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军事战略之谜（三） 吕加平
七、斯大林苏联在朝鲜战争中的宝贵经验 1、朝战越战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点 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可以发现,我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处的位置和处境与当年斯大林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所处的位置和处境有些相似。 上次朝鲜战争的情况是：苏联刚刚克服了苏德战争的巨大破坏和种种困难,正在按照发展经济的强国路线加紧建设,手里刚有核武器。这时美国纠集15个追随国打着联合国旗号发动了朝鲜战争,并出动第7舰队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和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朝鲜抵挡不住,我国出兵出物赴朝参战,苏联则支持中朝进行抗美战争； 这次越南战争的情况是：我国刚刚克服了苏共领导集团的压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正在按照"四化强国"路线恢复建设、发展经济,手里也刚有核武器。这时,美国轰炸北越、出兵南越,扩大越战，又骚拢我国边境。南越人民难以抵抗,北越出兵出物到南越助其抗战,我国则支持南北越南抗美战争。 但是,这两次基本相似的战争其发展结果却是完全不同。 上次的朝鲜战争并没有引发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侵华战争和对苏联的核战争,最后以中朝打败美国、迫其认输停战而告结束,朝鲜得以复国； 这次越南战争发展下去却会导致美国更加扩大战争,并会对我国发动核战争,如果我国强打下去，则无法打赢这场援越抗美战争和核战争,越南也很难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 这两次基本相似的战争之所以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当时的苏联和这次的中国都在加紧建设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但各自却又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国际援助路线： 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苏联并没有对朝鲜作复国援助的承诺,也没有公开出兵相助。与此同时，对中国也没有作有求必应的援助承诺,而所作的援助与它的国力相比很为有限,给中国的军火物资都是苏德战争的剩余物品,而且并不是无偿支援(这也为以后赫鲁晓夫向我国逼债提供了口实)。即使派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和飞行员等,为数也并不太多(据俄媒体报道，斯大林于1950年11月7日派出3个空军师约1500名飞行员，由航空兵司令别洛夫少将率领入朝参战，三年中击落美1097架，苏空军损失345架，200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并严加保密,不许暴露。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则继续保持友好。也就是说,斯大林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的是一条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支援的国际援助路线,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采取避免对抗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次的越南战争,我国对越南则进行了有求必应的援助承诺,虽然也还算是间接援助,但这是一种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部队有部队、要多少给多少的无限援助,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公开的无限承诺式直接援助,直至公开出兵与美国作正面军事冲突和发生战术核战争。与此同时,我国对美国又采取了互为敌国的对抗外交政策。 另一个原因是,上次朝鲜战争的我国和这次越南战争的越南,各自的战争能力和对援助的态度有所不同： 在朝鲜战争中,我国并没有要求苏联给予无限援助和出兵参战的支援,而是依靠自己独立作战的战斗力量打败了美国和西方联军,遏制住了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 这次的越南,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地去打败美国及其走狗,必须要依靠我国大量援助、甚至出兵相助以及其他外援才能打赢此战。正因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重要原因,才使得这两场基本相似的战争,发展下去却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2、斯大林的不承诺式间接援助国际路线及其理由 按照国际主义的惯例和人们的通常理解,斯大林苏联在发展经济、国力日增的情况下,应该无偿而又大量地援助朝鲜和中国的抗美战争,而且也有此能力作巨大援助,可是斯大林却反而执行了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和有偿援助的方针。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众所周知，苏联在二战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战争破坏和人员牺牲,到1950年时,虽然经过近五年的恢复和建设,在1949年7月也有了核武器,但国家的总体实力仍然并不强大,核力量还属起步阶段。而美国在二战中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和损失反而还大发了战争横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所有战胜的或战败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由雅尔塔协定所划分的那一大半世界范围,都成了它控制和可以去控制的地域。它经济发达,军力雄厚,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拥有核武器,并占据了核优势。因此在力量对比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以苏联为首的、大多由穷弱之国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则处于绝对的劣势,这种劣势又由于在核力量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更具有致命的弱点。美国在大规模进攻朝鲜时,又准备片面缔结片面对日和约,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支援法国在印支的殖民战争,增加驻菲律宾的美国舰队。同时根据周恩来获悉的可靠情报,美国和蒋介石可能会兵分两路进犯中国大陆：在北部,美蒋部队将越过鸭绿江逼进东北地区；在南部,美国以第七舰队的海空力量,支援蒋介石攻入大陆。【注50】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果苏联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实行对抗外交,又在朝鲜战争中对中、朝以无限承诺去进行与自己国力增长相称的、看似间接实为直接的包办式无限援助,就会与美国加剧战争对抗,美国也会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扩大战争,甚至对朝鲜、中国和苏联动用核武器。而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确实准备对苏联实施核进攻而制定了多个核战计划：(1)、"苏联战略性的脆弱"研究性核战争计划。该计划制定于二战结束不久的1945年12月，美国拟用20-30枚原子弹轰炸苏联20个城市。(2)、"铁钳"计划。由杜鲁门总统和美军方在1946年6月制定的第一个对苏核战计划，要求在1946年到1947年夏天由B-29轰炸机用50枚原子弹突袭苏联莫斯科等主要城市、巴库石油区、鸟拉尔工业区、苏的工业心脏区及苏军主力，一举迫苏投降；(3)、"烤肉机"计划。这是美国第二个对苏核作战计划，制定于1948年的柏林危机时期，又称"强夺者"、"烤灼"等，准备用50枚原子弹突击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0个城市，其中8枚轰炸莫斯科，7枚摧毁列宁格勒。如果战争持续两年，将有200枚原子弹投向苏联，摧毁苏40%的工业，700万人死亡；(4)、"扣球"计划。苏联在1949年7月爆炸成功原子弹后，美国于10月又制定了代号为"扣球"的第三个对苏核打击计划，准备用B-36型轰炸机将200枚原子弹投向苏联200个目标。(5)、"敲诈"计划。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又在1951年1月11日制定了"敲诈"计划，内容是对中国和朝鲜进行核攻击，同时用200枚"马克-6"型原子弹轰炸苏联104座城市。【注51】如果美国这时真的按照这些核作战计划对苏联动核武，就会出现两种可能：(1)如果苏联因为没有对美国的核抗衡反击能力而无法抗拒，美国则会以核威慑进行核讹诈，迫令苏联放弃援助朝、中，退出战争；(2)如果苏联继续按照承诺对朝、中给予与自己国力增长引适的无限援助，甚至出兵，美国为了挽救自己和仆从的挫败，就会进一步扩大战争，甚至挺而走险，发动侵华战争和对朝中苏实行核进攻。这样一来，苏联将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实行前者，那么只得在美国核威慑的逼迫下被迫认输退让,放弃援助朝、中，这等于自己已经败于美国手下,美国及其仆从更可以得寸进尺地扩大战争,去灭亡朝鲜,入侵中国,甚至在核优势的威胁下对苏联发动常规的和热核的侵略战争。由于苏联此时在经济军事和核力量仍处弱势,因此将很难取胜；如果实行后者，以自己的核弱势去强攻美国的核优势,那么这场大规模美苏常规大战和核战争将会来得更快,苏联以弱战强,以弱核对强核，将会战败，朝鲜、中国更会随之遭殃。 也就是说,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所有会与美国发生主动对抗和引起美国扩大战争的政策,都将会使苏联自己和朝鲜、中国难免核战争的危险。 因此,对于苏联来说,在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为了避免引发这种敌强我弱、力不能胜的核战争危险,只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外交,也只能对朝鲜、中国实行不使自己被拖入战争和核战争危险的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政策。不能去执行与此相反的主动对抗政策和无限援助国际路线，以便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加速发展经济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核力量,使自己在美国发动核战争之前就达到赶上和超过它的强大程度,做到在战争爆发前就已处于优势地位,在战争爆发后完全有把握战而胜之；或者做到因自己已占优势,迫使美国不敢再发动核战争的世界大战。 3、未强时尽快强大尽量避战、战争时以强克弱的斯大林战法 在现代反侵略战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实力在战前必须达到超过侵略国的程度,在战争中始终处于压倒对方的优势地位,保证做到以强克弱战胜对方,同时采取在战争爆发之前尽量避免会引起侵苏战争的种种有利于已的和平战略策略方针,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抓紧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这是斯大林所一贯执行的战争谋略策略和战法。所以在 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加速建设,在短短十七年的时间里使苏联的国家整体实力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并尽量推行和平外交。在战争初期虽然因遭受到突然袭击而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但其整体实力与已占领大半个欧洲的德国相比仍然占据上风,并能源源不断地保证供给,所以在二战前和二战中能够以强克弱地镇住日本、打败德国、横扫东欧和迅速击败百万日本关东军,取得苏德战争和对日作战的辉煌胜利。在二战结束后，斯大林也是按照"未强时尽快强大，尽量避战，战争时以强克弱"的方针去实行的。这正如他在1949年7月11日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所说的："在最近时期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反对战争。……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时期有多长,15年还是20年,很难预料。这个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来发展国民经济,充实自己。我们确实十分强大了,战争可能就打不起来了。""只要我们能争取到20年的和平建设和发展时间,那时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到了那时,战争的挑衅者就可能随时会被消灭掉。我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注52】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尽全力发展核武器,专门请刘少奇等观看有关苏联爆炸原子弹的秘密影片。他告诉中共代表团：在核武器方面别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也能制造出来；别人没有的,我们也会有的。苏联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武器,或许已有了新的突破。【注53】 因此,斯大林一边加紧建设，尽快恢复和强大，一边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实行避免对抗和发生战争的和平外交。在朝鲜战争中对朝、中实行不使苏联被公开拖入战争的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他这样做，正是为了达到以强克弱这个长远战略目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能够使自己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避免战争、争得时间壮大自己的国际缓和战略,或者也可以称为战前蓄积力量的防御战略。正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非常担心会引发苏美战争,正如周恩来当时对毛泽东说的,斯大林"担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冒苏军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因此他不仅严格执行这条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路线,而且表示并不希望继续打下去。当我志愿军打败美国、进攻到三八线时,他就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与美国谈判停战,不要趁胜打过此线向南推进,仍保持雅尔塔世界划分格局。他甚至"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还对周总理、彭德怀、陈云、李富春、张闻天和粟裕等中国政府代表团说："中国空军是不能参战的。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注54】朝鲜战争由于我国以志愿军方式出兵援朝,在战争第一线与美国作直接对抗,苏联在后作不承诺式间接援助,又在世界范围展开强大的反战和平攻势牵制美国,使美国找不到可以引诱苏联介入的借口,无法再扩大战争,又使我志愿军能够放手大打,大败美军。中苏两国一个直接,一个间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相互配合协作得比较成功,终于使这场战争被局限在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范围之内,而没有发展成为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以美国被迫认输停战而告和平结束,朝鲜得以复国,苏、中、朝也都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休整和发展壮大自己的时间和机会。而如果当时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时采取了与以上路线相反的国际援助路线,即实行对抗外交和无限承诺包办式援助的援朝方针,由此将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应该是不难想像的。斯大林苏联在越南抗法战争时同样也是采取了这种做法。当1945年日本投降后越南共产党在胡志明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河内巴亭广场宣布独立时,原印支殖民地宗主国法国随即派军2万余人从海防登陆，占领河内。越共游击武装无力打败法国正规军, 只得退到与中国接界的越北山区,直到1950年时抗法战争仍无起色。在此期间, 斯大林苏联没有给过越南有什么承诺和援助。我国解放后胡志明赴苏求援,斯大林曾不予接见,经毛泽东说情之下才予接见,但仍没有给予援助。后来又在毛泽东的说情之下才算答应可以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当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有限支援,这样才使越南被允许得到我国的间接援助。越南军队由于没有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的战争锻练,无法靠自己打赢法军,使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我国又担负起了援越抗法战争的重任。在我国的支持支援下, 毛泽东亲自派出名将陈赓、韦国清和大批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军事顾问亲临越南，参于整顿训练越军和到前线指挥作战,才扭转战争局面，取得一系列的战役胜利。 与同期的朝鲜战争相比,越南抗法战争只是一场与三等帝国主义法国之战,属于较低较弱等次的、并不会牵动世界大格局的反侵略战争。但是其中的苏、中、越三者关系却处理配合得很为恰当：越南直接抗法，中国居中作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苏联则通过中国对越南的间接援助进行更间接的援助,完全处于第三者的地位。越、中、苏的一、二、三线排列有序,无懈可击,都非常主动有利,对任何一国均无损害,因此战争的牺牲和损失不大,战果收获却很大。战争打得很为成功漂亮,似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打败了法军,使越南顺利独立解放。 由此可见,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斯大林的这种以不放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而采取避免对抗的和平外交和实行避免提前引发战争的不承诺式间接有限援助,不仅能争取到发展壮大自己的时间,而且反而使中、朝、越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4、受援者不要依赖外援与援助者避免包办支援 一个国家的独立解放,需要一定的外援,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自己去打,这就是人所共知的"革命不能输出"、要获得解放"只有自己靠自己"。而且也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来的天下,才会去珍惜爱护。苏联和我们新中国都是靠本国共产党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并没有什么实际外援,更谈不上有谁给过大包大办的无限援助。如果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依赖于外援上,只会既难于胜利,又养成依赖习气。更严重的是,如果对于外援有着有求必应的依赖和援助国对受援国作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的包办援助,受援国将会认为受之无愧、理所当然,不会尊重和珍惜援助国的真诚相助,援助国因此也会被受援国强人所难地拖入战争漩涡而不能摆脱。以至仗越打越大,双方都会越陷越深,不仅破坏了援助国在战前抓紧建设、尽快强大、避免对抗、蓄积力量的战略缓和防御计划,反而还会提前招来弱不胜敌的战争、甚至核战争灾祸,受援国也将会随之遭难。斯大林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中所实行不承诺式间接有限援助方针，也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严重后果所采取防范措施。好在我们中国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并没有要求苏联无限援助,依靠自己的军队去打这场战争,所以才使苏、中、朝三国都免除了美国扩大战争甚至发动核战争的危险。因此说,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时对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避免对抗的和平外交和对中朝实行的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方针,是很有道理的,这是斯大林苏联在国际援助问题上的宝贵经验。5、中国忽视斯大林苏联不承诺式间接国际援助经验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但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在朝鲜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以及在越南的抗法战争后,却并没有去很好重视和总结斯大林苏联的这个宝贵经验，甚至认为这是斯大林太小气。因此当发生美国侵越战争时，反而实行了与此相反的路线，即在全面贯彻实行三届人大"四化强国"国内建设路线的同时,又去全盘实行有求必应承诺的包办式无限援外路线(我国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实行这种有求必应承诺的大量无偿援助)。而且到1966年时,这两条平行的国内外路线都已全面实施了将近两年,并且还在向不断增长扩大的趋势不可阻挡地往前发展着。此时，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达到近40万人,越南战争在不可避免往前扩大着；苏联在准备对欧洲发起攻势战略的同时也已对我国重兵压境,这种来自北面的核战争危险也以不断加强的势头在往前增长着。美国已被我国大量援助的越南抗美战争牢牢拖住,和美国一样，也根本无法很快脱身。苏联利用"鹬蚌相争"的这个机会,也就可以对欧洲转入战略攻势。只要这个攻势一开,美苏在欧洲的正面争夺对抗即就开始。这对美国来说必须要在苏联控制住东欧并准备将守势转为攻势之前打赢越战，赶往西欧,顶住苏联。于是它也就会不顾一切地更要扩大越战，甚至对我国发动核攻击,以消除后患，到这个时候，我国再想退出越战或想与美国改善关系,都为时已晚了。而这个严重后果都是因为我国同时实行"四化强国"和"无限援越"的内外路线造成的。6、是进是退的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命运 那么在如此严重的形势下,我国是仍然在执行"四化强国"建设路线的同时,又继续去实行这条有求必应承诺的无限援越路线,更加迅猛地由我国援助越南同美国大打下去而招来美国发动的核战争呢？还是吸取斯大林苏联的宝贵经验,赶快改变无限承诺的援外路线，后退一步,采取不承诺式间接援助政策，避免与美战争对抗，不去走这条能对我国引发核战争的危险之路呢？这将是决定我们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1966年,对于我国来说,既是可以通往战争和核战争"地狱"之路的入门处,又是可以迈向避免战争、转危为安"天堂"之路的进门口,何去何从,就要看我国如何去选择、怎样去走了。
八、发动文化大革命--唯一可以避免核战争劫难的生存发展之路 1、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和发生的战略进攻总路线 从前面的分析介绍中可以看到, 如果把我国在1965年和1966年所实行的"四化强国"国内建设路线和有求必应承诺的国际援越路线分开来,不去同时执行,这两者可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国恰恰是把这两条国内外路线合并起来同时实施。这一个"同时",问题也就出来了。它使我国的国家战略总路线顿时改变了方向,由应该以弱避强、避免战争、和平建设、蓄集力量的防御性战略,无形之中变成了以弱战强、引发战争、战时建设、耗损国力的进攻性战略。而这一切又是在当时人们都没有觉察到它发展下去的可怕后果的情况下,在不知不觉当中予以同时实行和向前推进的。人们都没有把这个对内和对外路线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看,更没有把这两者合并成为国家进攻性总战略与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与苏联在欧洲的战略攻守转换的全局性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看,而是把它们分割开来，各个孤立地去认识对待。所以不仅没有看到在敌强我弱又处于美苏包围态势下,我国因同时执行加速强内和无限援外的方针，并由此而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和发生的这种国家总体性进攻战略转变发展下去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反而都认为我们应该加速发展经济使国家尽快强大起来,同时也都认为我们应当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尽自已所能给越南有求必应的无限援助,使越南人民早日赢得抗美战争的胜利。甚至都认为应该无保留地支援世界反美斗争，以推进世界革命的早日胜利。都觉得我国终于克服了苏共领导集团的压力和自然灾害的困难,可以松口气好好地进行和平建设了,中国很快就要强大了，越南在中国大力援助下必会战胜美国了。一切似乎都是那样的应该和自然,并没有觉得同时实行四化强国和无限援越有什么不妥。 将要被强敌进攻之弱军,不是知彼知已、有先见之明,不去提前采取避敌进攻的战略退却,反倒不顾自己的微弱之力去助友向优势之敌作主动挑战的战略进攻,自己却又全然不知这种以弱攻强将会造成的险境,仍然信心百倍地勇猛助友进攻,直至自己也要被拖入战争,乃是兵家之大忌也。如此英勇而又冒险地加大冲击,不是会像二次大战时波兰骑兵汹涌奔驰地冲向德军坦克群,挥舞马刀劈砍钢铁坦克那样悲壮惨烈地全军覆没,就会因寡不敌众退到绝路血战到底而完全失败,这是无庸置疑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对于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注55】"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受到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傻子。"【注56】 2、中国必须实行由强变弱的退却战略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也为了越南人民抗美战争获得真正胜利,不去当这天下"第一号傻子",是无论如何不能去走这条力不能胜、将会祸及自己和盟友的国家整体性战略进攻路线的,而是应当认清敌强我弱和已被强敌包围并将要受到强敌毁灭性重击的严重发展趋势,"避其锐气",整个国家必须实行战略退却路线。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打不赢就走"。"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强敌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会危及到军力的保存。""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拒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注57】因此，我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在1966年这个关键时刻,尽快地纠正有求必应承诺的包办式无限援越路线,将它转变成为斯大林的不承诺式间接有限援助路线,并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对抗性外交转变为避免对抗和战争的和平外交。趁自己还没有完全卷入这场战争之前尽早退出越南,撤出援越之战,跳出美苏还未及沟通合拢的包围圈,以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尤其避免引发美国的核进攻和以后苏联的核打击。 3、难以做到的中国国家战略退却 但是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却可以发现这样的战略退却，我国此时已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因为： 1)、 自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对美国妥协退让以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反帝反美的中心和旗帜,支持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抗美侵略战争,不仅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和信仰依靠。我国的"四化强国"路线已使国力日增,日益强大,而我国不仅对越南已有有求必应援助的坚定承诺,并且已经提供了与国力增长相适应的大量援助。如果在这时突然收回这个已经不可能反悔和违背的承诺和援助,以不承诺的间接有限援助而减少援越,撤出援越部队,并因此减少对亚非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支援，这也就同苏联一样降下了反美大旗，退出了反帝斗争，等于在反悔和违背原先的承诺而失信于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会被认为是一种失信于天下的"背信弃义"，甚至是"背叛"，必将遭到越南的坚决反对和阻拦，也会为天下人所唾弃,我国因此就会陷于孤立。 2)、美国正在扩大越战,越南人民和军队需要大量援助,如果我国这时因惧战避战而突然撤援退兵,越南又没有别的大量外援可以补充,这必将会大大影响越南的抗美战争，越南将很难赢得这场战争。同时也会使美国可以发现我国因惧怕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而先行避开的战略退却意图,不仅会加大对越进攻,还会加剧对我国的挑衅和侵犯,这对我国和越南更为不利； 3)、朝鲜战争时,斯大林在全力发展苏联经济时就早已清醒地认识到敌强我弱、弱军不能主动攻强的态势, 从一开始就对朝、中实行了不承诺式间接有限秘密援助的政策,甚至鼓动中国主动去打援朝抗美的头阵而使苏联避担责任。在对外关系上，苏联对美国和西方也早已和平相待,没有被卷入到朝鲜战争中去，处于第三者的主动地位,从而避免了与美国和西方搞坏关系，发生战争对抗，并不存在一个对朝、中已经无限承诺援助和介入战争后再退出来的问题。可是我国这次对越南已再三重申有求必应承诺的无限援助,也已在实际上卷入了这场越南战争,美国已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敌人,甚至会对中国发动核战争。此时我国在国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如果减援撤军,反而会使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因还不强大而害怕发生中美战争和核战争所作的暂时退却,以便收缩战线尽快发展壮大,为以后与美大打核战争作准备,因此更会加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因此,这种冒然和强制的退却，其理由和道义是欠缺的，人们、尤其反帝反修的受援国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是难以行通的,照此去走,只会更加危险。4、变"水涨船高"为"水落船低"、由"下降削弱"取代"四化强国" 那么怎么办呢？看来只有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既不违反援越承诺，又能确保越南获得其他大宗外援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的前提下我国悄悄减少援助和撤出援越部队,把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的援助政策，转为实行不承诺式间接援助,尽快改变与美国的对抗政策，使之成为与美改善关系的和平外交。 那么我国又如何才能做到这种要求的战略退却呢？检查起来,我国之所以会去走这条国家战略进攻之路的，其根本原因是在实施"四化强国"路线使国力增强的同时，又必须不断增加对越南的无限援助，这是一条"水涨船高"使战争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之路。而只要中国国力和援越始终"水涨"，其越战和中美战争之"船"一定会升高，这也是无法躲避的事实和趋势。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水涨"能使"船高",那么"水落"也就能使"船低"。因此,我国要想做到这种要求的战略退却,只有不能再使"水涨船高"，而是要使"水落船低"，也就是采取"水落船低"之法,即立即停止执行"四化强国"路线,去实行与此相反的"下降削弱"路线,迅速把经济建设停顿下来,使中国国家整体国力急剧下降变弱,使经济建设的强大之"水"落下来，无力再行援助，由此援越的战争之"船"也就相应会低下去，这样也就可以达到退却目的,然后再去予以恢复和发展。因此变"水落船低"为"水涨船高",由"下降削弱"取代"四化强国"，使中国经济由强变弱，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我国唯一可走的一条可以避免滑向核战争灾难之门和可以登上安全之梯的生存发展之路。毛泽东正是强行压制"四化强国"和"无限援越"路线，实行了这条"水落船低"的"下降削弱"路线,使我国因国力停滞下降和倒退削弱而无力进行有求必应的援越，只能撤援退兵。与此同时，又把军事大腕苏联给拖出来援越，以确保越南胜利。这样才使我国成功地实行了这次整体性国家战略大退却,顺利地突破和瓦解美苏包围的核战争危险，得以实现转危为安的战略大转变。而这个以我国经济停顿下降自弱为起步的战略大退却,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这也就是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战争角度的起因。5、肯尼迪被暗杀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外部起始之因但是，如果追溯起来，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肯尼迪被杀后美国战略东移扩大越战和中国无限援越引起的，而肯尼迪总统在临死前已经下达了美国撤出越南、结束越战的命令。因此，如果肯尼迪不被以共和党人为首的极右势力和强硬主战派所暗杀，越战肯定会在1965年年底以前结束的，于是就不会有这场越南战争，也不会发生中国在实施"四化强国"路线的同时又去无限援越之事，不会被卷入到这场援越抗美战争中去，毛泽东也就不会发动为避美核战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可以说，肯尼迪被暗杀并取消他的从越撤军令而使美国战略东移扩大越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的外部起始之因。九、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避美核战的战略、谋略和方法策略 根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划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历时三年。如果从1966年8月正式发动红卫兵运动算起,则为时两年半。在这第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要达到的军事战略目的是： 立即停止实行因为同时实施"四化强国"和无限援越所出现的对美战略进攻总路线,迅速将它转变成为战略退却路线,实行中国国家战略大退却。 毛泽东实施第一阶段战略退却所采取的方法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方式,将正在全面实施的"四化强国"路线予以强制性地突然刹住,停止实施,由以自乱自压自弱为特征的"下降削弱"路线取而代之,由此把正在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强行搞乱和压制下去,迫使其在"乱"中停顿瘫痪,并进一步使国民经济连续几年全面而又急剧地下降倒退,使国力削弱到最低限度,也就是文革后被媒体广泛所称的所谓"崩溃"边缘，这是这次中国国家战略大退却的终点。 毛泽东在文革第一阶段战略退却时所采取的谋略策略以及所要达到的具体效果是： 1、 虚张声势、示弱避敌、半宴撤席、水落石出 在反帝原则上继续"示强"的声威下,通过文革大乱，甚至倒退和内战，在实际国力上向美国"示弱",使它觉得中国不会很快强大,中国并不可怕。于是予以放松和轻视,只把我国当作潜在敌人而不再视为主要敌人,逐渐放弃准备与我国交战和发动核战争的打算；同时,因为我国的突然内乱而倒退,逐渐退出援越抗美第一线,使苏联无法再利用我国援越拖住美国,不敢再对欧洲采取攻势，从而减轻一些美国的压力； 2、 水落船低、示难避索、引友求富、另辟门路 在不违背承诺并继续援助之下,以文革之乱造成国力削弱为由，向越南"示难",即显示自己的困难,使越南知道我国因文革使经济瘫痪倒退的巨大难处而不好对我国强索,无法再强求我国作无限的物资和出兵援助,只得另辟渠道去向军事富豪苏联求助。我国则在此"家门遭灾,难以倾囊"理由下,"水落船低"地逐步减援减兵和撤军,越南则无法加以反对和阻挠；3、 提前守瓜、乱贼阵脚、调虎离山、引虎斗熊我国逐渐减援退兵，大大减轻了美国的压力，使它能够提前抽出一部分力量赴欧顶苏,从而打乱苏联借华拖美而可以在欧洲实行守攻战略转换的攻势战略计划,迫使它只得亲自出马去援越拖美,于是也就使美国可以推开我国,腾出手去对付苏联； 4、 借友请君、补炭抽薪、请君入瓮、拖熊斗虎 我国无力无限援越，促使越南向苏求援,借越南之"请",把躲在越战后面意欲"黄雀在后"、"渔翁得利"的苏联拖出来,把它拉到越南战争中,去与美国作第一线直接相碰，这样也就使苏美在欧亚两线都展开争夺较量； 5、 退主为客、知难而退、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旦使苏联被迫取代我国大量援越而可以确保越南取胜时,我国则立即撤出全部援越部队,退出已经直接介入的越南战争,并对越南的承诺式无限包办援助改变为不承诺式间接有限援助,对美国则也改变原来的战争对抗路线，而逐渐采取靠拢接近政策； 6、 虚实真假、兵不厌诈、瞒天过海、暗渡陈仓以文革自乱自弱和反修防修为掩护,做到既在虚上"声张"、"示强",又在实上"示弱"、"示难",声内而撤外,使美、苏、越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发现和识破我国"自弱示弱退却"的真实战略退却意图，始终以为这是我国内部"权力斗争"的内乱而出现的"自相残杀"和"瘫痪倒退",并不能觉察到这是我国在作战略大退却。都觉得文革与它们并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利害关系,于是都会对我国放行通过。从而使我国可以以这种既"调虎离山"、又"放虎归山"等韬略计谋，"瞒天过海"地"暗渡陈仓",从容退出和瓦解美苏包围圈而不会打草惊蛇,有损越南，祸及自己；也不会打蛇惊草,使越南惊慌。在这里,对于此次战略退却意图和谋略要做到绝对的保密,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具有极端重要性,它将是决定整个退却战略成败的关键。因为在这种谋略较量的智斗战争中,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可以因为仅仅是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注58】"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是不晓得的,这一点我们是保密的。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注59】也就是说,这次将力不能胜的战略进攻转变为"打不赢就走"的战略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以我国经济国力下降削弱到最低点的"内乱示弱"为掩护手段,保证在不违背对越援助承诺和确保越南取胜的前提下顺利撤回援越部队,理由充足地退出已出兵介入的越南战争。"不等罚酒，自喝敬酒",使美国不再把我国当作敌人,从而改变对越南的有求必应无限援助路线和对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同时打乱苏联借华拖美进行守攻转换的攻欧战略计划,借越南之"请"把它调遣出来,强迫它取代我国在越南去与美国相碰，我国则借此机会由援越反美第一线退居到第二线,神鬼不知地跳出美苏争夺的"冷战"圈子,使我国"走"得掉，并为以后能形成与美苏三足鼎立之势的独立一极打下基础。概括地说就是,这次毛泽东领导我国以文化大革命作掩护所实施的第一阶段战略大退却,实际上是一种在对此战略意图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所实行的以"内乱示弱"、不战而得以避美核战的退却战略。 7、自己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但是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原先"估计和处置的错误"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的战略退却是被迫以"走"的方式来努力脱出这种被动的，这种"走"，是一种纠正错误的被动的"走",所以难度极大。同时，因为"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注60】"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注61】而我国这次大退却的战略意图和手段方法,是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更是不可能以此去向干部和人民进行停顿削弱的说服工作的,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实战的战争,而是提前进行的斗智斗计反核战谋略战争，除毛泽东一人知其底里深浅外，其余所有的人都是不知道的，难以理解的，所以其困难的程度是超出人们想象的。然而,"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注62】"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注63】因此，由我们自己动手"打烂"自己的一部分"坛坛罐罐",总比美苏发动侵华战争和核战争来"打烂"中国全部的"坛坛罐罐"要好得多，"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注64】因此,在中央一线领导和全党全国全军不懂得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弱经济的战略退却意图不满和反对时，为了确保我国这次国家战略大退却不出差错,完全成功,毛泽东需要绝对保守此战略意图秘密,也就只能以他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强迫全体服从，也就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并把战略退却的领导权威和决定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这也是在被迫之下所必须要采取的。 十、毛泽东一人力挽狂澜 1、列宁一人反对全体挽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毛泽东以一人反对和阻挡全体,与1918年3月苏维埃共和国对德国的进攻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以列宁一人反对俄共（布）全体的情形有些相似：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刚获胜利,并已退出了一次大战,但德国却趁机向还没有自己军队的新生苏维埃共和国发动进攻。德军攻城掠地，节节推进，在此情况下俄共(布)中央全体领导一致认为 应当予以武装抵抗,迎头反击,但只有列宁一人坚决反对。他认为苏俄还没有自己的军队,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冒险抵抗只会失败,只有妥协退让去与德国媾和才是唯一可走的生存之路。可是俄共（布）中央全体领导全部反对列宁的意见,列宁一人反对全体的建议被否决。派去与德国谈判的托洛茨基不仅不答应德国提出的割地停战条件,反而以强硬立场与德国闹翻,遂使谈判破裂。德军便又一次大举进攻,直逼首都彼得堡,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顿时陷于危急之中。敌强我弱无法取胜的严酷事实使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俄共（布）全体领导认识到列宁意见的正确性,便一致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再去派代表与德国谈判,终于以接受德方更为苛刻的条件、割让出更多领土为代价,妥协退让地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德军随即退兵,遂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列宁以他一人反对全体,最终证明他是正确的,也就成了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必须要实行战略退却而不能冒险进攻的一个革命历史范例。 2、毛泽东一人反对全体进攻打鼓新场而被迫辞职遭罢免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也同样发生过一人反对全体并最终证明此一人是正确的这种情况,这就是在1935年3月初红军攻下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以后,新当选的前敌总指挥毛泽东一人反对中央和军委全体领导决定去进攻打鼓新场的重大事件。当时在遵义的北面有强敌川军堵截,红军难渡长江天堑；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主力驻军,依仗乌江天险挡住红军去路；东面有湘军追击部队,郭勋祺三个旅准备在3月6日由桐梓向遵义东南地区进攻,周浑元三个师准备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刘湘和周浑元部队准备7日会攻遵义。我红军3月5日抓紧时间撤出遵义,唯有向西才是一条生路。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决定向西面的周浑元部进攻,以进一步扩大战果,积极创造条件,开辟新的根据地。但是当红军撤出遵义向西进发时,发现敌情有重大变化：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意图,令周浑元部在西边的长干山西北一带构筑工事,诱使红军进攻。一旦红军进攻时,周部即向黔西北地区兜剿,吴奇伟军则秘密行动,配合周部对付红军。蒋介石又将大量主力部队部署在乌江一线,既防止红军西进,又防止红军南进。此时红军如果继续西进去打周浑元部,则正好上了蒋介石的大当，落入会被围歼的陷阱。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下令停止西进,寻找新的空隙和战机。可是林彪、聂荣臻的第三军团因娄山关之胜的鼓舞,求战心切,认为此时可以避开中央军,去攻打只有一两个团驻守的打鼓新场（地名）。他们认为此处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攻占此战略要地,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极为有利。林、聂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而毛泽东则认为此时打鼓新场虽然只有少数黔军,但是滇军主力正在向其地运动。如果冒然向此地进攻,势必会与滇军正面对垒,其他国民党部队也会蜂涌而至,红军不仅又会吃土城消耗战之亏,而且还会陷入重围无法走脱,很可能被敌军剿灭。他觉得此仗关系重大,建议周恩来立即召开全体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负责人再慎重研究一下。于是中央和军委的洛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王稼祥、政治部主任朱瑞以及军委纵队司令、政委等所有领导于当夜齐集在鸭溪的总部作战室研究讨论。在会上,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全部主张采纳林、聂建议,去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在这种敌人增援大部队很快会云集于此的情况下,以疲弱红军去进攻打鼓新场,只会中敌人的圈套而失败。可是全体与会者都不听毛泽东的劝阻,彭德怀认为可以集中兵力,未尝打不下来,林彪则讽刺毛泽东被土城消耗战打怕了。会上,以绝大多数为一方,毛泽东一人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全体反对毛泽东一人的局面。毛泽东见无法说服大家,便毅然决定以辞职来反对全体。他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啦！"会中有人则把毛泽东顶了回去说："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洛甫便以表决形式对林、聂建议和毛泽东的反对意见作出决定,结果除毛泽东一人外,二十多位领导人全都举起手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意见被一致否决,同时也被罢官。3、毛泽东判断和决定的正确挽救了中共和中央红军但是在会议以后的当晚,毛泽东为了避免红军失败,不顾一切地到周恩来处再次加以劝阻不要去打打鼓新场。而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正准备命令红军进攻打鼓新场时,突然得到情报说,敌军主力正从多个方向向打鼓新场运动集结,周浑元部和川军也正准备向红军侧背部夹击,红军如果真的按照这全体领导的决定前去攻打打鼓新场,也许就会钻进敌人口袋而全军覆没。刚得到这个情报的周恩来此时也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而有些不知所措,听了毛泽东的再次解释和劝阻以后才恍然大悟,深表自责地说:"你考虑的是对的,野战军不能进攻打鼓新场,明天一早赶快开会说服大家。"于是中央军委很快发出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并再次集合所有领导成员召开第二次鸭溪会议,转达毛泽东的意见。事实证明，毛泽东一人反对全体的意见是正确的,大家对毛泽东料敌如神的先见之明和在关键时刻以他一人力挽狂澜扭转危局也口服心服,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重又恢复了他的前敌总指挥领导职务,并组建了以他为实际最高领导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最为危急的关键时刻,以他一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一人反对全体进攻打鼓新场,也像列宁一人反对全体去反击德国进攻一样,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不能去冒险进攻而只能实行战略退却的革命历史典范。从避免进攻打鼓新场的第二次鸭溪会议起,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才被正式得到公认和确立【注65】4、第二次鸭溪会议确立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在遵义会议以后关于是进攻还是不去进攻打鼓新场的第一次鸭溪会议,是决定党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命运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毛泽东因为他一人反对全体的错误决定而辞职,全体中央领导一致表决同意去进攻打鼓场,并以绝对多数的一致意见撤去了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这实际上是中央全体领导已经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领导地位,并且已经开始执行进攻打鼓新场的错误决定。只是在如果继续去进攻打鼓新场就会被敌人包围聚歼的严酷事实得到情报证实,以及毛泽东的再次劝阻,从而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以后,才在第二次鸭溪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正式确立了他在"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中的最高实际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千钧一发的最危险时刻避免了失败,并转兵突围,使中国革命从此走向了胜利。因此,遵义会议以后的打鼓新场事件,即毛泽东一人反对全体进攻打鼓新场的第一次鸭溪会议和全体重新拥护毛泽东主张并确立他为实际最高领导地位的第二次鸭溪会议,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否则遵义会议的成果将会化为乌有,党中央全体领导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也将遭受到重大失败和牺牲，甚至可能全军覆灭。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的正式确立,是靠他超过所有中央领导的真本事打出来的。5、毛泽东以一人反对全体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三十一年后,毛泽东一人所反对的,仍是在打鼓新场事件中曾反对过他的中央大多数原班领导人,这中央大多数原班领导人的一线全体又一致反对他一人。毛泽东有过打鼓新场事件的亲身经历,所以也才敢于再次由他一人反对原全体领导,并果断地发动了这场规模气势宏大、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超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与毛泽东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当时的俄国和中国革命是实际战争,列宁和毛泽东的战略退却意图和方案可以在内部公开讨论和争论,甚至在被否决后还可以再予改正,毛泽东的职务也可以撤销后再予恢复。而这次则是此战略意图部署绝对不能暴露的谋略战争,只有毛泽东他一人知道,其战略退却的绝对领导权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可以放弃。此次退却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甚至不允许有半点差错,因此其难度比列宁的不知要大多少倍,比当年公开反对和阻止进攻打鼓新场也不知要难多少倍。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这第一阶段自己"打烂"自己"坛坛罐罐"的"自乱示弱"之举,在毛泽东果断决然的执行之下,其以"下降削弱"为特征的战略大退却的目的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