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赫芬頓郵報》4月6日文章，原題：中國的改革如何令批評者遇挫  不久前，中國問題學者沈大偉提出新“中國崩潰論”。其許多理由基於一種看法：中共未能實施必要的政治改革。然而，這種看法或許是錯誤的。中國政府剛剛宣布重大經濟和政治改革，表明其對根本性地重塑自身是認真的。經過多年的謹慎和保守，如今中共開始採取實質步驟，欲打造一個更權力分散且靈活的政府，但也對黨的領導層更負責任和守紀律。

　　不久前結束的中國兩會，決定領導層將向地方政府下放權力，以擺脫體制中存在的政治僵化和經濟低效問題。觀察人士問，“很好，但中共會落實計劃嗎？”歷史上，每當自由化改革似乎要威脅到黨的掌控時，中共就會本能地退縮。但這次不然——改革方案是更大改革和改善中國政府的計劃的一部分，北京一直在努力取得成功。

　　在中國，基本的政治關係並非個人與國家，而是地方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一方面，過去地方政府權力過大，造成猖獗腐敗和官員濫權——如今已危及中共健康。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急欲確保政令暢通，卻損害了地方的靈活性和試驗。

　　中國要通過三個主要步驟解決第二個問題。一，修改《立法法》，把擁有立法權的城市從49個增加到288個。二，在法律無規定的地方取消行政審批，儘可能向地方政府下放權力。三，北京將繼續放寬對地方支出的控制。

　　所有這些都是積極舉措，但以前也討論過多次。(這次)中共會堅持到底嗎？尚難預測。但有強烈跡象顯示，中共志在取得成功，並已開始採取有力措施。

　　北京強勁的反腐和法治運動，有助於提高對地方政府的權威。如今很多官員害怕自己是中紀委的下一個目標，因此迫不及待地遵守黨的規則。

　　同時，中共意識到，確立法治有賴於獨立的司法體系——可以問責腐敗、無能的官員。為此，中國計劃對法律管轄權進行改革，讓地方政府不再凌駕於地方法院之上。目前，地方官員能對案件審理施加巨大影響，這是司法腐敗的一大根源。

　　中共最終想要使地方政府更加負責任，但同時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度以最適合當地的方式來實現增長目標。為此，中共已開啟實現這種“困難妥協”所需的諸多步驟。北京能否最終成功，取決於地方政府如何回應“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並貫徹更大的改革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