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狗屁名媛，章含之的醜惡嘴臉
章含之是章士釗的女兒，喬冠華的老婆，洪晃的娘，毛主席的英文老師。前一陣《往事並不如煙》大賣。她一直標榜自己和前夫決裂是因為前夫有了外遇，但
是真相是她有外遇在先。另，其實章家在文革時期基本沒有收到什麼不好的待遇，現在倒也跟着哭訴血淚史，這個和剛解放的時候地主哭訴黑社會血淚史一樣，值得
批判。
前夫叫做洪君彥，浙江慈谿人，經濟學者，美國問題研究學者，長期在北京大學任教。1980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和東亞研究所任
訪問學者。1986年轉美國密西根大學任經濟學系和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任訪問學者。1988年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系主任。1993年退休，現定居於
香港。這篇文章摘自《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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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2月23日，香港《明報》世紀版開始連載我的回憶文章《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於2月25日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
斬，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停稿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報》刊登的停稿啟事所說的。我說：“《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一
文全部是我的親身經歷，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實寫照。今應女兒洪晃的請求，續稿暫停。”
女兒求我撤稿時說，當時她母親病重住院，怕該文章影響她的病情，要我暫停。並說：“爸，你乾脆多寫點以後出本書。”所以女兒的本意絕不是剝奪我的話語權，而是發表文章的時機不對，所以建議我緩一緩，往後推。
至於停稿後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給女兒的信中也講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還能有幾年在世？趁我記憶力還未完全衰退，還歷史本來面
目。我們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點史料給後人參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兒，爸是愛你的，絕不會做出損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請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讓爸爸有生
之年做點他隨心的事。文章沒登完便夭折了，親友們問起我，我總有點不快，似有骨鯁在喉之感。”
既然女兒已經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決心不再啞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幾十年的不白之冤，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倖存者的身份，
留一些史料給後人；那麼我必須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進行修改、補充，以較完整的面貌呈獻在讀者面前。期望以此行動對讀者、親友以及我自己作一個交代。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從相知、相戀、相伴到離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與她的婚姻於“文革”期間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瘋狂的年代，在這十年間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顛沛流離？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災難深重的歲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寫文章、出書或接受訪問，凡提到她和我離婚那一段往事，總說是毛澤東主席叫她離婚的。她說毛主席批評她沒出息，是這樣對她說的：
“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
解放自己？”我當時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話說我們離婚的事，真是聞所未聞。這一筆真是非同小可，從此陷我於不義。一些不認識、不了解我的讀者均視我為人
所不齒的負心漢。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導致我們離婚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給男方，並把自己在“文革”一開始就紅杏出牆的事實全掩蓋了。
自1993年起，不時有燕京大學的老同學把章含之文章中有關和我離婚的段落複印後郵寄或傳真給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對離婚一事顛倒黑白的說
法。我忍不住對女兒說：“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訴你媽媽，她寫她和喬冠華的忘年戀怎麼寫都可以，與我無關。但為什麼把離婚的事實真相顛倒了？”洪晃說：
“爸，你也可以寫一篇《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當時我之所以沒寫，基於兩個原因：一是我實在不願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儘管知情者均為我鳴不平，
要我寫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沒提筆。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兒說醫院已發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舊時夫妻一場就作罷了。
但是，此後章不斷出書、上電視、出訪談錄，凡談到我們離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複她定的調子。有時還說得更離譜，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
有甚者，還有人推波助瀾，以訛傳訛。有個別毫無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為藍本，抄襲、編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嘔的情節，故事愈編愈荒唐，極
盡造謠、誹謗、醜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結果卻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潑，在我身上加踩幾腳。
此外，章善於利用傳媒為自己造勢。更善於借不知內情的青年記者或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口來歪曲事實。如今年3月上海某雜誌的一篇有關章含之的訪問稿中就有兩處
不實的文字。該文作者說：“她（指洪晃）並不知道父母離婚的實情是因為爸爸有了外遇。”請章含之捫心自問：她和我離婚的實情究竟是什麼？訪問稿中還有一段
文字更加荒誕：“洪晃一個人躺在床上哭……媽媽問：‘你為什麼哭？’洪晃說：‘因為你和爸爸離婚了。’媽媽說：‘別胡思亂想了，媽媽沒有錯，毛主席、周總
理都是同意我們離婚的。’”章對女兒說媽媽沒有錯，她這樣說不覺得虧心嗎？而且章一向說是毛主席叫她離婚的，現在把周總理也拉進去了。
近日，在香港鳳凰衛視一個短短五分鐘的節目中，竟然聽到主持人說：“毛主席鼓勵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離了婚，她的人生就更傳奇了。”節目播出的
當晚及隨後幾天我接到許多電話。一位知情者說：“主持人如此評價所謂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見她太不了解章某過去的種種。”
其實，與章含之
離婚之後，我從不談論離婚的事，也不願談離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續十幾年，不厭其煩地講述她奉命離婚的故事，來掩蓋她和我離婚的實情。其
目的無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裝扮成純潔無瑕的“簡·愛”式人物，強調章喬戀如初戀般純情，而章喬的結合更是千載難逢的曠世奇緣。我在章所散布的輿論籠罩
下，感到很壓抑。每次從報刊雜誌或電視上看到章含之說毛主席叫她離婚，心裡感到很委屈，無法釋懷。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幾年。知道洪章離婚真相的同學和親友大有人在，他們通通為我抱不平。他們催促我說：“謊言重複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
事情講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遊，一位敬重我的學生對我說：“洪老師，你一定要寫出事情真相，你寫了對我們學生也是個交代。”
還有一位晚輩，她從法國巴黎來信說：“洪伯伯，幾年前我讀了章含之的《十年風雨情》，讀到與你有關的章節為你感到不平！我雖是晚輩但對你過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啞忍下去，那謊言便成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過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憶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時仍然徹夜輾轉難眠，有時會從噩夢中驚醒。好幾次想擲筆作罷。但是，我有責任還歷
史的本來面目。到底誰是婚變的始作俑者？到底誰是婚變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隱瞞地寫出事情真相，才能給所有關心、愛護我的人一個交代。
“文革”帶來災難
談到我的離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浩劫。我的家變是在“文革”中發生的。由於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變的雙重磨難，所以印象特別深刻、恐怖，至今心有餘悸。
記得自“文革”開始，我被“冠上”“黑幫”的稱號起，至1968年8月進“牛棚”前，這兩年間我挨的批鬥有數十次之多，有時一天兩三場，就像耍猴戲一樣。
每次批鬥必然坐“噴氣式”，必然挨拳打腳踢，有時還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臨從天而降的災難，簡直是惶惶不可終日。後來，一次紅衛兵在北大
五四廣場批鬥北大校長、黨委書記，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見到所謂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黑壓壓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我稍為放寬了心。但是心裡卻在嘀咕，為什麼把這麼多好人都當做階級敵人來批鬥？為什麼連我這個青年講師也不放過？
抄家連累岳父
此後厄運接踵而至，先是剃陰陽頭，後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園裡遇到一位也在受審查的校領導，兩個人匆匆打了個招呼。冷不防幾個紅衛兵衝過
來把兩人團團圍住，說我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們兩人都剃了陰陽頭。紅衛兵還勒令我們不准理髮。按一般人的理解，當時被剃陰陽頭
的都是罪大惡極的“地、富、反、壞、右”。如今自己頭上剃得一塊黑一塊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壞人”。誰見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頓、打一頓。連七八歲的
小孩都會向你扔石頭。這種侮辱給我的心理壓力太大了。我覺得沒臉見人，一直戴着帽子。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後有個棲身之地已是福分了。
抄出毛主席親筆信
……紅衛兵要抄章士釗的家。頓時我的腦袋轟的一下，像要裂開似的。那年章老已經85歲高齡，怎禁得住紅衛兵的折磨？我懷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紅衛
兵先批鬥我，那時我已經完全麻木了，根本聽不清小將們究竟批我什麼罪狀。我就像一根木頭呆呆地彎腰站着，腦中一片空白。緊接着紅衛兵對着章老嚎叫：“老混
蛋，滾出來。”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紅衛兵用皮帶恐嚇，要老人低頭。章老顫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頭。紅衛兵折騰一番後開始抄家，他們擁進屋裡，翻箱倒
櫃抄出許多古舊書畫。他們把搜出來的東西扔得滿院子都是，然後拼命在舊書畫上踐踏，聲嘶力竭地喊叫，說這是“破四舊”。後來當紅衛兵抄到毛主席給章士釗的
幾封親筆信時，一下子傻了眼，態度突然緩和下來。幾個紅衛兵頭頭竊竊私語，接着幾十個紅衛兵一窩蜂地退到大門口，在大門上貼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標語，然
後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號聲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車上迎風站着，腦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剛才紅衛兵對老人的凶神惡煞，心中十分悲憤。我回到北大
已是午夜時分，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電話詢問岳父在家裡是否安好。我當時真怕年邁體衰的老人出事。
過了幾天，星期六我回家，見到岳父時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話就說：“君彥我連累了你，我當教育總長時，根本不知魯迅為何人。現在紅衛兵批判我，是我連累了你。”我頓時感動得淚流滿面，我說：“爸爸，您說反了，是我連累了您。”
章士釗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對人寬厚。在“文革”中，章老對我的關心、愛護常常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那一陣我情緒特別低落，回到家裡總是沉默無言，有時唉
聲嘆氣。他老人家看出來了，安慰我說：“君彥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風順，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開看得遠。將來實在挨不過去的話，我會向上面反映的。”
這番話給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態度變了
也就是那個星期六，我第一次在親人間感受到人情冷暖。自從我被剃了陰陽頭後，我一直不敢脫帽子。即使回到家裡，因為怕嚇着女兒也整天帶着帽子。但洗臉時不
得不脫帽子，卻不小心被當時只有五歲的女兒看見了。她嚇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說：“爸爸，我不要你這樣，我不要你這樣。”我也哭了，把女兒摟在懷裡說：
“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女兒大哭 章冷言嘲諷
那天章含之見到我卻完全是另外一種表情。她坐在沙發上，雙腳蹺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氣對我說：“你看你這個死樣子，你還有臉回來啊！現在人不像人，鬼不像
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說話時都沒用正眼看我。我當時大為震驚，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擊最嚴重的時候，天天在學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
不白之冤，是無辜的，你不僅沒有一句安慰的話，卻用惡言惡語來挖苦我。這個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為我們夫妻間有深厚的感情基礎。我們在一起度過多年風和日麗、恩愛歡愉的好日子，多年來一向是琴瑟和諧。現在我突然遇到災難。原來的光明坦途變成荊
棘遍地，我一個人往前走太艱難了。我多麼希望得到妻子的寬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結果卻完全相反。但是我還是儘量設身處地為她着想，試圖去諒解她。聽到這番
話我強忍着淚水，一言不發。我想：那天紅衛兵抄家她也受了驚嚇。再說她這個人最要面子，她認為我當時的種種遭遇是丟了她的臉，不免對我心存怨恨，才說了那
樣絕的話。然而這句話卻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里，刺傷了我的心。因為她的態度與老人和女兒相比，太反常了。當時家裡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處境，而與我相知十七
載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絕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於當時我的處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裡咽。不過，那時我已朦朧感到：章含之對我
的態度變了。
第三者出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紛紛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聯，互相傳授反封、資、修，反走資派的革命經驗。1966年底，章含之也開始了為期三個月
的大串聯，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國語學院英文系的教員，其中有一位張某。他們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寧波和上海。章準備到上海後住在我大姐家，所以與他們同行
的還有我大姐的兒子。當時我仍在北大“監督勞動”，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沒資格串聯，無法陪她同行，只能寫信給大姐，請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認為她在“文
革”後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聯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樂意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歲，一直非常疼愛我。1964年我母親去世後，大姐對我的愛護又深一層。那時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遠在北京上學、工作。逢
寒暑假我返滬探親，大姐總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真所謂長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對弟媳也照顧周到。大姐專門把亭子間為章布置成一間舒適的臥室，把章當
上賓招待。在上海，章與張某幾乎天天在一起。那時大姐看到章與張某眉來眼去，出雙入對玩得歡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於腦後，想到我隻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
不知掉了多少眼淚。當時我外甥見章與張某上街時拉着摟着的親昵樣，感到十分詫異，用好奇的口吻問舅媽。章卻說：“我們外語學院出來的人都是這樣的，都很洋
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驚小怪。後來大姐與大姐夫發現章與張某在她家臥室發生不軌行為，並掌握了確鑿證據。大姐當時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場。她認為：
弟弟在受苦受難，而弟媳卻在跟一個有婦之夫行歡作樂，實在有違夫妻之道。她又氣又傷心，簡直無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證據帶到北京給我。等清醒後，大姐想：
這萬萬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後受不了打擊會尋死。大姐反覆思量後，含淚對我的兄弟姐妹說：“這件事千萬不能讓君彥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發後我完全蒙在鼓裡。1967年3月章串聯回北京，對我冷冰冰的。我總以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眾，而我是批判對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劃
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後來哥哥洪君武告訴我：章在上海串聯時，他已經感覺到章對我的處境漠不關心。哥哥曾經懇切地對章說：“含之，現在是君彥
最困難、心情最苦悶的時候，你要多關心他，給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這樣說，無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章能和我患難與共，讓我安然渡過難關。不
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義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劃清界限的。”事實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義分子她應該比誰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兩派鬥爭愈演愈烈，幹部解放更是遙遙無期。我整天勞動、寫檢查弄得疲憊不堪，又絲毫得不到家庭的溫暖、慰藉。當時看不到任何出路，情
緒低落到極點，而且想到：我這般毫無作為、毫無尊嚴地活着，不僅自己痛苦，也給家人帶來恥辱。於是萌生了自殺的念頭，是謂“士可殺不可辱”。
得悉章不忠 放棄自殺念頭
但轉而又想到：共產黨員要是自殺，將作為畏罪叛黨論處，罪加一等。這樣更加會連累妻子、女兒。於是我曾設計到頤和園游泳，裝作自然溺死，這樣才可免除家人
受牽連。正當這種自殺的念頭縈繞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時，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殺的想法告訴了吟霞，妹妹聽後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哽咽着對我
說：“小哥哥你怎麼到這種時候還這麼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別的男人好上了，你連自殺還要考慮到會不會連累她……”在這種情況下，她才把章和張某在上海大姐家
里發生的一切告訴了我。這件事對我來說，真是晴天霹靂。一時間我實在無法接受，倒使我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妹妹說的對，我時時念及夫妻之情，處處考慮妻子的
感受，為她着想。而她卻背着我幹這種事，我為她為家庭去自殺值得嗎？於是我下了決心：今後不論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緊牙關活下去。
此時我聯想到“文革”開始後章含之對我的種種。“文革”中自從我被剃陰陽頭後，她對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審查期間，星期六如允許回家，我如蒙大赦飛也般地回
到家中。她卻用種種藉口，如教研組要開會，戰鬥隊要開會等等，千方百計避開我。她叫家裡保姆做了菜，買了一大堆吃的，帶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國語學院去了。很
多個周末家裡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個階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時妞妞也很慘，因為爸爸是“黑幫”，所以連她上幼兒園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剪掉結婚照
當時還有一件極不尋常的事，至今記憶猶新。章含之串聯返京後，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隨我去看妞妞。章含之東翻西翻找出幾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紗、新
郎穿西服打領帶，正是我和她的結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當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頭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說：“與其讓紅衛兵來剪，不如自
己剪了算了。”然後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進垃圾筒。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為心裡真不是滋味，但沒有出聲。當時房間裡一片死寂，氣
氛十分凝重。後來外甥問我：“舅媽是怎麼回事？”我只報以苦笑。其實1957年我們結婚時已不流行拍婚紗照了。但她堅持要披婚紗，說結婚是人生大事，應該
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過去，這幾幅結婚照是我倆美滿婚姻的見證，我們曾經珍之惜之。而她現在卻把我的一半剪下來扔掉了，棄之如敝屣，究竟是怎
麼回事？
手提包揭秘 章紅杏出牆
妹妹的一席話使我恍然大悟，從此我也警覺起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發現她的皮夾里夾了一幀張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還有安全套。我
和她自“文革”後根本沒有夫妻生活了，這安全套說明什麼問題？發現這兩樣東西後，我憤怒極了。我當場要她把事情說清楚，她一時慌了手腳，不知所措。開始她
一味抵賴、否認，可是在物證面前無言以答。我當時憤怒到極點，簡直要瘋了。我說：“我要找張某人問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麼關係？”我當時已憤怒得不顧一切
了。不顧我尚在受監督，也不顧我擅自離校會遭紅衛兵一頓毒打。我真會跑到外語學院找張某人理論。在慌亂間章突然下跪認錯，表示悔改，並喃喃自語地說了一
句：“我愈來愈像我的媽媽（指她生母）了。”我憤怒過後冷靜下來，理智地考慮到：我和她結婚已十年，女兒也六歲了。只要她真能與張某了斷關係，我再不會提
起這件不愉快的事。我會和她和睦相處，給女兒一個溫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願望並未實現。自章張戀情揭穿後，章仍然我行我素，視我為陌路人，而與張某的婚外情一直斷不了，來往頻繁。當時在外語學院，章張之戀已成為公
開的秘密。當時岳母奚夫人也從章的行為中看出了蛛絲馬跡，覺得情況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君彥，要是可能的話，你要多回家。”但我當
時正在接受審查，實在是身不由己。我覺得我們的婚姻完了。從那以後我和章常常為了她的婚外情爭吵，這給我女兒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創傷。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
活》中有記載：“從小時候就老覺得他們倆要分手，老覺得要出事，從小就是那種很恐怖的感覺。小時候最深的記憶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裝睡着，聽我爸我媽往死里那
樣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門進去，兩個人的感覺就是話已經說完了，有一個在哭。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記憶。”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
對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使我很長一段時間夜不成眠，整夜眼睜睜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藥也無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當時我正遭受嚴酷的政治迫
害，但不論紅衛兵如何羞辱打罵並不可怕。因為我自知沒有做過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我自問為人處事一向光明磊落，對紅衛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雖
然曾因為忍受不了種種虐待有過自殺的念頭，但終於挺過去了。如今與我相戀八年、結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紅杏出牆，這等於在我背後捅了一刀。這等羞辱讓我感到無
地自容，一顆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對我來說，家變的危機比政治迫害更加慘烈。妻子的不忠加給我的痛苦、羞辱比紅衛兵加給我的沉重千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時間，每到夜深人靜我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識、相戀、相伴的往事就像電影般一幕幕在腦海映現。我不敢相信，也無法想象章含之會在感情
上背叛我。我們相識在1949年，我17歲剛考上燕京大學經濟系。而章只有14歲，是貝滿女中初中三年級學生。我們的交往從初中女生仰慕、迷戀大學生開
始，發展到兩情相悅而譜成戀曲。雖然稱不上青梅竹馬，也可算是兩小無猜了。當時我倆走在一起，人人都說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羨慕的一對。我倆從手牽手
到結婚，到生女兒，經歷這麼長時間的感情，怎麼能說變就變？難道過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兒戲？我實在想不通。
此時我想起章在上海對我大姐說的話：“毛主席說過今後大學只辦理工科，不要辦文科了，文科沒有用。像君彥學經濟是沒有出路的，將來好到頂也只能到農村公社
生產隊當個會計，算算賬什麼的。你要勸勸君彥，叫他想開點。”聽她用這種口氣說我，我大姐傷心之極。其實從1949年起我與章一路走過來，我自問頗有進取
心，一直是品學兼優的。那時我從大學生選拔為研究生，研究生未畢業就留校當助教，後升為講師又擔任教研室主任，可說是一帆風順。所以在她眼中我是個體面的
丈夫。她雖然不盡滿足，至少是滿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衝擊後，她就認定洪君彥這個人是萬劫不復，永無出頭之日了。這樣的丈夫既不能給她帶來榮
耀，更不能滿足她的欲望，只能給她帶來恥辱。所以她急於擺脫我，急於逃出這段婚姻，另謀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愛的外衣，現在嫌破舊了，要換一件
新的了。於是夫妻之間的恩愛、尊重已不復見，夫妻的情分已煙消雲散，只剩下名存實亡的掛名夫妻了。
離婚迫在眉睫
1971年章含之隨喬冠華參加聯合國大會。待她返京後，她與喬冠華的緋聞就沸沸揚揚地傳開了。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我也有幾位燕大老同學在外交部工
作。據說章自進入外交部後，從來不願提她的丈夫是誰。即使同事間閒談家常問起她的家庭情況，她也只說有個女兒叫妞妞，至於丈夫的名字她始終不願說。但我的
同學卻知道，她的丈夫是誰。所以章與喬部長的事很快傳到我耳中。我聽後一點不吃驚，心想：這回準是她又愛上喬冠華了。以我的親身經歷，不難想象她是如何取
悅喬部長的。
章提出離婚 未提毛主席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離婚的事。她說：“我們的緣分已盡了，分手吧。這樣對雙方都好。”我聽後心裡非常平靜。心想：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結
果。我心裡很清楚：像她這樣有心計的女人，在沒有找到更高的目標前是不會隨隨便便提出離婚的。試想從1966年章出現張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現
了第三者，章從未提過離婚二字，那並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戀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現在她如願以償找到了合意的人，不離婚更待何時？所以
她一提出離婚，我就爽快地答應了，沒半點爭執。不過，當時她從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離婚之類的話。近年她口口聲聲說是毛主席叫她離婚的，使我這當事人感到十
分驚訝。
既然離婚的事已成定局，那如何向年邁的岳父、向年幼的女兒交代？我想：老人家絕不願意見到這樣的結局；而我最擔心的還是離婚對妞妞的影響。女兒那年才十一
歲，小學尚未畢業，對大人的事似懂非懂。突然一個家散了，孩子能接受得了嗎？要跟她講清楚我們離婚的前因後果，如何啟齒？章含之胸有成竹地提出：先辦好離
婚，等待時機成熟再向老的、小的交代。其實那時關於如何安排女兒，章早有打算。她通過一定關係取得了把女兒送到美國讀書的名額。如此等女兒一走，她和喬冠
華結婚時就少了一層阻力。關於女兒對章喬之戀的態度，在《紅色資本》（2003年3月號）欄目《紅門後代》中有記載：對章含之和喬冠華轟動一時的那段忘年
之戀，洪晃的見解是“尊重但不接受”。女兒的這種反應，章早有預感。
在辦離婚前半年，當我得知她要送女兒到美國讀書的計劃後（那時妞妞並不知情），我趁1972年暑假把妞妞帶到上海探親。妞妞出生後一直在外公家生活，從未
見過上海的親戚。她周歲時上海的祖父、祖母來京看孫女，她毫無印象。我希望她赴美前見見洪家的伯父、叔父、大姑、小姑以及眾多的堂兄妹、表兄妹。同時，女
兒這一走不知何日才回國。我無法留住她，就格外珍惜與她共處的時光，我帶她去上海度假是我們父女相聚的好機會。到上海後我們住在我大姐家，大姐特別疼愛這
個侄女，除了每天準備好菜招待外，還要照顧妞妞，替妞妞洗澡。那些天大姐全家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在上海逗留十天，其間我還帶妞妞和大哥的女兒小妹一起去無
錫、蘇州遊玩。那短短的十天，我從女兒的歡笑聲中感到無比欣慰。
上海之行也聊以彌補我心中長久以來的內疚和遺憾。在洪晃著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中，她的老友朱偉提到：“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