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年末社論：美國為何變得越來越差？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網站11月29日發表題為《美國，你的境況越來越差》（作者 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誌出版人兼總編輯斯蒂芬·里克特）的文章，文章內容如下：

政治結構極端保守

在全球化時代，美國的一個基本美德——社會的快速適應能力——已經變成了所有國家的美德。但美國不僅失去了這方面的獨特性，而且也失去了快速轉變的能力，它大幅後退，有時甚至完全停滯不前。

很多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無與倫比，是的，獨一無二。這是一個悲劇性障礙。在今天世界上，一切都取決於儘量開放並把其他國家的實用想法迅速應用到自己的實踐中。就算奧巴馬是個天才且他執政期間沒有犯過任何錯誤，情況也不會有多大改觀。這個國家實際上無法統治，因為兩個陣營不可調和地相互對立，相互杯葛。

美國是一個政治結構保守的社會。那裡的自由民主分子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很難將現代化政治落實到立法實踐中。被誤以為追求自由主義的奧巴馬在很多方面效仿了喬治·W·布什，即使是在新聞自由和情報方面。

我們甚至不得不嚴重質疑作為民主國家的美國的特性。在一個按收入計算占總人口50%的社會底層民眾其實很少參與選舉的國家，我們必須說它是一個後封建政權，雖然它裝扮成民主國家。

與在過去多次很容易制定了新憲法的法國不同，在傳統意識過於濃厚的美國，對政治結構進行現代化改造是不可想象的。

這意味着幾乎沒有機會引進議會民主制。儘管存在很多不足，但議會民主制提供了“暫時的獨裁”：在一個被選舉出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執政期間，它（或它們）可以推行在選戰期間追求的東西。美式的總統民主制似乎不適合全球化時代，因為各種表象後面的事實是沒人擁有積極的政治決策權。美國面臨成為一個大號比利時的危險。

一切只為利益服務

美國在避免利益衝突和相關申報責任方面的透明度曾經稱冠全球。如今，這早已成為歷史。

沒有哪裡比國會的情況更糟糕。如果人們為了避免利益衝突而在那裡要求各委員會的議員們不要處理涉及給他們提供競選資金的企業和協會的利益的法律草案，那麼所有立法活動實際上都將停止。因為他們必須承認他們其實是有偏心的。

談到美國企業家的怨言，像通用電氣公司前總裁傑克·韋爾奇等據說很頑固的傢伙們不斷抱怨，奧巴馬政府對他們不好，美國已經變成一個“反商業國家”。如果連美國都這樣了，那麼歐洲就別想有在市場上成功的公司了，抱怨連連的美國CEO們如果到歐洲企業當總裁那將立馬出現心肌梗死。

為什麼高收入的美國人抱怨這麼多？為什麼美國企業總是很快否認監管和技術進步之間的聯繫？企業在華盛頓通過自己的遊說辦公室一再否決掉環保法規，但因此卻經常（例如在汽車製造領域）失去和先進技術水平接軌的機會，這真的對它們有幫助嗎？

一個精英們現在都失去了自律意識和物質儉樸作風且抱怨“遺產稅”的社會到底會怎樣呢？尤其當政治服從於同樣的利益時。

不論報紙還是電視，美國媒體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媒體更依賴廣告收入。因為美國媒體出於物質上的自保利益而沒有悔恨感，所以它們幾乎無助於及時消除明顯的效率和現代化赤字。有多少登上美國經濟和金融雜誌封面報道的公司高管和大企業在出事或被逮捕之前遭到過批評？

自我批判能力不再

公共討論的自我批判能力到底怎麼了？為什麼批判和現實感總是被立即斥為悲觀？

有一句持續流傳的話說，美國在奧巴馬統治下正經歷“失去的十年”。實際情況不是更糟糕嗎？因為喬治·W·布什在世界上到處搞破壞而沒有投身提高美國競爭力和生產力等根本問題，所以美國其實已經經歷過一個“失去的十年”。

當美國人為衰落的恐懼感尋找慰藉時，他們說：“中國人也有他們的問題。”他們當然有。但是，為了獲得正面的自我形象而和一個處於完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何時會有建設性？

美國喜歡把自己的經濟困難歸咎於其他所有國家，尤其是歸咎於中國。但人民幣升值真的能夠改變這種情況嗎？最好的預期也就是最多增加70萬個就業崗位。

如果政府官員和公共服務人員無一例外地被描述為“官僚”，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和服務業社會還能再次好轉起來嗎？

美國對工會進行系統的妖魔化。當涉及消除企業困難和可能的裁員時，工會經常不被納入決策過程。只有造成既定事實後，企業才喜歡邀請工會。

精英圈子日益固化

我們是伴隨着這樣的理解長大的：美國是一個擁有高度社會階層滲透性的社會——那是一個洗碗工變成百萬富翁的故事。但現實展示了相反的情況：在經合組織國家中，美國在社會地位方面屬於滲透性最差的社會之一。精英圈子日益固化。

在歐洲，對常春藤聯盟大學神奇力量的信仰是識別美國的關鍵。這些大學的確很好，但美國社會為此付出的代價很高。美國提早出現了精英教育和精英培養，其方式是把年輕人放置到一條使他們只和1.5%的社會最上層人員交往的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