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狗屁名媛，章含之的丑恶嘴脸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女儿，乔冠华的老婆，洪晃的娘，毛主席的英文老师。前一阵《往事并不如烟》大卖。她一直标榜自己和前夫决裂是因为前夫有了外遇，但
是真相是她有外遇在先。另，其实章家在文革时期基本没有收到什么不好的待遇，现在倒也跟着哭诉血泪史，这个和刚解放的时候地主哭诉黑社会血泪史一样，值得
批判。
前夫叫做洪君彦，浙江慈溪人，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198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任
访问学者。1986年转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学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1988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于
香港。这篇文章摘自《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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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
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停稿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停稿启事所说的。我说：“《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
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求我撤稿时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
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
之年做点他随心的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们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似有骨鲠在喉之感。”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
留一些史料给后人；那么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
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
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
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
“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
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
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
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
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
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
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
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
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
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简·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
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
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
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
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
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
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
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
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地已是福分了。
抄出毛主席亲笔信
……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
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经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小将们究竟批我什么罪状。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老混
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
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
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
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车上迎风站着，脑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刚才红卫兵对老人的凶神恶煞，心中十分悲愤。我回到北大
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
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
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
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
“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女儿大哭 章冷言嘲讽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
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
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
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
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
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
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
的态度变了。
第三者出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
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
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
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
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
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
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
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
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
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
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
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
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
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
得悉章不忠 放弃自杀念头
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
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
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
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
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
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
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纱、新
郎穿西服打领带，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
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
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
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
么回事？
手提包揭秘 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
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
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
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
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
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
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
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
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
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
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
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
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
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
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
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
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
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
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
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
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
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离婚迫在眉睫
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
作。据说章自进入外交部后，从来不愿提她的丈夫是谁。即使同事间闲谈家常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也只说有个女儿叫妞妞，至于丈夫的名字她始终不愿说。但我的
同学却知道，她的丈夫是谁。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心想：这回准是她又爱上乔冠华了。以我的亲身经历，不难想象她是如何取
悦乔部长的。
章提出离婚 未提毛主席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
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
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
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
分惊讶。
既然离婚的事已成定局，那如何向年迈的岳父、向年幼的女儿交代？我想：老人家绝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局；而我最担心的还是离婚对妞妞的影响。女儿那年才十一
岁，小学尚未毕业，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突然一个家散了，孩子能接受得了吗？要跟她讲清楚我们离婚的前因后果，如何启齿？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先办好离
婚，等待时机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实那时关于如何安排女儿，章早有打算。她通过一定关系取得了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名额。如此等女儿一走，她和乔冠
华结婚时就少了一层阻力。关于女儿对章乔之恋的态度，在《红色资本》（2003年3月号）栏目《红门后代》中有记载：对章含之和乔冠华轰动一时的那段忘年
之恋，洪晃的见解是“尊重但不接受”。女儿的这种反应，章早有预感。
在办离婚前半年，当我得知她要送女儿到美国读书的计划后（那时妞妞并不知情），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带到上海探亲。妞妞出生后一直在外公家生活，从未
见过上海的亲戚。她周岁时上海的祖父、祖母来京看孙女，她毫无印象。我希望她赴美前见见洪家的伯父、叔父、大姑、小姑以及众多的堂兄妹、表兄妹。同时，女
儿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国。我无法留住她，就格外珍惜与她共处的时光，我带她去上海度假是我们父女相聚的好机会。到上海后我们住在我大姐家，大姐特别疼爱这
个侄女，除了每天准备好菜招待外，还要照顾妞妞，替妞妞洗澡。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在上海逗留十天，其间我还带妞妞和大哥的女儿小妹一起去无
锡、苏州游玩。那短短的十天，我从女儿的欢笑声中感到无比欣慰。
上海之行也聊以弥补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内疚和遗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伟提到：“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