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媒体的各种言说中，不少人会选择诉诸历史（当然还有诉诸外来和尚或其他权威的，有时还搅在一起）。借古讽今也
好，影射史学也罢，这确为不争的事实。比如《南方都市报》，就专辟了一个《历史评论》版，对时事热点从历史角度予以解读。类似的还有很多，有心的读者自可
留意。在此过程中，选择哪些史实来进行言说，就很耐人寻味了。比如今年的各种纪念史学中，不少媒体把目光瞄向了二次革命爆发的1913年，毕竟逢百年，算
大庆。所以宋教仁遇刺案，以及民国的歧路等话题就很热闹。而对其他一些逢十逢百的年份，比如此前十年，即1903年的苏报案及相关问题，则似较少注意。
倒是凤凰网2011年推出的一个专题，值得注意。当时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他们策划制作了一套颇为别致的清
末十年特刊《穿越报》。其第三期尤为有趣，总题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为革命造谣言”，结合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对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之前因后果及
相关话题，进行了比较通俗简明的介绍。比如指出清政府在苏报案上说不上搞文字狱，反倒是号称英雄的章士钊、章太炎等人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且不说他们的大
部分推翻政府的言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可以算得上是犯罪，就是为宣传革命而捏造消息甚至伪造“上谕”，亦更成问题。多年以后，作为当事人的章士钊回忆说：登
载《严拿留学生密谕》后，清廷谴责为捏造，《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抄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
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凤凰网标题中的“我为革命造谣言”，脱胎于此。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新闻人这样做只是偶一为之。“我为革命造谣言”的活动，辛亥革命前后还在不断上演。比如武
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发表的很多消息，说什么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外国友邦乐观支持等，就并非事实，而是为了鼓舞人心而刻意编造出来的“谣言”。当时在
伦敦的章士钊再度大显身手，笔杆儿一摇，就向国内发回不少这样的不实信息。类似的情况，在有名的《新青年》杂志上也上演过，而且是“双簧”。
当时陈独秀等发起文学革命，反响寂寥，他又“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怎么办？好比做戏，得有“反角”，只
好自己撰文反对自己了，何况，使反对言论于己有利的最好办法就是由自己冒名提供反对言论。于是，钱玄同炮制出一封王敬轩来信，刘半农则以编者身份奉答。两
信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载于1918年3月的《新青年》。即便如此，也没有引来预期的“反响”。戏还得演下去。6月，刊出一封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
者”的读者来信，作答的陈独秀似乎不知“妄人”王敬轩的来历，但他应知道“崇拜王敬轩者”乃何许人：全信仅两行字，却有三处（浮一大白、崇论宏议、自由讨
论学理）为其本人的习用语！7月，钱玄同借批“戴主一来信”（系伪造）来“驳王敬轩君来信之反动”，称“本志易卜生号之通信栏中，有独秀君答某君之语，请
足下看看，便可知道半农君答王敬轩君如此措词的缘故。来书中如‘胡言乱语’、‘狂妄’、‘肆无忌惮’、‘颜之厚矣’诸语，是否不算骂人？”躲在黑暗中骂自
己，然后对公众说是别人在骂他，并对这种无耻的詈骂感到强烈的义愤，以致回骂起来理直气壮——这也算一种奇观了。
为此感到不安的胡适，在给好友任鸿隽的信中透露了“王敬轩来信”的内幕。后者很吃惊，不敢相信：一是“君等无
暇作此”，更重要的是“为保《新青年》信用计，亦不宜出此”。陈衡哲说，“此为对外军略，似亦无妨”。任鸿隽以为不然：假如“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
伪造者，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又君等文字之价值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途危者也”。可惜，如任鸿隽这样的清醒者太少。更
多的人，倒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我为革命造谣言”、“我为革命演双簧”的不归路……中国新闻人百年前的这种选择，可谓流毒匪浅。诚如一位网友留言所说：这
个观察，到如今还适用吗？不妨清夜扪心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