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网站5月6日刊发题为《霸道与王道——俄中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文章，作者为雅罗斯拉夫·扎伊采夫。文章称，中国目前的国家利益观形成于邓小平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只经历了不大的变更及增补。与俄罗斯的领导人不同，邓小平敏锐地发现并判断出：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才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大国之间爆发大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说，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学说。与俄罗斯相似，它也由三大要素组成：经济发展、维持国内稳定和领土完整、与最多的国家尤其是邻国保持友好关系。

文章称，经济发展是中国外交活动的主轴。改革开放政策持续至今，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红利。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从经济发展这一优先方向出发，中国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目的是在经济增速回落的大背景下，为经济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维持国内稳定和领土完整都同等重要。中国对领土的看法与其民族认知及国家荣誉感直接相关，一切都源于该国过去的“百年屈辱史”。维持领土完整也与经济发展速度直接相关。经济增长会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所得资金可被用于问题地区的发展及“维稳”。

文章称，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外交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维持与邻国及大国的友好关系。国家利益赋予中国外交的另一大特点便是塑造一个“给予型国家”的形象。在中国的政治思维当中，有“霸道”和“王道”两种概念，这要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9世纪末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按照这一划分，“霸道”指的是那些致力于通过对内政及外交施加影响来掌控邻国的国家所推行的政策，具有严重的负面色彩。按这样的描述，欧洲大国无疑都实行“霸道”路线，美国当前在全球的所作所为，以及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确立势力范围的路线，也与“霸道”无二。

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王道”，它不谋求通过武力来控制其他国家，而是创造条件让其他国家与自己合作，从中享受优惠、获得财富，其他国家则会主动为其提供确立控制权的一切机会。某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方案恰是中国“王道”路线的体现。

文章称，倘若对比现在以及苏联解体时俄中两国的国际地位，不难发现它们似乎完成了位置的互换。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2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全球仅有36%的民众对俄罗斯持肯定态度，但欣赏中国的比例达到了50%。

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位。

首先，中国根据21世纪现实的变化，对之进行了修正。如今衡量一国实力的主要指标与其说是军事，不如说是经济。正因如此，即便处于制裁之下，中国也能扭转时局进程，使之有利于己。在这方面它是俄罗斯的榜样：与其将失败归咎于某人，不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睿智的邓小平给中国提出了重要的忠告，即韬光养晦，这有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亟需的外部环境。北京一直遵循邓小平的忠告，所以其他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更多地看到了收益而非威胁。中国领导人不厌其烦地重申“和平崛起”和互利合作，给中国营造出“给予型国家”的形象。

俄罗斯在某些阶段也应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这首先是塑造自己作为爱好和平国家的形象。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在21世纪它是任何一个大国所理当具备的。

文章说，中国不仅摆脱了西方制裁，还在未出现政权更迭的前提下实现了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也可以成为普京及其班子为国家发展而不懈努力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