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朝鲜以及东亚文明圈都是以儒家思想，特别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思想主导。 
随着满清时期中国的亡国，使得中华文明圈的正统性失去了主人，正是这一时期，朝鲜、日本、越南都开始了抢夺中华正统性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朝鲜的中华化是最强的，朝鲜在满清时期除了在与清国交往的公文中做出臣服的恣态，在所有私家文书中，一直使有明朝崇祯或是永历年号，而墓志上基本都是“有明朝鲜国”或“皇明朝鲜国”字样。甚至在灭亡前夕名义上独立，建立“大韩帝国”时，也在诏书中宣称继承明朝的正统。就这，还受到朝鲜许多儒生的抨击，认为朝鲜是中华的一部分，应该等待中国光复，由中国重建中华文明圈，而李朝称帝是僭越，也不应该使用新年号，而应该继续使用崇祯或永历年号。 
当时满清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圈的公敌，日本德川幕府也想助明反清，越南人也视满清为夷虏。在文字上有的是，只是满清政权自己厚着脸皮，闭眼自居为天朝，其实周边哪个国家睢的起。 
不过中华文明圈，基本已经瓦解了，南北韩和越南都已经去中国化了，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本文也只能是讲述一段历史遗迹，不能代表今天朝鲜和韩国与中国的关系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大明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等三藩、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大王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李淏的儿子显宗李棩和孙子肃宗李焞，对联日伐清之事也很积极。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朝鲜史臣对此评论说：“昔我邦运丁罔极，谋出不臧，负中朝三百年恩义，抱天下万事之羞辱，终至于助彼犬羊，伥于虎前，当世之事尚忍言哉？肆我孝宗，以英武之姿，奋发大志，旁招俊义，密务经营，越胆方悬，轩亏遽遗。中途之痛，天壤无穷。属天道悔祸于赤县，而人心未忘于朱氏。三桂一呼于云南，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几，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室攻其南，我兵击其东，则可殪蛇斩豕，扫清腥秽。庶几洒仁祖之遗耻，报神宗之至德，使天下万国知三韩之忠节，犹有不泯。而不幸喜报（指吴三桂反讯）才至，先王奄弃群臣。主上冲年莅祚，老奸当国，群邪汇进，咀嚼贤儒，斥逐士类，何暇念及国家大计乎？！噫！若孝宗初年而幸遭此会，则必仗忠烈，奋神威，以金戈白旗，鼓义气于中原。先王未薨，则亦必绸缪谋创，相时而动，不作此坐视而已。岂天之使我终抱羞而莫雪耶？呜呼！可胜痛哉！”（《肃宗实录》，元年六月） 

在对中国的态度上，英祖在位期间，对肃宗朝设立的大报坛制度加以扩充，以明朝太祖、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其原因，是因为英祖二十五年（1749年）明史修成，其中朝鲜列传载明朝崇祯十年丙子虏乱之时，崇祯帝曾令总兵陈洪范调集舟师增援，后因清兵破江华岛、仁祖请降而罢。英祖得知此事后非常感伤，说“昔年皇坛之设，报壬辰再造之恩也。毅宗之时，天下何如，而命将出师，以救外藩，及闻朝鲜之下城，只责其将帅之不能协图。其为感泣，当何如也。此实与壬辰之恩无异同，岂可无并祀之典乎？”，后又以明太祖赐朝鲜国号而一并祭享皇坛，并改祭礼六佾为八佾。此事说明大报坛的设置，已经从单纯的报“壬辰再造之恩”，变为缅怀明朝、在臣民中倡导忠君大义的场所。 


英祖对大报坛祭祀“极尽诚敬”，例如英祖四十年（1764）行望拜礼后，“日至午不御常膳”，在诸臣一再请求下，英祖呜咽说“缅昔万岁山之事，食岂下咽”，并手书“皇朝日月，我东大明”八字（“我东”是当时朝鲜文人对本国的自称）。 

英祖四十六年祭祀大报坛，行礼完毕后，英祖仍俯伏不起，“时风雨骤至，洒及御袍，诸大臣力请还内，不许。至日出乃起。”此外英祖对明末逃亡到朝鲜国内的明朝遗民后裔也予以“世世免役”的优待，并编纂《华人录》，以为免役的依据。 
大明朝覆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大明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大明神宗万历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大明太祖(洪武帝)、神宗(万历帝)、毅宗(崇祯帝)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朝鲜李朝末年。 
《明朝那些事》第七卷只提到李朝年年纪念大明洪武、万历、崇祯三帝，到1908年才停止，当时日本已全面控制朝鲜，废立朝鲜国王，朝鲜已无力自保，遑谈公开纪念中国，两年后日本正式吞并朝鲜。 

朝鲜儒林正统观的思想来源与准则皆源于朱熹的正统观,他们都认同朱熹对正统观的认识,甚至到了机械模仿的地步。当时朝鲜王朝有人认为朱熹称金为“夷、虏”,而朝鲜却不以“夷、虏”称清,对此加以批评。曰:“靖康以后,宋称臣于金虏,而朱子每于文字辄曰夷、虏、戎、狄,以称臣非本怀,而亦不掩其实也。奈何今之人,于文字称彼,必曰敌、曰清,而戎虏之本称,讳而不书。岂以丁丑下城为当然之事,而欲为甘心臣服耶?” 
他们虽为朝鲜人,但所讨论的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而没讨论朝鲜历史上王朝的正统问题,这点尤值得注意,反映出中华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正如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Ｒｏｇｅｒｓ所指出的,朝鲜王朝的正统性由中国王朝确认,故他们并不关心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反而关心的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两次虏乱给朝鲜王朝的破坏非常大，大量韩人被满清抓走当做奴隶。这些《一枝梅》中有所表现，如李谦一位朋友“大植”的父亲就被抓走了，他还想为此进入清国寻父。朝鲜向“夷狄”称臣，朝鲜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因此社会动荡不已。这一点也在片中得到表现（如一位小女孩之死引发的人民起义）。但仁祖大王却被塑造成完全不顾民众死活，也不在乎明、清正朔问题，而是一心只图保住王位的自私小人。 
实际情况是，仁祖在朝鲜历史上是一位较为善良的国王，只是性格软弱而已。仁祖一直不忍背弃“皇明”，“语及皇明，至于呜咽不能言”（《孝宗实录》元年五月甲寅条记载的仁祖），并在成为清属国后经常“设位西向中原哭拜，为皇明也”（《仁祖实录》十六年正月朔乙丑）。 
南明曾经请求日本出兵讨伐满清，日本也确实派出过军队伐清，但因遭遇风暴未遂（南炳文《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两种表现》，自《南明史新探》，中华书局，2007年，P507）。南明的战略也基本一直是在中国大陆本土从南往北对清朝进行反攻。韩半岛在南明政治家的视野中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战略意义。倒是朝鲜打算过邀请日本讨伐满清“宜假道朝鲜，出送援兵”（《仁祖实录》二十四年十二月甲午）。是朝鲜主动要担当“交战基地”的角色。（壬辰役才过去多久，朝鲜为中国愿意做出的牺牲，实在感人。） 
在《康熙帝国》中表现南明延平郡王郑经勾结荷兰人，而真实情况为清庭勾结荷兰人攻击南明占领的台湾。为了实现政治影射，还将清军攻占台湾前两年（1681年）已死的郑经放到1683年，并让他在清军登陆后当中自刎，不但自刎，还让他死前说了一句口号：“我宁愿把台湾让给红毛鬼，也不留给康熙大辫子！”凡此种种，令人匪夷所思。前几年还有《施琅大将军》，将早已被视为“汉奸”（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P30）的施琅“戏说”成了民族英雄。【鼠宝：实际是爱新觉罗玄烨要求把台湾送给荷兰人】 
当时的朝鲜王朝已投降满清，割断与大明皇朝二百多年的宗藩关系，该国的志士仁人再没法在本土抗清，唯有来到父母之邦执干戈以卫社稷。 

满清铁骑曾先后两次攻陷朝鲜，杀戮之惨，不下于万历年间的抗倭之战。满清得胜撤军时，掳走数十万朝鲜人，在辽东「人市」作牲畜般公开拍卖；家属想赎回亲人的话，则需「男黄金五蔖，女三蔖」，简直是掳人勒赎！因此，朝鲜大部分家庭都与满清有血海深仇。朝鲜与我们的大明皇朝同样是以儒立国，「夷夏之辨」绝不含糊，是以该国虽已臣服满清，内心深处仍遥尊大明为天朝、上国，而崇祯帝自然仍是天子、皇帝。 
崔孝一是懂得武艺的，因此来到大明从军后，立了军功，很快便成为吴三桂手下的中级军官——「把总官」。其实，当时有不少朝鲜人像崔孝一般来到大明当兵，当中又以林庆业最为闻名，也最为朝鲜史书所称道。 
林庆业是朝鲜名将，却为抗清志业而削发为僧，潜逃到大明，当上了水师总兵。及后满清入关，他逃到南京，继续抗清。林庆业逃亡期间，清人搜获他的妻子李氏，迫令她说出丈夫的下落。李氏这样说：「夫为大明忠臣，吾当死从良人，同为大明之鬼。」一字一句，满溢忠贞。李氏说完后，自杀。清人后来捕获林庆业，押解他回朝鲜，当众残酷地处死他，以儆效尤。 
即使是被迫到辽东为清军「助战」的朝鲜士兵，也心存忠贞。他们往往只向着大明官兵放空枪、放空炮，结果给清将发觉，严加审讯。朝鲜士兵大义凛然的说：我们怎能向父母之邦开火！结果他们全部被杀，得以成为「大明之鬼」。更有朝鲜士兵设法弄沉数十艘运送军米的船，以免资助胡虏入侵大明。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这些朝鲜人可歌可泣的义举，可惜长久以来不为我们所知。其实，朝鲜虽是我们大明皇朝的属国，该国百姓却有双重效忠之义，即除了效忠该国国王，更要效忠大明天子，而又以后者为尊。因此，当朝鲜既已无力抗清时，百姓则唯有寄望于大明了。 
吴三桂剃发当了汉奸后，崔孝一当了逃兵，来到崇祯皇帝墓前。 
我们不知道崔孝一在明思宗墓前有什么言行，想来哀痛悼念是免不了的。当时天子之死，震惊天下，朝鲜举国哀掉，有些人悲痛得自杀殉君，连与大明曾血战数年的日本「倭奴」，也罢市一天。及后，朝鲜国王曾想起兵北伐，为大明报君父之仇；日本也以「华夷变态」，曾派军出征满清「夷狄」，后遭大风浪而止。即使到了风雨飘摇的短命南明朝代，流求（冲绳）、交址（越南）等属国仍向明帝朝贡和请颁历书，克尽臣子礼节，它们都无愧于大明。这些三百多年前的史事，我们现在看来难免匪夷所思了。 
朝鲜被迫屈膝签下降书时，正是崇祯帝焦头烂额之时，内有蜂拥而起的农民造反大军，外有野心勃勃的满清铁骑，真是内外交煎。但他接到朝鲜求救消息后，立即下令山东守将领兵渡海救援。大明水师来到朝鲜海岸时，发觉该国已投降满清，只得折回。崇祯帝叹息之余，不忘谴责将领救援不力。这事传到了朝鲜，君臣大感愧疚：天子没斥责我们失国之罪，而只降罪于天将驰援不力，真是皇恩浩荡啊！ 
我们不知道崔孝一是用什么方法来哀悼崇祯皇帝。他可能用汉文写下一篇简短悼文，再用朝鲜语念出来。朝鲜是大明眼中的礼义之邦，文风极盛，王室、贵族、儒生以至一般平民，都能熟习汉文。大明礼部官员曾称赞朝鲜使臣，说该国所呈交的表文非常精美，而且文采华丽，「无异中原」；使臣解释：小邦计程车大夫也同样是熟读儒家经书的。偶然使臣所写的汉诗为天朝大臣赏识时，国王则喜不自禁地说：「大抵中国之所以厚待我国者，为礼仪文献故也，虽不可每行必择能文之人，有意于夸示之，然或有时而择送，则或于呈文之事，或于言辞之际，若能处之则必有益者也。」朝鲜虽有本国文字，但汉文一直是官方文字，科举考试也必须使用汉文作答。 

因此，崔孝一如果要写悼文，则必然是用汉文来写的。他究竟有没有悼文？我们不清楚，但崇祯帝死后六十年，亦即清康熙四十三年，朝鲜国王肃宗有以下这篇祭文： 

「崇祯七十七年，岁次甲申……朝鲜国王臣李赮，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惟帝初服，如日之揭，锄其蟊螟，励以宵旰，忧勤之极，累叹中朝……帝曰死守，义勿去之。殉于社稷，乃礼之经……我邦虽陋，我诚则至，尚冀监格，右此大禧。」 

朝鲜史书《肃宗实录》说，肃宗念了这篇祭文后，「上呜咽不自胜，侍臣莫不感怆」。我们现在读这篇祭文，也有点「感怆」。 
祭文使用的是崇祯年号，以示不忘大明。明亡后，除了官方文件，朝鲜官民一律采用「崇祯后」或「永历后」作纪yuan，如果有谁敢使用满清年号，则被视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朝鲜此举，无非是为了维护「春秋大义」，即义不帝清。 
大明对属国朝鲜也说得上是恩深泽厚，正如朝鲜史书所常说的「每有所求，无不允许」。除了初期偶有龃龉，有些宦官和使臣来到朝鲜滥索作恶，又或偶有三两皇帝索取处女、歌女和阉人，双方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平共处，并且以礼相待。神宗万历年间援朝抗倭的「再造之恩」，更彰显了宗主国对属国救死扶危的美德。明军撤出朝鲜时，还将数万石军粮赈济该国饥民。 
有时，朝鲜使团的随员会干出些违反大明律例的事，也往往得到宽恕，只交由使臣自行管教。即使是某些严禁售予属国的东西，诸如军火、史书、地图等，也对朝鲜格外开恩，皆因朝鲜非比一般属国，而是「箕子之国」，也即中原圣人箕子之后，所以虽是「东藩」，等同「内服」，无分彼此。每当朝会或国宴时，朝鲜的使臣都位于其他属国之首，以示优礼。又按大明官制，朝鲜国王的官职等同大明的三品官，但世子来朝时，却可列于六部尚书之后。这种种的礼待，都令朝鲜君臣感慨不已：「大明实厚我国。」 
朝鲜也无愧于「箕子之国」的雅号，该国衣冠礼乐「悉遵华制」。大明使臣来到该国时，往往惊叹风俗习惯都与中原没有多大分别。朝鲜君臣都写得一手好汉诗，以致诗歌唱和成为外交的重要手段。大明「天使」与属国陪臣语音不通，却可藉着汉诗互相致意，沟通无碍。诗兴大发之时，朝鲜国王也会应「天使」之请而赋诗，并以得到「天使」的赞美为荣；当国王听到「天使」誉之为「海东尧舜」时，欣喜之余，则不忘谦称：大人这么夸奖，小王怎受得起呀？ 
当时大明皇朝国力强盛，是天下共主，朝鲜自然毕恭毕敬。其实千百年来，我们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一直浸润朝鲜土地。朝鲜的儿童启蒙读本，以至弘文馆儒生所研习的经典，都与中原一样。大明的主要民间节日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也通行于朝鲜；至于民间游戏如弈棋、投茯、双六等，也为朝鲜人民所喜爱。甚至大明的通俗读物如《三国演义》、《西厢记》、《剪灯夜话》等，往往很快便在朝鲜翻印出版。大明的歌舞乐器等，同样流行于当地。民间的说书人则长期传颂诸葛亮、关云长、岳飞、张世杰、文天祥等中原英雄的事迹，因此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早已渗入朝鲜民心。历法更不必说了，朝鲜采用的是《大明一统历》，与中原一体。 
因此，我们毫不奇怪朝鲜人自小便有了强烈的中华意识：大明是父母之邦，大明天子也即是朝鲜的天子。这种强烈的君臣伦理意识，就这样二百多年牢牢不破。 

那么，崔孝一在明思宗墓前绝食而死，又能说明什么呢？透过上述的简单介绍，我们才能明白崔孝一之死是有其深层文化的底蕴。天子一向是中华道统的象征，崇祯帝一死，满清入关，中原也就沦为夷狄之地，那真是华夏文明的重大悲剧。崔孝一耻于向异族称臣，他除了在故国天子墓前哭诉一番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惟有殉节。 

崔孝一选择在明思宗墓前死去，极有象征意义，朝鲜史书《肃宗实录》说，肃宗四十一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八月戊子，都提调李颐命奏言，请赠官于崔孝一等人，因崔之死，「外藩陪臣，为天朝立节，虽学士大夫，固已奇矣，况此边荒武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