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調推出周花兩秀是重開以頌為主文藝新局面的戰略部署

送交者: 流星雨72 2014年10月31日08:20:1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高調推出周花兩秀是重開以頌為主文藝新局面的戰略部署 2013年6月，習總書記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指出，用一賢人則賢群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選什麼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麼樣的幹部作風，乃至就有什麼樣的黨風。 1942年5月，第一次召開文藝座談會。會前中央開了籌備會議，毛澤東讓周揚等人擬定出席名單，爾後毛澤東和凱豐等人一起審定，可見，選人是一件非常慎重的大事。 2014年10月，第二次召開文藝座談會。參會的有72人，被提到名字的只有三人，而被特地專門提到的只有兩人，這兩人就是周花兩秀。這意味着，習總事先知道周、花二人，而且經過了自己的認知和判斷而肯定了兩秀極其作品並冠以正能量。從會後的報道看，重點在兩秀，似乎其餘的各類藝術家文學家都是襯映兩朵紅花的綠葉，以致有人說看不懂。 其實，一方面，這是一種精心設計，是對低學歷、低收入、視野狹窄的年輕人或原本就或多或少持有相近立場的網民的分眾靶向營銷。原來，這部分人群被CCTV等正統媒體覆蓋，但這些年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不公愈加凸顯，導致這部分人常常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罵官員，罵政府，也就是說CCTV們也覺得力不從心了。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再要一本正經地歌頌自己，會招來更多的罵。這時候，周花們出現了。你要說中國官員貪，周花就告訴你西方官員更貪，法國總統一人的飯錢就高達9600萬歐元、美國總統奧巴馬一個手機就值2700萬美金，還合法腐敗；你要說中國年輕人買不起房，周花就告訴你西方年輕人更買不起房，即使勉強買房了，房產稅也付不起。這樣一比，結論就出來了，中國雖然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西方更不好嘛！ 而周花兩秀的學歷、收入、視野與這部分人群相近，他們誇張的、驚悚的地攤文學語言特別吸引這部分人的眼球，也非常適合這部分人群的閱讀口味，就是所謂的接地氣。 明眼人會說“飯錢9600萬歐元”和“手機2700萬美元”的瞎扯，誰信啊！ 可別說，參加傳銷和相信詐騙短信的多了，而且即使騙術被曝光後，那些人還會堅持相信。因為這類信息具有自動過濾智商的功能。手機響起，告訴你中獎了，明白人會撂下電話，但一些人會兩眼放光。就像周的《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一年多前就見許多人轉過，也點進去看過，但一看到“王小波和李銀河吹捧了一輩子美國人的高尚道德，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弟弟就是在美國街頭被人刺死的.....”這句話的時候，就關掉了。王小波和李銀河有沒有一輩子吹捧美國人高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們的弟弟被人刺死和美國人是否高尚沒有必然關係，否則中國八類命案一年幾萬起，又說明了什麼？ 就此，智商還稍高，被過濾掉了，就更不會去駁斥其中的謬誤了。但是，還有一大批人被吸引住了。而萱萱部門看中的正是周花們的地攤文學對於這部分人的定力，於是重點鼓勵和推介，以期繼續對這部分人群進行輿論覆蓋。 另一方面，是為了創“新”。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是為了打開一個文革新局面。習總欽點周花，是樹立一個標杆，供人學習，以促進名家明星積極跟進，重開一個以頌為主的文藝“新”局面。 用一“賢”人則“賢”群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早報網》的一篇文章說：左派和右派鬥了這麼多年，才驀然發現，原來彼此都不是這個時代的主流。這個時代，是屬於周小平等的，他們不僅“沒有辜負時代”，而且大紅大紫、順風順水。 人皆逐利，工於心計的周花們將會紛紛湧出。這不，趙本山一次又一次地表忠心，北大范曾等九大教授賦詩作詞頌聖君，至於智商，還是放低點好。 ==================================== 孫國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細節與花絮 2014-10-20 09:4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孫國林 1942年初，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澤東負責文藝界的整風。文藝方面有些什麼問題要解決呢? 當時有一個黨內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許多嚴重問題”。在“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有人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張脫離政治”;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還是雜文時代’(即主張用魯迅對敵人的雜文來諷剌革命)一類口號也出來了”。 從這些思想出發，於是在“文化與黨的關係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爭論。 為了解決當時延安文藝界出現的這些問題，以求得文藝對革命的配合，毛澤東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 1942年4月10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報告了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與革命工作不協調的問題，並將考慮成熟的解決方案提出來：準備以他和秦邦憲(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集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 延安文藝座談會前，毛澤東先後約見了丁玲、周揚等20來位文藝家，調查文藝界的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與他們共商黨的文藝方針問題。 毛澤東找了3個人幫助初擬參會人員名單。一是周揚。周揚是“左聯”領導人，奉調來延安後，初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後任延安魯藝副院長。二是舒群。當時舒群29歲，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抗”)工作。三是肖向榮，主要負責提出部隊文藝工作者出席座談會的名單。這3個人都協助毛澤東籌備了這次重要會議，功不可沒。 名單匯集到毛澤東那裡，他又作了調整，加進了他記得的幾個文藝家，最後與凱豐一起審定出席會議的名單。 從這份名單中可以看出，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有三部分人，即中央領導人、思想文化部門的負責人和文藝家，其中後者為主。 黨中央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預見這次會議中會有許多爭論。為此，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專門把丁玲、劉白羽找去談話，要他們在會上站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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