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要再谈钓鱼群岛问题

　　去年（1971）年11月初，我首次去冲绳旅行。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冲绳近代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冲绳决战”的真实史料，待别是为了了解美军长达20多年的占领统治和冲绳人民伟大的反抗斗争的历史。亲临冲绳这片热土，接触这里的人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感受冲绳人的各种想法和气质。当然，我也想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文献资料。

　　我更想得到一些能够证实“尖阁列岛”是否自古就属于琉球的史料。这个所谓的“尖阁列岛”目前已成为日本与中国之间严重的主权之争的焦点。“尖阁列岛”散布在冲绳主岛与中国福建省的中间、台湾基隆以东约120海里的东中国海上。在我浅薄的有关琉球历史的知识中，未曾见过记载这些岛屿为琉球王国领地的史料，所以，我想求教于冲绳人。

　　在这次旅行中，我有幸得到了许多冲绳友人的帮助，搞清了“尖阁列岛”中的任何一个岛屿都不曾为琉球的领土。不仅如此，还明白了它似乎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占有这里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胜利时的事情，日本将其称为“尖阁列岛”大概是在1900年（明治33年），由冲绳县师范学校的教师黑岩恒命名的。

　　真不得了！我恍然大悟：“尖阁列岛”——正确应称之为“钓鱼群岛”或“钓鱼列岛”（其根据将在本书个说明）——不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译注）中从中国掠夺来的吗？若是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日本无条件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家的对日《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应根据该宣言的领土条款，立即主动地将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国。现在又欲把其当做是日本领土，这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又是什么呢？

　　领土问题最能刺激国民的感情。自古以来，反动统治者往往捏造领土问题，煽动人民掀起虚假的爱国主义狂热。死灰复燃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妄图通过蛮横无理地坚持“尖阁列岛”的“主权”，把日本人民卷进军国主义的大游涡之中。

　　1968年以后，在钓鱼群岛海底发现有大油田，而其近海又是鲣、文鳐鱼等鱼类丰富的渔场。因此，这一群岛不仅在经济上如此重要，在军事上也极为重要。如果在这里建造军事基地，就等于把枪口架到了中国的鼻子底下。美军早在1955年10月和1956年4月，就分别在该群岛中的黄尾屿（日本称之为久场岛）、赤尾屿（日本称为久米赤岛或大正岛）岛上建造了轰炸射击演习场。

　　今年（1972年）5月15日，日本政府决定在美帝国主义把这里“归还”给日本之时，即将它纳入防空识别圈内，并表示将在这些群岛中最大的钓鱼岛（日本称为鱼钓岛）上建立电波基地。钓鱼岛周长约12公里。面积约367公顷，岛上饮用水丰富。这里既可做导弹基地，也可建潜艇基地。

　　这些群岛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越大，日本统治阶级要将其攫为已有的野心和欲望也越强烈，利用岛屿主权问题把日本人民诱入虚假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危险性也就越大。1970年9月，这些岛屿尚在美军管辖之下时，日本政府就曾派出海上自卫队，恫吓正在这一海域作业的中国台湾省的渔船队，干扰其捕鱼作业。

　　今年（1972年）5月12日政府又做出决定，5月15日以后，若台湾省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进入这一海域，则以违反出入境管理令论处，强制其离境；再者，若他们登陆修造建筑物，则适用于刑法中的侵犯不动产罪，由海上保安部队和警察予以取缔（《每日新闻》l972年5月13日）。这样一来就制造了一个中国人“非法入境”的骗局，为把人民逼上反中国和虚假爱国主义的舞台做好了铺垫。

　　正因为如此，充分表明有关这个岛的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理，对争取亚洲和平，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来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我从冲绳旅行归来，便立即投入列对这一群岛的历史调查之中。在年底，根据16世纪以来的中国文献，弄清了这里并非原本就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并基本上可以确认，日本的占有是在日本打赢甲午战争时掠夺来的。

　　尚不清楚的问题还较多，特别是在日本占有的过程上有些重要问题还未搞清。然而，我那时已经决定于1972年1月初去西德旅行，这个决定已无法改变了，所以，我暂且将了解到的东西归纳了一下，写出一篇《钓鱼群岛（尖阁列岛等）的历史与归属问题》的论文，请人刊登在历史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历史学研究》1972年2月号（1月下旬发行）上。为了面向普通读者，又将《历史学研究》上的论文改写了一下，形成了题为《钓鱼群岛（尖阁群岛等）是中国的领土》的文章，刊登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机关刊物《日中文化交流》2月号上。

　　那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原本对中国的历史就不很精通，况且又从未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进行过研究，在冲绳友人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各位朋友的帮助下，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的这篇论文，一定会有许多缺陷。在我未查阅到的历史资料中，历史学家们熟知的文献一定还有很多。然而，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为了正确解决钓鱼群岛的归属，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问题在国民中煽动虚假爱国主义，完成实际侵略外国领土的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一旦完成，第二阶段以后就容易了），作为历史学者，要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论文虽然不很精辟，但只要认为事实如此就马上写出来，这一点很重要。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公开发表意见，这篇拙作也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一场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钓鱼群岛问题的讨论。

　　出于这种考虑，今年（1972年）1月初，我将论文送交给《历史学研究》编辑部后就到西欧旅行去了。3个月过后，于3月底回国。这期间，这篇论文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给予认真评论、刊正、补遗的论文一篇也没有，更没有人站出来全面否定这篇论文。

　　总之，这篇论文彻底被人们忽视，不理不睬了。

　　论文本身的结局暂不去管它。中国主张钓鱼群岛不是无主地，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现在仍是中国的领土。对于中国的这一主张，日本没有根据历史进行科学、具体地反驳，而是武断地加以否定，造成日本占有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外国领土、煽动虚假爱国主义的开端。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关系到日本人民命运的大事。

　　琉球政府和日本政府全然无视中国的主张，不仅如此，在我短暂旅行期间，自称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共产党也完全站在佐藤军国主义政府一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竭力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在煽动军国主义和虚假爱国主义上充当急先锋。社会党虽致力于恢复日中邦交和日中友好，但也主张“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在这点上与政府和反华的日共完全一致。以《朝日新闻》为首的大小商业报刊如出一辙，大肆宣传与政府相同的主张。真可谓是奇妙的、令人生畏的“国论一致”。

　　与这个“国论”针锋相对，公开呼吁人民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掠夺钓鱼岛，并为之斗争的政治党派，目前只有一个新左翼组织。去年秋，还有一个新左翼组织进行过同样的斗争，但在其指挥部发生变动后，就对钓鱼群岛问题弃之不理了。其他的所谓新左翼各派都对钓鱼群岛问题毫不关心。就连日中友好的各个团体也只是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一些“研究会”文章，轻描淡写地批评日方的主张没有根据，或刊登几篇个人署名文章说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是直到1972年6月初，他们中还没有一个团体，以团体的名义正式决定反对日本政府掠夺中国领土钓鱼群岛，并开展反对运动的。在冲绳，我去那里旅行时，当地的劳动组织等所有的民主团体就已发起了“开发尖阁列岛”的热潮。

　　事情真让人痛心。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拿出更多的勇气和热情，打开斗争的局面。我又重新开始研究钓鱼群岛的历史。这次主要倾注于了解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以后，是在什么形势下，采用什么手段占有钓鱼群岛的。有幸的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重要问题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当然还有不足，譬如，为了问题的圆满，一些必看的地图还没有找到。有人提到英国海军1880年前后的水路志中明确记载了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但我未能亲眼目睹，多少有些挂念。

　　我对上次的论文中存在的不足和谬误，只要一经发现就做了补遗和修改，所以，为了跟上急剧发展的形势，我只好暂告一段落，匆忙将这本书稿交付印刷。

　　这篇论文式论著有两个主要课题。

　　第一是证实钓鱼群岛并非无主之地而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

　　对于此点在上篇论文中，叙述的方法有些不成熟，但我自信基本阐明了观点。这次我又增添了许多有说服力的史料，理顺了叙述，比上篇论文更清楚地说明“这里是中国领土”的论点。这一部分有许多与上篇论文重复的地方，这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是揭露了日本占有钓鱼群岛的经过和事实。这一点在上篇论文中论述得极不充分。这次根据当时的政府公文，更详细地说明了钓鱼群岛是日本乘甲午战争胜利之机掠夺来的。并且，我在此还必须对上篇论文中的谬误进行订正。

　　也就是说，上篇论文中将掠夺钓鱼群岛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联系起来，这是正确的，但进一步把它与《日清媾和条约》（《马关条约》）第二条直接联系在一起，说日本在掠夺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中也包括钓鱼群岛，这样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台湾和澎湖列岛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条公然强取豪夺的。钓鱼群岛则没有任何条约依据．而是日本乘甲午战争胜利，掩过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耳目窃取的。并且，这个强夺与窃取不仅在时间上有联系，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密不可分的。本论文的第二个课题就是论证这一点。

　　恳请广大读者对论文中的错误予以斧正，对不足之处予以增补。

　　第二章　日本政府等故意无视历史事实

　　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琉球民政府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申请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这是在钓鱼群岛主权斗争中，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该决定在谈到这里为日本领土的根据时说：“尖阁列岛原本就属于八重山石垣市宇登野城的行政区域。战前，该市的古贺商店在岛上经营伐木业和渔业。对该岛拥有主权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再也没有能表示日本占有的根据了。

　　在立法院决议的影响下，琉球政府于同年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的声明，进而在17日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琉球政府在第二个声明中系统地阐述了主张对这个列岛拥有主权的根据。该声明首先讲到，根据1953年12月25日发布的琉球列岛美国政府布告第27号，尖阁列岛被包括在美国政府及琉球政府的管辖区域内。随后又列举了一些史料：

　　1、这些岛屿是在14世纪后半叶，因中国人而知其存在的。

　　中国皇帝承认了琉球国王的王位，为赐予王冠及官服而向琉球派遣了使节——册封使。册封使往来于中国的福州和琉球的那霸之间，在当时的记录中，如《中山传信录》、《琉球国志略》等，写有这些岛屿的名称。另外在琉球人编写的《指南广义》的附图和《琉球国中山世鉴》中也能看到。

　　然而，“14世纪以来，无论是琉球方面还是中国方面，所有言及尖阁列岛问题的文献中，都没有表明尖阁列岛是本国领土的。

　　这些文献不过是将其作为航线上的目标，只是在航海日志、航海图，或吟诵旅途风情的汉诗中权且使用了尖阁列岛的岛屿名称。在本土的文献中有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书中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所谓的尖阁列岛中的岛屿——井上注）当做中国领土。但据林子平本人讲，《三国通览图说》所依据的原著是《中山传信录》，他是将传信录中的琉球三十六岛图与航海图合二为一，编辑成了《三国通览图说》的。当时把琉球三十六岛的地图上没有记载为琉球领土的钓鱼台、黄尾屿等，机械地作为中国领土用色彩区分开了。然而从传信录的航海图中，看不到表示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任何证据。”

　　总而言之，这个列岛“在1895年（明治28年）之前，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换句话说，它是国际法上所说的无主地”。

　　2、“1879年（明治12年）日本在冲绳施行了县政。在1881 年（明治14年）发行、1883年（明治16年）修订的、由内务省地理局编纂的《大日本府县分割图》中，尖阁列岛（尖阁群岛之误——井上注）未被注上岛屿名称。”到那时这里还是无人岛。

　　1884年（明治17年），古贺辰四郎开始在这里采集信天翁的羽毛和海产品。“为了对这种事态的发展采取相应的措施，冲绳县知事于1885年（明治18年）9月22日首次上书内务卿，要求建立国标，同时申请派出‘出云九’号船进行实地勘查。”

　　3、“1893年（明治26年）11月，冲绳县知事以同样的理由，再次上书内务及外务大臣，请求该县的管辖方法和修建标桩事宜。

　　为此，1894年（明治27年）12月27日，内务大臣就向内阁会议提案一事与外务大臣磋商，外务大臣对此没有提出异议。”因此，“1895年（明治28年）1月14日，内阁会议作出决定，依照冲绳县知事的请求修建标桩”。

　　4、“基于内阁会议的这个决定，1896年4月1日，以在冲绳县施行敕令第13号为契机，开始筹划在国内法上编入该列岛的措施。

　　接着，琉球政府发表声明，就上述“国内法上的编入措施”进行了说明。与其说是说明，莫如说是狡辩更恰当。这个声明的全文乍一看好像是在叙说原来的史实，但文中对重要问题含糊其辞，甚至有歪曲历史的地方，并且故意掩盖事实真相。下面将对此进行一一批驳。

　　今年（1972年）以来，相继出现了“日本政府外务省的统一见解”（3月8日）、“《朝日新闻》社论”（3月20日）、“日本社会党的统一见解案”（3月25日）、“日本共产党的见解”（3月30日）等等许多政党、报刊关于尖阁列岛为日本领土的论点，但它们都没能提出比上述琉球政府声明更详细的或更新的“论据”。而且，这些评论都是将主张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的基础放在了1895年日本政府内阁决定占有之前这里是无主地这点上。

　　事实上若不这样做，如果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就无法牵强附会地套用“无主地先占为主”的近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准则”了。然而，他们对于这一主张，提不出任何史料的科学证明。

　　外务省说，“1885年（明治18年）以后，政府多次对尖阁列岛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这里不仅是无人岛，而且没有接受清政府统治的遗迹。在慎重地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经1895年的内阁会议决定“正式编入我国的领土”。1885年冲绳县令出于这里也许是中国领土的考虑，在直接将其做为日本领土的问题上踌躇不前。对此，内务卿山县有朋欲强行立即占有，他主张这个列岛即便是《中山传信录》中记载的岛屿，也不过是清国船只“校正航行方向而已，此外未见清国所留任何遗迹”。（参见本书第十一章）外务省所说的“没有接受清政府统治的遗迹”就是这件事的翻版而已。

　　共产党的见解如下：“关于尖阁列岛的记录，自古以来在包括冲绳的日本文献和中国文献中均有所见。但日方和中方都没有确定这个没有任何一国的国民居住过的无人岛——尖阁列岛是属于自己的。”“中国方面的文献上也没有记载有关中国人历史上就居住在尖阁列岛上的记录。明朝、清朝都没有在国际上表明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虽有过尖阁列岛‘包含在明朝海上防卫区域内’的说法，但这与主权不是一回事。”

　　《朝日新闻》社论的说法也与此大同小异：“早在14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知道了尖阁列岛的存在。作为船舶航线上的目标，在琉球和中国的古书上都有记载。但是在这些文献中，找不到明确证明尖阁列岛是本国领土的启示，也没有历史事实能证明没有争取领土归属的余地。”

　　日共和《朝日新闻》如此这般自信地断定明、清两代的中国王朝没有在国际上明确对尖阁列岛拥有主权。但是，此时他们不是科学地、具体地调查历史事实，而是完全站在佐藤军国主义政府一边，把现代帝国主义的“无主地”概念毫无科学根据地强加在封建中国的领土问题上，企图抹杀掉对自己不利的历史。无论是政府还是政党都无法在短短的声明中，对历史一一论证，但他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如利用机关刊物、小册子等进行证明，难道这不是在处理如此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政府及各政党应尽的责任吗?然而，他们根本不想这样做。政府及这些政党中有许多御用学者，可这些人中除国土馆大学的国际法助教奥原敏雄外，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公开对历史进行说明。

　　第三章　从所周知，钓鱼岛自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日共的见解和《朝日新闻》的社论说：关于“尖阁列岛”的记录“自古以来”在日本和中国的文献上就“有所见”，但都没有明确表示那些岛屿是中国领土。似乎他们充分调查了古代文献，但实际上他们一份也没看，只是在那里信口雌黄。不用说，在1867年以前，中国、日本都不会出现关于“尖阁列岛”的岛屿记录，并且关于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古时”（指1867年以前）记录，在日本也只有一份，那就是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版）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如琉球政府声明所说，它是根据中国册封副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编成的，所以其价值不仅不低，而且极高。这一点在后面还要做详细叙述。

　　在琉球人的文献中，钓鱼群岛的名称也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琉球王国执政官向象贤于1650年所著的《琉球国中山世鉴》①卷五中；另一次是在琉球出生的大儒学家、地理学家程顺则于1708年所著《指南广义》的“针路条记”一章及附图中。在《琉球国中山世鉴》里，自中国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中摘录了由中国福州至那霸的航行记事，其中出现了“钓鱼屿”的名称，而并非向象贤本人所书。

　　另外，程顺则的书是第一部向清朝皇帝和清政府介绍福州至琉球的往返航线、琉球的历史、地理、风俗、制度等的书。写有钓鱼岛情况的“福州往琉球”的航线记事，依据了中国的航海书及中国册封使的记录。当时，程是以清朝皇帝陪臣的身份（皇帝之臣为中山王，程是中山王之臣，所以他是清朝皇帝的臣下之臣，故称陪臣）写的这本书。因此，这本书虽说是琉球人所著，但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国书。

　　总之，甚至可以说，日本及琉球在1867年以前实际上没有一份脱离了中国文献而独自言及钓鱼群岛的历史文献，这不是偶然的。对琉球人来说，这些岛屿不过是散落在从中国福州到那霸来的航线上，此外没有任何关系。因风向和流向的影响，从福建、台湾去钓鱼群岛是顺风、顺流，而从琉球去则是逆风、逆流。以当时的航海技术，除极为例外的特殊情况外，一般是不会从琉球去这些岛屿的。所以，琉球人有关这个列岛的知识，只有先通过中国人才能多少有些了解。他们没有能独自记述有关这些岛屿情况的条件，同时也没那个必要。

　　与琉球及日本方面正相反，中国方面有许多关于钓鱼群岛的文献资料。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这个列岛十分关心，这是因为琉球册封使回国时要经过列岛附近。另外，15、16世纪的明朝政府为了防备倭寇对中国沿海的袭击，必须对东海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

　　最早记载有这个列岛情况的中国文献是出自公元多少年呢？

　　我无法确定。但至少在16世纪中叶，钓鱼群岛就有了中国名字。

　　如钓鱼岛（或称钓鱼屿）、黄毛屿（或称黄毛山，后又称黄尾屿）、赤屿（后又称赤尾屿）等等。

　　被认为是16世纪所著、作者不详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一书中的福州至那霸航线指引记中，就出现过钓鱼群岛。但这本书的写作年代不详。年代清楚的文献有1534年从中国福州东渡去琉球的、明朝皇帝的册封使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书中写道：使节一行乘船，是年5月8日，自福州梅花所出外洋，向东南航行。

　　在鸡笼头（今台湾基隆）海面转向东，10日过钓鱼屿。

　　十日，南风甚疾，舟行如飞。然顺流而下，（舟）却不甚动。

　　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接不暇……十一日夕，见古米山（琉球记载为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在册封使船上做工的琉球人）船上雀舞，喜抵家乡。

　　中国第一次向琉球派遣琉球册封使是在1372年，陈侃是第11 任册封使。在他之前的10任使节出使琉球时也一定是出福州，沿与陈侃一样的航线东渡——此外没有其他航线。如果他们写有使录，里面也一定会以某种形式记载有钓鱼岛等情况。可现在看来他们或许原本就没写，或许写后早巳失传了。陈侃之后，1562年的册封使郭汝霖在他的《重编使琉球录》中也说，撰写使琉球录始于陈侃。

　　郭的使录这样写道；1562年5月29日，自福州出洋，“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赤屿乃界琉球地方山也。

　　再一日若有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

　　以上引用的陈、郭两篇使录是记录钓鱼岛情况的最早期的文献。人们不仅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而且，陈侃将久米岛说成“乃属琉球者”，郭独霖把赤屿写作“界琉球地方山也”，这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两个岛之间有条水深约2000米的海沟，没有任何小岛存在。所以，陈自福州东渡那霸时最先到达的琉球领土是久米岛，故写到这里即是琉球领土；郭将中国东端的小岛赤尾屿说成是琉球地方以此为界的小山，表明他们是在以不同的角度记述同一件事情。

　　前面提到过，琉球的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以“嘉靖甲午使事纪曰”的形式，摘录了大段的陈侃使录。其中原文照抄了5月10日和11日的记事，并未加任何注解。当时琉球统治阶层中，亲华派与亲日派的对立十分激烈，而向象贤是亲日派的笔杆子。《琉球国中山世鉴》与其说是部客观的历史书，不如说它是为把亲日派的立场当做正确历史的、政治色彩很浓的书更恰当些。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一部书中还原文照搬了陈侃的记述，这说明当时不仅中国人，而且任何琉球人也明白：久米岛是琉球领土的边界，赤屿以西不是琉球的领土。琉球政府声明中说：“琉球方面及中国方面，任何一方面的文献都没有表明尖阁列岛是本国领土。”但是，这“任何一方”的文献．中国的自不必说，就连琉球执政官、最大的学者也清楚地承认钓鱼群岛不是琉球领土。

　　然而琉球和中国的“任何一方”也丝毫没有写到那里不是中国的领土。

　　诚然，在陈侃使录中，只表明了到达久米岛之前的赤居、黄尾、钓鱼等岛不是琉球的领土，但它们是哪国的领土呢？从这几行文字中不能说明什么，但郭讲到赤屿是琉球地方的界山。这个“界”是琉球地方与何地的分界呢？郭从中国的福州出航，经过了花瓶屿、彭佳山等中国岛屿，又驶过了许多中国人早就知晓的、冠有中国名称的一个个岛屿，到达了这个列岛的最后一个岛屿—

　　—赤屿。郭在此想到如果顺风再行一日便可看见琉球领土久米岛了，回首望来程感慨道，这个赤屿就是与“琉球地方分界”的岛啊。这个“界”肯定是与他离开的、现又远隔座座小岛的那个国家，即中国的分界。如果把这牵强附会地说成是琉球与无主地的分界，那他一定是对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过于无知了。

　　如此看来，陈侃在到达久米岛之后才说这里是琉球领土。这也不仅仅是廖廖几个字，而我们应该抓住他记述整个航程的文脉——从中国领土的福州出航，经过许多中国岛屿，到达久米岛，这样一来就可以看清，他认为从福州到赤屿是中国的领土。这对他及全体中国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不会想到要特意写出来这里是中国领土，而到了久米岛后，正因为他想到了这里已不是中国领土，而是琉球领土了，才有意记上一笔。

　　日本政府、日本共产党、《朝日新闻》等主张钓鱼群岛本来就是无主地。他们的推论大概和国土馆大学国际法助教奥原敏雄在《中国》杂志1971年9月号上发表的“尖阁列岛主权与《明报》的论文”的推理逻辑是一样的。奥原敏雄这样写道：陈、郭两篇使录只说明了久米岛往前是琉球的领土，即在到达那里之前的钓鱼、黄尾、赤尾等不是琉球的领土，而没有写出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册封使录》是中国人写的，所以如果他们意识到赤屿是中国领土，就应该记述出来。”然而，他们没有那样记述，是因为陈侃和郭汝霖没有这个意识。因此说，钓鱼岛是无主地。

　　的确，陈、郭两位使节“应该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明确记述赤屿以西是中国的领土。但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使“应该能写出”的东西，却因没必要就不去写它。从“应该能写出”却不写来断定他们没有“是中国领土”的意识，进而说那是无主地，这样的推理逻辑实在大荒唐。并且，郭汝霖的“界”字的意思除上述曲解释之外，可能再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方法了吧?

　　还有一种文献可以证明，至少在16世纪钓鱼群岛就是中国的领土。那就是几乎与陈侃、郭汝霖同一时代的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上有1561年的序文）。胡宗宪是位著名将军，他与当时在中国沿海四处作恶的倭寇打过几百次仗，并把他们赶出了中国。《筹海图编》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作战经验，说明防御侵寇的战略战术和要塞哨所的配置，以及兵器舰船的制造方法。

　　该书卷一《沿海山沙图》的“福七”至“福八”记载了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的各个岛屿。其中有“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尾山”、“橄榄山”、“赤屿”，由西向东排列着。这些岛屿是现在的什么岛，我还没有一一做出考证。但这些岛屿位于福州以南的海面上，从台湾的基隆海面向东排列着，所以它无疑也包括钓鱼群岛。

　　这个图表明，钓鱼群岛位于福建沿海的中国岛屿中。《筹海图编》卷一收录了整个遭受倭寇袭扰的中国沿海地图，以西南到东北为序，但中国领土以外的地区都没有编入，所以，找不出只有钓鱼群岛不是中国领土的根据。

　　197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早在明代，这些岛屿就已包括在中国的海上防御区域内了。”其根据可能也是这张图。实际上通过这张图便可知道钓鱼群岛是处在当时中国防御倭寇的防区内的。对此，日共的“见解”说什么：“有尖阁列岛‘包括在明朝海上防御区域内’的说法，但这与主权问题不是一回事儿。”然而，将非本国领土，而且是距本国本土最近也有200多海里的小岛划入防御区，这种事只有将中国的钓鱼群岛纳入自己“防空识别圈”的日本自卫队等美国、日本这些近代、现代的帝国主义才做得出来。可他们却把这种事情强加在明朝头上，说什么防御区域与主权不是一回事儿。这不过是他们为钓鱼群岛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进行狡辩的一派胡言。

　　第四章　清代的记录也证实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能够证实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的记录，在16世纪中期至少就有三个。关于再早的记录我尚不知晓，但不管有无记录，应该肯定中国人在发现钓鱼群岛、给它命名的当初，就把这里认做是自己国家的领土了。其中最大的钓鱼岛，紧靠海岸处险峻的山崖林立，岛上最大的平地按当时的技术水平也放不下几个人。他们不会想到要对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予以特别重视，但从他们特意将其列入沿海防御图来看，他们也没有认为这里是无主地。并且在16世纪中期，三个文献都清楚地将这里与别国领土区分开来，这决不是偶然的。那时，中国的东南沿岸受到倭寇的欺辱，由于与倭寇的紧张关系，中国人在东南沿海的本国领土与外国领土的区别上不得不十分敏感。

　　郭汝霖之后，还曾有三位明朝的册封使分别于1579、1606、1633年东渡琉球。我曾读了前两位的使录，但里面部没有像陈、郭那样有关于琉球与中国的“界”的记述。最后一位使节的记录我只看了一部分，所以不清楚有没有关于地界的记载。时过境迁，不久后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琉球王也同样得到了清朝皇帝的册封。清朝的第一任册封使是1663年进入琉球的，但在他的使记中也没有关于中琉地界的论述。

　　这样，在陈、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地界问题的记载就成了空白，这也被奥原敏雄当成了钓鱼群岛是无主地的理论根据之一。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条理由呢?我感到莫名其妙。后代的使节要仔细地阅读陈、郭以来的历代使记。（本来册封使记就是写给当时及后世的朝廷及琉球使节们看的。它具有报告书的性质，不是像琉球政府轻描淡写所说的那样，只是个人航海日记。）所以他们应该十分清楚赤屿和久米岛就是中、琉的分界，而在他们自己的使记中没有特别写上去的必要。

　　清朝的第二任册封使汪楫，1683年出使琉球。在他的使记《使琉球杂录》卷五中，有篇关于在赤屿与久米岛之间的海上，举行避海难祭祀的记事。文中明确记载这里是“中外之界也”，是中国与外国的疆界。他这样写道：

　　24日（1683年6月），及天明见山，则为彭佳山也。……辰刻过彭佳山，酉刻遂过钓鱼屿。……25日见山，应先为黄尾后为赤尾，然未久遂至赤屿，不见黄尾屿也。薄幕，过郊（或作“沟”），风涛大起。投生猪羊各一，倾五斗米之粥，焚纸船，鸣锣击鼓。请军士披甲露刃（披上盔甲，戴上头盔，拔出战刀），伏于船舷，作御敌之状，久之始止。

　　在那里，汪楫问船长。

　　“问：郊之义何也?”（“郊”的意思是什么？）

　　对方回答，“曰：中外之界也。”（中国和外国的分界。）

　　汪楫又问道；

　　“界何以辨?”（怎么分辨那个界线呢?）

　　“曰：揣度耳（只有推测）。然顷者恰当其所臆度也（不是胡乱推测）。”

　　上面的短文也许有必要加些注释。钓鱼群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南部边缘地区，呈东西排列。群岛的北侧水深不足200米，海水蔚蓝。群岛南侧以南的海沟，水深骤然达到了1000多米至2000米以上。黑潮经过这里由西向东流过。特别是赤尾屿，它的南侧紧靠深海沟，这里海上风大浪高。浅海的蔚蓝与深海的黑潮形成了海水颜色的鲜明对比。

　　对于海水颜色的对比，1606年的册封使夏子杨的《使琉球录》中记载，“《前使录补遗》（我未看到过——井上注）中写有《自苍水入黑水》，果真如此”。清朝初期，这一带被称为“沟”或“郊”，也有称为“黑沟”、“黑水沟”的。册封使的船经过这里时，都要献上猪、羊等祭礼，举行避海难的祭祀，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关于“过沟祭”的情况，除汪楫使录外，在1756年出使琉球的周煌的《琉球国志略》、1800年出使琉球的李鼎元的《使琉球录》及1808年出使琉球的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略》中都有记载。

　　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汪楫的使记把过沟祭描述得最为详细，还将“沟”写为“郊”。明确记述了那里不仅仅是海难多发处，还是“中外之界也”，这一点十分重要。另外，船长向初到这里的汪楫所解释的“郊”的意思，我想也应该是中国航海家们的普通认识。

　　再者，周煌在《琉球国志略》卷十六“志余”中，重新证实了一些以前使录中他感兴趣的、引起他重视的记述。其中他概括了汪楫的记事，写道：“问沟之义，曰中外之界也。”也就是说，在文字上也明确记载着他和汪楫都认为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是“中外之界”，赤尾屿以西是中国的领土。另外，《琉球国志略》与后面将要讲到的《中山传信录》，当时不但在中国人之间，而且在琉球人、日本人之间也流传甚广。1831丰（天保2年）还出现了日本版本。齐鲲在过赤尾屿时只写道：“过沟，祭海神。”他的使记名为《续琉球志略》，是继周煌使记之后的意思。所以，只要他对周煌的记述未加批驳或订正，就可以证明他也与汪、周一样认为这里是中外分界线。那么，还能说赤屿以西是无主地吗？还能说在中国方面的任何文献资料里都没有明确记载着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吗？

　　只有齐鲲之前的册封使李鼎元不是在赤屿而是在钓鱼屿举行的“过沟祭”，并说琉球的航海长“不知有黑沟”，李本人也否定有黑沟的存在。李鼎元是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航海时往返都遇上了少有的顺风好天气，丝毫未经历风浪。基于这种体验，比起先人的记录来，他更相信琉球航海家的话。这时他最关心的是海难多发处，而对“中外之界”的“沟（郊）”什么也没说。我们不能根据李鼎元一人的经验，就去否定他前后的册封使们都认同的“中外之界”。

　　不仅如此，汪楫之后、周煌之前的使节徐征光（1719年出使琉球），在他所著的著名的《中山传信录》中，也证实了这个“界”。

　　徐葆光在东渡琉球时，就一心想要澄清以前那些对这条航线及琉球的地理、历史、国情等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为了制做各种图录，他还特意带来了一位中国专家。他一到琉球王城所在地首里，就立即着手研究王府所藏的文献资料，并经常与前面介绍过的程顺则和比程小20多岁的蔡温①一起讨论问题。蔡温是位仅次于程的年轻学者，也是整个琉球王国时代的最著名的地理学家。

　　徐葆光先后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研究琉球情况。《中山传信录》就是这样写成的，所以他的记述可信度极高，出版后不久便传入日本，并出现了日文版本。并且，这本书和前面提到的《琉球国志略》成为日本人在当时至1867年前了解关于琉球情况的最主要来源。书中引用程顺则的《指南广义》，说明了福州至那霸的航线。这条航线与以往册封使的航线相同，都是出福州，向鸡笼头，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的北侧，从赤尾屿至姑米山（久米岛）。

　　但徐葆光给姑米山注上了“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几个字。

　　对于这个注解，以前讨论钓鱼岛问题的台湾学者和日本的奥原敏雄等都认为是《指南广义》的作者程顺则本人所注。但我看到的《指南广义》的原著上，没有这样的注解。我认为它是引用者徐葆光所注。对这个问题的考证姑且不论②，但注解不管是程顺则所注，还是徐葆光后加上的，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徐在琉球逗留期间不必说，就是在他回国后也不断地与程交换意见．

　　才写出了《中山传信录》。甚至可以说这部书是俩人共同写成的。

　　如果徐葆光将久米岛写成琉球的“西南方界”，那就不正确了。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位于琉球列岛的最西端，而且那里比久米岛更靠南。所以正确的琉球的西南边界应该在八重山群岛。《中山传信录》的作者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把八重山群岛明确地说明为“此乃琉球极西南属界也”。他既然知道却仍然给久米岛注上“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的注解，说明这个“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谓的“镇”，指的是镇护国境、村界的镇，“镇守”的镇。

　　从中国的福州，经钓鱼群岛进入琉球领地必经久米岛。该岛是镇护硫球国境的岛屿，所以说明上用了“界上镇山”几个宇。又因为这里位于以冲绳本岛为中心的琉球列岛的西南方，故写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单纯从地理上看，八重山群岛位于全琉球的最西南，所以把它用“此乃琉球极西南属界也”和久米岛区分开来。总之，中国人徐葆光（或琉球人程顺则）用“西南方界上镇山”的注解，说明了久米岛是往来中国与琉球时的国境。这个“界”的另一方是中国，与郭汝霖的“赤屿乃界琉球地方山也”的“界”是同一意思。

　　第五章　日本的先知者也明确记载了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上述几章，我只是通过明朝的陈侃、郭汝霖、胡宗宪及清朝的汪楫、徐葆光、周煌、齐鲲的著作等中国方面的文献进行了考证，得知至少从16世纪以来，中国方面就清楚地记载着，中国与琉球的国境在赤尾屿与久米岛之间。钓鱼群岛不是琉球的领土，也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再通过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印证，会更加清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所谓的日方文献资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中的附图。

　　《三国通览图说》——以下文中简称《图说》——和5页附图，是1785年（天明5年）“秋东都须原屋市兵卫梓”最先出版的。我在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看到过一本，那个“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画在一张宽54.8厘米、长78.3厘米的纸上。图中央题有“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左下方有一行“仙台林子平图”的署名小字。这张地图是彩色印刷的。东北角是日本鹿儿岛湾附近至其南方的“吐葛喇”列岛，被涂为灰绿色；自“奇界”（鬼界）岛向南，奄美大岛、冲绳本岛至宫古、八重山群岛的原琉球王国的领地①被涂成了浅灰色；西面的山东省至广东省的中国本土涂上了淡红色；另外，台湾及“澎湖三十六岛”被涂成了黄色②。图上还印有从福建省的福州到冲绳本岛的那霸的南北两条航线。南航线上由西向东排列着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这些岛屿都徐上了与中国本土一样的淡红色。北航线上各个岛屿就更不用说，颜色也和中国本土的一样。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林子平是把钓鱼群岛看作中国领土的，这是一目了然，毫无疑问的。图与文章不同，它没有牵强附会进行解释的余地。《图说》的附图中还有一张叫作“三国通览舆地路程全图”，是“为观察朝鲜、琉球、虾夷并桦太、堪察加、腊虎岛等数国接壤形势的小图”。它是以日本为中心，北至堪察加，南至小笠原，西至中国，范围很广的地图，可称得上是东亚全图。

　　在这样的一张地图上，居然清楚地画有钓鱼群岛这个芝麻大小的岛屿——许多比它大得多的岛屿却没画上，并被涂上了与中国本土相同的颜色。对林子平的《图说》来讲，明确各国的范围及边界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钓鱼群岛可能就成了不能省略的了。

　　林子平在序文里写道：“此数国之图小生不敢杜撰……，琉球原有《中山传信录》为证”，可见他的琉球图是根据《中山传信录》里的地图绘制的。然而，他不是囫囵吞枣地、毫无分辨地接受《中山传信录》的观点。林子平研究了《中山传信录》及当时日本人研究琉球的权威著作——新井白石所作的《琉球国事略》等，同时加上了自己的见解，才写出了《图说》并绘制了地图。

　　《中山传信录》中的图没有按国分色，而林子平却用色彩把它们分开了。

　　对此，琉球政府的声明说：“《中山传信录》中记载三十六岛之外不是硫球领土。所以，林子平就把在此之外的钓鱼群岛机械他用色彩区别开来，把它当做了中国领土。这种资料没有价值。”面对这样的托辞实在让人哭笑不得，林子平决不是“机械地”区分，这在图上一看便知。他把十分明确的中国领土台湾、澎湖涂成了与中国本土不同的颜色，而把钓鱼群岛涂上了与中国本土相同的色彩。由此看来，他并不是将三十六岛以外的所有岛屿都涂成了与中国本土相同的颜色。林子平认真研究了《中山传信录》，并根据上面的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的说法——这句话与我在前一章里的解释相同，认为这里就是中国与琉球的分界点，对在此之前的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一事深情不疑，并特意用不同的色彩明确地加以区别。

　　实际上，《中山传信录》中对姑米岛的注解，与郭汝霖、陈侃使记的记述相同，久米岛以东是琉球的领土，而西面的各个岛屿是中国领土。用汉语方式表达也是极其自然的。

　　我在《历史学研究》2月号上写钓鱼岛的沿革时，尚未见到1785年（天明5年）版的《三国通览图说》及附图，那时我用的是1944年东京生活社出版的《林子平全集》第二卷版本，其附图没有按国家用色彩分开。所以我只能指出在林子平的地图上钓鱼群岛和琉球是有区别的。现在一看原版，这不是将中国领土部分用色彩清清楚楚地标出来了吗?

　　不仅如此，京都大学附届图书馆的谷村文库里，还有两种“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的江户时代彩色抄本。上面虽然没有写着是抄自“林子平图”或“《三国通览图说》附图”，但一看便知是抄自林子平的。其中一种图（暂称为甲图），将《图说》的5张附图放在了一组图中，被临摹在结实的日本纸上，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那5张附图是虾夷、琉球、朝鲜、小笠原各图及前面提到的“观察数国接壤形势的小因”。抄本把琉球涂成了茶红色，中国本土及钓鱼群岛等为淡茶色，日本为深绿色，台湾、澎湖被涂成了黄色。

　　另外一种图（暂称为乙图），琉球为黄色，中国本土和钓鱼群岛为淡红色，台湾为灰色，而日本被涂上了绿色。

　　另外，在谷村文库中有三种《三国通览图说》附图的“朝鲜八道之图”抄本。其中的一种是和琉球甲因为一组的。另一种纸质与琉球乙图的一样，笔迹似乎也出自同一人之手，并且琉球图和这张朝鲜八道图上都印有可能是原收藏者的相同的朱印。剩下的一种是原版的精细临摹品。据推测一定还有与它一组的琉球图的其他抄本。如果是这样的话，除原版之外，《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5页一组的抄本至少应该有三种。

　　京都大学国史研究室还有一种“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的江户时代的彩色抄本。

　　众所周知，林子平因编写出版《三国通览图说》及《海国兵谈》，受到了幕府的处罚，这些版本也被没收了。林子平是日本近代民族意识的先驱者。他认为，仔细了解日本周边的地理，对日本的国防来说迫切需要，这些紧要的知识不能只掌握在少数幕府的达官贵人或武士阶层手里，而应“无贵贱、无文（官）武（官）”，普及到“本邦之人”——整个日本民族，这是关系到日本防卫的大问题。因此，他出版了《图说》这部书，为了使人能对不同国家的位置关系一目了然，附图还采用了彩色印刷。

　　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向日本人民宣传日本防卫意识的，他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触怒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者。然而，林子平代表着日本人民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他的《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图说》虽然被禁止出售发行，但人们还是争相传看，流传甚广。

　　《三国通览图说》早在1832年就被德国的东洋学者哈因利士·库拉普劳托译成了法文，在西欧发行；附图也用同原版一样的彩色印刷。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在国际上受到何等的重视，连西欧人也知道钓鱼群岛是中国领土。

　　林子平是日本民族觉醒的先驱，他认真充分地研究了集当时中国人、琉球人以及日本人研究琉球地理成果之大成的徐葆光、新井白石等人的著作，为向日本的所有人宣传民族防卫意识，呕心沥血，撰写并出版了这部书。这部书顶住了德川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在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并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就是在这样一部书的附图里，明确地记载着钓鱼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明治时代的天皇制军国主义者和它的孝子贤孙现代军国主义者及其帮凶日本共产党等，全然无视这部书中的记述，竟然能说出“钓鱼群岛是无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