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來人形容現在的經濟數據，是“放在十年前是大話，二十年前是夢話，六十年前是神話”。儘管國內現存矛盾還很多，但國家實力的飛速發展的確已為實現民族騰飛奠定了基礎。


周恩來總理在20世紀50年代曾說過，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實力政策，但是對付帝國主義不能不講實力。一個國家的實力既包括奮鬥精神、民族凝聚力、創新能力等“軟”實力，也表現為經濟和科技水平的“硬”實力。


全國解放初期，我國軍民的戰鬥精神確實震懾了帝國主義者，不過那時的“硬”實力，如武器和眾多工業品主要還要靠蘇聯供應。中蘇關係破裂加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兩次折騰，再一次拉大了我國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記得在改革開放初期出國時，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就是一個“窮”字。


那時我們參加國際會議時總要講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費不足”，總希望別國出旅費。近幾年中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國人出國旅遊時往往被目的地商家視為富豪。而“G2”、中美國的論調也一度盛行，此說在10年前甚至都是不可想象的。以上局面的出現恰恰與我國“硬”實力發展分不開。


從徒有大國之名，發展到具備大國實力


近代中國的一個最大困窘，便是有大國之名，卻無相應的實力，反而成了其他大國甚至中等國家的刀俎之肉。多年來，我國在紀念抗戰時側重於強調勝利的輝煌，而實際上因實力不濟也留下無數屈辱。抗戰期間半個中國被日本占領，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為拉住中國，將中國與美蘇英並列為反法西斯“四強之一”，但並未給予中國平等地位。


“四強之一”的帽子剛給中國戴上，其他三大強國便在雅爾塔會議上瓜分了中國權益，確定外蒙古獨立。對日戰爭結束後，美國、蘇聯還分別在中國占有軍事基地，英國則恢復了在香港的統治，此時的中國哪還有大國、戰勝國的樣子？


舊中國受人欺凌，關鍵在於經濟落後及由此導致的軍力衰弱。20世紀40年代時，我國工業產值竟不如葡萄牙這樣的蕞爾小邦，還落後於印度。


1949年新中國與蘇聯結盟，其原因也脫離不開向蘇尋求工業援助和軍事支持。之後，中國通過抗美援朝奠定了軍事強國的地位，不過按周恩來的講法，還未擺脫“軟骨動物”地位，因為當時對美作戰的裝備主要靠蘇聯提供，不要說飛機、坦克和重炮等不能生產，連汽車都要進口。另外，從國際戰略格局的深層次來講，這一仗畢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蘇聯的核保護傘，只是對外不說而已。


筆者為研究抗美援朝戰爭，曾大量查閱毛澤東、周恩來當年發往蘇聯的電報，發現其中多數內容都是希望蘇聯提供這樣或那樣的武器或支前工具，甚至連手槍這類輕武器都要列上。提出要求後，若對方沒有及時供應，中國領導人往往要一提再提並闡述志願軍作戰條件如何艱苦，可見求人之難！


抗美援朝後，中國得到了蘇聯的“一百五十六項”重點工業項目援助，再加上靠舉國體制、“統購統銷”，得以在短期內打下了工業基礎。20世紀60年代，中國又搞成了“兩彈一星”，成為世界五個核大國之一，在聯合國的席位得以恢復，成為美蘇之間一個舉足輕重的獨立力量。


中國當時已有了大國的軍事力量和戰略地位，但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影響力依然很小。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一直在世界第8至第11位上徘徊，而人均GDP還列在世界倒數幾十位，與非洲多數窮國並列。


直到90年代初，國內在搞大的經濟建設項目時仍需要爭取外國投資，甚至連拍攝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也要日本佳能公司提供資金。由於經濟實力的不對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才敢於在1989年對華實施制裁，國內不少項目也因此停滯下來。


90年代的中國“韜光養晦”，埋頭搞建設，爭取到了20餘年寶貴的戰略機遇期。1990年至2013年間，我國GDP由3878億美元上升到9.4萬億美元，雖然美元也在貶值，但按購買力計算仍增長了不下10倍，而我國的影響力也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近現代歷史上，考量一個國家的實力，首要是看其經濟總量。“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暴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這些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始終是正確的。回想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整天喊“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也說這不過是“放空炮”，語言上的強勢並不能改變力量對比。現在的中國對外不喊什麼口號，但中國的崛起都舉世矚目。


現代科學強調定量分析，講實力要用數據說話


GDP是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首要指標。前些年有人按西方一些人編造出來的數據，說什麼清朝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意在貶低中國現代的經濟進步。而實際上，從明清到民國之前，政府只有財政收入統計，而沒有GDP的計算（那時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社會結構也無法進行統計）。鴉片戰爭前，僅英國一國的財政收入，按英鎊與白銀的匯率計算，就達到中國的4倍，舊中國的狀態一直是極度貧窮、“一窮二白”的。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0年間，國家發展較快，50年代也一直公布經濟發展指標。自1960年因“大躍進”造成經濟大幅下滑，“文革”又令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後，至1978年以前，主要經濟數據我國都未公布。那時我們在廣播報刊中聽到、看到的都是“大好形勢”、某些“大增產”，但又語焉不祥，且無量化分析。


改革開放後，國家每年都公布國民經濟的詳細統計數據，起初雖讓人看到了差距，卻也打破了封閉的自我陶醉，從而奮起追趕。綜合這些年來發表的經濟數據，可以清晰看出60多年來，中國與美國的差距已大大縮小，並追上了當時先後位居世界第二的蘇聯（後繼國是俄羅斯）和日本，發展速度也遠快於印度。


在改革開放前即1979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速雖快於美國、蘇聯，卻低於日本和中國台灣，而進入90年代後，中國經濟才真正進入高速發展期，在增速上把日本和台灣省遠遠甩在了後面。


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封閉狀態，中國認識到了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性。90年代以前，中國是純外資引進國，還要從發達的小國，如新加坡等國，爭取投資。靠着國人奮鬥和充分利用國際環境，中國的實力終於與年俱增。至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達到3000億美元，對比今昔，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頗為輕視，甚至預計中國很快會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然而事實卻相反，至1999年，美國國會公布的《考克斯報告》認定中國已成為其主要對手之一。進入21世紀後，西歐各國開始更新對華觀。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國際對中國的觀感又為之一變。2013年，中國GDP達到9.4萬億美元，達到美國的60%，超過第三的日本近一倍，國際話語權也與過去大不相同。


政治影響力，從根本上看是以經濟為基礎的，這在兩岸關係上體現得很充分。台灣有較好的經濟基礎，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又趕上了“國際列車”，實現了“經濟起飛”，人均GDP曾達到大陸的10倍以上。島內鼓吹“拒統”和“台獨”的人，都拿大陸的“窮”說事，不少台灣民眾也認為兩岸不能統一。


近十幾年來，大陸經濟發展很快，而台灣經濟卻近乎停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及北、上、廣的經濟水平都超過了台灣，“台獨”分子也就失去了底氣，現在島內的人紛紛說大陸人有錢。僅2013年，赴台旅遊的“陸客”就達280萬人，占島上外來訪客的一半以上。


我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曾多次同台灣的學者及退役將官們會面、交流，他們過去也害怕大陸的軍力，不過自恃生活水平優越還是表現出一股傲氣。而近些年來，能明顯感到台灣人士對大陸越來越有羨慕感。有了經濟基礎，我們談統一時腰杆子也硬了許多，也越發感到鄧小平的一句話真是至理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


中國以薄弱的工業基礎發展成“世界工廠”，只是檔次還不夠高


中國是極為落後的農業國，按陳毅1945年在延安為黨的七大起草的建軍報告所言，比西方要“落後百年至百五十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鋼年產量不過15萬噸，為全國做釘子都不夠，那時國人都把鐵釘稱為“洋釘”。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鋼鐵年產量便超過8000萬噸，蘇聯1950年的鋼產量也超過2500萬噸。中國決心把發展重工業放在強國的第一位，在農村實行“統購統銷”，擠出糧食出口來換機器，這在當時也可以說是解決建設資金的唯一選擇。


在抗美援朝後，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基礎工業，這對我國經濟發展是十分有益的。如毛澤東在出兵朝鮮前所說的，“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抗美援朝造成了62億元人民幣的戰費消耗和30億元的對蘇武器借款（這在“三年困難”前已經還清，而且只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1.5%），但獲得了難以用金錢計算的為國家工業化奠基的條件，至於後來有些人為“反修”編造出所謂的“為抗美援朝還債”導致“挨餓”之類的傳言，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建成了水平落後但配置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從低端的鍬鎬到高端的衛星都能生產。當年國內放棄了許多短期贏利產品的生產，導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在今天看來，當年建設的指導方針確有弊病。但這一過程成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把握髮展時機，發揮勞動力市場優勢的前提，從而把全球相當多的基礎工業投資引入中國。


自20世紀80年代後，因勞動力價格提高，西方國家的傳統工業項目失去競爭優勢，而中國則大顯身手。過去雖“以鋼為綱”，但實際鋼產量提升有限。1957年中國鋼產量為535萬噸，到1978年才超過3000萬噸。


改革開放後，中國冶金業按市場規律發展，鋼產量發展速度創造了世界工業史的紀錄。1996年，中國鋼產量超過1億噸，超過日、美居世界第一。到2013年，中國鋼產量超過7億噸，占全球煉鋼量一半。同年，中國的造船總噸位也超過4000萬噸，占全球份額的42%，煤炭產量也達到全球的40%。


相比之下，印度在獨立時鋼產量比中國多一倍，卻因未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到如今鋼產量只達到中國的十分之一。印度人雖自詡本國是“世界辦公室”，其國內卻連步槍、輕型火炮都要進口，其工業基礎和投資環境已難望中國項背。


僅以發電量為例，它是衡量一國工業化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極為重要的標準之一。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工業化水平低得可憐，發電量僅為46億度，甚至低於朝鮮。縱觀中國60多年的發展歷程，年發電量到2012年已上升至49377億度，雖然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增速放緩，但總體增長是驚人的。


此外，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真正創造世界經濟奇蹟的不是日本（其起點很高），而是中國和韓國。在1950年之後的60年裡，韓國電力增長了742倍，中國增長了913倍。同期，日本增長了22倍，美國增長了10倍。


2011年，中國總發電量達47000億度，占世界發電總量的21.3%，超過美國的43080億度，這才是地地道道的工業“大躍進”。


我們的進步是巨大的，但經濟實力的全面考量還要看信息化條件下的高科技水平。目前美國在航空航天、互聯網、芯片設計、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方面仍占鰲頭，在信息產業和服務業方面的產值還遠超中國。而中國的多數產品還存在數量雖大卻檔次低、高耗能等弱點。


追求GDP意義仍重大，有經濟實力才能加強國防


中國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問題，於是有人質疑追求GDP的意義。我們在正視問題的同時，也必須承認，GDP增長才奠定了中國現在的國際地位，而民生改善、國防力量增強和科研能力提升也是以此為基礎的。


2014年，中國GDP已超過62萬億元人民幣，折合10.2萬億美元，已經達到美國（17.4萬億美元）的60%，並同日本（4.8萬億美元）拉開了一倍以上的差距。


中國GDP雖然總量可觀，但人均GDP仍排在全世界80名左右。2011年，世界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幾個最富裕的小國盧森堡、卡塔爾、瑞士、挪威的人均GDP都在8萬美元以上，美、日、法、德這些大國人均GDP也達到5萬美元。此外，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量也不樂觀。而在人均收入上，中國要趕上發達國家，恐怕還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


GDP也直接關係國防開支。經濟實力是國防能力提升的基礎。根據公開數據，2013年，中國軍費開支為1143億美元，占GDP比例為1.3%，而美國為6460億美元，占GDP的4.2%。


國際輿論家認為，中國公布的軍費開支過少，因為其中不包括國防科研經費和一些臨時撥款，美國一些軍事評論家認為中國軍費實際數據要比公開的高20%左右。其實美國也有“隱性國防費”，如研製核武器的一些費用便算在核工業支出中。


現在按國際權威軍事機構公布的數據，中國近兩年下水的艦艇數量、所產坦克數量均居世界第一，作戰飛機產量則僅次於美國而居第二。目前中國能夠同時啟動航空母艦、第四代戰鬥機、新型核潛艇和登月計劃等耗資巨大的工程，這都是以充足的資金投入為保障的。


同時，隨經濟發展而出現的新問題也不容忽視。從外部條件看，中國現居“全球第二”的經濟總量和軍事開支已引起美國警覺，並引發許多國家猜忌；從內部條件看。國內目前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在繼續加大，腐敗之風嚴重導致社會不公加深，民眾不平衡心理加劇，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能保證可持續發展，甚至會引發政治風波。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下大力反腐敗整頓黨風、軍風和社會風氣，受到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熱烈擁護，這也是下一步實現“中國夢”的保證。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很大程度是理性化，而不是情緒化。如今國人在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時，應該全面綜合併以發展的眼光來看，既不要妄自菲薄，又不要妄自尊大，冷靜客觀地認清問題並明確奮鬥方向。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曾擔心，經濟落後會有被開除地球“球籍”的危險，而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地球村”中進步驚人的成員。如再能抓住發展的機遇期，到建黨和建國這兩個100周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硬”實力應該能躍居世界最前列，我們的“軟”實力也就會大不一樣，到那時再講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會讓世界更信服。總之，現在的形勢是建設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