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2005-02-08 04:45:37 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張進山

繼江澤民主席1998年的歷史性訪日與日方領導人發表中日《共同宣言》之後，今年5月他在接見日本“中日文化觀光交流大會時節團”時又就加強中日友好發表重要講話，從戰略高度昭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視對日關係的決心和願望，為建立和發展21世紀兩國間“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今年以來，中日兩國關係得到進一步改善，總體上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但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長期存在於日本政界的一股親台反華勢力的“台灣幫”至今本性不改，陰魂不散，不時跳出來在兩國間施放“噪音”，干擾和破壞中日關係的發展。對此，有必要引起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

一、 台灣幫的近期動向

戰後50餘年來，日本政界的台灣幫一直與美國及台灣的統治當局和台獨勢力遙相呼應，沆瀣一氣，敵視中國共產黨，試圖扼殺其領導下的新中國；興風作浪，竭力阻止中日關係正常化；製造麻煩，破壞復交後的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平添障礙，阻撓台海兩岸統一大業的進程；縱橫捭闔，遏制中國的發展壯大。尤其是今年隨着台灣政權的更迭和台獨色彩濃厚的陳水扁的上台，其活動更加猖獗，氣焰愈加囂張。

1. 歪曲歷史，掩蓋罪行，美化殖民統治，為“台獨意識”推波助瀾。近年來，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及一些右翼政客屢屢信口雌黃，歪曲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大東亞戰爭”是為了“從白人的統治下解放亞洲”；煽動右翼勢力於1月23日在大阪集會，公然把南京大屠殺說成是“捏造的”，是“20世紀最大的謊言”；讚美日本在對台灣和朝鮮進行殖民統治期間“也做過好事”；成立由87名眾參議員參加的所謂“思考日本的前途與歷史教科書年輕議員之會”，通過發行《對歷史教科書的疑問》一書發泄對日本歷史教科書現狀的不滿，迫使編纂、出版部門淡化、模糊、刪掉擬於2002年使用的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日軍侵略暴行的表述，並把“侵略”一詞改為“進入”；散布台灣曾為無主的“外化之地”，經過甲午戰爭以來100多年的獨自發展已形成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獨特文化”，有權利獲得獨立；親台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在去年11月訪台時甚至公開稱台灣為“國家”，台北為“首都”，為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灣皇民階級的“台獨意識”推波助瀾。

2. 誣我有“復仇心理”，主張中國分裂，為李登輝的“兩國論”造勢。包括親台政客在內的一些日本右翼勢力按照日本武士道崇尚“復仇精神”的邏輯，推測中國不會忘記當年日本侵華時犯下的滔天罪行，鼓譟“在香港、澳門回歸後，中國的下一個目標將是台灣”，妄斷將來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中國必然稱霸亞洲，報復日本。因此，他們不僅為李登輝捉刀《台灣的主張》一書，通過李氏之口兜售肢解中國的“七塊論”，且石原慎太郎在今年4月12日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記者採訪時公開為李登輝的“兩國論”造勢，直言不諱地鼓吹“中國分裂有利於日本論”，叫嚷“中國最好分裂成幾個小國，日本應盡力促進這一進程”。

3. 借台灣政權更迭之機，日政界親台人士競相訪台，為台灣的“務實外交” 助力。今年台灣“總統”選舉和陳水扁的就職典禮期間，在台灣幫的策劃與推動下，除共產黨和社民黨的日本其它政黨幾乎都派員訪台，以便與陳水扁和民進黨建立聯繫渠道，推動“政黨交流”，在未來日台關係的發展中占據主動，為台灣的“務實外交”助一臂之力。3月18日宣布陳水扁當選後，日本最大的超黨派親台國會議員組織----“日華（台）關係議員懇談會”會長山中貞則便馬上召開緊急會議，要求議員儘快熟悉陳，“與陳水扁展開正面交流”；該會副會長村上正邦則積極籌劃日本朝野政黨共同組團參加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3月31日，該組織訪台的國會議員麻生太郎（自民黨）和仙谷由人（民主黨）分別會晤了陳水扁、李登輝和民進黨主席林義雄；3月21日上午，該組織副會長村上正邦（自民黨參議院議員會長）就急於要邀請下台的李登輝訪日，並由他和石原慎太郎發起成立了由政治家和財界人士組成的“邀請籌備委員會”；“5.20”期間，在眾多的訪台人員當中，被台灣奉為座上賓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舉動格外引人注目，他會見陳水扁，陪李登輝打高爾夫，同台獨分子、台“總統”特別顧問彭明敏會餐，聲稱“為了台灣，我將盡一切所能”，並把實現李登輝訪日作為其具體目標之一。

4.舊招未盡又續新招，為日本遏制中國、軍事介入台海局勢製造藉口。在領土問題上尋釁鬧事，已成為近年來日本仇華親台極端民族主義政客和右翼分子挑戰中國的慣用伎倆。他們繼1988年1996年兩次在我國固有領土釣魚島上建立燈塔後，今年4月20日又非法登島建立神社，並計劃定期參拜；夏天，日本政界台灣幫中的“國防族”通過新聞媒體，突然對我國近年來一直從事正常科學考察活動的海洋調查船大肆炒作，為其渲染的“中國威脅論”注入新的內容，並寫入本年度的日本《國防白皮書》；更有甚者，他們試圖把上述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與中日兩國間正常的經濟合作掛鈎，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對華援助，以此來要挾遏制中國的發展壯大，為日本擴充軍備、介入台海局勢贏得時間，製造藉口。

二、 台灣幫的成因與背景

作為日本政界親台勢力的台灣幫，形成於50年代的岸信介內閣時代，但他們與蔣介石及其統治集團之間的特殊關係則可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甚至更早些時候。概括起來，他們在美國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識、“以德報怨”下的日蔣軍事勾結、“知恩圖報”下的日本扶蔣反華，是日本政界台灣幫集結、形成的主要背景和原因。

1. 美國撮合下的共同反共意識。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從其亞洲及遠東戰略利益出發，為扶植日本成為東亞反共包圍圈的中心堡壘，建立北起阿留申群島，中經日本、朝鮮半島、硫球、台灣，南至菲律賓的反共防波堤，在其策劃與操縱下，在中國、印度、緬甸、南斯拉夫4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同盟國缺席和蘇聯、波蘭、捷克3國拒絕簽字的情況下，於9月8日片面簽訂對日作戰國的所謂《舊金山對日和約》，解除了對日本的軍事管制，使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繼而，美國又極盡撮合之能事，迫使日本當局和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之間於1952年4月簽訂了《日華（台）和平條約》。但條約在台灣地位問題上完全違背《開羅宣言》、《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的有關規定，未讓日本寫明已將台澎等一切權力歸還中國，僅將台灣稱之為“現在中華民國控制之下（的領土）”。在國際法中， “控制”與“擁有主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這就是說日本只承認台灣當局“控制”台澎地區的事實，但並不意味着它同時承認中國對台澎地區擁有主權，為所謂的“台澎地區地位未定論”和製造“兩個中國”埋下了“伏筆”。[ii]

就在日台簽訂“和約”的同一天，日美兩國亦同時宣布 “舊金山和約”生效，並立即釋放了包括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內的88名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在押戰犯和岸信介等一大批發動並參與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被“整肅”極右翼政治官僚。這些十惡不赦、罪不容誅的軍政要犯非但沒有受到應有的懲處，反而被“放虎歸山”，使得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陸續重返日本政壇，掌握大權，在美國的頤指氣使下極力推行親美親台、反共反華的政策。上述兩個條約的出籠，標誌着美日蔣結成了事實上的“反共大同盟”，為日後日本政界台灣幫的集結、形成和干涉中國內政、阻止台海兩岸統一打下了基礎。

2.“以德報怨”下的日蔣軍事勾結。日本的台灣幫之所以能在戰後不久的時間內得以迅速集結和形成，除日蔣之間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基礎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蔣介石政府抗戰期間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和日本投降時所謂“以德報怨”的對日“寬大政策”，使日本的統治階層和軍國主義分子一直對蔣介石“感恩戴德”，“感念不已”，為日後培植日本的親台勢力和台灣幫播下了種子。

眾所周知，在抗戰時期，仇共恨共、恐日媚日的蔣介石為在中國實現其獨裁統治的政治野心，竟置中華民族的危亡於不顧，一直推行“曲線救國”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求榮政策，“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甚至與日軍合謀夾擊積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游擊隊，處心積慮地要加以消滅而後快，致使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大地上橫行肆虐，長驅直入，鐵蹄踏遍大半個中國。直到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英相繼對日宣戰，為了獲取美國的金元和軍事物資援助，蔣介石才不情願地決定對日宣戰。但此時距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中國軍隊與日本交戰已過去4年半之久。由此可見，蔣介石實行的完全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降日反共政策，對此，日本人是不會忘記的。

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向來“消極抗戰”的蔣介石為了攫取中國廣大軍民浴血奮戰8年換來的抗戰勝利果實，卻對日採取“寬大政策”，發表了所謂“以德報怨”的廣播講話，號召中國同胞對行將投降的日軍要 “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防止“冤冤相報”。同時電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日軍不得向中央軍（即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以外的部隊投降。對於蔣介石的投之以桃，岡村寧次也報之以李，表示“遵令執行”蔣要其在反共方面親密合作的指示，旋令其所屬日軍部隊對前來受降的共產黨軍隊的任何要求都堅決予以拒絕，“必要時應斷然實行武力自衛，毋庸躊躇”。

不僅如此，蔣介石為了達到利用侵華日軍幫助其打內戰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還通過在抗日戰爭期間一直與日方保持着的秘密渠道，[iii] 加緊同岡村寧次聯繫，並於1945年8月21日至23日相繼派出時任國民黨軍隊總司令部參謀長肖毅肅大將和總司令何應欽，先後同岡村的代表、日軍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就具體事宜在湖南芷江舉行會談。據今井武夫的回憶錄記載，通過芷江會談看透了又在玩弄利用日軍反共老手法的蔣介石的真實意圖後，日方則“投其所好”，以換取投降事宜的寬大處理和日僑的及時歸國。[iv]

芷江會談後，侵華日軍不僅密切配合蔣介石的行動，且參與其中幫助國民黨軍隊打內戰。1945年12月23日，蔣介石會見岡村寧次時，岡村對蔣停戰後寬大處理日軍表示感謝，蔣則對受降工作的順利進行表示滿意。從此，這位侵華期間以執行“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總司令便被蔣介石視如貴賓，尊為顧問，時時就教。岡村屬下的10幾名侵華日軍的軍團司令也被蔣介石委以某某地區顧問的身份為其效力。至於他們的下層人員，有的分散在國民黨軍隊中直接參加屠殺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戰鬥，有的則擔任了參謀、教官或從事情報工作。

日本投降後，國共內戰經過3年的較量，自知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擔心自己的座上賓岡村寧次等戰犯落入中共軍隊之手，於1948年8月 23日在上海導演了一幕“公審岡村”的鬧劇。然而，審叛的結果卻久久不見下文，岡村寧次患病的花邊新聞倒是斷斷續續地見諸報端。醉翁之意不在酒。1949 年1月26日，在美蔣的授意下突然進行最後一次審訊，並當庭宣判岡村“無罪”便草草收場。緊接着，岡村寧次等日本戰犯在蔣介石政府駐滬憲兵第九團的軍車護送下，直奔早已悄然等候在黃浦灘頭的美國將軍麥克阿瑟派來的專輪“約翰維克斯”號，登輪駛往日本。在蔣介石的這種所謂“以德報怨”政策的作用下，他的政府不僅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且使屠殺了我3，500萬同胞的日本戰犯也就這樣永遠地得以逍遙法外。

3. “知恩圖報”下的日本扶蔣反華。中國內戰期間，蔣介石統治集團儘管得到了美日各方面的大力援助和支持，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軍民的強大攻勢下,不得不在1949年12月敗退孤島台灣。然而，危難之中見真情，被蔣介石放回日本的侵華戰犯和舊軍人並沒有就此善罷甘休，而是在“知恩圖報”的幌子下重新糾合集結，繼續扶蔣反華，為垂死掙扎的蔣介石集團效犬馬之勞。

死不悔改的侵華日軍總頭目岡村寧次返日後，繼續重操舊業，台前或幕後指揮根本博、辻政信等侵華舊軍人為台灣蔣介石集團的負隅頑抗募集兵力，運送武器。1949年夏，岡村的舊部、曾任侵華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的根本博由東京赴台面見蔣介石，並受蔣之邀親臨福建廈門參加指揮金門戰鬥。據其《自述》一文披露，“為指揮大登、小登島的戰鬥及研究19軍來援後的部署等事項，我同湯（恩伯）總司令員同往金門，在該島住了3晚，欲返廈門時，北方已聞炮聲”，“為指揮‘錫麟’號而登上該輪之際，船長以次，大部分的人都反對‘錫麟’號在炮火中前進，我只得斷然下令施行”。

1950年春，國民黨軍隊在大陸徹底潰敗逃台後，岡村寧次秘密赴台，與何應欽、湯恩伯等人共商“防衛”台灣之大計，並隨後派其舊部藤原大佐去台灣協助蔣介石“從事作戰技術方面的工作”。據日本《文藝春秋》雜誌1971年8月號增刊登載的原侵華派遣軍參謀小笠原清撰寫的《拯救了蔣介石的日本軍官團》一文透露，1949年11月，一個代號為“白團”的日本軍事顧問團由日本啟程去重慶面見蔣介石， 1950年初東渡台灣，在台北近郊圓山公園附近的軍事訓練所，重新培訓了100餘名國民黨軍隊的軍官。此外，作為“白團”的輔助部隊，還創建了一個名為 “富士俱樂部”的秘密機構，專門從事有關戰史、戰略和戰術的資料收集和研究。

戴國輝所著《台灣》（岩波新書發行）一書中寫道：“蔣介石對‘白團’的人承擔的義務是，通過其在東京的大使館支付包括薪水在內的報酬，以盡表謝忱。”“對於‘白團’的後台、戰後生活陷入窘境的岡村寧次大將等有關人員，則從側面給予物質上的支持。”“因而，一批窮困潦倒的原日軍上層人士便對蔣介石更加感恩戴德，知恩圖報。”

該書分析認為，“蔣介石集團與舊日本軍人集團之間的關係，由於有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作基礎，再加上日本式的人情世故而得以增強，使之變得比人們想象的還要更加牢固。它確立了後來日台關係的框架，並成為支撐這一關係的主要基礎”。“冷靜地分析‘白團’進入台灣後的日台關係的發展過程，以‘白團’為核心的舊日本軍人和保守的政界、財界的領導人發揮了‘看不見的影響’，並由此形成了台灣幫的一大勢力”。

由此可見，當初敗退於台島的蔣介石政府的對日工作，主要是以利用舊日軍這股戰爭勢力為主線展開的。但後來隨着與舊日軍上層人物有着密切聯繫的一些戰前官僚、財閥和政治家的相繼捲入，加之蔣介石的台灣政府為此付出的大量感情和資金，均為後來盤踞於日本政界的台灣幫的形成起到了鋪墊和催生作用。

三、 台灣幫的形態與現狀

隨着重返政壇的戰前官僚及政客對台灣對日工作的捲入，日本政界的親台反華分子便逐步聚攏和日趨活躍。但其真正形成一股勢力並能左右日本的對內對外政策，則始於50年代後期岸信介入主首相官邸。直至70年代初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為反對中日復交和日台“斷交”，他們才正式建立起幫派組織。70至80年代，鑑於中日關係的深入發展，雖也有個別台灣幫分子不時跳出來美化和歪曲侵略歷史，為當年的軍國主義鳴冤叫屈，但總地來說囂張程度似有所減弱，給人以銷聲匿跡、偃旗息鼓的表象。然而進入90年代，面對冷戰後複雜多變的國內外局勢和近鄰中國的迅速崛起，日本台灣幫強烈的危機感和民族主義意識日趨抬頭。他們隨又復蹈前轍，重新集結，且氣焰更加囂張，活動空前猖獗，大有繼續蔓延膨脹之勢。

1.岸信介當首相，台灣幫粉墨登場。1957年2月，被稱為日本台灣幫開山鼻祖的岸信介在問鼎首相寶座、成立岸信介內閣後，台灣幫首先在執政的自民黨中形成氣候。台灣幫在政界的粉墨登場，標誌着他們對日本的政治已從幕後操縱轉為台前左右，由暗中扶蔣反共變為公開親台反華，製造“兩個中國”。

岸信介從學生時代起就熱衷於國粹主義和大亞洲主義，鼓吹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戰時，曾被日本政府的商工省派到我東北地區的偽滿洲政府任職3年。期間，因與關東軍建立起密切的人際關係深得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等軍國主義代表人物的賞識而奉調回日，升任東條內閣的商工省大臣、國務大臣兼軍需省次官，日本投降時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從其獄中日記和晚年時期對他的專訪也不難看出，岸信介是一個徹頭徹尾、死不悔改的軍國主義分子，他始終都“不認為日本負有戰爭責任”。[v]

岸信介與蔣介石之間的個人交情也非同一般，這種“莫逆之交”發端於蔣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時代。岸信介雖非卒業於該校，但他卻與同是長州出身、長期執陸軍牛耳的山縣有朋的關係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加之抗戰時期蔣介石就已與占領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暗中勾搭，狼狽為奸，所以，蔣介石同發跡於偽滿和關東軍的岸信介一開始就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岸信介一上台，就極力推行隨美親蔣、敵視中國的反共反華政策。上任僅半個月的1957年3月 12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台灣成立合作委員會；上任僅3個半月的1957年6月2日，他就急不可耐地造訪台灣，與蔣介石政府簽署“共同聲明”，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次年的5月2日，在岸信介政府的縱容下日本極右翼分子製造了長崎侮辱中國國旗事件；[vi] 同年10月9日，岸信介對美國記者發表談話，公開叫囂：“對日本的安全來說，不使朝鮮和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是絕對必要的”，“始終尊重台灣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線”。

1960年1月14日，死心塌地追隨美國的岸信介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修改後的新《日美安保條約》（新《日美安保條約》加進所謂的“遠東條款”，突出了保衛台灣的立場），並不顧包括相當多政界人士在內的廣大日本人民的反對，在眾參兩院強行通過承認該條約的決議，於6月19日在舉國一片憤怒的抗議聲中捍然宣布新《日美安保條約》生效。這一時期，岸信介勾結美蔣、敵視中國的醜惡行徑已可謂登峰造極，但日本各階層人民的反美鬥爭亦是聲勢浩大，如火如荼。鑒此，本想訪日支持岸信介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取消其出訪計劃，岸信介也終于于6月23日被迫宣布辭職，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留下了極不光彩的一頁。

2.佐藤榮作執政，台灣幫甚囂塵上。如果說岸信介是台灣幫的開山鼻祖，那麼，其胞弟佐藤榮作則堪稱台灣幫的巨魁。在親美反共方面，兩者的思想意識和政策路線可謂一脈相承，如出一轍；而在親台反華、製造“兩個中國”方面，則後者更甚於前者。因此，佐藤榮作的上台使日本的台灣幫更加甚囂塵上。

佐藤出身於運輸省官僚，在他尚未棄官從政當國會議員時就被吉田茂任命為官房長官，並在池田內閣後於1964年11月受命組閣，到達權力的頂峰。其發跡之快，一方面得益於對國會議員握有生殺大權的內務省的創始者、長州軍閥領袖山縣有朋的人際關係，一方面仰賴於其兄岸信介的提攜和美國對其頑固反共反華立場的賞識。

佐藤自1964年11月上台至 1972年7月下野期間，在台灣問題上他一直大談“台灣歸屬未定論”，一方面從經濟上扶持台灣，上台伊始便於1965年4月同蔣介石集團簽署協定，為台灣提供1.5億美元的日元貸款；一方面公開插手台灣事務，干涉中國內政，通過1967年9月7日的訪台，加緊同蔣介石勾結，叫嚷“在日美安全體制（適用）的地區（範圍）里，沒有把台灣除外”，“一旦北京政府同國府（台灣）之間發生武裝爭端”，日本“也不能隔岸觀火”，為偏安台灣的蔣介石集團鼓勁打氣。在佐藤政權的縱容下，日本的右翼分子則時常尋釁鬧事，僅1972年3、4、5月間就接連多次到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門前搗亂，狂呼“台灣不是中國的”，“維護日華（蔣）條約”、“尖閣列島（釣魚島）是日本的領土”等口號，散發反華傳單，撕毀中國國旗。

在對華問題上，佐藤政府極力阻撓中日間的人員往來和發展貿易關係，相繼於1964年11月拒絕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赴日出席日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於1966年7月拒絕以劉寧一為團長的中國和平代表團訪日；於1967年8月拒絕以周培源為團長的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訪日。同時，於1965年和1966年兩次拒絕為來華參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聯歡的日本青年團體及代表團發放護照，並一直以第二個“吉田書簡”[vii] 為由禁止日本對華延期付款出口使用輸出入銀行資金，致使日本擬向中國出口的第二套維尼綸成套設備、兩艘萬噸貨輪及化肥成套設備的合同遭到破壞，無法履行。

在政治外交上，佐藤政府則亦步亦趨地推行隨美政策。佐藤於1965年1月和1969年11月兩次訪美時均與美國一唱一和，散布中國有“侵略傾向”，台灣是“日本安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表示要堅持與台灣蔣介石集團的所謂“正規外交關係”。佐藤反對聯合國驅逐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阻撓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直至其盟主美國因形勢所迫於1971年派基辛格兩次訪問北京，安排旨在中美建交的尼克松訪華之際，他仍執迷不悟，堅信美國不會改變對華政策。結果，卻被美國在對華問題上搞了“越頂外交”，開了個空前絕後的高級國際玩笑。陷入孤立境地的佐藤榮作，在內外交困中不得已於1972年6月宣布辭職，從此退出政治舞台。中日間也因此迎來復交的曙光。

3.台灣幫的組織形態與現狀。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岸信介和佐藤榮作這兩個戰後日本最大的保守派頭目之所以長期逆歷史潮流而動，頑固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玩弄“兩個中國”的陰謀，除其強烈的反共反華意識和美國從中作崇等因素外，不可忽視的是他們身邊聚集了賀屋興宣、石井光次郎、船田中、玉置和郎、灘尾弘吉、藤尾正行、松野鶴平、毛利松平、兒玉譽士夫、椎名悅三郎、金丸信等右翼親台反華勢力的作用。近年來，隨着時間的推移，老一代台灣幫雖相繼退出政界或作故，但台灣幫仍香火不息，自其祖師爺岸信介起，在經歷了椎名悅三郎、灘尾弘吉、金丸信之後，目前接力棒又傳到了小澤一郎等人手中。[viii] 他們雖人數不多，但能量不小，即使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他們也不甘心失敗，反而更加興風作浪，走向有組織的集結。

（1）台灣幫的別動隊——“青嵐會”。青嵐會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不久，在素有“永田町的妖怪”之稱的岸信介的幕後操縱下，由當時自民黨內一群右翼少壯派議員糾合而成的。他們歃血為盟，帶有濃烈的封建暴力色彩。其矛頭所向，直指當時為恢復中日關係而竭盡全力的田中角榮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根本目的是反對中日復交和日台“新交”，破壞發展中日友好關係。這個血盟議員團的好鬥之徒行動粗野，殺氣騰騰，與黑社會的暴力團別無二致。他們在自民黨和政府內翻雲覆雨，橫行無忌，動輒在國會推倒桌子，亂扔煙灰缸，致使田中、大平等政要身邊不得不配備警衛人員嚴加保護，以防不測。在社會上，他們煽動右翼分子進行反華喧囂，尋釁滋事，在日本國內外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和衝擊，令當局大傷腦筋。

這個行動詭秘的特異政治集團的成立發起人代表是中川一郎，石原慎太郎為幹事長，中尾榮一為執行主席，濱田幸一為事務局長。代表有藤尾正行、玉置和郎、湊徹郎、渡邊美智雄等人。此外，其周圍還聚集了中山正暉、三冢博、加藤六月、江藤隆美等反共右翼政客。[ix] 按當時的政治派系分，這些人多屬福田派，但幕後卻受着台灣幫祖師爺岸信介的操縱。[x] 據認為，從堪稱台灣幫別動隊的青嵐會肆無忌憚的親台反華行動也可以看出，其背後必有台灣龐大的資金支持，它的成立可謂是日本政界台灣幫的一次總動員，大集結。

值得注意的是，青嵐會成立已近30年，但至今仍香火未斷。像中川一郎的兒子中川昭一，濱田幸一的兒子濱田靖一等人，目前仍繼承着青嵐會的思想和行動，並拼命地鼓動周圍的年輕議員也步其後塵而成為台灣幫。

（2）台灣幫把持的“日華（台）關係議員懇談會”。被台灣幫把持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成立於日台“斷交”半年後的1973年3月。但出人預料的是其首任會長並非台灣幫的鼻祖、曾任過首相的岸信介，而是未參加自民黨任何派系的一介議員灘尾弘吉。

1972年9月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意味着以岸信介為首的台灣幫的敗北。這或許導致了蔣介石對岸信介的失望，亦或是台灣當局可能嫌怨岸信介過於熱衷於特權，形象不佳，因而，試圖通過改頭換面，把台灣幫的掌門人由岸信介、佐藤榮作兄弟倆變為灘尾，以期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是由自民黨中的親台議員灘尾弘吉、田中龍夫、石原慎太郎等人發起成立的跨派系議員團體，當初共有150名國會議員參加，到80年代末已發展到約270名議員，並有多名現職閣僚加入。該會第二任會長為右翼親台議員藤尾正行，藤尾年邁辭職後，由右翼親台議員山中貞則接棒，為現任會長。

1993 年6月自民黨發生分裂，以小澤一郎為首的反主流派另立新進黨，“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也一分為二，新進黨內以小澤辰男為首的議員隨之組成了“日華（台）議員聯盟”。1997年2月，分屬自民黨和新進黨的上述兩親台議員組織重又合流，組成新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同年12月新進黨解散後，原新進黨親台議員又分別流入自由黨、民主黨、改革俱樂部和自民黨，該會成員也增擴至274人，其中眾議員206人，參議員68人。對外號稱“約300人”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xi] 目前已成為日本國會中最大的跨黨派親台組織和對台政治交往的主渠道。

“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作為由所謂“國民代表”的國會議員組成的政治團體，理應將其成員名單公諸於世，受到國民的監督。然而，它卻秘而不宣。這種反常的做法，不能不令人滿腹狐疑。 [xii] 迄今，人們只能從公開報道的蛛絲馬跡中僅對其主要領導成員的組成情況略知一二。據日本著名政治評論家本澤二郎所著《台灣幫》一書披露，“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的現任會長是山中貞則，副會長為小澤辰男、村上正邦、平沼赳夫和前田勛男。

山中貞則曾就讀和執教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多次歷任自民黨和日本政府要員，與岸信介、佐藤榮作關係甚篤，是現自民黨內的老牌右翼親台勢力頭目之一；小澤辰男為戰前舊內務省官僚，與親台的民族主義政客小澤一郎關係密切，現任改革俱樂部代表；村上正邦曾任老台灣幫干將玉置和郎的秘書，現任自民黨參議院議員會長，歷任自民黨和政府要職，與台灣當局過從甚密，深得其賞識並被授予“勳章”，被認為是目前參議院台灣幫的頭號人物；平沼赳夫是戰時日本首相、甲級戰犯平沼騏一郎的養子，曾任內閣運輸大臣及國會多個專門委員會委員長職務，是自民黨內右翼親台勢力的頭目之一；前田勛男出身政治世家，其祖父前田米藏曾任戰前及戰時6屆內閣大臣，戰後被整肅。其父前田佳都男為自民黨參議員，曾任內閣國務大臣、參議院副議長。其本人現為自民黨參議員，曾任通產省政務次官、法務大臣等職務。

該組織的目的是“發展日本與台灣的交流”，“強化對台灣的考慮和發言權”。[xiii] 成員的主要特點是：一、老一代頑固親台人物大多是否認侵略歷史的右翼或鷹派議員；二、世襲或新當選的年輕議員的成分居多，且成上升之勢；三、老親台議員大多是出於對蔣介石政權感恩戴德和反共意識，而年輕一代議員則更重視台灣對日本的戰略地位和“民主化的共同價值”；四、其中約三分之二的成員在海峽兩岸問題上腳踩兩隻船，即既是“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成員，也是“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或民主黨“日華（台）友好關係議員聯盟”的成員，而且隨着台海兩岸關係的變化和台灣對日工作的加強，這種傾向有可能進一步發展；五、真正的台灣幫雖只是其中的極少數，但他們卻把持着該組織的領導職位，基本上影響和決定了整個組織的政治動向。

（3）有別於台灣幫的民主黨“日華（台）友好關係議員聯盟”。該組織成立於1997年5月29日，當時的民主黨政策調查會副會長池田元久任會長，政調會長代理枝野幸男任事務局長。

民主黨於1996年9月成立後，黨內謀求促進日台議員交流的呼聲日益高漲。1997年3月，為出席“東亞改革論壇”而訪台的池田、枝野及眾議員前原誠司曾就 “蓬萊經濟圈”設想等問題同李登輝交換意見，並開始策劃成立該組織。1997年8月，由民主黨政調會長、該會成員仙谷由人率領的該黨代表團訪台，就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等問題與李登輝等台高層人士舉行一系列會談；1997年10月，台灣“雙十節”前後該組織派團訪台，並與李登輝舉行會談；今年3月台灣選舉新領導人和5月陳水扁的就職儀式期間，該組織也都派人訪台觀察台島內的政治動向，與台新領導人交換意見。

該組織宣稱，其成立的目的在於，一方面同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有分歧的自民黨和原新進黨議員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保持距離；一方面以經濟和文化為中心，展開獨自的對台議員外交。該組織的工作方針是，“努力統一雙方的歷史認識；鼓勵台灣的民主化；促進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民主黨有關人士表示，該組織“無意製造兩個中國”。

該組織最初只有16人參加，目標是擴大到25人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從已知情況看，民主黨已有27名議員也加入了跨黨派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今後如遇國內外形勢和黨內情況發生變化，在這些“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議員的作用下，該黨的“日華友好關係議員聯盟”還能否繼續有別於台灣幫所把持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而堅持其“無意製造兩個中國”的方針。若該組織在重大問題上與“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聯手，則有可能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正常發展。

（4）“日華（台）親善協會”及其它。與青嵐會等並立的反華親台議員組織，還有原自民黨親台議員千葉三郎發起成立的“日華親善協會”、“東亞親善協會”和名為“APU”的反共政治議員集團等。[xiv] 千葉三郎與岸信介同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戰前派，戰後曾任鳩山內閣的勞動大臣。“日華親善協會”是為抗衡親華的日中友好協會而成立的。該會集結了業已退出政界的老台灣幫或青嵐會成員等民間親台勢力，旨在繼續從事反華親台活動。其首任會長是原參議院議長原文兵衛，現任會長為原自民黨鷹派政治家、曾任文部大臣的藤尾正行。而“東亞親善協會”成立的時間較早，其最初目的是為了“保護在戰爭中協助過日本軍隊的中國人”。“APU”則屬反共的政治議員集團，岸信介、賀屋興宣、木村篤太郎、灘尾弘吉等親台反共議員都是其正式成員。不過，較之於前面其它幾個親台議員組織，目前這3個組織的影響力已有所衰落，表現 “不甚活躍”。

四、 不擇手段的台灣對日院外活動

台灣的“金錢外交”早已聞名於世，盡人皆知。而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台灣在開展對日工作的院外活動中則更是不遺餘力，不擇手段，金錢、美色、人情、利益，無所不用其極。只不過是，其在做法上較之公開的“金錢外交”更加狡詐詭秘，局外人很難知曉而已。僅從公開讀物偶而揭露的情況看，其基本做法一般是先通過上述手段培植台灣幫，然後再通過向台灣幫提供大量的活動資金去遊說日本的關鍵部門和決策人物，從而達到有利於台灣的目的。

1.經建項目給予。通過在大型經濟建設項目上看似正常行為的給予或投入，使對方無形中獲得巨額的長效利潤，反過來再得到對方的回報，是台灣開展對日院外活動，在日本政界、財界和官界培植親台勢力的手法之一。如台灣決意投資近在咫尺、設有大量美軍基地的沖繩幫助其建立自由貿易區，和在台灣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鐵路建設項目的競標中有意使日本最終挫敗歐洲對手而一舉奪得該項目機電系統的最優議約權，就典型地證明其背後暗藏着台灣當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這些事情一旦辦成，不僅日本國家的整體經濟和有關企業受益，參與其中的具體個人也會因此受到恩澤。

2.商貿往來利誘。日本政治家成為台灣幫的理由，除政治信仰因素外，商業利益使然的例子屢見不鮮。倘若某一與台灣經商的日本企業是某位國會議員的政治資金贊助者，那麼，這位議員為了金錢和選票就極可能成為台灣幫。與台灣合作的日本企業同台灣的關係越深，它就越可能鼓動被其資助的議員加入親台組織，並敦促其訪台同台灣的上層建立聯繫，使該企業在台灣的事情更容易辦成。而台灣方面則反過來利用這一渠道，向日本政界施加影響。反之亦然，若某位日本政治家是台灣幫，他也會促使其贊助企業同台灣進行貿易往來，使政治家、企業和台灣各方都從中得益。在日本，如老台灣幫岸信介、佐藤榮作的老家山口縣和金丸信的老家山梨縣，同台灣的經濟合作和商貿往來，就遠比其它地區更加活躍。

多年來，台灣同許多國家的貿易都呈順差，但唯獨對日貿易卻是逆差，每年的赤字額高達130億美元左右，1999年甚至達到160多億美元。然而，卻不見台灣方面有任何怨言。有人分析認為，這可能是台灣方面有意“策劃的唯獨讓日本盈利的一着棋”，是台灣對日工作的巧妙之處。同時，台灣又能夠利用這種日台間大量的商業渠道，在合法外衣的掩護下把對日院外活動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日本的台灣幫之手。

3.政治捐款資助。在“財能通神”的日本社會裡，院外活動的關鍵是財力，僅靠人際關係有時很難奏效。尤其是對議會及其首腦，更要提供日常的政治捐款和選舉時的特殊捐款。日本制定有《政治資金限製法》，台灣方面亦深諳其道。據知情者透露，日本的政治家都不直接從台灣當局那裡接受現金，而是迂迴操作，幕後進行。一是通過在日本的台僑企業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提供；二是通過台灣的駐日代表機構亞東關係協會（現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以購買議員集資宴會用宴會券的方式進行。

據一位並非台灣幫的自民黨議員的秘書透露，他所服務的議員舉辦集資宴會時，台灣的駐日機構每次都認購50萬甚至100萬日元的宴會券。一般情況下，每位議員每年都要舉辦一至二次集資宴會，且隨着時間的推移還在水漲船高。據說，這類被台灣認購宴會券的事情涉及相當多的自民黨議員，“現在，這類資金肯定正在流向除共產黨和社民黨之外的所有政黨”。累計起來，僅此一項就是一筆相當大的院外活動開支。且為使受捐者心安理得，台灣方面考慮得十分周全，其提供捐款時無需對方出具任何收據，以免留下把柄和證據。

4.感情恩惠拉攏。台灣的對日院外活動，採取的是一種“小處着手，大處着眼”，“放長線，釣大魚”的做法。通常情況下，台灣在“瞄準”一位日本政治家後，在設法接近“目標”的同時，也開始對其秘書等周圍的辦事人員施以小恩小惠，請客送禮，感情拉攏，“於細微之處見真情”。如此周而復始，循序漸進，以便水到渠成，為日後開展工作創造條件。據一位前自民黨議員的秘書透露，在他任職期間，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經常定期地在東京的繁華名街銀座招待他們事務所的全體人員，且在請他們吃喝玩樂，心滿意足之後，臨走時還有禮品饋贈。難怪他不無感觸地說，“這就是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叫人沒法不和他們關係密切”。據說，經常被邀獲此受用的自民黨有關人員決非僅此一家，這種現象極其普遍，數量相當可觀。

5.色情服務腐蝕。除台灣的駐日代表機構積極開展院外活動外，在日本經營的台灣企業亦參與其中。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先接近日本的政治家與之建立起聯繫，然後再通過提供捐款和在台灣的接待，進一步加深關係。在台灣的接待中，一項必備的內容就是為這些特殊的客人提供特別的色情服務。而且，在此過程中，這些受到特別關照的日本政治家既不會被竊照，被錄音，也不會被泄密，被曝光，絕對安全可靠。所以，對於日本的政治家，尤其是年輕的議員來說，台灣“簡直就是伊甸園”。

由年輕議員擔任局長的日本自民黨青年局，自佐藤內閣時代起就與台灣國民黨的反共聯盟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它作為台灣在日培植台灣幫的窗口，每年都組織許多年輕的議員訪台。據說，大凡去過一趟台灣的精力充沛的年輕議員，絕對還想去第二次，且回國後就能變成台灣幫。

6. 秘派人員臥底。以公開合法的社會身份為掩護，派遣秘密情報人員長期立足於日本社會開展對日工作，是台灣對日院外活動的又一重要渠道和做法。馬貽明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馬是在國共內戰蔣介石集團敗退台灣時期，被國民黨的秘密情報機構派往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控制下的東京的。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也是盟軍的一翼。之後，馬直至1996年去世都沒有離開過日本。這期間，他擁有兩種身份，即表面上看是一位商人，但另一方面則按蔣介石的旨意開展對日工作。馬的重點工作對象，就是岸信介及其後繼者藤尾正行。

戰後一段時期里，日本的市場上食品極其匱乏，被稱為“水果之王”的香蕉比寶石還貴，當局對進口香蕉採取了嚴格的限制。而當時的台灣也缺乏資金，但卻盛產香蕉。為了為對日工作籌集活動資金，在台灣國民黨當局的作用下，馬貽明輕而易舉地從駐日盟軍總司令部那裡拿到了香蕉進口許可證。後來他又把做香蕉生意賺來的錢做房地產生意，很快成為“億萬富翁”，為開展對日工作提供了資金保障。馬貽明就是通過香蕉的中介作用結交並“餵肥”了岸信介，而岸信介又靠這巨大的黑色收入一步步爬上日本政權的頂峰，進而培養了一大批台灣幫。

五、 台灣幫對未來中日關係的影響

台灣問題始終是困擾中日關係的重要因素，而日本的對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台灣幫的牽制和左右。隨着日本國內政治整體右傾化思潮的影響，和台灣的陳水扁繼續推行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媚日拒統路線，日益猖獗的台灣幫勢必增大對日本政府對台政策的影響力度，積極推動修憲，為日本軍事介入台海局勢製造法律依據；促使進一步提升日台關係，為台海兩岸的統一平添障礙；在領土問題上製造麻煩，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增加變數。

1. 積極推動修改憲法，繼續堅持研發TMD，以保持對華威懾態勢，阻撓中國統一進程。台灣幫可謂是日本國內反華反共和極端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等右翼勢力的集體化身，他們中有的身居內閣要職，有的掌握着執政黨外交、安全部會的大權，對外務、防衛等政府職能部門和政、財界擁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迄今，他們在日本政府制定旨在向海外派兵的PKO法案、強化日美安保體制、擴大自衛隊的對外職能，把台灣納入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中“周邊事態”所適用的範圍等方面， [xv] 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修訂後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雖然為美國軍事介入台海局勢時日本“不得不提供後方支援”找到了藉口，但畢竟因日本國現行憲法的禁律和對目前自身軍力的不夠自信而底氣不足。因此，在未來一個時期內，估計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將繼續虛意宣揚所謂來自外部的“威脅”，不遺餘力地推動現行和平憲法的早日修改，為其“必要時”軍事干預國際事務，尤其是台海和朝鮮半島局勢奠定國內法律依據。同時，他們也將竭力鼓動日本政府繼續堅持研究開發TMD（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即使在朝鮮半島局勢緩和和美國總統克林頓業已表示推遲決定部署NMD（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情況下，也絕不輕言放棄TMD，以便追求日本在亞太地區保持軍事上的戰略優勢和對華威懾態勢，為台獨分子撐腰，為中國統一設障。甚至還想把台灣也拉入其 TMD計劃，唆使台灣與大陸進行抗衡，以阻止中國統一大業的完成，從而達到其“以台制華”、“遏制中國”、稱霸亞洲的戰略圖謀。

2. 逐漸突破非官方往來限制，進一步提升日台“實質關係”，利用兩岸政治之爭，從中坐收漁翁之利。中日兩國1972年的復交，亦即日台間所謂“外交關係”的終結；《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重申和確認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承諾同台灣“只維持民間和地區往來”的“非官方關係”。然而，日本台灣幫的“台灣情結”並未就此終了，他們依然舊情難忘，一直無視中日兩國政府間簽署的法律文件精神，踐踏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鄭重承諾，與台灣當局尤其是李登輝之流暗中勾結，遙相呼應，尋找一切機會和製造各種藉口，配合台灣當局的所謂“務實外交”政策，不斷策劃日台間的政界人員互訪並提升互訪人員的層次，試圖突破僅限於民間往來的 “非官方關係”界限，以達到其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目的。

回眸中日復交28年來所走過的歷程，不難發現，台灣幫謀劃與策動日台間政界人員往來的行動已由暗趨明；規模已由小趨大；形式已由個人趨向政黨；性質已由非官方趨向准官方。從1994年10月借廣島亞運會“政治不能干預體育”之名同意台灣“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訪日，到近年來屢屢策劃李登輝以“校友”或“學者”的私人身份赴日出席活動；[xvi] 從台灣幫右翼政客、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999年11月藉口考察台灣震情訪台，到今年5月他又公然出席陳水扁在台北的就職儀式，均已突破日台間不能進行官方往來的限制。至於日本政界台灣幫的頭面人物小澤一郎、梶山靜六、山中貞則、村上正邦等人經常秘密訪台，則更是不爭的事實。

陳水扁上台伊始，已明確表示將繼承李登輝的路線，有意加強同日本的關係。李登輝也表示願做陳水扁與日本之間的橋梁。在日本國內台灣幫及親台勢力的推動和台灣當局的積極爭取下，日台關係正面臨從量變到質變的局面。為因應這種內外壓力，日本今後有可能調整其對台政策，逐步將日台關係提升到准官方級別，甚至有朝一日可能允許李登輝訪日。另據日本報界透露，日本的台灣幫正秘密鼓動日台間商簽所謂的“日台關係法”或“日台友好協定”。今天的輿論可能成為明天的政策或行動，對此決不可掉以輕心。由此可見，日本的台灣幫極欲推動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扮演一個更加直接的角色，並唆使台灣當局繼續與大陸抗爭，以便利用兩岸的政治之爭，坐圖漁翁之利，這對台海兩岸的互動和統一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

3.在台灣問題上摯肘中國，在領土問題上另有所圖。歷史上一直隸屬於我國台灣省的釣魚島，是中日間現存的唯一一處所謂“有爭議的領土”。長期以來，日本極為擔心的是，台海兩岸一旦實現統一，困擾中國的因素將不復存在，日本手中遏制中國的台灣牌將失去作用。若兩岸形成合力後，迫使日本部分乃至完全放棄對釣魚島主權要求的可能性將進一步增大。因此，在日本看來，一個“徹底獨立”的台灣或一個“永久分治”的中國，才最符合他們的利益。這也正是近年來日本的台灣幫加緊與台灣的李登輝之流和台獨分子進行勾結，為兩岸統一設置障礙的原因所在。估計在今後一個時期內，日本的台灣幫將有可能一方面繼續推動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摯肘中國，即使台灣近期不能完全脫離中國而實現真正獨立，至少也要維持住目前“不統不獨”的局面，使無論大陸或台灣都無法在釣魚島問題上採取有力的措施維護主權；另一方面將進一步縱容日本右翼勢力登島滋事，在島上建標誌物或簡易設施，以便造成既成事實，使中國難以在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上與日本討價還價。

4.日本政府將在不使中日關係破裂的前提下，加強同台灣的“實質關係”。近期內，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在對華及對台問題上還會不時製造麻煩，挑起事端，向日本政府施加影響和壓力，要求提升日台關係。但就日本長遠的國家利益和地區安全而言，中國大陸與台灣所占的分量畢竟不一，孰輕孰重，估計日本政府在權衡利弊得失之後，尚不致於因小失大，為了台灣而冒犯中國，失去其在華的長遠利益。即使因國際或台灣內部原因導致台海發生衝突，日本也不會為了所謂台灣的安全而單獨地直接軍事介入台海局勢，與中國兵戎相見。只有在美國軍事干涉台灣事務或台海局勢時，日本才有可能依據《日美安保條約》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為美軍提供“後方支援”的形式而跟進。因此，一般情況下，它很可能在確保中日關係不破裂、地區安全格局不遭破壞的前提下，儘量加強同台灣的“實質關係”，大力推進“以民代官”、“以經代政”、“以黨代府”的政策舉措，以擴大所謂“民間”交往的方式，漸進性地發展同台灣的政治關係，並以經濟手段達到影響和控制台灣的目的。

200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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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報》，2000年4月17日。

2 張景旭：《台灣問題——中美關係的焦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第37頁。

3 指日軍情報機構為對蔣誘降和所謂的和平工作與重慶方面的國民黨政府進行聯絡的渠道。

4 吳學文、林連德、徐之先：《中日關係》，時事出版社，1995年8月，第26頁。

5 本沢二郎：《台灣ロビ—》，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115頁。

6 1958年5月2日，兩名日本右翼暴徒闖入日中友協長崎支部主辦的“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強行降下中國國旗，製造了侮辱中國國旗的事件。

7 第一封“吉田書簡”是吉田茂在1952年日蔣簽署“和約”時炮製的，第二封則是其下野後於1964年5月以私人身份致國民黨秘書長張群的信函，函稱日本政府無意再批准“日紡”使用輸出入銀行貸款開展對華貿易。

8 9 10 本沢二郎：《台灣ロビ—》，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8、166、152頁。

11 本沢二郎：《台灣ロビ—》，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146頁。

12 按常理而言，只要繳納會費，日本的國會議員均可參加一些議員團體或組織，會費則被從其報酬中扣除。正因為議員的報酬來自於百姓的稅金，民眾對其政治活動擁有知之權利。所以，正常情況下，這些組織的構成和宗旨應為廣大國民所了解。

13 日本《產經新聞》1997年2月6日。

14 本沢二郎：《台灣ロビ—》，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1998年5月，第167和169頁。

15 1997年8月17日，時任橋本內閣官房長官的梶山靜六就有關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問題公開聲稱，其適用範圍“理所當然地包括台灣海峽”，並強調他發言 “絕非只代表個人，而是代表政府的立場”。岸信介的外孫、時任自民黨外交部會代理會長的安倍晉三在1997年11月接受《政界》雜誌記者採訪時也毫不掩飾地宣稱，“在談到周邊地區（所指）範圍時，必須以《日美安保條約》為基礎，所以，這一地區就是指菲律賓以北，理所當然地包括台灣海峽在內。這是常識。因為沒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國，所以就不對包括哪些地區作限定了”。

16 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自民黨參議院議員會長村上正邦為首的台灣幫，正策劃以“亞洲公開論壇”或曾出版過李登輝《台灣的主張》（日文版）一書的“PHP研究所”的名義，邀請李登輝訪日，並成立了“李登輝訪日籌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