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认为不能否定中国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成绩，也不应该将西方的民主视为评判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事实上，马丁·雅克认为，西方的治理制度面临的问题比中国的更为严峻。

从过去中国三十年的所取得的正面来看，我们确实不能否认“中国式治理”的有效性。相较之下，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之下的表现则差强人意。但马丁·雅克显然忽略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所付出的代价。甚至这些代价中，最大的危机恰恰正是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治理有效性的前提。

作者在文章当中认为中国政府经历了重大而持续的改革，才能策划推动中国进行如此巨大规模的经济转型。显然，中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中国式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成功的关键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清华教授王绍光的文章《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一文中得到更为直接的答案。

在《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一文中，王绍光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为中国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也就是说，基于党国体制这一方式，才保证了中国式治理的有效性。换句话说，党国体制是中共治理中国的核心所在。无论是邓小平当年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或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权力思维背后所隐含的，其强调的核心都是中共作为中国治理制度的内核。

从这一角度上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以下的事实，也就是执政党内部仍然存在对于市场化改革带有着根深蒂固的敌视的力量。虽然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所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事实上为执政党赢得了更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其对国家主权建立上的历史合法性来源。但即使如此，因为市场化改革而产生出的种种社会变化，无论是维权意识的增强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还是公民越来越强调个人的权利，执政党内部对此予以警惕、甚至敌视的力量是从来没有消失的。因为他们担心，市场化的改革会腐蚀其执政党地位，进而损害了其政党利益。

但事实上，对执政党执政地位，乃至对中国治理制度核心造成关键性威胁的，却恰恰是来自于核心内部，也就是王绍光一文中所说的“党国体制”的问题。

除却“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权力思维主导模式，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从而损害执政党自身权威、削弱其影响力外，权力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与民争利，通过权力之手来获取超额的经济利益，已经相当严重地腐蚀了党国体制的核心。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党政各级官员的腐败、军队的腐败。其程度已经在过去将近两年的反腐运动与整风运动中赤裸裸却表现了出来。

因此，执政党本身部分保守力量，视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变化、公民权利这些外在为其执政的威胁，是将矛头对准了错误的方向。相反地，执政党内核自身的腐化才是对其执政的最大威胁。所以，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式的治理制度某种程序上是值得其它国家学习的，但前提是在这一治理制度的核心能否继续发挥其作用。

从过往经验，我们不难发现执政党的执政核心是政党-军队-国家(政府)体系。因此，中国式治理制度的继续有效，是这一体系能否具有稳定性。从这一两年来的反腐运动，我们相信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对此已经有相当的共识，因此才有了至今仍然在持续的反腐运动，以及最近相较以往更为高调的军队反腐，试图以此重新建立起强大的执政核心。

但反腐并不能解决执政党自身的党建与军队的治理问题。关键在于执政党所拥有的权力，如何能够得到有效的约束与规范。因此也就有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等议题重新进入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轨道上来。

这些年来权力毫无制约，导致了党政军这一权力核心出现了行为失范，从而削弱了其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因此，笔者相信，尽管四中全会的全文中，对司法方面作为较大笔墨的论述，但未来“法治”的核心，仍将集中于权力内部的制度化、“法治化”，以及权力与权力之外关系的“法治化”，也就是党政职能的制度化，政府与社会、市场、个人之间关系的划定与规范等等。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权力思维下，中国式治理制度事实上已经存在失效的危险。当下，执政党正试图重新恢复“政党-军队-国家(政府)”体系的有效性。因此未来“政党建设-军队治理-法治政府”将成为习近平执政的关键性因素。从这一角度上说，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式治理制度值得学习才有现实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