非常容易受中共宣传的欺骗。

虽然10亿美元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李宗仁将军守住长江将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但李的失败决非仅在于军事上，蒋介石的牵制甚至拆台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完全有证据显示蒋在下野后已经决心放弃大陆经营台湾，并将大量的黄金和外汇运往台湾，给以后在台湾的统治创造了一个宽松的财政环境，但此举对岌岌可危的大陆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时，若有10亿美元的雪中送碳，对抵消这些消极因素肯定会有巨大作用的，以李宗仁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善于团结各方势力的才干和魅力来看，他也许真的有可能即稳定后方经济，又稳定前方军心，很多的“起义”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特别是海军的“起义”，海军的舰队可以说是守住长江的唯一王牌，失去海军的舰队，江防无疑已经洞开。

美国放弃了中国大陆，局势向朝鲜战争又迈出了一大步，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也只有美国人，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迅速地将壮大南韩的实力，使之足以与北韩对抗。但是，美国又一次错失了机会，不单没有及时充实韩国的军力，还将南韩和台湾排除到战略防御圈之外。1950年的1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发表了一则声明，其中就有“不打算运用武力干涉目前（台湾）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尔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出谋划策”这样的句子。一周之后，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又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另一则声明，明确地将台湾和南韩排除在其防卸体系之外。至此，亚洲的局势便无可避免地走向朝鲜战争了。

还有美国对中共的挑衅也很有可能是将中共引向朝鲜战争的原因之一，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注意到以下的事实，我相信至少有部份人会转变原来的观念。

在50年的6月27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开火后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就公开宣布已经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隔离台湾和大陆。当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中共与北朝鲜的进攻有关，此举无疑向中共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美国的眼里，中共是北朝鲜的同伙。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姿态，一种安抚国内民意的姿态，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中共是北韩的同伙，那么美国的政治家也只能认同这种民意。但这样的姿态在中共心目中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影响将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抵消美国日后所做的避免挑衅中共的一切努力。同时也向中共表明，美国已经违背了自己在年初发表的两则声明的承诺。这在中共眼里，美国几乎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国际骗子。

几乎是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此事对中共的刺激我认为甚至超过了第七舰队事件。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请求华盛顿批准他派一个调查组到台湾调查台湾的防务情况，在得到批准后，却做出了令各方都瞠目结舌的举动：亲自来到台湾并刻意让传媒大肆宣扬。

这两起事件，究竞在多大程序上影响了北京对韩鲜问题的态度，外界是无从得知的，但如果完全否认这种影响，则无疑是不愿正视历史事实的态度。当时如果能够通过英国这样与中共保持接触的盟国向中共传达一下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解释一下民主政府对民意的无奈，以及麦帅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还可以就此事表一个声明，如果这些都做了，也许中共日后的反应不至于那么激烈和义无反顾，至少现在于我们都会承认，美国没有挑衅中共的意图。

二战之后，世界的局势走向了朝鲜战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而美国的民意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不得不说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天生的遗憾，正如有位伟人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虽然不能造就远见灼识的政治家，但也排除了以“远见灼识”为名的对社会的伤害，虽然会造成暂时的困难和痛苦，却不会造成长久的灾难和浩劫，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的教训应该是最深刻的。

二、关于北朝鲜军中的中国官兵

有很多资料都能够证实在朝鲜战争开战之时，北朝鲜军中有大量的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官兵，根据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韩战初开时北韩军中共有10个师和2个独立团，1个装甲旅，1个装甲团还有一些炮兵的建制，其中第1师和第4师均有一个保留了原中共军队建制的团；第2师也有很多从中国回国的官兵，但没有保留原中共军队建制的单位；第3师是北韩军的主力，装备最完整，战斗力也最强，是南进的主攻部队，而这个师中很少中国回国的人员；第5师和第6师基本上就是原中共军队的建制，第7师也是由中共军队中的朝鲜人编制而成，这个师人员最多，但由于在开战前两个月才编成，人员虽多，但战斗力却不强，开战后不久就被整编为第12师；第10和第13师也是有原中共军队为主编制成师，但缺额较大，两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师的人员和战斗力；第15师也是在开战前不久才编制成师，军官有部份来自中共军队，但人数不多；2个独立团基本没有中共军队人员；装甲部队基本上是从苏联回国的，其中部份人员还不会说朝鲜话，在军中被称作苏联人。

而这些官兵的来源，资料中基本上都没有讲述，所以我在此也只能做些推测，是否可信，各位网友可根据自己的理智来评判。

我以人这些官兵的来源大致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朝鲜族人，这些人是由中共军队在东北期间招募的，包括在日本占领期间的中共游击队和内战期间正式招募的士兵，这一类，而且只有这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第二类应该是在中国境内的朝鲜志士，他们人在中国，图谋的是朝鲜的利益，象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就是这类志士的代表。他们分散在中国的东北进行抗日活动，也有部份在中国其它地方（这是网友们提醒我的，在此表示感谢），大多是当时的抗日游击队员，由于共同的目的，这些朝鲜人有的与中国的抗日游击队是互相溶合的，也有的基本维持朝鲜人为主的组织机构，后来成了朝鲜领袖的金日成当时也是中国境内的抗日游击队的首领，据说当时他那游击队的规模只有几百人，实力并不大。

第三类是中共改编的满州国军，占据中国东北的除日军外，还有一支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晓的满州国军，而我个人认为这支军队的官兵主要来自朝鲜。这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作为征服者的日本，对于早被征服的人的信任度总是要超过晚被征服的，所以当满州国建立自己的军队时，日本人是不太可能会放心全都由中国人来组成这支军队，而让朝鲜人掺进来，侧会让日本人放心得多，毕竟朝鲜人此时臣服日本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已经有一代人在日本的统治下成长起来了。

这支军队后来与驻东北的关东军一起被苏联人消灭，但其人员死亡的肯定只是少数，大量的是放下武器了，其中有的当时就回国了，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后来让北朝鲜军队包括中国军队都吃了不少苦头的韩国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将军。也有的会继续选择吃粮当兵，这时要继续当兵也就只有中共的兵可以继续当。

第四类是日本关东军中的朝鲜人，有资料显示，日本关东军中也有大量的朝鲜人，这些朝鲜人是日本军人，当时日本已经吞并朝鲜，日军在朝鲜组织兵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军中甚至可能还有东北人，记得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有个拉车的拉了个日本兵，到目的地后不肯给钱，让那个拉车的找了个偏僻的地方痛打了一顿，结果打出中国话来了，原来是个东北的兵。当然文学作品是不可以作为证据的，但作者这种描写应该不会是凭空想象的，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家，兵源终究会枯竭，找些朝鲜人和东北人充数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四类人中，真正应该属于中国人的只有第一类，而我认为属于第一类的人数是不会很多的，因为这类人，在中国已经过了几辈子，早已经是安居乐业了，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期间，他们总体上讲缺乏需要当兵的理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缺少生活资料，用不着吃粮当兵，而且更不太可能成长成高级军官。

第二类人中的大部份应该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就已经返回朝鲜了，因为这时的朝鲜刚刚复国，需要大量的干部，所以他们是不太可能会留在中国帮中共打内战的。原因很简单，回国可以当官，留下却要冒生命危险打战，人本能的选择必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我相信，第二类人中留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肯定不会有太多。

留下来为中共卖命的多是第三类和第四类人，也就是原满州国的军队和原日军中的朝鲜官兵。这类人本来的数量就最多，而且由于其在东北的经历，回北朝鲜后当官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回南朝鲜当官的可能性虽然很大，但去南朝鲜的路途毕竟远的多，更重要的是还要路经北朝鲜，而在北朝鲜当权的人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打游击，所以或多或少都会和他们结下仇恨，途经时自然就会担心受到他们的刁难，所以他们选择留下的可能性要比第二类人大的多。正是基本这样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朝鲜人中，以第三和第四类人占决大多数。至于后来为什么又让他们回国，我想应该是经过在中国三年的内战考验，在共产党的眼里，他们已经被改造得可靠了，而且又经过实战的洗礼，他们的战斗力肯定要比北韩原有的军队高。他们回国一方面可以加强北韩的总兵力，又可以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攻击力，而且还有奇兵的作用，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计到北韩会突然间冒出一支那么强大的攻击力。

如果将那些曾在中共军队中服役，韩战暴发后又在北韩军中服役的朝鲜人算作中国人，我个人以为不免有强加于人之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籍往往并不清晰，如果本人认为自己是朝鲜人，别人是不能硬要将他当作中国人的，如果只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服役，就认定他是中国人，这个依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太子毛岸英也在苏联军队中服过役，难道他会因此就成了苏联人不成？更何况他们大多本来就是日本人安插在满州国军中的，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我相信不会将自己当中国人。所以那些因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人出现在北韩军队中就认定中国在韩战初期就已经介入的观点其实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的。

至于这些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的官兵，在韩战初期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我认为不可否认他们是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不是人，而是坦克。

在韩战初期，北韩势如破竹的决定性力量就是北韩拥有的150辆T34中型坦克（这也是网友指正的，感谢），可是南韩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对付它。造成这个局面其实也要归咎于美国，因为正是美国拒绝了南韩的坦克请求，理由是朝鲜的地形不适合坦克优势的发挥。的确，朝鲜平地少，山地多，道路狭窄，而且有很多桥梁是不能承受坦克的重量的。因此，美国拒绝南韩的坦克请求似乎理由充分。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认定苏联人也持与他们相同的观点，所以连反坦克的武器也没有配备给南韩军队。可是事实又一次教训了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苏联人偏偏就将坦克武装给了北韩。正是由于T34坦克无可抗拒的突击能力，不但使南韩军队兵败如山倒，即使美军亲自出马，也只能是一触即溃，最先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和紧接着投入战斗的24师，均被北韩大军轻易击溃，连师长迪安少将也成了北韩的俘虏。直到后来美军将新式的3.5英寸的反坦克火箭筒运到朝鲜，北韩的坦克的优势才受到抑制。

至于这部份曾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官兵的下落，我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我猜测他们大多沦陷在南韩，或战死，或被俘，能够活着回到北韩而且在北韩生活下去的人应该不多，而这部份人当中，可能有许多人后来又心甘情愿回来当中国人。

就我所知，曾满膛热情地回去当朝鲜人，后来又心甘情愿地回来当中国人的确实不少，我父亲就曾有过一位这样的同事，我应该是见过此人的，但实在记不得她的模样了，因为过去的年头实在太久远了，而她其实在前几年才去世，病重期间，我父亲还去探望过她。还有就是蓍名的曲作家郑律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延安颂》这首歌，这其实是一首旋律很优美的歌，它的曲作者就是郑律成。

这些归去又归来的朝鲜人，归去时肯定是认定自己为朝鲜人，而在归来时，也肯定不再认自己为朝鲜人了，他们在朝鲜有过怎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能够见得到中共当年是怎样对待那些满膛热情的归国华侨，就可以大致想象出来。

其实，这些曾经的中共军人，他们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先是替日本人卖命，后又替中共卖命，再替金氏王朝卖命。经过这么多年残酷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机会为自己争取权利，侥幸保住性命的人不是被遗忘在朝鲜，就是在中国撞上文革等灾难，其中最幸运的，大概就是当了俘虏后选择留在韩国的了。现在，这样的人大概已经所剩无几了，愿尚存者老有依靠，安渡晚年，愿归天者灵魂安息。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淘汰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作为一个群体，能够为人们所了解，也算是清史留痕了。历史还将不断前行。

三、长津湖的战斗

在中国的内战结束后，中共元帅之一的名将刘伯承在南京组建了一所高级军官学校，那些已居高位但完全没有接触过正规现代军事理论的高级将领因此也有了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但是当时所能使用的教官多是前国军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参谋人员。于是那些过去战场上的对手便成了此时的老师和学生，只是教师即使不是学生的阶下囚，也曾是学生的手下败将，所以教学双方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老师基本上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对这些傲慢的高级学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那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是的胜利者的傲气和以常胜将军自居的，对现代军事理论不屑一顾的轻狂。在这样的批评中，刘伯承提到了长津湖的战斗，话语中有这样的字句“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1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大意如此）”。

刘伯承这些批评无疑击中了朝鲜战争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痛脚，1958年彭德怀在军中大搞反对教条主义，将“军中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的大帽子扣在了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的南京军事学院，狠狠地报复了刘伯承一把，萧克、李达两名大将为此被解除了军职，刘伯承元帅更是以66岁的年龄，近乎失明的双眼，被人搀扶着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做了极为痛苦的“深刻”检讨，并从此离开了一手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那位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整起人来也是毫不手软。所以我对他后来的经历，并虽有同情，更多的是遗憾。一年之后，这位彭大元帅庐山落难，就在他挨整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会想起那些挨过他整的人，是否会产生某种愧疚。我在此提起这一故事，只是想说明，即使是在中共军中，对长津湖的失败也是一个共识。

说起这位刘伯承元帅，是我比较敬重的中共人物之一，他虽然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更多的还是一个军人，终其一生，都保留着一个职业军人的光荣品格，在中共，这样的职业军人实在太少了。其它的中共将军，流氓的本质远多于军人素质。

长津湖靠近朝鲜的中部偏东一点，在50年的冬天，为了配合西海岸的圣诞节攻势（中方的说法是第二次战役），美军派出第10军在元山港登陆北进，侧击中朝军队，以图彻底解决朝鲜危机，而第10军的主力，就是陆战第一师。当时美军上、下，都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中国介入的目的和深度，即使是在受到过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打击（中方说法是第一次战役）之后，也还是如此。作为这个错误的后果，西海岸的第八集团;军被中朝联军的突击打成了惊弓之鸟，一口气撤到了三八线以南，后来甚至连汉城都放弃了。而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也在忙乱中遭车祸身亡；而东线的陆战第1师，则陷入中共第9兵团三个军约12万大军的包围之中。这是朝鲜战争暴发之后，联合国军一方空前的危机，如果陆战第1师在长津湖被歼，联合国军必将放弃南韩。此后的近1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将士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的结局就如刘伯承将军所说的那样，围攻的中共9兵团遭到近半的伤亡，而陆战第1师则是全建制地突围南撤。

陆战第一师其实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编制，是为了朝鲜战争由海军陆战队临时组建而成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志愿兵，所有的队员都是职业军人，这大概也是它能够成为美军的王牌精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使用率最高的一支部队。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有两次战役是表现得最为出色的，第一次是仁川登陆，第二次就是长津湖的战斗。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这两次战役的主力都是陆战第一师，特别是长津湖的战斗，以2万多人的兵力，对抗近12万大军的围攻，不但自己全身而退，还让对方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整个联合国军，甚至东亚局势也由于他们的出色表现渡过了这次空前的危机。陆战第一师无疑是韩战中最光荣的一支部队。

关于长津湖战役的过程，有很多书都有描述，即使是中方的著作对这场战役也有所描述，虽然在这些描述中基本都不承认战役的失败，但还是大致看得出战斗的结果远远不是中共所期望的。所以在此，我不打算再过多地叙述这场战斗的过程，对此有兴趣的朋友请阅读相应的书籍，只想就长津湖战役中共失败的原因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长津湖战役的失败，中共在韩军队的最高统率用兵不当是主要原因。9兵团无疑是中共军中的精锐部队，但它是3野的部队，其骨干中多有是原活动于江南的新四军，内战中也大多数时间在山东一带作战，根本就没有在严寒地区作战的经验，所以开战以后，军中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失去作战能力，严寒成了他们面对的最为凶恶的敌人。

如果当时彭德怀能够有一点先见之明，将4野的13兵团用于长津湖，而将9兵团用来对付第8集团军的话，情况也许会有利得多，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13兵团先入朝，当时也已经部署在西线了，但我认为9兵团入朝不可能是临时的决定，如果彭德怀能够意识到他将13兵团调往东部更好一点，他完全有时间做出这样的部署。当然，美军在东线的入侵，可能在他的预料之外，所以他一直将部队部署在西线，突然得知美第10军在元山登陆时，13兵团可能已经完成部署了，所以只好将刚入朝的9兵团派往本不应该去的严寒地区。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的失策也是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13兵团也很可能无法彻底改变失败的战果，但断不至于付出10：1的代价，最后什么也得不到。13兵团曾经长期转战在东北这样的严寒地带，所以严寒对他们已经不再是凶恶的敌人，还有可能是能够帮助他们的朋友，此消彼长，有难的可能是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也说不定。其中的38军，是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中共军队表现最为出色的王牌，曾孤军奋战在汉江南岸的阵地上，为二月攻势（中共的说法是第4次战役）保住了一个桥头堡。可惜的是，中共的统率没有意识到随着战局的变化，在这个桥头堡即失去了存在价值，更没有保住的希望，不知他们基什么不切实际的妄想，还让这支光荣的军队坚守在汉江南岸，在苦苦挣扎，几乎全军覆没，但他们顽强的斗志也赢得对手的称赞。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中有这样的话：“中国第38军的英勇奋斗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是背水之战，所以拼命进行战斗。只因断绝了补给，才大部被歼。可谓弹尽粮绝。这次战斗后，该军的番号再也没有出现在第一线上。”在38年之后的1989年，这支部队再一次扬名世界，这一次是由于它拒绝执行前往北京，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的行动。据说当时的军长称病住进了医院，后来副军长还是带队进入了北京。

其次，当时的前敌指挥官，即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也要为此次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如果当时9兵团能够审时度势，将主攻方向放在只有一个步兵团战斗群把守的下碣隅里而不是有两个步兵团战斗群把守的柳潭里，还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此战中共的优势，一是兵力充足，二是战场上形成分割包围敌军的有利态势，不利的因素除严寒天气之外，补给困难也是致命的弱点。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一方只有速战取胜，如果时间一拖，就必败无疑。在这种局势下，先打力量较小之敌应是上策，而令人很费解的是中共却平均使用兵力，分别进攻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结果两处攻击均伤亡惨重，无功而返。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下碣隅里的进攻中，对美军阵地上的堆积如山的补给物资视而不见，致使整个战役中，美军基本没有出现补给困难的局面。美军由于火力极为强大，所以也需求巨额的补给，如果在进攻中摧毁他们的补给物资，战场上的形势是完全有可能逆转。对这一军事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共对这些物资的渴望，致使他们对战斗失败的风险也不在话下，对士兵的生命更毫不在惜，结果不但士兵的生命牺牲空前，那些可望不可及的物资反而为成为自身失败的一个重大因素。所以宋时轮对这次失败的责任应该还在彭德怀之上。

当然，当事后诸葛亮总是最容易的，何况还是纸上谈兵。不过对中共来说，这次机会的错失以后，再也没有争取战争彻底胜利的机会了。可以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更有体面的休战，不过最后的停战并不十分体面。

四、漫长的和谈

1、和谈前的战局

1950年11月，联合国军由于错误地估计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和深度，盲目地发动了圣诞节攻势，甚至提出了圣诞节让士兵回家的说法。但清川江一线，第8集团军遭到了中共军队的强有力的反击，全军被迫一口气撤到了三八线以南，20天之内，联合国军一举后退了300公里。与此同时，东线的第10军也陷入重围，虽然最后成功突围而去，但面对中共军队强大的攻击力，联合国军内部充满了悲观失败的情绪。关于这一点，只需要听一听杜鲁门总统那篇关于原子弹的声明就已经明白无疑了，这个时候的杜鲁门总统，如果非要说他不是一条急得要跳墙的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1950年11月30日，大概是陆战第一师陷入重围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会见记者时曾经说到：“关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是经常在积极地考虑。那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它会连累到同侵略毫不相干的无辜的民众。我认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原子弹要在必要使用时使用。”此时，大概他刚知道陆军第1师陷入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也很明白，一旦这支光荣的军队被歼，对于联合国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杜鲁门总统在一天之后即发表声明，否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但此举给世界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震惊，美、英首脑在4天后的12月4日进行了第1次会晤，这位英相好象并不是第2天就匆匆赶往美国的，但可以认为他是第1时间来到美国与美国的首脑会谈朝鲜问题。这次会晤基本上达成了在朝鲜继续战斗的共识，但英国提请美国注意，中共有变成第二个铁托的可能。后来局势的发展，证实了英国的远见，遗憾的是这一点，美国人并没有留意。

就在人们满怀恐惧地注视着朝鲜局势的时候，中共的军队却出人意料地在三八线上停了下来，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因此，有人猜测中共的战略目的就是三八线，因此对中共产生了一定的好感，特别是西欧各国，他们一直担心朝鲜战争会最后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更担心美国的力量消耗在朝鲜，使得欧洲的防务出现空档而被苏联所渗透。因此提出了停战的建议，中共代表伍修权还被邀请到了联合国。但是中共的反映却令人十分失望，他们提出了联合国军从南韩撤出，美国撤出台湾和中共加入联合国的条件。

就在人们的失望中，中共的第三波打击又开始了，1951年元旦，在潜伏的游击队的策应下，中共军队再次怒涛般卷向联合国军，4天后占领汉城，兵进37度线，中共的说法这叫作第三次战役，而联合国军一般称它为新年攻势。经过这一波的打击，美国政府出现了对朝鲜战争的绝望情绪，着手计划撤出南韩。虽然这一次攻势只持续了6天时间，但对西方世界却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1月13日，即新年攻势平静后的第5天，英、法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个议案，其中有以下的停战条款：1、建议立即停战。但必须保障这种停战不得用于准备新的进攻和隐蔽下次军事行动。2、停战期间，双方要互相寻求永远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3、外国军队要在适当的阶段撤兵。4、停战期间整个朝鲜的管理，由联合国批准的委员会负责。5、为了解决台湾的将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等，建立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4个国家在内的特别机构。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到美国对这个提案会持什么态度？我想是不会有很多人猜到的，在表决中，该方案以7：5的比数通过，而美国投的是赞成票。美国这一票是该提案得以通过的关键，如果美国投反对，即便没有否决权，该提案也会因6：6而不被通过。美国这一票赞成，无疑向世界宣告：为了停战，美国不惜认输。如果当时中共发表一个同意该提案的声明，并主动将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或者只发一个就地停火的声明，胜利就是铁板钉钉一样不可改变了。可是，中共大概首先还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自我膨胀的劣根性，非常轻易地就会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中共也逃不出这个自我膨胀的圈圈，对暂时的胜利和潜在的危险都不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以下回应：1、谈判的结果，同意停战。2、在开始谈判的同时，承认中国为联合国成员。3、参加谈判的国家为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埃及和中国，地点在中国领土内。

在这个回应中的第1项：“谈判的结果，同意停战”本身就很有意味，它至少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中国对和平缺乏诚意，所以不同意先停战后和谈，为了在和谈中取得有力形势而要求保持军事压力；其二是中共根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还沉浸在先前攻无不克的兴奋之中。在这种毫无妥协的咄咄进迫之下，美国被迫打消了即使认输也要停战的念头。到此，我真不知是该为中共感到惋惜，还是该为世界感到侥幸。从此之后，在朝鲜战场上，中共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自我膨胀的中共就是这样，轻易地放弃了本已经到手的巨大胜利和辉煌。而那个所谓的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这次的表现，在后人看来，完全就是一个只知唯命是从的高级奴才。

12月23日，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失去了他们的前敌总指挥：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因车祸殉职，对于这一起不幸的事件，韩国人不知到是应该感到悲伤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完全不同的美国将军，这位将军不管到哪里，随身总是带着一颗手榴弹，当然谁也不会指望他会亲自将这棵手榴弹投向敌人，但这个姿态无疑给了那些受失败情绪困扰的将士们一种激励，一种拿出勇气，停止后退，争取胜利的激励。他就是李奇微将军，他不但洞察到了中共军队已成其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而且还正确的判断了中共军队短期内决无法解决的困境：就是补给的落后。沃克的死其实是一件让世界得益的不幸，因为这为李奇微将军让出了舞台。

新年攻势平静下来后，中共军队又一次地消失了，情况颇有点象一次战役那样，而联合国军又一次向北前进，尽管这次进军比较顺利，但是在汉江南岸的南汉山至杨子山一线还是遇到了38军的顽强抵抗，这一抵抗预示着中共的进攻还在前面。很快，中共的二月攻势就发动了，这一次进攻很快就击破正面的南韩军队，但在砥平里遭到美军的顽强阻击，3个师的兵力对防守的美军第2师23团无可奈何，最后在美军的机械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增援下放弃了攻势。砥平里一战是自中共军队参战以来，联合国军首次嬴得的防御战胜利，在此之前，中共军队简直可以说锋芒所向，攻无不克，即使在长津湖的战斗中，退却的也还是美军。这次战斗，其意义，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大概仅次于釜山保卫战了。

中共这一次的攻势是第一次被迫停止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军的顽强和火力的凶猛，导致中共军队的伤亡大增，战斗减员直接影响到攻击力的持续。另一方面也在于战线越往南延伸，中共军队的补给线就越长，在制海权和制空权尽在敌方的情况下，补给只能靠陆路并以黑夜作掩护才能够进行，补给线越长，最终到达的补给量就越少，从而使前线士兵不单缺少火力掩护，甚至还缺少药物和食品，使得伤寒流行，加上饥饿的困扰，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而三八线基本上就是中共补给所能够到达的极限。冲过三八线，无疑自取来亡。

此外，中共军队多是步兵，北方的山地正好适合他们机动灵活的特长，相反，美军的优势火力和机械化长处都会又受到山地的道路和射击死角的限制，不可能尽量发挥，机械化也只能使逃跑快一点。但到了南方，地势趋于平缓，机械化所能体现的快速反应得以充分发挥，加上强大的炮火可以无遮无掩地向中朝军队的头上倾泻。所以在南方的土地上，中共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在朝鲜的北方和南方，战场上的双方力量正好处于此消彼长之间，而这种力量的均衡点大致就在三八线附近。所以，战线最终基本稳定的三八线附近，是有其现实根据的，由此看来，说三八线并不纯粹是一条地理上的纬度线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朝鲜南方也多是山地，但总体上看，南方的山地比例比北方要少得多，而且南方山势也较为平缓。

战线最终稳定的三八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空军的援助，其实中共的空军大量的都是苏联的飞行员，由于在北韩境内的机场基本上不能使用，或者不适合喷气式战机使用，所以中共的空军基地都在东北境内，所以飞机的作战范围也大致在三八线以北，再往南，空军的力量就鞭长莫及了，此时，中共的补给线就完全得不到空军的支援了。

此后，双方在战场上虽互有攻守，但战线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地北移，李奇微将军成功地将联合国军从失败的阴影中带了出来。到1951年的上半年结束的时候，战线又一次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而就在英法提案遭中共拒绝后的第三个星期，善变的美国人又下定了留在南韩的决心，据说美国人的善变是从立宪会议开始的，在那次著名的会议上，无论谁都可以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大概只需说一句：I　chang　my　mine。联合国还通过了将中国定为侵略者的决议，并再度确立击退入侵韩国的侵略者的作战目的。而当时，李奇微将军正率领联合国军向北搜索进攻，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已经没有两个星期前的令那种恐怖的失败情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