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個角度來說，中國的經濟規模已大於美國。正如《紐約時報》在“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系列報道中明確指出的，中國在全球的野心和權勢相當大。但是，以人均收入而言，中國卻排在100位之後，可能有多達2億的中國人生活在國際規定的貧困線之下，而且中國股市的瘋狂暴跌也表明，它的增長可能相當脆弱。因此，中國應當被歸類為“發展中國家”，從而使它獲取貿易和財政優惠，同時又能躲避更嚴格的碳排放標準嗎？

對中國苛求太多，會讓較貧困的中國民眾蒙受損失。

要求中國在海外發展援助方面遵循“發達國家”的標準，這既對中國的弱勢公眾不公平（因為要遵循這些標準，他們就需要承擔代價），而且也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中國實際上錯誤地分配了稀缺的資源，在國外展示實力，在國內卻沒有滿足發達國家應滿足的大多數社會需求。

在外界觀察家看來，中國似乎是頭經濟巨獸，它在援助外國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的時候，必須遵循“發達”國家遵循的嚴格規則。這種說法表面上看似乎合理，卻忽視了幾個重要事實。

首先，中國的對外發展計劃的資金來源，靠的是中國普通納稅人繳納的稅款，而對於這類計劃是否應該存在，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發言權。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那麼納稅人未必會支持開展昂貴的海外項目，來方便政府提高威信。

其次，接受發達國家的發展援助標準，會帶來切實、顯著的成本，這種成本只會進一步增加普通中國民眾的負擔。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缺乏基本的社會服務和保障。

最後，中國在國內付出了巨大的社會和環境代價，才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政府始終未能遵照發達國家普遍踐行的可持續發展準則。

中國對環境的忽略已經造成了一場生態災難，正在逐步擴大的災難會對全球造成破壞性的後果。中國食品和藥品安全執法不嚴的受害者不僅是中國民眾，還包括全世界購買這類中國商品的消費者。基建行業的腐敗造就了劣質、危險的橋梁、公路和樓宇。它們已經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不合格的用工操作和人權記錄，導致人們生活痛苦，也加劇了國內的社會動盪。

和試圖說服北京改變在海外的行事方式相比，效果更好的做法是向中國施壓，要求其在國內事務中遵循發達國家的規則，進而改善民眾的生活。鑑於中國有近14億人口，改變其在國內的行為所帶來的淨效益，將遠遠超出其對外發展援助行動中可以料想的一切變化。

裴敏欣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

官僚體系辦事能力強是中國與眾不同之處

即便在偏遠、貧窮的中國地區，當地政府也能夠實施世界銀行的複雜項目，令人非常滿意。我在世界銀行工作的20年間，我和同事們都為自己能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感到高興，因為中國政府真的能夠干實事。

原因在於，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1820年，中國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人均收入水平相當於美國的40%（按照現在的標準來看算是高收入）。它有很長的作為民族國家的歷史，其官僚機構能進行有效管理。出於外部及內部原因，毛主席去世的時候，中國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還要貧窮。但在1978年以來再次與世界接軌後，中國開始迅速恢復之前在世界的地位。

中國與眾不同的原因不在於其龐大的經濟規模，而是其官僚機構的能力。我不想吹捧其官僚體系；它也飽受腐敗及內鬥問題困擾。但中國的官僚體系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不太一樣，更接近富國中平均線以下的那些國家。對於中國能夠有效實施複雜的國際項目，比如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我們不應感到震驚，我們應該歡迎中國以這種方式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

與此同時，世界期待中國繼續開放其經濟也是合理的。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來，這方面沒有取得太多更深入的進展。中國對商品徵收的關稅不是很高，所以主要問題在於其他方面。

中國尚未簽署《政府採購協議》(Government Procurement Arrangement)，該協議要求開放政府採購領域，允許國際競爭。這不是有關《服務貿易協議》(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的談判的一部分。在直接投資領域，中國的開放程度遠低於發達國家，甚至還不如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大型發展中國家。

在經濟談判中，中國喜歡打發展中國家這張牌，盡力保護國內產業。如果中國提高開放程度，中國和世界都會獲得巨大收益。期待中國在採購、服務及投資方面採用發達國家標準是合理的，中國或許需要三年左右的較短的過渡期。其實，中國停止改革，基本上是在傷害自己。

杜大偉(David Dollar)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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