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前，日本無意加入，麻生所謂“條件”，根本就是故意設障，那是把爛皮球踢給別人的老套路了。

3月31日，是兩件國際大事的時間節點。其一，按此前各方協商，伊核問題談判應該有個說法；其二，是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的截止日期。前者是一個“陳舊”事件，後者是一個“新興”事件，有海外媒體稱之為“國際金融界的一次地震”。

之所以將亞投行的誕生稱之為“地震”，是因為這是現代史上首次由一個發展中國家推動創立的具有全球視野和架構的區域開發銀行，震動的不僅是既定全球金融結構，更是國際政治金融觀念。既因於此，意向創始成員國的報名過程，便匯合了決斷、遲疑、觀望、轉變等種種政府舉措和政治情緒，成為輿論顯性話題，尤其當英法德等歐洲國家近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後，一些國家的落單就很顯眼，比如作為經濟金融大國的日本。

據《日本經濟新聞》最新報道，日本政府24日確定方針，圍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將放棄在3月底前作出是否加入的決定。如果報道屬實，就意味着安倍政府已經不打算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了。此前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曾表示，如果日本提出的一些條件得到滿足，就“有可能”就亞投行運作機制“進行磋商”。當時坊間曾就此議論日本加入的可能性。 其實，如果人們熟悉了從來模糊隱晦的日本政客的表態習慣，就可以得出判斷：3月31日前，日本無意加入，麻生所謂“條件”，根本就是故意設障，那是把爛皮球踢給別人的老套路了。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日本，看到的是五味雜陳的心態。想當初，東京對亞投行直接的態度是排斥和質疑，待其他國家紛紛加入就開始語焉酸腐，眼下則出現輿論分歧，不少人日本業內認為日本應該趕早不趕晚。前環境相石原伸晃，就是那個極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的兒子，26日公開呼籲日本儘早加入亞投行，他的理據有二：日本外交應該靈活；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日本的鄰國，日本必須認清這一事實。石原君在這方面腦子是清楚的，好過很多執拗的政客。亞投行從誕生起，因為它的性質和目標，就應該受到祝福。那些懷疑、排斥、拒絕，都緣於無法公之於眾的對抗心態。

是的，現在世界上有世界銀行，亞洲有亞洲開發銀行，然而亞洲作為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地區，這裡的發展中國家亟待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很大，有更多銀行提供支持，當然更好。而且中國作為目前最主要出資國，從其龐大的外匯儲備庫中提供資金，當然是一件好事。

是的，亞投行的總部設在中國，但它的理念是開放、包容、透明的，它是多邊性的金融機構，如果有人擔心它的單邊性，就應該負責任地加入，從而加大亞投行的多邊性、多元性，而不是提出質疑，拒絕加入。

是的，有人擔心亞投行的運行會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造成壓力，這實在是高估了亞投行的“衝擊力”。更何況國際政經形勢深層變化，已經對全球大型金融機構和組織提出改革要求，如果只是固守既定遊戲規則並排斥新生的機制和理念，這樣的做法無論飾以怎樣的輿論色彩，都無法免除它天生的負能量。

負能量的副作用往往是廣譜的。就國際金融的新構建而言，它是保守和傳統的消極維持，是對新生活力的壓制，當前幾大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的運作同世界經濟、金融發展不相適應，這種人所共知的現狀亟待改革，但同樣面臨阻力，從全球未來而言，積極的刺激和補助是有益的，一些國家即便不爽，也應儘量容讓。就日本而言，儘早加入亞投行這樣的新興地區金融機構，不僅有利東京在其中發揮更大效能，而且同時獲得收益。很多事情擋是擋不住的，一味抵制用力太大，就很難轉身，最後落得孤立的局面。

這件事也暴露出日本外交上的問題。游離在亞投行之外，除了盤算私我利益，東京還有着外交合縱的考量。歐洲和亞太部分發達國家相繼宣布加入，當初應該是出乎東京意料的。這些年日本因為歷史等問題跟周邊國家搞得很僵，這加重了它的外交倚賴性，這種單向慣性導致外交研判的失誤。往根子上看，這毛病在於日本前高級外交官天木直人所指出的，日本外交政策的“外強里弱”，究其根本是“獨立性”的缺失。天木認為，大國格局中，中美新興大國關係的構建存在很多積極相向的因素。在亞投行問題上，華盛頓已經出現開放的跡象，對於日本而言，如果美國基於自身利益，並像其宣稱的那樣謀求中美“共同利益”，當美國表示樂見亞投行的建立和發展，而這種可能性隨着中美高層互動的展開變得越來越大，那時候，日本該怎麼辦，做一個孤獨的游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