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核试验，最后一次是为了纪念. |
| 送交者: 刘东峰 2004年10月19日20:18:33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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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云已升起四十年 许鹿希教授追忆丈夫、两弹元勋邓稼先 北京的十月，追寻着英魂留在心底的那份崇敬，记者走进了“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的故居。婆娑树影渗进的屋子里，照片、茶几、沙发、茶杯、书籍依旧，几十年的时光凝滞在这里，只是故人不再。在先生的照片与遗物中，许鹿希述说着丈夫的音容笑貌，回忆穿透了时光…… 从空竹到“大炮仗”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8年。这年，邓稼先34岁，许鹿希30岁，幼小的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月工资是56元，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来的邓稼先的月工资是204元，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已经毕业多年的许鹿希的月工资是90元。一家四口，生活舒适、宽心。 身高一米八的邓稼先天性活泼，玩弹子、抖空竹是拿手好戏。他们一家四口人常去北京的厂甸游玩，邓稼先在市场上买空竹，边抖边选，孩子们为爸爸的技艺惊奇得不得了。伴随空竹发出的“呜呜”声，丈夫、妻子、孩子的欢声笑语融成一体…… 不久，改变命运的一天来到了。这年8月，时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去。他幽默地对邓稼先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大炮仗？”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邓稼先马上明白——国家要研制原子弹。还没从吃惊中回过味的邓稼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能行吗？”当钱三强把工作的意义和任务告诉他后，邓稼先很快全都懂了。不过，这项工作之艰巨、自己后半生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一切的一切，这在当时都不得而知。 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许鹿希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夜，他一反常态地无法安稳入睡。到后来，他跟我说，他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哪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后来，我说你给我一个回信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也许这都不行。” “当时我们聊到了十几年前，国家备受侵略者蹂躏、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轰炸的情景。往日的情景或许触发了他。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三十年后的1988年9月20日，许鹿希与钱三强通电话，问及当时为何选邓稼先去研制原子弹。钱三强谈到了当时物色人选的几点考虑：此人要专业对口，核物理专业，有相当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以便和苏联专家相处；曾出国留学，了解海外情况，会与洋人打交道，懂英文，也要懂俄文；政治条件好，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最终，有关领导选定了当时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娃娃博士”邓稼先。 邓稼先被调往了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担任理论部主任。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曾说，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理论部)。因此，邓稼先便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那么，邓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首席科学家’了!”记者插问道。 “不能这么说!新中国百废待兴，制造只有少数大国拥有的原子弹，谈何容易!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组成的 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共有900多家工厂、企业参与了这项工作。仅老一辈的科学家就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参与进来，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只是成员之一!”许鹿希否定了记者的说法。“另外，1999年国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有一个条件是获奖者于1999年应有70岁，所以许多本来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员，因年龄原因而没被授勋。” “我们担心极了，一个接一个的担心”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遍神州大地，人们手持号外，又蹦又跳，高兴极了。 许鹿希说：“我们虽是研制者的家属，可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高兴地蹦跳起来。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悬到嗓子眼的心暂时可以放下了!从原子弹、氢弹，到中子弹……我们担心极了，一个接一个地担心。每成功一次，我们家属也只是相互串门问候一下而已!” 在许鹿希的记忆中，邓稼先几乎未休过探亲假。“从1958年他被调去搞原子弹，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28年间我们聚少离多。他的工作保密性太强了，而且当时纪律十分苛刻、严格，他不能多说，我也不能多问。至于他突然回来和突然走以及什么时候回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走的时候，一个电话，汽车马上就在楼底下等着，警卫员一来就马上走了。” “1958年，稼先接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他人变得沉闷了，不爱说话了。”许鹿希说，“他的眼神似乎看�%B谧詈蟮娜兆永铮弁戳恕� 邓稼先与他的同事们，一代人完成了别国五代科学家的任务，是一口气从原子弹到氢弹，到中子弹，到小型化，到电脑模拟核试验的。 1979年，一次爆炸实验失败了，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强烈的射线严重地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从他们寻找部件时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邓稼先仅穿了件简易的防护服。“当时残损部件放出的射线，至少需要三米厚的混凝土才可以防住。”许鹿希说，“当我知道他受到辐射身体严重受损后，急得直跺脚，想各种法子帮他恢复!不过，打那以后，他衰老得很快。以前爬山时，他能一鼓作气爬到山顶，可后来刚到半山腰，他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1985年8月，邓稼先患了直肠癌，要做大手术。“当天，张爱萍将军坐在301医院手术室内，我也在场。医生将从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给我们看，我用手按了一下上面的淋巴，硬硬的。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我经常嘱咐医生给他注射镇静剂，因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太疼痛了。如果不用镇静剂，他疼都会疼死的!” 说到此时，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虽然已经76岁高龄但身板还很硬朗的许鹿希已是潸然泪下。 在1996年7月30日这天“禁核” 最令许鹿希感动的是，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敏锐地意识到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发展，有可能出于政治考虑，策划“世界性禁核”，以保持自己核强国地位。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 邓稼先忍受巨大的疼痛，在病房里草拟、修改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1986年4月2日与于敏联合署名)。在邓稼先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们，始终围绕这份建议书的精神贯彻、执行。十年的形势变化，完全证明建议书的正确性。 中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最后一次是在1996年7月29日。选择1996年7月29日这个日子，就是因为邓稼先是在1986年的7月29日这天逝世的，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两弹元勋”。 许鹿希回忆说：“第二天，许多报纸都刊登我国政府声明，即中国暂停核试验。这就表明我们中国已经达到了跟其他核大国完全一样的水平，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有了氢弹，有了中子弹，有了小型化，有了在实验室模拟这样的高度。”“我曾经对杨振宁先生说，中国原子弹的造价可比外国少得多。而杨先生则说，如果算上中国科学家的生命，则远不止这个价。” “如何评价我丈夫呢？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给了祖国和人民，他没有虚度一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吧!” [ 2004年10月18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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