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安徽合肥。
“简直象个农民!”殷二强把菜单摔在灶台上,然后提高嗓门喊道:“我说把两份菜单都拿过来,你这是怎么办事的?”帮厨小伙子跑开后,殷二强又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真是个农民!”
进城已经六年了,二强先是让自己从打扮上脱离农民的形象,然后又从言谈举止上刻意和农民划清界限。最难得的是对事情观察细致入微的二强最后两年硬是强迫自己从表情、气质以及心理上全方位和城市人拉近距离。今天可以这样说,二强本来可以毫无阴影地训斥那些麻木不仁办事不力却又满脸无知和善良的部下“简直象个农民”,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训斥是训斥,在使用“简直象农民”这句话训斥时,声音老是提不高,好象并不那么理直气壮。说实话,最近在城市人中时兴的“象个农民”、“简直象个农民”的批评讽刺语其实是善意多于批评的。首先全国上下都承认农民是最纯朴可爱老实的,所以就算是无知、办事不力也不全是他们个人的错。其次,批评人家“象个农民”本身就说明你的善意,说明你是带着关心爱护他才出言讽刺的。就象这么多年,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农民的利益总是被挂在大家的嘴上,说明九亿多农民的利益并没有被忽视。当然,深一层思考,当领导骂你“农民一个”时本身就是为你办事不力找了借口,你听到后只要憨厚地一笑就万事大吉了。这情况和另外一种情况有些类似,例如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人们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公务员工资水涨船高,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废除所有不合理的规章立法(例如户口限制,收容遣返等),实行更多的政治民主,因为我们有九亿农民呀!就象电视上经常出现的皮光肉滑,穿着几千元一套西装的中国外交家质疑目瞪口呆的外国当局一样:你们知道中国农民的收入有多低吗?外国人自然不知道,因为很多中国的农村并不对他们开放。另外九亿这个数字在人类历史上很难具体成什么东西,于是中国的城市人得意地讽刺老外:你们呀,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于是中国的经济继续以高数字发展,城市人继续心安理得地当“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一亿的农民子弟则黑压压一片地涌入城市开始盲流的生涯,条件好一点的农村女孩就可以当二奶,做三陪小姐或者当保姆什么的。城市人自豪地宣称,从1999年开始,这一亿农民盲流已经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换句话说,这一亿漂泊流浪,衣食无着的盲流已经成为养活九亿农民的生力军!再进一步换句话说,是城市人的残羹剩饭养活了九亿农民!
殷二强当然没有想这么深,不过他知道自己虽然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既然进了城市,找到了象样的工作,那现在就不是农民了。在中国,农民是一个特殊的奇怪的阶层,虽然有九亿人,可是几乎是沉默得有时好象并不存在的九亿。在电视上,呼吁重视农民的不是衣冠楚楚的政协委员,就是西装革履的人民代表,而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写出让人心情沉重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的是住在城市里的作家而不是农民,给总理写信诉苦的人也是基本上脱离了农民主流的乡干部。农民队伍中出现过很多优秀的人,但他们之所以优秀,都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农民,他们现在都是远离农村的城里人了。当农村的父母敲锣打鼓的欢送儿女考上大学时,他们高兴的是那走掉的大学生儿女再也不会回来了。报纸上宣传的发家致富的农民也大多是早就移民到城市做起生意的前农民。所以,自古以来,农民成为推翻暴政的工具,成为抵抗外辱的主力,也成为造成有中国特色的主要原因,可是他们本身是沉默的,很多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的。
殷二强就属于农民中的优秀份子,但是在省城最大的监狱当主厨并负责伙食管理的二强现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了。六年前,当时家乡地区的区委书记王忠于力排众议,决定修建通过二强家所在村子的二级高速公路,殷家几兄弟的房子和田地都被征用了,兄弟各分到了一笔钱。带着这笔钱,兄弟三人流浪闯天涯,哥哥到温州,花光所有的钱偷渡到法国去了;弟弟闯海南,花光所有的钱,换来一身梅毒。他自己则来到省城合肥,千托万托,找到已经成为副省长的原区委书记王忠于,化光所有的钱,得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合同工。得到工作的前两年,二强拼命发扬光大农民的优良品质,埋头工作,少说话,多干事,很快从省城监狱的帮厨提升为主厨,然后又从主厨转成正式合同工,成为监狱里厨房的二把手,负责除采购以外的诸多工作。当然,采购的工作是轮不到他的, 那可是大有油水的工作。别以为殷二强老实巴交的,其实内心可是比城里人还机灵。每天负责六百多犯人的伙食采购,不出两年就可以在家乡盖个三层楼小洋房。二强表面上每次看到一把手去采购累得满头大汗时都假装傻爪一样心疼地问候一把手,内心却别提有多羡慕人家呢。不过当大厨不到一年,二强就发现城里的好处了,各行各业都可以捞到外快,就看你脑子灵不灵活。就拿给死囚做饭来说,我们国家实行人道主义政策,死囚在处死前可以自行点菜。当然大多死囚这时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况,口齿不清,或者话里都带着哭腔,无法理智地点菜。于是,二强就仿照报纸上看到的美国一位专门为死囚做饭菜的厨师的做法,特意制作了两本死囚最后一顿晚餐和早餐的菜单。
不久前,那位美国死囚厨师还写了一本叫《死亡菜单》的畅销书,把死囚们喜欢吃的饭菜一一例出来,并写上他自己取的别具一格的菜名,例如什么“毒针番茄汤”、“脑汁排骨面”、“火药三文治”、“死亡汉堡包”以及还有“绞刑卤鸡脖”、“电烤活乳鸽”等等。强本着从善如流的本性,马上也搞了一本这样的菜谱,当然名字很好听,例如什么“嫦娥奔月拉面”、“牛郎织女三鲜炒饭”、“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萨饼”以及“天仙配剁椒鱼头”,二强的菜单和美国死囚厨师的菜单虽然都让人联想到死亡,但是一个残酷,一个凄美,这点充分显示出中国农民殷二强的纯朴和把人道精神注入中国特色的新“拿来主义”精神。
这是二强的优点,不是这里要说的主题。刚刚提到二强上任主厨不到一年,也在死囚们最后一顿晚餐中发现有利可图。原来死囚的家属在死囚最后一顿晚餐前都会想方设法找到负责最后一餐的二强,找到后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请求二强把食物做得好吃一点,最后还会塞给二强一些钱。二强是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情况下才收下的,说心里话,拿不拿家属的钱,二强都会把最后一顿饭菜做得可口的,但有什么办法,那些死囚家属好象只在二强收下红包的情况下才相信二强。二强觉得很无奈,第一次隐隐感觉到城市人的复杂与悲哀。小费一般都有好几十块钱,你想安徽这最大的监狱一个月要枪毙多少个犯人,这样瓣指一算,就知道二强的经济条件已经不是一般的了。有时遇到一些家属,他们会塞一小包药粉给二强,请他务必混进最后一餐饭菜里,他们解释说是去痛药粉,为的是让犯人被处死时感觉不到痛。也有家属说是镇静药,为的是让犯人被处死时形态自若。他们这样给药粉的时候还会额外塞给二强好多小费,拿到额外小费的二强没有啥疑心,只是后来有一次他观看一个吃下这种药粉的犯人被处死的实况后,产生了怀疑。原来那个犯人本来很怕死的,可是那天吃下最后一餐后直到执行死刑之时,他不但有说有笑,手舞足蹈,有时还壮志豪情,颇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慨,搞得二强纳闷不已。后来才从一些城市同事那里得到知,原来那些死囚犯人家属给二强混进饭菜里的不是什么去痛药,也不是镇静剂,而是高浓度的毒品可洛英,犯人吃过后会产生幻觉。虽然是什么幻觉二强不知道,但大概就是上天堂的那种感觉吧。
从那以后,二强在混进家属给的药粉时就长了一个心眼,总是把量减到一半。因为他担心如果犯人在处死前表现太离普的话,会引起怀疑。虽然中国不象美国那样把人权这玩艺搞得有点离奇,但现在死囚在处死前,其权力也经常受到关注。据说美国的死囚在处死前都得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如果发现死囚身体有问题,例如心脏不好什么的,还得推迟执行死刑,等到医院医生专家全力治好死囚的病后,再人道地 杀掉他。
“真????邪门!”殷二强一边研究手下拿来的死囚菜单,一边漏出这么一句农民的评价。中国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废除死刑的,殷二强对此有复杂的感情,一边是对于犯罪的痛恨,一边是对被处死犯人的同情。当然,这两方面都没有影响二强从最后晚餐获得好处。二强知道工作纪律,绝对不会向任何乡下来的亲戚朋友透露一个月要处死多少犯人,他还经常训斥乡下来的人说这是“国家机密”,不该问的不要问!但身边的朋友还是注意到,每次有犯人被处死,二强都会到银行去一趟,有时还掩饰不住兴奋的表情。
然而,现在正在研究死囚菜单,准备为明天一早处死的犯人做最后晚餐的殷二强脸上却一点兴奋之情都没有,反而连他那个刚刚挨骂的农民手下都看得出来,二强脸上有淡淡的悲哀。
因为今天最后的晚餐是为明天一早就要用毒针处死的副省长王忠于准备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农民出身的殷二强知道这些浅显的道理。要不是当初身为地区书记的王忠于勇于改革,为民作主,修路铺桥,征用了自己家里的田地房子的话,他二强也不会背井离乡,混出个人样来。虽然说后来托人通过王副省长找工作是化了钱的,但这些自己不是加倍捞回来了吗?!他不明白,王副省长一步步从一个农民做到副省长这样的高位毕竟也是做了不少好事的,可是一旦被司法机关揭露,他的贪污腐败不但不能容于党纪国法,就是对他心存感激的殷二强也觉得太过分。贪污一千万,还有几百万来源不清,他农民出身的王忠于副省长不会不明白,这些钱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安徽农村来说,不知要折合成多少条农民的性命!
对王副省长犯罪的不齿是一回事,对他即将明天被处死的同情又是另外一回事。殷二强拿起“死亡菜单”,迈着沉重的步伐向死囚单间牢房走去。
面无表情的狱警帮二强打开第一道铁门,领二强向另外一道铁门走去,到了后换了个狱警,掏出另外一把钥匙,不紧不慢地开着锁。二强耐心地等着,这时他突然有个奇怪的想法,当初要见副省长送钱买工作时,一点也不比现在容易。
进入小单间后,殷二强一眼看到副省长死囚王忠于脸上还挂着泪珠,哭过的痕迹如此明显,整个脸仿佛在泪水中泡过,几乎变了形。王忠于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盯住二强,二强示意狱警出去,狱警一退出,王忠于仿佛象溺死的人见到稻草立即跳起来抓住二强的手,兴奋地压低声音:“我知道他们会派你来,告诉我是他们派你来的!”
二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没有反映过来。
“告诉我,他们派你来的!”王忠于急切得又要哭出来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搞错了,我是冤枉的,是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我是为革命和人们做过贡献的呀,有人想整我,我是冤枉的呀,你是他们派来的,对不对?对不对?我该死,因为我确实占了点小便宜; 可是我又不该死, 因为我北京没有靠山, 如果贪污我这点钱就要处死的, 那很多省份都没有副省长啦, 哎呀-----”
王忠于又哭出来。二强明白了,原来王忠于以为自己是上面派来的包青天,就象电影中那样,在犯人绑赴刑场前,突然得到平反昭雪。二强颓然坐下来,手里的菜单也掉在地上。
“这是什么?”王忠于急忙拾起来,当看到制作精美,菜式丰富,图文并茂,就好象本市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里的菜单一样的“死亡菜单”时,终于明白过来,倒坐在那里,气若游丝地说:“历史会证明一切,历史会还我清白的!!”
王忠于最后一线希望是二强带来也是二强打破的,这使得二强心里难受得想哭。王忠于是昨天被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的,之后见人就喊冤枉,哭天喊地,象个泪人儿似的。二强心里却雪一样明白,历史可能会证明王副省长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历史甚至会加上一句“判刑过重”,历史也不会忘记在适当的地方志上表扬王副省长的那些好事,可是历史却绝对不会还他王忠于副省长清白。因为他王副省长贪污受贿一千万,贪污的是中国最贫困省份,农民受苦最深的安徽省的钱,所以他根本不清白!
殷二强本来想问王副省长是否还认得自己,以及想乘机向副省长表达谢意,但看到王忠于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只是重新把王忠于丢下的死亡菜单拾起来,战战兢兢地递给王忠于。
“王副省长,你看你想吃点什么?我好好为你做,我亲自下厨!”
王忠于大概听到眼前的自由人叫自己“王副省长”吧,眼里突然闪现了一丝希望和感激,但随即在一瞥见死亡菜单后,眼神立即充满了绝望。他推开菜单,仍然带着哭腔说:“我吃不进----”
“还是吃一点吧。”二强诚恳地看着王忠于,他本来想说“吃饱了好上路”的,想想不妥,于是又改口想说“不吃对身体不好”,可话到嘴边也发现不妥,于是什么也没有说,愣在那里。王忠于大概以为这是程序,一定得点菜,为了不为难厨师,他看着殷二强,带着哭腔说:“你看着办吧,我的胃不好。”
“那我给你做三菜一汤,汤里加点健胃的药,好不好?”殷二强诚恳地建议道。
王忠于点点头,长长叹了口气,“为了革命工作,十几年如一日长期在外面酒店喝酒吃饭搞应酬,有家不能回,结果把自己的胃都搞坏了。可是,哎呀,”王忠于讲到这里打住了话题,盯着殷二强说:“你进城有五六年了吧?”
殷二强突然眼泪差一点流出来,王副省长还记得我,他在心里默默地想,借假装整理死亡菜单拼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好一会才抬起头,“六年了。”
“我从农村出来好几十年了。”王忠于把脸转向墙角的马桶,自言自语地说:“当初如果不出来,就安安心心当个农民该多好!”
二强浑身打了个冷颤,本来想对王副省长说两句感谢话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是一股莫名的失落和愤怒。当时要不是看见眼前的副省长一副可怜的样子,二强恨不得一拳头打过去。好你个王忠于,吃吃喝喝几十年,情妇都好几个,现在竟然说当初当农民就好了,你知道农民都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不过纯朴的殷二强只是一时之愤,想想王副省长明天天不亮时就要绑在床上,用毒针处死,二强的心立即软了下来,只是他不想再逗留在这里了,二强起身收拾菜单,准备离去。这时王忠于又差一点哭起来,大概知道这是他死前见到的唯一关心他的人了。“你叫什么名字?”王忠于颤巍巍的问。
“二强”,殷二强犹豫了一下,乡下人传说死人如果在死前老念着你的名字,那么死后会变成鬼回来找你。不过那是农民的说法,殷二强现在已经不是农民了,于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叫殷二强。”
“二强,你可以帮我件事吗?”王忠于假装起身的样子,小声对殷二强说:“这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女儿的电话号码,请你打个电话给她,说爸爸很想她,让她在美国好好学习,千万不要跑回来----”王忠于看到接过纸条的殷二强迅速把纸条夹进菜单里,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虽然二强知道要是以前被王副省长这么感激瞟哪怕一眼,自己非当个局长什么的,但看到现在落魄的王副省长感激的眼神,他仍然有些感动。他看着王忠于,点点头,刚想走,王忠于又开口了:“如果有可能,请你找到刘副省长,他早退休了,你到人民公园老人活动中心找他,请你告诉他老人家,我对不起他----”
王忠于话没讲完,眼泪就象开闸的洪水一样汹涌而出。殷二强幸亏已经转身离开,否则王忠于的泪水和鼻涕说不定会喷到自己身上。等狱警把铁门关上后,身后传来王忠于嚎啕大哭的声音,二强头也不回地离开第二道门,边走边想,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王副省长当初怎么入的党,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怎么就哭成这个德行?何况你也五十多岁了,虽然说贪污来的钱大部分都被国家收回了,可你毕竟把女儿送到美国去读书了。唉,加上你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好几个情妇,自己每天都在酒店花天酒地的却美其名为搞工作,人活到这个份儿上也该知足了,也该死得其所,也该死得瞑目了!
“真是的!”殷二强回到厨房时还在做思想斗争,他想要不要私自决定给王副省长最后的晚餐混进高质量的可卡英?这样就可以让王副省长保持晚节,不至于听到死就吓得屎屁尿流的,丢人现眼,哪里象个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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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胡佛大厦。
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副局长克里斯把那份文件重新抽出来,扫了一眼,就按响了桌子上一个黄色的按钮,秘书进来后,克里斯吩咐她把中国部门负责人路易请过来。秘书出去不一会儿,路易就敲门进来了。
克里斯和路易两人都是身材高大的爱尔兰后裔,都是不到五十岁的精英份子。这些年由于对华反间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所以两人接触多起来。在联邦调查局里,对华反间组本来是最小的组织,但这几年发展下来,竟然成为反间谍部门中最大的小组,路易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了。现在他到副局长办公室来请示汇报工作,一般不等副局长招手,都可以先坐下来再说,可以象他这样做的可能只有反恐情报组的头了。
克里斯把那份文件递给路易:“这文件是怎么来的?”
“电话窃听得来的。”路易接过来文件,看了一眼,解释道,“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没有什么新意。不过这是中国政府因贪污处死的少数几位副省长之一,所以我们比较重视这事件,可以留意收集围绕这件事的情报,我想中国政府确实下了决心要阻止官员的贪污腐败---”
“那没有用!”克里斯打断路易的话,“这电话窃听是谁负责翻译的?”
路易说是刚刚从台湾留学回来的新血,并补充道:“也是个爱尔兰人,小伙子很勤奋的。”
没有想到克里斯根本不关心什么爱尔兰人不爱尔兰人的,有点不耐烦地拿回文件,说:“你看看这个翻译有什么问题?怎么我听着这么别扭?到底是谁在和被处死的副省长的女儿通话?听不出来吗?”克里斯看着文件念道:“父亲很想念你,所以请务必不要马上回来----,这是什么话?我听着都糊涂。”
路易凑过来,上面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英语确实让人有糊里糊涂的感觉,他抱歉地眨眨眼,不无遗憾地说:“中国人的方块字就象他们的菜,千变万化,让人无法把握。”
克里斯显然对这个托辞感到不满,他把文件摔在桌子上:“我的天,大洋那边十三亿中国人热火朝天要在几十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龙头老大,而你们肩负着全美利坚民族对付中共特务的使命,你老兄不是告诉我,你们现在连方块字都搞不清楚吧?!”
克里斯差点把桌子上的咖啡弄泼。路易不再说话,他知道这个时候还是听比较好,克里斯本身就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既然提出问题,心中应该已经有答案了。“你们是否知道200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就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中国人口不但以千万增加,更加可怕的是那人口以百万的速度 向世界各地扩散----大家都在谈黄祸,可是你知道黄祸的表现形式有多少种吗?中文就是一种,中国人食古不化,到现在还使用方块文字,早就应该淘汰的,可是由于他们国家越来越强大,中国人越来越多,中文也有成为世界头号语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要说抓中国间谍了,先把中文解决就不错了。”
“我反复强调,要大胆使用中国人,大胆使用美籍华人。中国人有句话叫‘以夷治夷’我们应该反过来用,叫‘以华治华’,否则我们寸步难行。”停了一下,副局长缓和了语气,“我知道中国人复杂得很,可是不正是因为中国人复杂中国也复杂,我们才要利用华人来做工作吗?”
过了一会,他想起来似的,“对了,最近从反毒品科调到你们那里的大卫怎么样?上位了没有?”
“刚刚来,我觉得应该考察一段时间再-----”
“好了好了,路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小慎微的?是不是被前两年的陈文瑛案件吓怕了?那大卫可是在毒品科的时候帮我们破获重要的中国间谍案才调到你们中国科的。再说,他也在毒品科干了一年多了,不算考察吗?对,你现在就叫他进来,我想让他当面翻译一下那段对话。”
路易出去后大约二十分钟后回到克里斯办公室,手里拿着电话窃听的录音带,后面跟着进来的是大卫田。微微发胖的身体,从脸上的皮肤可以看出刚刚经历过激烈的减肥,大卫田诚惶诚恐地站在那里,并没有随着路易坐下。在克里斯招手后,他才把二分之一仍然显得有些胖的屁股轻轻放在沙发边上。
磁带被放进了数码机里,开始发声,三分钟的通话中有一分钟是一个女孩子的哭泣和一个男人的长嘘短叹,另外的对话也是充满感叹和断断续续的。对话完毕后,在大卫田的要求下,又重放了一遍。这次机器刚停,大卫田就开始了翻译。克里斯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来文件上的翻译,大卫田翻译完后,他已经点了好几次头,旁边的路易脸上也露出了放心的表情。
“据我从通话语气以及他们通话的感情语言分析,”大卫田看着连连点头的克里斯副局长,胆子大了起来,没有等吩咐,就主动谈起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通话的两个人并不认识。鉴于被枪毙的王忠于副省长不可能托外面的人帮自己向海外打电话,所以我认为这个打电话的自报自己叫二强的人大概是在监狱里工作。王忠于之所以不让女儿回去,说明他已经转移了部分钱财到海外,存放在女儿处。按照中国的法律,一般来说,造成经济损失如果可以完全弥补回来的,一般都不判死刑。所以从这点推算,这个被处死的王忠于副省长一定给那个国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两位爱尔兰高官都静静地听着,不时互相对看一眼,显然对眼前这位四十不到的华人警员比较满意。
过了一会,克里斯把文件推给中国科科长路易,路易明白是让他按照大卫田的分析重新写。他们两人要出门时,被克里斯叫住:“我看这个文件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不过,是否可以给中央情报局送一份去?”
路易表示同意。自“911”恐怖事件后,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部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开始交换情报。路易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利用中国的贪污官员作为收集情报的重要来源。象现在这个被处死的王忠于副省长,女儿在美国读书,如果那个副省长知道自己事发而提前逃跑的话,肯定会选择跑到美国。到时,为了在美国住下来不被遣返回中国受审受死,他们一般都会把知道的中国情况和盘托出。天啊,中国一个副省长知道的东西足够中央情报局那些中国情报专家私吞好几百万美金的情报经费了!路易醋意十足地想。
“就让大卫田去和他们交涉吧,让这样的年青人多熟悉情况,你看怎么样?”克里斯说。
路易说自己正有此意。克里斯看了一眼路易,知道他已经决定起用大卫田,就不再说什么,摆摆手,示意他们离开。
大卫田,也就是原来中文名字叫田海鹏的美籍华人探员,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高兴得扑扑乱跳:自己不但要在FBI中国科上位工作,而且还负责和中央情报局沟通交换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这可比原先计划的来得早很多!
第十五章 CIA间谍学校
殷二强找到心情离开监狱,到合肥市人民公园,去完成王忠于副省长临终前的第二个嘱托时已经是王副省长走上黄泉路两个多月后了。同样是副省长,二强就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就那么不同,完全是两个味道,两个情形,简直是两个世界。二强在公园一角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一群老人中东打听西询问的,最后一位老人才突然想起来似的指了指石凳子那边正在全神贯注下象棋的一个老头,爽朗地喊道:“老刘头,有人找你。”
原来这个老刘头就是已经退休了好多年的刘副省长!人就是不同,直到王忠于被枪毙的前一天,二强还在战战兢兢的叫他王副省长,可是眼前的刘副省长却被老人们叫作老刘头。二强走过去在石凳子旁边坐下,介绍了自己,老刘头只是哼了一下,接着下棋,二强只好坐在旁边看。一盘棋下完,二强赶紧请刘副省长借过一边说话,可是老刘头却嚷着:“有什么几八话不能在这里说的?!”而且说过之后就又接着下第二盘棋,只当他二强透明似的。二强看看手表,只好简单地把王忠于副省长行刑前的嘱托告诉了刘副省长,刘副省长并没有停下下棋,但却走错了好几步。听完后,刘副省长只是说:“知道了。”就不再说话,倒是旁边的老者们长嘘短叹了好一会,直到二强离开老人活动中心,老人们才恢复到正常的日常活动中去。二强松了口气,心情也轻松了,农民殷二强终于完成了副省长王忠于临死前的嘱托,于是他的步伐也显得轻松快捷了很多。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旁边快步走过来,二强躲闪不及,差一点被撞倒。
“长眼睛没有?”二强边揉被撞疼的手臂,边训斥道。
那的影子并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让开道,二强看那人三四十岁的模样,一身西装笔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二强想避开,赶回去做饭,这时,那人开口了:“你叫殷二强?”
二强吃惊地看着那个象影子一样突然闪出来差点撞倒自己的人,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二强现在是城里人,城里人是可以靠脸上的表情说话的。二强现在脸上就作出了城市人通常表达惊奇和不解的表情。二强当初进城时最感到困扰的就是城里人的面部表情,和乡下人那混和着汗水和黄土色,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脸部表情不同的是,城里人的表情如此丰富多彩,莫衷一是。更让他不解的是,城里人的面部表情并不一定反映他们的真实感情,所以这些年二强虽然已经把自己搞得差不多一个城市人了,可是一置身城市人之间,就仿佛进入了化妆舞会,分不清哪个是那个了。
那个能叫出自己名字的影子潇洒地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本,幽雅地晃了一下。那小本子经过二强眼前时,张开了一下,随即又合上,不过这一张一合已经让熟悉警徽的二强注意到那是警察之类的证件。
“我是国家安全部的,可以和你谈一下吗?”
二强后来才想起来为什么那天影子显示证件的动作看起来那么熟悉,原来美国电影中联邦调查局密探都是这样做的。二强跟着那个影子坐到公园一边的凳子上。
“有什么事吗?我怎么了?”二强第一次真正接触国家安全部的特工,要说紧张也谈不上,他们都是抓间谍的,那和殷二强的世界相差太远。就是合肥最大的监狱,也好多年没有招待过间谍了。
“只是想向你了解一点情况。”那影子人说。
殷二强看看手表,有点不耐烦。那影子人可能也注意到了这点,好象提醒他似的,说:“你知道替死囚犯传递消息是违法的吗?另外,你还替他向国外打电话。我想如果有指标,你转为正式民警也是有可能的,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犯了多严重的错误吧?”
二强头上突然冒出了冷汗,脸色象土一样,变得腊黄,他结结巴巴地说:“同志,我真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是为了报恩-----”
“算了,这事你知道错就行了,我想我们也不会追究的。今天来是想向你了解刘副省长的一些情况的。”
“刘副省长?”
“对,就是你刚才传话的退休的刘副省长。”影子人这时眼睛看着老年活动中心的方向。“你在合肥工作好几年了,应该知道一些刘副省长的事吧,特别是刘副省长和王忠于的关系。”
“那些事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时二强脑袋里涌现一丝怀疑,这档子事不是谁都知道的吗?用得着国家安全部特工来调查?还是穿这么高质量西装的特工。不过这怀疑只是一闪即失。
接下来的十分钟,在影子的追问下,二强把自己知道的两位副省长的故事都讲了出来。原来王忠于在做副省长之前虽然就开始贪污并且包养二奶,但工作上是一点也没有马虎。事实上他在被提到省城工作以前,工作一直是突出的。当时省里负责人之一刘副省长就很欣赏年青有为的王忠于,不久在刘副省长的竭力推荐下,经过组织的考察,王忠于接替了退休的刘副省长。可是王忠于升为副省长后,就慢慢和退休下来的刘副省长疏远了。好在这刘副省长也是个痛快人,一退到底,不久就调整心态,混迹于人民公园这群老人之中,每天打牌下棋聊天,不亦乐乎。本来两人应该是相安无事的,但是三年前,刘副省长突然心脏病复发,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可却是暂时的,医生说如果不尽快实行换心脏手术,刘副省长就活不长了。
换心脏手术是属于高风险的手术,国内虽然成功过,但是考虑到刘副省长的年纪比较大,专家建议转到香港或者西方国家做手术,这样手术成功的保险系数较高。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最便宜的方法是到香港接受手术治疗,但最低费用也要60万人民币。由于换心脏手术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疗手术,风险和费用都很高,所以就算刘副省长是副省长级别,国家医疗保险部门也无法负担这笔费用,如果需要特批的话,得主管副省长写报告,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 。当时主管的副省长是王忠于,刘副省长找到王忠于,要求王忠于副省长写报告。事情就出在这里,谁都知道王忠于是刘副省长提拔的,自然会极积帮忙吧。
可是王忠于拒绝了,他并且在公开场合作了解释,说明自己不是无情,只不过目前安徽省农民都完全没有纳于国家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范围,加上几十万下岗工人的失业补助都没着落,各项社会保险费用也一直因为没钱而拖欠着。虽然刘副省长享受的是本省最高的医疗保险待遇,但是换心手术是不包括在保险之内的,六十万对于贫苦的地方更是个天文数字,不知道可以挽救多少因贫困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安徽农民小孩子。当时,王忠于在说到农民小孩子的境况以及自己无法为提拔自己的刘副省长开这个方便之门时,曾几度声音哽咽,听说,当时在场有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青女记者听着听着竟然都被感动得放声大哭起来。
影子听到这里也连连点头,二强受到鼓励似地接着说。
那刘副省长听到王忠于的话自然也无话可说,只可怜他老人家一生奉献,两袖清风,回家后把自己的存折全拿出来,加上东借西凑也不到二十万,加上早年他把一些积蓄用作送儿子到美国留学了。那刘副省长当时好象已经放弃了,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
影子插话问道:“他儿子叫刘明伟?”
二强说,对,好象是这个名字。他儿子去见了王副省长,问明情况后,狠狠瞪了王忠于几眼,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后来的说法就千奇百怪了,有人说他儿子自己在美国政府工作,工资很高,写了张支票给父亲,算是回来报答父亲当初出钱让自己留学的恩情。还有人说,刘明伟在美国政府工作,早知道王忠于有个女儿在美国留学,还在读书其间就已经在洛杉叽用现金购买了豪宅。刘明伟后来提醒了王忠于一下,那王忠于几乎吓破了胆子,就立即自己掏腰包暗中资助刘副省长到香港做了换心手术。所以有人说,刘副省长从香港康复回来后,指着自己的心脏开玩笑地说,我这颗心呀,不清不楚的!
二强觉得好笑,就先笑起来,待看到影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这些东西有什么好调查的?这样想时,影子开口了:“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二强想了一下,点点头:“还有一个是我听政府部门的人说的,说那儿子相当了不起,在北京认识什么人,他当时瞪了几眼王忠于后,就愤愤地离开了。出到政府大楼外,他就站在那里,潇洒地拿出一个美国的手机,拨了个电话号码。政府大楼的门卫后来说,电话是打到01字头的北京的。就这个电话,”二强假装神秘的样子,“一切都搞定了!刘副省长后来是用专机送到香港接受手术治疗的。你说,这儿子刘明伟可真行,他认识什么人,还是什么单位呢?”
看到影子一副沉思的样子,二强也停下来,并且也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想一下,几乎是同时,他们两人都想到了“国家安全部”这几个字。
影子作为刘明伟的老同学,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他最大的靠山,他们祖宗八代就出了这么一个副省长。而王忠于是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给刘副省长治病的,越是贪官越在这方面小气。最重要的是,刘明伟的工资虽然不低,但是听说留学时借的钱刚刚才还清不久,没有可能拿那么多钱给父亲治病。而且那专用飞机又是怎么回事?刘明伟的那个电话只有一个可能,是打给国家安全部的某个人-----想到这里,影子出了一头冷汗------
殷二强也突然想到“国家安全部”,不过他想的是,这些说法有什么需要国家安全部的特工来打听的?安徽不是有国家安全厅吗?再说刘副省长不是在那边下棋吗?为什么不直接找他?-----想到这里二强觉得应该再看清楚一下来人的证件,不过等他下决心后抬头时才发现,那个影子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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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弗吉利亚州高新科技园。
这个科技园虽然已经开发十年了,但是还有些地区是建筑工地,好在路倒是很畅通。大卫田把车转进科技园后总会放慢速度,欣赏那一座座新式的四五层办公楼或者高科技厂房,以及空地上的建筑脚手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让他想起了好几年没有回去的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田海鹏在广州创业时,那里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和脚手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后来来到美国,惊奇于美国到处都整整齐齐的同时,也觉得失落了什么。前不久,开始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每月为中国情报分析培训班上课两次,于是来到科技园,并几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和自己的感觉。
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是中央情报局首间综合情报分析培训中心,设立于2003年5月。大卫田从车窗看出去,已经可以看到那栋五层楼的建筑,这建筑外表看来和旁边的楼房没有什么区别,外墙还有新楼房的色泽,茶色玻璃也一尘不染。不过这栋楼的造价却是它旁边的楼房造价的20倍,总造价达3亿美元。
拐了两个弯,大卫田已经在车库门口了,他停下车,掏出磁卡,轻轻在门柱上划了一下,然后自若地等着自动门打开。大约不到三十秒,门慢慢打开了,大卫田轻轻踩下油门,车向车库滑进去。如果不是乐在其中的话,正常人一定会呕吐的,刚刚那三十秒里,大卫田的脉搏、体温、气味、简历等档案资料至少出现在三个电脑屏幕上被人盯着看。这里是世界上保安最严密的地方,整个大楼是使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仅仅外墙就隐藏着六十三个最精密的照相机,另外还有无数体温探测,危险物件和化学气体探测设备。
肯特情报分析学校位于本楼的二楼,大卫田进入电梯,按了2字。他知道,这一按,指纹分析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身份。记得以前第一次来这里时相当紧张,当时按电梯的手指头由于颤动,使得指纹读取出现问题,被困在电梯里十几分钟。大卫田在去年调到FBI中国科工作后,开始负责和CIA的接触,后来他经常和CIA的情报分析专家东扯西拉,当然经常是鸡对鸭讲,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在这些争论之时,有一个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专家弗朗巴克注意到了他。弗朗后来成为肯特情报分析学校第一任校长后,诚邀大卫田作为情报学校中国情报分析培训班的特邀教师。大卫田激动地把这个消息秘密报回中国,从那以后,老同学就经常秘密传递一些“教材”给大卫田,让他在肯特情报分析学校独树一帜,很快占稳了脚根。中国情报分析培训班两年才有一次,为期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大卫田每月来学校两次,他的课程主要是讨论性质的,拿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的对华情报分析例子进行讨论。
电梯门打开后,大卫田整理了一下领子,轻松地走出电梯。今天没有看到几个保安,不过他知道,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身边的墙壁上处处是照相机,处处是液体、体温等高科技探测器,在这里走廊上不小心放一个屁,在一楼保安室里电脑屏幕前都会有好几个大鼻子的化学气味分析专家在那里分析你屁里的成分和数据。
中央情报局人员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你整天在华盛顿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包括局长和一批行政官员。他们一会出入白宫,为总统出谋划策,一会又出现在国会听政会上,当然,最多的场合是他们到处做工作企求增加情报经费。这些人主管着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国会的沟通和联系。他们上新闻的频率很高,不过不幸的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上新闻一般都是意味着哪里出了差错。
另外一部分人,叫做特务、情报员或间谍。他们为数大概有成千上万,具体的数字连CIA局长可能也搞不清楚,因为有些很可能是“编造”出来,为了领取经费的死人。这些特务散布很广,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可是你却绝对在电视上看不到他们。想看他们,就只有在电影上看,不过那大多是好来坞电影塑造出来的。这些人有些属于中央情报局正式编制的,有些则是他们这些正式编制人员在世界各地收买、发展的间谍。他们的任务是每年化掉300亿美元的情报经费,同时把世界各个角落的政府、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举止,思想状况等等收集回来,送回到中央情报局的弗吉利亚总部兰利。当然,那些花天酒地的间谍们从世界各地送回来的情报信息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垃圾。只是他们才不理这些,因为花了钱总得送点东西回来,至于如何从成吨成吨的信息中分出垃圾和精华的工作就是第三种人了。
中央情报局肯特情报分析学校就是培养这第三种人的,他们叫做情报分析专家。他们一般不参与在世界各地策划组织收集情报的活动,无法贪污情报经费的他们自然只能靠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同样要想熬到组长、副局长甚至某一天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那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他们没有机会上电视新闻,更加不是好来坞导演们青睐的角色,由于长期对着大量的信息埋头阅读,又因为保密原因不得不独立工作,这些情报分析专家一般干不了几年几乎都有痔疮和口臭的毛病。对于他们,能够过一两年到这个情报分析学校进修一下,无疑是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哪怕是上课,他们也喜欢端着咖啡,吊儿郎当的站在那里,动不动就争论不休,抬杆钻牛角尖,有时让你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想掐死他们。
但是,大卫田知道,他们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也许是最有权力的团体之一。他们每天编写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报纸”----《总统每日简报》,提供给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国防部长、副总统等十二位最高权利者每天阅读。《总统每日简报》每天只印刷二十一份,每份平均七页,附件包括照片不超过三页,不过这东西每份造价平均三百二十万美元!
大卫现在已经站在他们中间,清一色的白人,不过好在由于长期坐办公室,这些白人不是有点驼背,就是身体发育不均匀,这让目前已经减肥成功的大卫田感觉舒服些。
“上次我们讲了从中国获得情报的几个来源,以及针对这不同来源得来的情报采取有区别的情报分析方法。”大卫田知道要想等他们安静下来再讲话的话,那可能要等到太阳偏西,于是清了清嗓子,对着二十几位中国情报分析人员开始讲话。“这里先让我们复习一下上次讲课的重点。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情报机关和情报人员每天都会向我们办公桌上堆放成堆的文件、报告以及各类信息、消息等原始材料。所以说,现在不是担心没有消息,没有来源,而是担心消息太多了。我们的任务是分别出哪些才是我们需要的情报,哪些才是真实的信息。”
十一个男人和十个女人渐渐安静下来。这里除了基本训练有常设老师外,很多科目都是临时聘请华盛顿各行各业的精英专家来授课或者主持讨论的。其中被邀请最多的是华盛顿的各个智库,例如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大西洋委员会等。大卫田被邀请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也是从一开始就被杨文峰设计好了的。当初决定打入FBI而不是CIA时田海鹏一度有些疑惑,后来杨文峰告诉他,以目前情况下打入CIA 卧底是不可能的,在那个地方半路移民的华人象田海鹏根本不可能有人敢用。就算是打入FBI,田海鹏也是在出卖小江西,并且坐了一年多冷板凳之后才被重用。而进入FBI后再接近CIA就相对容易很多,因为自“911”恐怖事件后,两单已经加强沟通和情报交换。在接触CIA的过程中,田海鹏开始很久一段时间都没有信心,于是他每次都背熟那边秘密传过来的“议论”、“高见”,然后大胆地和CIA人员接触。很快他的“议论”就受到重视,不久就被专门请去发表高论了。现在讲课,他虽然还是主要靠那边传过来的“教材”照本宣科,但有很多时候,也开始穿插自己的见解,毕竟自己也是学习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田海鹏越来越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们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进行讨论,我希望大家提供例子来讨论。当然,请不要拿太敏感的例子来说。”大卫田表面平静地讲,心里可不平静,眼前这些情报分析人员比任何一位特工间谍都知道更加多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大卫田喜欢这个学校以现实中的失败和成功的例子为教学主轴的教学方法,他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想要的东西。虽然无论是校长还是他自己本人都事先向学生们强调了不要拿最近的例子做分析,可是这些单独工作寂寞了这么久的分析专家们又哪里会错过这个显示自己无所不知的机会?
“我先发问,大家自由回答,不必举手。”大卫田说:“先说说最大量的情报来源----各种文件。”
“我来说吧。”站在中间的一个胖白人把咖啡放下来,大卫田记得他是个博士,中文阅读能力很强,但开口能力差。“来自中国的各种文件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情报来源,这些文件获得方式各种各样,有靠收买中共官员,有自动送上门,还有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当然也有从中间人手里买过来的。这些文件性质的情报一经鉴别真伪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可靠,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确实太多文件了,动不动就标上绝密,以致有段时间我们的情报员不得不对中国政府内部想出卖文件的人说‘兄弟,你们出卖文件的人太多了,你们的文件数量也多得让人怀疑,降点价吧!’”
大家听到这里都笑起来,胖博士很得意:“告诉你们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由于中国大陆的文件太多,过来联系我们想出卖文件的人也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局里有人怀疑,是不是北京政府在耍弄我们呀?也许在他们发现随便搞几行方块中文字,然后打上绝密件的字样就可以卖个上万美金之后,他们政府在暗暗印刷文件出卖吧。哈哈----”胖博士还没有讲完就先笑起来,“你们难道没有发现,中国政府印刷文件比印刷钞票还赚钱?”
“接着说吧。”大卫田提醒胖博士,不想自己的课堂被笑话和幽默淹没。
“正如田先生上次所讲,在分析这些文件情报时也有陷井,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文件虽然都标识绝密、机密,但很多却仅仅是官方华而不实的宣传和希望,根本不反应中国的现实,有些甚至并不代表中国领导人的意思,这成为他们那种体制下的怪胎。如果把这样的文件报给总统,是会铸成大错的。”
“不错!”大卫田肯定了胖博士,又等另外几位补充了几点后,他说:“文件作为情报确实有可靠的一面,毕竟是白纸黑字,就算中国政府经常口是心非,但虚假的东西搞久了,也会时时漏出一些真实的玩艺,我还是觉得文件这种情报在未来是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重要的决定,不一定形成文件,或者那文件阅读范围极其小,根本无法得到。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总结的情报来源,就是根据中国官员或者其他人士口头消息整理出来的情报。谁来说说?
坐在前排的女情报分析员倾了倾身子,“由于中美人员交流增加,我们获得的这种情报越来越多,可是我总觉得很困惑,我觉得中国人很不可信。”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大卫田也笑了,还笑得特自然。他清了清喉咙,大家听到后,笑声渐渐平息,“如果他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我们直接打印出来上报就行了,还要我们这些情报分析员干什么?”
那女情报分析员脸红了红,接着说:“我真觉得中国人特别复杂,前些年我们中央情报局不是没有教训的。那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那个政权镇压异议人士到了疯狂的地步,我们中央情报局当时见到有反对中国政府的中国人,就急急忙忙拿一包钱去资助他们,可是一转眼,也许就在第二天,这些满嘴反对中国政府贪污,要求民主的中国人就用我们的钱买起了好车好房,真是让人失望得很。”
“我们目前利用的中国线人很多都是经济有问题的,就是中国政府所说的贪污犯罪份子。”另外一个沉稳的男人说:“但是他们总是故意歪曲一些事实,让我们糊里糊涂的。”
“这是个问题。”大卫田说:“其实在所多情报来源中,人力情报是最不受信任的。前线或者敌人后方的情报人员总有夸大事实的倾向,对于他们来说,那也许是和经费挂钩的。例如一个中国逃亡出来的贪污犯会把中国政府描述得十分可恶,这样在显得他们没有错的同时也可以得到我们更加的重视,给予更加多的经费。可是这也是需要我们这些情报分析人员的主要目的呀,不是吗?”
“我补充一句。”那个沉稳的情报分析员说。“虽然现在国家安全局和五角大楼的技术情报越来越重要,他们获得所有情报的百分之四十五,我们单单靠秘密人力情报收集的情报才占20%(另外的则是公开的情报分析),并且大家都吃过假情报的苦头,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人力情报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失败也主要在人力情报的失败上。”
“讲得非常好!”大卫田提高嗓子,“我们有精密的间谍卫星和最先进的窃听电子拦截装备,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想调兵遣将的话,都别想瞒住我们的耳目。通过技术情报,我们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有些什么人在干什么,拥有什么样的武器。具体说到中国,我们知道他们的几乎每一种武器装备,通过分析比较,我们还知道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台湾所拥有的,更别说和我们美国相比了。那么谁可以告诉我,既然这样,我们还需要秘密人力情报干什么?”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情报分析员开口了:“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武器装备是没错,可是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控制这些武器装备的那些人的脑袋在想什么。”
“很好!”大卫田拍了一下桌子,其实大卫自己早知道眼前的人都是情报界的精英,藏龙卧虎的,到这里能当老师并不说明你就博学或者知道的比学生多,而是因为你在某方面有特长而已。大卫田欣赏地看着那个老者,眼睛盯住他胸前挂的蓝色名牌,“您的话非常发人深思,请允许我借题发挥一下。对于中国,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手中的武器都落后美国至少二十五年以上,这是卫星照片和电子拦截技术获得的情报每天都在告诉我们的事实。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情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算我们美国支持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政府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搞军事冒险?因为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拿美国二十五年前的武器来对抗美国和台湾,无异于是以卵击石。”
停了一下,喝了口咖啡,大卫田又说:“我想各位比我清楚,那样的结论是致命的,因为掌握中国那落后我们二十五年武器的那些脑袋并不象我们的脑袋一样运作。在中国大陆,涉及到民族尊严和民族主权,他们相信任何玩艺都无法战胜他们的脑袋!他们现在仍然时不时在宣扬‘小米加步枪,打败美帝和老蒋’----- 这就是我觉得刚刚的先生发言很好的原因。作为一名情报分析人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一条座右铭:不但要知道他们口袋里有什么武器,还要了解他们脑袋里是怎么想使用这个武器的!想知道人家有什么武器那可以靠金属探测器,至于想知道人家脑袋里想什么,就不是拍一个脑电图就能知道的问题,这就需要人力情报了。”
大卫田停下来,喝了口咖啡,并没有看台下,不过显然下面的学员又再次被这位老师吸引住了。大卫田不觉对杨文峰佩服起来,那小子是从那里得到这些玩艺的,搞得我讲出来倒象个真正的情报分析专家一样。他看了看时间,心想,该转移话题,该是我向你们学东西的时候了。他说:“1998年印度核子试验成功,让我们大吃一惊,其实当时我们只要发展印度军方一个少校级别的军人作为情报员,就不会措手不及了,这里更加不要提‘911’恐怖事件。我们以为那些躲在耗子洞里拿几条破冲锋枪的恐怖份子不足为虑,显然我们忘记了他们最利害的武器是他们那狂热的脑袋。还有,我们在伊拉克武器问题上的困扰。那么,这里谁可以举我们这些年在中国问题上的情报成功和失败来说明分析人力获得情报的重要性?”
这个问题一出,大卫田就发现几乎每个学生的嘴巴都急着想吐出点什么。好家伙,我得慢慢消化才行!大卫田这样想着,舒服的坐下来,把脚翘到讲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