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印度政府撲滅不了印度的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

Sultan Shahin 資深記者、曾是國會成員和駐倫敦高級專員的納雅爾認為，毛澤東主義者運動象徵着印度的希望。

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兩個主要毛澤東主義者組織--印度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India，CPI Maoist) 和Janashakti，終止了與邦政府在中央政府首肯下長達3個月的和平談判，雙方都拒絕為談判破裂承擔責任。兩個毛澤東主義者組織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稱，他們退出談判是為了抗議警察機關不斷強化的打擊行動和每日發生的遭遇戰。他們譴責以國大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執行反人民的政策，並呼籲人民為建立新的民主社會而戰鬥。安得拉邦首席部長芮迪（Rajashekhara Reddy）主持召開了一次會議，決定與毛澤東主義者進行第二輪對話並採取一些別的安撫措施，比如減小打擊行動和要求警方保持克制。但就在這次會議後不到2小時毛澤東主義者就發表了這份措辭嚴厲的聲明。

在該聲明發表幾小時後，芮迪呼籲納薩爾派（Naxalites，毛澤東主義者被稱為納薩爾派分子，因為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1967年首先在西孟加拉邦一個叫納薩爾巴里的村莊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的決定，因為政府打算繼續進行和平對話。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呼籲他們把最近的遭遇戰當作“不幸事件”，並向他們保證不會再有任何打擊和鎮壓行動。他說他一直要求警方避免過度使用暴力，因而毛澤東主義者也應該避免人員傷亡和毀壞公物，並且在各村莊穿行時不要攜帶武器。芮迪保證將與政治領導人和對話調停人協商，以為下一輪對話創造良好環境。由於這一過程需要2周時間，他要求雙方在此期間保持克制。

在毛澤東主義者聲明上簽名的高層革命武裝領導人有CPI的國家委員會書記拉馬克里什納（Ramakrishna）、北特蘭伽納（Telangana）特區委員會書記賈潘納（Jampanna）、安得拉－奧里薩邊境特區委員會書記蘇德哈克爾（Sudhakar）、Janashakti邦書記阿瑪爾（Amar）和高級領導人里亞茲（Riyaz）。其中4位參與了2004年10月15－18日的第一輪和平對話。他們表示接受政府為解決國家一系列棘手問題（如民主權益的恢復、土地分配和特蘭伽納從安得拉邦的分離）而發出的正式邀請，但他們認為目前的事態表明統治階級無意通過談判解決人民的問題。他們譴責政府打着談判的幌子鎮壓毛澤東主義者運動。

毛澤東主義者領導人停止談判的聲明是在警方與毛澤東主義者連續三天的遭遇戰導致10人（9名毛澤東主義者和1位村莊首領）死亡後發出的。毛澤東主義者燒毀了貢土爾地區1輛公共汽車和2個賣酒的商店。在毛澤東主義者誓言要為在遭遇戰中被警方殺死的幹部報仇後，警察部門正考慮為特蘭伽納的部長們提供防彈車。前安得拉邦首席部長奈杜的政府就有這些設備，不過奈杜本人還是險些在一些暗殺行動中喪命。警方已購買了50輛防彈車，以保障各部長的安全。內政部一位高層官員上周三透露，為遏制毛澤東主義者運動的蔓延，中央政府支援成立邦級特種部隊，以協調各邦之間的行動。毛澤東主義者的影響在9個邦比較普遍，受影響最大的是比哈爾邦（Bihar 與尼泊爾接壤）、奧里薩邦（Orissa）、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中央邦（Chhatisgarh）、馬得亞邦（Madhya Pradesh）、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和現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一位元官員告訴記者：“很快將建立特種部隊聯合小組”。中央政府將為未來3年內對付毛澤東主義者的特別行動小組提供裝備和訓練，並使特種警察部隊現代化。

新德里政府上周二宣布，交戰和邊境地區的準軍事部隊人員招募將從10％增加到40％。內閣安全委員會在新德里參加了由總理辛格主持的會議後告訴記者，國防部長穆克傑決定特殊邦的招募將取決於當地的人口。他說政府已經要求各邦準備一個對付納薩爾派的行動計劃。持強硬路線的戰略家對這些談判的失敗總是表現得幸災樂禍，這和他們對上屆政府的失敗的反應一樣。資深記者、曾是國會成員和駐倫敦高級專員的納雅爾指出，無論內政部的準軍事委員會何時舉行會議，他們所建議的唯一解決途徑就是進行“一次嚴肅的對話”。納雅爾最近寫道：“甚至在舉行談判（就像一個月前的安得拉談判一樣）時，警方依然獨斷專行，沒有寬大為懷的胸襟，甚至沒有妥協退讓的態度。他們對待納薩爾派分子就像是對待罪犯而不是叛亂分子。政府總是粗魯地中斷和平對話，因為它相信自己可以靠武力鎮壓此類運動。”納雅爾認為，毛澤東主義者運動象徵着希望--不管多麼短暫和遙遠。

現任國家安全顧問和總理辛格的國內安全特別顧問納拉亞南的立場就充分體現了政府的這種態度。納拉亞南是印度情報局的前主任，由於才華卓越一直在情報界小有名氣。他在重新擔任政府公職前寫了一篇名為“如何遏制極端左翼”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後他說：“在‘波拿巴主義’壓制‘革命’共產主義的情況下，任何尋求和平解決衝突的對話都具有局限性。安得拉邦當局和人民戰爭集團（the Peoples War [or PW, with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Citizens acting as the mid-wife] ）2000－02年間多次失敗的對話證實了這種假設。而且，不相信民主的革命運動以及不認可民主和公民社會準則的所謂‘解放運動’不可能接受憲法框架內的協定。與此同時，人民戰爭集團內部的矛盾（正在清除一些被認為背叛了鬥爭的前領導人）也為和平談判的未來籠罩了一層陰影。”

納拉亞南認為這不僅僅是法治問題，但他也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戰略，只是建議人權組織不要老是抓住警方的暴行不放。他指出：“目前需要的是齊心協力對付左翼極端主義。對國家機構的過度攻擊可能會進一步破壞民主政治體制的基礎。一個虛弱的國家不可能對付此類挑戰，因此人權觀察組織應該停止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評。這樣的批評不僅會挫傷那些參與反極端暴力者的士氣，而且可能會削弱國家大廈本身的根基。”

這使獨立觀察家們感到不解：難道人權組織停止喋喋不休的批評和指責，毛澤東主義者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目前需要弄明白的顯然是為何毛澤東主義者分子的戰略能獲得成功。在比哈爾、恰爾康得（Jharkhand）、中央邦、奧里薩和安得拉等邦的郊區和一些小鎮，沒有毛澤東主義者的首肯，什麼也幹不成。一個例子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比哈爾邦的鐵腕人物、全國第二大邦的執政黨首腦雅達夫最近沒能在該邦首府帕特納舉行一次集會，原因是他此前不允許毛澤東主義者舉行一次集會而激怒了他們。他的執政黨能連續4年贏得比哈爾邦的選舉正是因為他能在每次選舉前與毛澤東主義者達成協定。如果這次他不能與毛澤東主義者達成協定，就無法贏得幾周后的比哈爾邦選舉。安得拉邦去年的選舉情形一樣：以國大黨為首的聯盟能旗開得勝是因為毛澤東主義者沒有在國大黨及其同盟有望獲勝的地區宣布抵制大選。

毛澤東主義者運動

為了了解毛澤東主義者運動，筆者本月初在比哈爾和恰爾康得邦的毛澤東主義者心臟地區呆了一周。和其他受影響的邦一樣，這兩個邦的大部分民眾一貧如洗、掙扎求存，因此沒有害怕毛澤東主義者的理由。和大城市的中產階級不同，他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因而不認為毛澤東主義者是一個威脅。事實上，由於很少有其他就業機會，他們越來越多的朋友和親屬正在加入這支紅色部隊。毛澤東主義者分子能給這些沮喪絕望的年輕人安排事做。事實上一旦某人加入毛澤東主義者，他在家裡和村莊就能成為令人敬畏的人物。

在這些地區，毛澤東主義者組織由於被認為給人們帶來正義與平等而受到尊重和敬畏，這一點恐怕使那些讀多了把毛澤東主義者渲染成恐怖罪犯的故事的城市居民大跌眼鏡。在與村民的對話中，筆者多次問道據說被毛澤東主義者用來主持正義的“袋鼠法庭”（即不合資產階級法律的人民法庭）的情況，但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受訪者一致表示，毛澤東主義者的懲罰是正義的，他們只針對罪有應得的罪犯。在鄉村地區幾乎沒有隱私可言，人人都知道別人在幹什麼。對受剝削者來說，正義很難通過司法體制實現。據說一些犯輕罪、頂多隻應被拘留一個月的窮人蹲了30年的大牢，後來僅僅因為一些人權組織發現了問題，把他們的卷宗遞交負責公共利益案件的最高法院才得以釋放。另一方面，權貴們即使犯了罪也不必蹲大牢，即使蹲大牢也可以通過賄賂獄卒的方式照樣在牢中花天酒地。

此外，印度一直有一個叫“村務委員會”（panchayats）的鄉村司法系統。該司法系統有時可能非常殘暴不公，但基本能得到民眾的認可。毛澤東主義者法庭和村務委員會唯一的不同是：後者是高種姓人物和有權勢的印度教徒對付“賤民”的一個工具，而前者的管理者是社會的受剝削者，他們懲罰的對象是那些強姦低種姓婦女或以某種方式剝削窮人者。儘管印度高種姓階層和權貴們聽到的都是毛澤東主義者殘酷無情的故事，當地民眾卻稱毛澤東主義者從不濫殺無辜，他們只懲罰那些罪有應得者。如果說毛澤東主義者的做法是“非法”的，那麼高種姓者控制的村務委員會下令殺死那些不循規蹈矩的低種姓男人、下令強姦低種姓女人同樣非法。比如，如果一位低種姓的男孩想娶一個高種姓的女孩，村務委員會就會下令男孩的父母將他殺死。在許多情形下，如果該村務委員會下令，男女雙方的父母都將不得不處死自己的孩子。如果婦女拒絕田間勞作或幹家務，村務委員會甚至會下令她們在全村的圍觀下被群奸。但此類高種姓委員會的權力在毛澤東主義者統治的地區已經大大縮水。

除了嚴懲犯有強姦、剝削和其他罪行的高種姓人和為富不仁者外，毛澤東主義者也決不寬恕那些逃稅者和隱瞞自己的收入者。如果商人或承包商不向毛澤東主義者交納其收入的10％，他們根本沒法在這些邦經商。比如，連接多爾頓根傑（Daltonganj）、伯拉毛區指揮部（Palamau）和加瓦鎮（Garhwa）的公路常年失修，原因就是承包商不願向毛澤東主義者繳納一定收入。不過筆者兩周前經過該公路時卻發現該公路正開始修復，路旁村民推測承包商與毛澤東主義者之間已經達成協定。許多人認為犯罪分子已經滲透到毛澤東主義者運動中。隨着運動的發展，這一點也難以避免。不過毛澤東主義者的支持者認為，那可能是犯罪分子打着毛澤東主義者的旗幟所為，這些人必定會被毛澤東主義者查出並予以重罰。如果是警方犯下這種罪行並嫁禍於毛澤東主義者分子，他們則無計可施，因為警方是一支行蹤不定的隱秘力量，不停地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而且也很難對個別警方人員進行報復。當然，與警方的持續戰鬥例外，僅僅兩周前，一名高級警官和他的6名同事就在比哈爾北部與毛澤東主義者分子的槍戰中被擊斃。

毛澤東主義者運動在一些欠發達的郊區得到蓬勃發展，但現代通訊設備如電話和擴展的公路網不利於毛澤東主義者的事業。比如高種姓居民和富裕的婆羅門村民由於安裝有電話並且居住在設有警察站的公路邊，從來沒有受到過毛澤東主義者的干擾。有些其他村莊的村民雖然有錢向毛澤東主義者納稅，但是由於他們家安裝有電話，並且居住在設有警察站的路邊，毛澤東主義者也一直不敢驚擾他們。不過那些周圍有山的居民就要小心了，因為這些山可以為毛澤東主義者提供最好的庇護和易守難攻的防護。

毛澤東主義者的戰果與勇敢已成了村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一些小鎮的村民和店主在閒暇時會繪神繪色地談起某人因何故被毛澤東主義者槍殺的故事。比如恰達布林一位富裕的穆斯林由於不願向毛澤東主義者獻上自己有許可證的手槍而被殺。但毛澤東主義者如何除掉他則有幾個不同的版本。一些人側重講述這個穆斯林如何勇敢機智，但最終還是在一輛吉普車中被殺；一些人側重描述毛澤東主義者的情報網如何有效，少有人能成漏網之魚。由於毛澤東主義者與警方或高種姓民兵之間激烈的戰鬥沒有給絕大部分民眾造成損失--除非他們碰巧在雙方交火中中招，因此他們似乎對此滿不在乎。一個小鎮的居民告訴筆者，隨着毛澤東主義者勢力的不斷擴展，“實際上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毛澤東主義者成員。如果你夜裡走在公路上，每一個過路人都會用毛澤東主義者的口號"Laal Salaam" [Red Salute] 與你打招呼。如果你不做出同樣的回應可能會有麻煩。”

筆者對毛澤東主義者感觸最深的一點是其強烈的世俗主義和反對種姓歧視。毛澤東主義者和其他主流共產主義組織的領導人一般來自高種姓和富裕階層。但他們與印度眾多種姓中最低種姓群體一起同甘共苦，沒有表現出任何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毛澤東主義者幹部來自各個種姓和群體，但高種姓人一般處於領導階層。在幾乎所有政黨都以某些種姓或群體為固定票源的印度，毛澤東主義者這種跨種姓和群體的特點有其值得稱道之處。印度的一切問題歸根到底都是種姓問題。高種姓者渴望將低種姓者永遠固定在社會底層，希望上千年的種姓歧視制度和對窮人的剝削制度恆古不變，並建立了大量民兵組織來抵禦毛澤東主義者的衝擊。這些民兵屠殺低種姓村民，對婦女和兒童的殘酷殺戮更是罄竹難書。但他們的暴行也會受到毛澤東主義者的報復，如此循環往復。比哈爾和恰爾康得邦一些受到毛澤東主義者威脅的有頭腦的村民認為，解決毛澤東主義者問題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善國家治理、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正義。毛澤東主義者的存在符合警方的既得利益，因為正是與毛澤東主義者持續的戰鬥使他們獲得大量軍備，其中部分被他們賣給毛澤東主義者以增加收入。毛澤東主義者現在也很樂意與警方交火，因為他們有機會繳獲先進武器和軍備。村裡的所有合法槍支要麼已經被國家收回，要麼已被毛澤東主義者奪走。印度公民完全被兩個政府所支配：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秘密的；一個控制白天，一個控制黑夜。

也許納拉亞南是對的。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合理的統治和社會正義，不得不承擔由此產生的各種負面後果。顯然政府和毛澤東主義者之間將有一場更激烈的戰鬥。如果政府可以在未來的戰鬥中投入更大火力，毛澤東主義者也可以通過搶奪或賄賂政府軍的方式購買到同樣威力的軍火。腐敗與種姓制很難走得更遠了。

Sultan Shahin新德里報道

Jan 22,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