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国防问题并不内行，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仍要试着说一说。

现在国际竞争已经日趋于直接的国际战争。有理由认为，“战后”时代的最后总结期已经到来，那就是另一轮争战时代。因为美国霸权的全方位优势已在长期国际竞争中衰弱为单纯的军事优势，并且是超级的军事优势，所以其霸权也转变为赤裸的军事霸权。美国要维持其日益弱化的全球利益就必然更加依赖其军事手段的运用。这本身就为世界前景摆出了一副战争态势。

但美国仍然追求不战而胜，面对中国这个“战略对手”，美国亦然如此。美国在20多年前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时，就富有战略眼光地利用中国改革理论的真空，逐步地诱导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美国在今天将收获什么呢？看来，美国可以期待面对一个以自由市场经济弱化、瓦解自身国防力量的战略对手。

如果，中国继续迷信自由市场经济，甚至进一步让国防产业屈从于此，那么中国的确将自毁长城！

因为国防的成败看对手怎么样，国防本来就是防着对手的，是在竞争意义上的成败，在国防竞争中根本不可能容有“比较优势”的安排，况且以中国超大的总体规模，任何对手都无力将之安排为一个保护国，而必欲解之而后快，如此，国防的失败终将导致国家整体的分裂和灭亡。

中国的近代屈辱史是以国防的失败为开端的，这种失败表明传统的自然经济无法支撑可靠的国防。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当时的经济总量举世无匹，甚至产品技术水平也并不落后，但是当对手决定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时，在“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国防不堪一击。仅在这一点上，此事极其深刻地显示出时代的根本变换，也显示出资本主义优势的本质所在。资本主义可以在经济总量、产品技术水平这些单一指标上暂时落后，但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是强悍的资本循环所带动的资本、资源、技术的高度密集化运用（具有全球规模），这种密集化导致了惊人的资源整合效应，这种效应又在循环周转中不断放大，犹如物理上的核聚变，这种最终激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建立了核心产业技术的绝对优势，这在资本的急先锋——军事力量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这种产业技术优先装备于军事工业），“坚船利炮”是依托于整个资本循环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力量最强悍的竞争力和进攻性之所在。中国的传统经济形式做不到对资源的密集化运用，没有整合效应，在核心力量方面彻底落后，尽管有优势也是暂时的，也不可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国防。

这样在资本主义竞争时代，中国传统体制的弱势集中体现于国防，而资本主义体制的强势也恰恰先体现于军事。如此中国在国防上的失败就不仅仅是国防的失败，而是整体的失败，而其后果本身也恰恰加重了这种整体失败。成败两重天，对资本主义而言，意义恰好相反，军事的胜利正显示了整体的胜利，以军事进攻为开路先锋，它的全部优势，军事、经济、制度、科技、文化等都将逐一强加于对手。军事进攻又最直接地消灭落后国家密集化运用其资源的机会，所谓“老师总是打学生”，这对落后者而言是最悲惨不过的，中国一朝蹶跌，150年不得翻身。

但中国终究能够反弹，还是不要忘记，中国革命的胜利最显著的是军事斗争的胜利，所谓从那里跌到就从那里站起来。实际上，革命的军事胜利与资本主义的军事胜利在本质上完全相同，中国革命的体制同样是完成了民族整体力量的集中整合，并且这种体制的整体优势又恰恰最突显于军事进攻，正是这样才成功对抗了资本主义，这在朝鲜战场表现得最为显著。朝鲜战争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对外战争的失败史，显示了中国国防力量的重建。

但是革命体制不可能长久保持，而革命体制塑造的国家力量的整合形态却需要长久保持，尤其这种保持保证着强大国防力量的存在，而且中国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国防挑战。再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整体国力相对于始终威胁自身安全的资本主义对手而言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要在国防上顶住，中国更加别无选择。于是中国必然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也正在资源运用的高度集中化，并且在这一点上胜过了资本主义体制，所以一点也不偶然地，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也恰恰集中显示于国防建设。苏联能够在弱的多的起点和经济实力上最终实现与美国的军备平衡，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打造“两弹一星”，这些都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之于国防建设的巨大威力。说到这里，集中化强化国防简直就是一条铁律。因为只有资源的密集整合运用才能实现尖端的战略力量的提升，而现代化的国防是最需要这种战略力量的支撑的。所以，关键首先在于能否有效地进行资源的密集整合运用，然后才是制度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进行高效的集中化，所以才成为合理的选择。中国选择以计划经济体制强化国防，正是向对手表明，中国宁可在其他方面牺牲一点，也要奋力在国防方面赶上来。无论如何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正确总结，也是完全适应于时代精神的选择。对中国而言，在国防上输掉，就是在战略上输掉，也就会在整体上输掉，国防永远是整体战略力量的最集中体现。尤其在这个时代，国防军备的竞争永远是国家竞争中最激烈最致命的一环。

即使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抛弃计划体制，却一定不能抛弃资源运用集中化的整体形态！这才是现代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现代性、先进性之核心所在，国家主义的核心也在于此！这个核心的不断升级强化是整个历史的总体趋势，不认识这一点，才真正是不可救药地落后于时代！而若抛弃这个核心，那就不光是自动抛弃现代化的国防体系，而且是自动走向失败！

计划体制固然有缺点，但其做到的对资源的集中化运用总是不错的。实际上，计划体制使中国的核心战略力量获得了跨越性的提升，为中国奠定了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大国的基础。而中国如要继续前进，就必须继续坚持高程度的集中化，而以中国的现实条件，计划体制就决不能完全抛弃（比如要建设体系化的现代国防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没有高度的整体计划性根本就不行）。

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告诉中国人计划体制是完全过时的，中国经济效益的低下全都根源于计划体制的束缚，而一个自由市场将以“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现代化。不幸的是中国人竟相信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奇的强调，其潜台词是此前的政府没有用心搞经济建设，这是极其庸俗的理解，强调“共同富裕”也是如此，似乎此前的政府不关心人民的福利，这也正暴露了其理解经济的浅薄和战略上的短视。经济建设越来越变成追求单纯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效益也越来越成为狭隘主体的短期效益，整体的长远战略效益被抛之脑后，日益失落。

改革开放的进程在一开始就将中国战略力量的强劲增长势头打落。大量的国防战略项目被无原则地放弃，大量军工企业转产民品，去追求各自的经济效益。中国逐渐抛弃计划体制，连同资源集中化运用的有效体制也一同抛弃，高度整合的战略产业体系日益瓦解，部门利益日益分化，政府组织项目的能力不断弱化，整体协调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断减弱，资源集中化运用的程度和效率自然也逐日下降。在自由市场的配置下，在短期市场利润的刺激下，大量资源自由分散地涌向下游的消费品产业，获得了一时的繁荣。时至今日，市场化越来越彻底了，但中国的产业危机却也更加加重了。中国的产业总体的资源利用效益低下，结构散乱难以整合升级，产业格局已开始被跨国公司所主导，渐渐落于国际产业链的下游，产业边缘化和依附化日益加重。在此局面下，中国的战略产业更是处境凄凉，以这样一个低级、分散的产业局面决难支撑起一个现代化的国防。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国防建设成就实在乏善可陈，尤其对照自己的前三十年，以及现在的战略对手，更加令人汗颜。

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的确在有步骤地扼杀国防所依托的战略产业体系。对狭隘的短期经济效益的强调，弱化了政府发展需要长期高投入的战略产业的意志；政企分开、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销蚀了产业体系内部整体协调、配合的条件和能力；金融体制的改革，阻断了战略产业发展必需的长期、坚定的资金支持；无原则的市场开放，使强势跨国公司占据了战略产业发展必要的国内市场空间；股份化、社会化的改革，则意味着战略产业体系的被逐步拆解，最终被所谓的“战略投资者”分吃掉。跨国公司还在中国培养了一个势力强大的买办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竭尽所能阻碍中国政府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中国的运10飞机的坠落，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必然发生的典型案例。

可以肯定，如果中国政府再不恢复集中化运用资源的必要方式，奋力发展国防战略产业，中国必将再次遭遇国防惨败，重蹈近代史之覆辙，再大的GDP总量都无济于事。

迷信于自由市场经济对国防造成的灾难，俄罗斯已用极端的方式显示给我们了。即使它继承的是一份超级大国的国防遗产，在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这个国防工业体系也急速崩溃，以至于潜艇沉没，飞机坠毁，导弹爆炸，甚至无力处理过期武器。但更意味深长的是，俄罗斯的国家地位还是要靠这份严重瘫痪的国防遗产来支撑。再来看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看一看它的国防工业是不是支撑于自由市场经济。美国的十大垄断财团除开芝加哥财团，全部都与军火工业有着很深甚至极深的关系。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与军工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军事工业的产值也曾一度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通用动力五大军工企业巨头，无论其资产总额还是产品覆盖领域均处于压倒性的垄断状态。近年来，军工企业还收购了大量的小型技术公司，已从单纯的飞机、坦克制造商转变成“系统集成商”。现在，美军工集团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复合体，有超过100家大型军工兵器企业，有250万军事兵员及雇员，供养着数十所大学，而美国的管理阶层则有7.8%为这个体系工作。

即使美国军工集团已集中垄断了如此庞大的资源力量，美国政府还要给予不懈支持。军工企业的历次调整和改革都是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大力支持下实现的，以集中资金扶植少数实力最强的企业，著名的波音－麦道合并案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的。美国还规定政府以“合理”高价采购军火，保证其高额的垄断利润。美国的军工如果出现亏损，比如核工业、核潜艇方面的亏损，美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而会想方设法地凑钱补亏，巨大的国防开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弥补这种亏损。

美国军工企业不喊什么政企分开，相反，军工集团作为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主动介入政治，对政治染指极深。冷战期间，美国的军工产业集团通过夸大苏联的军事威胁，使美国政府保持着庞大的国防预算，美国的国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军工产业集团的操纵。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工系统在克林顿时代一度裁减得很厉害，美国军工集团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在十多年里赞助华盛顿政客的竞选经费高达近七千万美元，另有几百万美元则间接而巧妙地用在营造氛围上，他们还资助各研究中心研究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导弹防御最坚定的支持者“国防政策中心”。目的是迫使政府尽快实施导弹防御计划，而一旦计划得以实施，军火商必能大发其财。因为共和党是导弹防御系统的铁杆支持者，所以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军工集团竭力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

有人甚至认为，小布什就是“军工集团任命的总统”。注意这个背景，布什家族倚靠的德克萨斯财团就是从军火工业和石油工业发家的，而拉姆斯菲尔德曾担任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系统的智囊团兰德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夫人也曾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领导层人物。整个布什政府首先代表的是军工集团和石油能源集团的利益。所以，布什政府一上台就琢磨着怎样发动战争，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先发制人战略、反恐战争和连创纪录的国防预算案接连抛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是对军工集团的投桃报李。这样，美国的战争机器更加庞大和可怕，战争欲望更加强烈，因为战争本身是军工集团继续实现自身膨胀的必然手段。

所以，美国军工集团为了实现巨额利润竟能够推动政府发动国际战争，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军工集团又是美国反华势力中最极端的一支。面对这种现实，再反观自己的国防力量，中国人的确应该清醒了，我们实在面临着很深很深的危险。

更加重要的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根本不是我们原本想象的那种严重对立关系。请看如下资料：

美国经济学家怀内斯综合83个国家的样本研究发现，军费增长与GNP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899。在发达国家，投资于国防（均指一定范围内）的就业乘数为1.8,而投资于民用的就业乘数为1.6,国防工业产业关联性强于民用工业。

约翰.E.林奇计算,美国每10亿美元军事采购可增加35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岗位,非军事采购为25000个。希奇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１５％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发展与人力资源投资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比更明显；同时，国防投资可以使私人部门从中得到高额利润。美国西部地区即阳光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弗罗里达、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这些地区人均军费开支高于全国平均数的两倍。国防采购给这些地区的就业人数增加了３４０万个就业岗位。８０年代里根政府的ＳＤＩ计划中仅６种核武器系统，就在这些地区雇工人数占全国雇员人员的３０％多。

而８０年代后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美国国防费的下降，使这些地区经济进行调整期，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登.亚当斯写下了《转产：一种死胡同的战略》一文，痛陈军费开支下降对地区经济不利影响，要求军事工业复合体对政府施压，以战争及军品外贸维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仅科索沃战争追加直接国防费８０亿，预计给这些地区增加就业近20万。

西方有一项数据统计，85%的现代军事核心技术同时也是民用关键技术，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可以直接运用于军事目的。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虽然耗资250亿美元，但美国宇航局将宇航技术中的材料、能源以及通信、控制等技术向民用项目转移，至少获得了520亿美元的利润；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未获成功，却成为许多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催化剂；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在加速社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促进了军队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

这些数据实在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