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60年前，正在召開的萬隆會議標誌着亞洲和非洲等地發展中國家又一次站到了歷史的前台。在發展中國家集體勢變的時代背景下，正在強勢崛起的中國在萬隆會議的能量釋放十分可觀，其將扮演何種角色備受期待。其實除此之外，中國與萬隆會議的舉辦國印度尼西亞之間相互關係的動向也極為惹眼。
　　中國與印尼之間有很多故事可講。印尼與建國不足半年的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間歇性發作的排華運動，邦交的中斷20餘年，見證了雙方各自曲折坎坷、甚至不堪回首的發展路徑。所幸的是兩國已經先後走出了初期探索階段，並奠定了自身的道路和模式。而中國和印尼兩國目前高度契合的戰略利益，決定了雙方勢將成為緊密聯結的利益共同體。這一點在習近平身上體現得尤為明確。

　　　　中國印尼急劇靠近

　　習近平在2013年10月訪問東南亞的首站就是印尼首都雅加達。這是習近平時隔20年再次訪問印尼。而20年前的習近平尚在福建擔任省委。習近平轉道馬來西亞後，又飛往印尼巴厘島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習近平訪問國選擇和次序安排背後自然有着必然性考慮。一方面，印尼和馬來西亞目前是中國在東南亞舉足輕重的合作對象，另一方面，中國對印尼有着更多的潛在戰略利益考量。

　　也正是在此次訪問時，中國和印尼一致將雙邊關係由“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而雙方共同發表的《中印尼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未來規劃》的內容顯示，雙方做出了近乎全面合作的姿態，不僅包含經濟層面的重頭戲，而且涉及到政治、防務、安全、海上和航天，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領域。

　　確如習近平所言，中國和印尼分別是世界第一和第四人口大國，第一和第三大發展中國家，戰略依存度高，發展互補性強，互利合作潛力巨大。加強戰略合作是兩國着眼長遠的必然選擇。習近平還表示，中國把印尼作為中國周邊外交優先方向。此前中國官方論定，東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此番這一表述無疑再度凸顯了印尼之於中國的戰略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另外獲得中國“優先方向”待遇的是其“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巴基斯坦。習近平在2015年出訪巴基斯坦後即又前往印尼參加萬隆會議。

　　作為兩個發展中大國，中國與印尼有諸多相似之處：人口眾多，市場廣闊，發展潛力巨大。基於兩國類似的發展路徑和國情，中國能夠為印尼提供有益的借鑑和經驗。而雙方互補的經濟結構則是其深入合作的動力所在。對於印尼，中國能夠提供充裕的資金、技術和工業能力，以滿足其龐大的基建和民生需求；對於中國，印尼蘊藏着可觀的發展潛力，提供了消化中國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的市場。

　　對中國而言，與一衣帶水的印尼的關係顯著改善還將釋放更多的戰略紅利。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和印尼之間也存在爭端。但兩國在大方向上的走近，有助於克制和消解雙方在這方面的矛盾。而且因為印尼是在與中國存在南海爭端的國家中最大的一個，這也將在較大程度上緩解南海紛爭。同樣因為印尼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中國與東盟關係也將因之更進一步。另外，這也將為中國正在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提供重要支撐。

　　印尼方面對於和中國關係的發展也展現了不一般的熱情。作為一個已然具備相當實力，仍有較大的發展潛力，與印尼恰好形成互補和相互需求關係，又與自己一衣帶水的國家，中國對印尼的戰略意義毋庸置疑。一些小細節也能展現印尼方面的態度。比如，在籌備亞投行期間，印尼財政部長班邦對媒體表示，“這是我們的願望，將亞投行的總部設在雅加達。”然而中方回應稱已經落戶北京後，班邦又表示，至少副行長的職位該保留給印尼，“因為我們很可能成為亞投行的最大客戶”。

　　2014年博鰲亞洲論壇上，來華與會的時任印尼總統佐科向習近平請教中國為何發展這麼快。習近平回答稱，要有宏偉的規劃，有了規劃後，就應儘快興建基礎設施。佐科繼續問，如果沒有足夠資金怎麼辦？習近平說，要尋找投資者。佐科接着表示，請您多幫助我們。習近平於是做出表態，應推動中國企業在印尼投資。

　　　　捐棄前嫌 中國印尼南北聯手

　　中國與印尼之間的戰略利益早在兩國成立之初就被體現了出來。在中華人民共各國成立次年1950年4月，雙方就建立起外交關係。然而，目前兩國之間緊密合作關係成果的取得，集中發生於過去25年之內。在近年來，尤其是在2013年和2014年，雙方關係可謂急劇升溫。這固然說明兩個國家戰略利益的高度契合，兩國執政者對發展相互關係的迫切心理，還折射出雙方關係並非一帆風順。

　　中國與印尼曾中斷外交關係20餘年時間，也就是從1967年10月到1990年8月。其歷史背景較為複雜，包括美國冷戰對峙，印尼政局失控，中國輸出革命等，直接原因則是印尼軍事政變以及之後發生的“九·三〇”事件。對此，印尼方面應當承擔主要責任，也不能說中方完全免責。以此為先例，印尼在歷史上又間歇性地多次發生排華、反華運動。雖然系該國內政，其國內華人已不算是中國公民，但出於自然的族群意識，還是對中國民眾的感情造成傷害。雖然中國執政者有意抑制這方面的信息，但仍然成為中方不愉快的記憶。

　　如果從現今的視角來看，印尼政局的動盪，排華事件的頻繁發生，與中國關係的惡化乃至斷交，以及中國所發生的政治運動與動盪，固然有國際方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同樣作為作為發展中國家，雙方在建國之初都還處於道路摸索、國家建設、外交戰略、公民和社會成長的初級階段。只有經過這一不可避免的成長期後，雙方才能更為成熟地處理國內外問題，對國家發展形成更為實際的認識體系。這時的外交選擇也才更符合其戰略利益。

　　因此，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撥正航向，印尼亦在政治改革開放並摒棄軍人政權之後，雙方關係隨即進入跳越式發展時期。而務實的中國執政者與奉行實用外交的印尼新高層，在這種新的形勢下走到一起實用必然。另一個表現形式就是印尼華人公民身份的正常化趨勢。

　　事實上，不止是中國和印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經歷着這樣的轉型過程。如果說60年前萬隆會議意味着這些國家宣告了自己的存在，而現今的萬隆會議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見證了其崛起。當然，這種崛起仍然處於進行時。雖則其內部產生了明顯分化，但這只是一個先後次序的問題。其共同向西方或蘇聯的學習和趕超經歷意味着這些國家更具有相互學習和合作可行性，也存在共同的戰略利益。稱之為“命運共同體”殊不為過。在這一歷史節點，本次萬隆會議究竟會呈現怎樣的結果，還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