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用兵

    有兩種不同的軍隊，就有兩種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軍隊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於固定成規和固定格式。而人民軍隊的用兵方法，則是隨機應變、變化無窮。八路軍、新四軍的用兵方法，便是屬於後一種。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因為它是壓迫人民的，得不到人民的幫助，又因為官兵之間的離心離德，作戰的時候，不但不能依靠部屬和士兵的自動性、積 極性，反而必須在這個時候花很多的力量，來防止大量逃亡。這樣，用起兵來，就非常之苦了。上面下的命令，都是依照一個主觀的公式，既不問敵我力量對比，亦 不問時間、地點和條件，所以他的命令，是一定做不到的。下級接到這種辦不到的命令，就向上誑報一陣。上下互相欺騙，這種軍隊還能打勝仗嗎？在抗戰的過程 中，還有許多怪事，就是對於叛將不加討伐，投敵的將領回來還可以做大官，有些艱苦守城的將領，反而被槍決。難道這不是奇怪的賞罰制度嗎？

    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形，完全不同。我們打起仗來，處處得到人民的幫助，民兵組織起來之後，挖地道和爆炸運動開展起來之後，人民對我軍的幫助，其巨 大與重要，是無可比擬的。在軍隊本身方面，因為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官兵之間相互的了解與團結，所以人人自覺自動，在一個意圖下，機動靈活，奮勇殺敵。古 兵法說：“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也。兵不知將，以其將與敵也。”這種現象，在我們這裡，是完全沒有的。

    我們用兵的主張，可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 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這幾句話有很深的意義，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軍事家在這裡栽過筋斗的。而 我們過去有些犯“左”傾幼稚病的同志，也恰是不懂得這種道理。當早年我們軍隊僅是步槍加梭鏢大刀時，我們即研究如何根據這個現有條件去下決心，去決定戰 法，那時我們對着這樣的軍隊不去高談機械化兵團的戰術。當我們由內戰進入抗戰時，面對着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固執內戰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變和 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法。當然我們處在解放區戰場，需要我們去定出適合解放區戰場的時間地點的戰法。這幾條用兵通則，還圍繞着軍隊與廣大 人民結合的特點，一方面是以軍隊的作戰去援助各種人民的鬥爭，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種人民的鬥爭（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交通的、軍事的）去配合軍隊作戰。 軍隊與人民的這種全面配合一直貫徹到戰場上、戰役上、戰鬥上去，這是我們進行人民戰爭所創造出來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澤東同志的新兵法。

    官兵與人民一致，人人想盡一切辦法打擊敵人，因此，八路軍、新四軍里下的命令，只要適合情況，辦得通，每次都是被正確地執行了的；有時也有辦不通的過時的命令，因為下面能夠適應情況，機斷專行，也可以避免損失。這就是我們戰無不勝的道理。

    國民黨軍隊去年在河南大敗，有人檢討經驗，認為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五不和，即軍與軍不和，官與兵不和，軍與政不和，軍與黨不和，軍與民不和。這是很對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軍隊，到處不和，八路軍、新四軍，到處有“人和”，這是根本的區別。

    我們來說一說軍事理論。談到軍事理論，有些人就會撤出一套軍官學校的高頭講章，或者廣泛引用各國戰史。他們講的都是很高的理論，可惜這些理論，不 一定合乎中國人民的實用。無疑義地，我們需要吸收各國的軍事理論與經驗，我們應向他們學習，不學習是不行的。但我們不機械搬用它，不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看 待。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八年來的抗日戰爭，已經產生了合乎中國人民需要的正確的軍事學，這是又有理論又有實際的軍事學。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軍事著作， 便是這種新軍事學的代表作品。這些著作中的思想，過去可以根據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各種戰例，現在則可以根據國民黨戰場與解放區戰場的各種戰例，來證明它的 正確性。抗日戰爭的實踐，是檢驗和證明毛澤東同志的軍事理論之正確的尺度。我在前面所敘述的解放區戰場的抗戰軍事經驗，人民戰爭的戰略，便是毛澤東同志用 兵方法特出的成果。

    我們在敵後的堅持，我們的勝利，都是遵循了毛澤東同志從來用兵所已規定了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而得到的，這就是：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 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這種基本原則就是根據軍隊與人民在作戰上的深相結合而規定，也是以這種深相結合而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