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史料看，谁在真正抗日！

【公孙明按：关于实质上谁才是真正抗日的问题，共产党跟国民党的说法趋于两级，但事实只有一个，不可能在同一时空里一件事的出现有两种面目。因此最好的论断就是被“抗“的人的自供，打了谁，被谁打了，被抗一方不会颠倒过来说的！】

笑窝 · 2015-08-27 · 来源：乌有之乡

 

究竟谁真正抗日?我看，作为当时敌国的日本是最有发言权不过的了，他们才最清楚谁对自己打击最大，谁在真正抗日，他们最怕谁。本文披露部分日本史料，以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这次回沪，坐出租车时，有个司机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真正抗日的是国民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个大骗子，把我们这些中国人都骗了。”我这才发现，当今中国人抗日史观之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知从何时起，一股妖气，阴气开始弥漫在祖国的大地上，控制着中国各大喉舌媒体，欺骗着善良的中国民众。这股妖气摇唇鼓舌抹黑共产党的军队，歪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别有用心地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招幡呐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究竟谁真正抗日?我看，作为当时敌国的日本是最有发言权不过的了，他们才最清楚谁对自己打击最大，谁在真正抗日，他们最怕谁。下面，披露部分日本史料，以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1.蒋介石对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语录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谈和，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出自：1931年10月日本新闻)

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日本新闻)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

2.蒋介石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共军赤匪顽守抵抗，蒋介石国民军不战而败。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盖章)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盖章)

(出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

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及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

3.蒋介石所谓“抗战”的底线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蒋中正就这样把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谈和的交涉条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了蒋介石，继续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的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当时蒋介石企图通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谈和);近卫首相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举行讲和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中正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1939年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4.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蒋介石的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即蒋介石国民党方，下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出自：《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出自：《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出自：《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出自：《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方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

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而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等等。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出自：“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6.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第六部分的资料出自美国)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日本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 《时代周刊》拒绝。

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1941年151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1943年753亿元、1944年1894亿元、1945年10319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7.蒋介石政府给日本伪军发放军饷

说出来可能让人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养伪军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国民党投降将领们亲口告诉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8.日军把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中国的汉奸媒体为蒋介石翻案时，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

其实，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中小学教材中，指责最多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一再将“南京大屠杀”的罪过追加在蒋介石政府的头上，说“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逃跑，放弃南京，不保护本国老百姓，才让日军杀戳了中国人，导致了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相反，日本教科书从来没有指责过蒋介石积极抗日，反说蒋介石数次和日本讲和，与日本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汉奸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9.日本《朝日新闻》对日军战果的年度总结报道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指日本军队——摘者注)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日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荡中共军为主要任务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大家看清楚没有，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我们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笔者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看到没有，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的汉奸“精英”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充当日本皇军的“伪军”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中国的“精英”们以及只知道“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而不知共系国军(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其他的抗日历史，就断言抗日战争就是蒋系国军完成的，人云亦云的从众之人们，看了上面的文字后，还有脸说国民党抗战，共产党不抗战，“游而不击”吗?

我爱人的父亲是个被迫参加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当时只有19岁，是个小“军曹”。谈到侵华战争时，他就说过，“当时日本人不怕蒋介石的正规军，因为他们一打就逃。就怕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因为八路军纪律严明，他们不怕死。”

历史事实不容歪曲和篡改，史实终究要以真相大白于天下。判断史实的真伪必须以当时的原始资料为证，而不是汉奸精英的所谓云云。

附文1：张宏志：再谈抗战史宣传中的反动思潮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宣传中，“亲美”、“褒蒋”、“贬共”思潮再度泛起。其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抹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国际政治原则;二是颠倒了一个重大史实;三是掩盖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四是粉饰蒋介石集团的丑恶历史。

一、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其地位是平等的，是相互支援，互为敬重的。没有这样的国家：它只是支援别国，而自己却不接受别国支援;也没有另一种国家;他只接受别国援助，而自己却不援助别国。没有救世主，也没有被救助的仆从。反法西斯各国，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在奋斗，都在流血，都在付出牺牲，从而汇成了强大的铁流，最终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在这场世界范围的历史大搏中，中国历时最长，牺牲最大，军民伤亡3500万人，占世界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亲美”派们，你们听好了，当你们奢谈“美国救助中国”时，关于中国抗战对美国的支援，你们有过只言片语吗?没有，从来没有。当重庆地方当局花1000万元人民币为美国空年修造烈士墓时，当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撰文，要中国人民向美国报恩时，当中央电视台把陈纳德树为中美友谊的象征时，关于中国抗战对美国的支援，你们为什么缄口无言。对这些民族自卑主义者们，我要大喊一声，你们应该接受启蒙教育。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国八年抗战史;认认真真地诊断、治疗一下自己的软骨病。希望你们弄明白三个问题：其一，神州大地的抗日烽火怎样帮助美国渡过了战争危急;其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怎样的杰出贡献;其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她浩然正气。既排斥大国沙文主义，也反对民族自卑。而“亲美”派的可悲之处，是他们丧失气节，辱没国格，抹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个国家是相互支援的国际政治原则，甘心为婢，要中国人民向美国报恩。而不承认中国抗战对美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第十四航空队是美国设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事情本来是中国支援美国。“亲美”派们却把事实打了一个颠倒，诡称第十四航空队是美国派来支援中国抗战的。人们不禁要向，你们颠倒历史所为何来?

看一看事实真相吧。日美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洲设立了中缅印战区。这个战区是适应罗斯大格局战略而设立的。罗斯福的战略是：保住缅甸、印度，挡住日军冲入印度洋;破坏德意日会师中东;孤立日军于太平洋，便利于美国太平洋战场对日军作战。1943年3月罗斯福下达组建第十四航空队的命令，7月正式建成。8月，根据魁北克会议精神，正式决定：第十四航空队基地设在中国，供应来自印度。第十四航空队直属于罗斯福。罗斯福下达给第十四航空队的任务是：1943年击沉日本运输船只50万吨，击毁日军驻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事实告诉人们，第十四航空队，是美国太平洋战场的二线部队，所执行的是美国的作战任务，是美国发展攻势态势的战略预备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基地有八个：昆明、桂林、衡阳、南雄、赣州、遂川、老河口、芷江。

第十四航空队作战，是美国对日作战，不是中国抗战。今天研究这段历史，一个是美国对日战争史，一个是中国抗战史。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战场、两部战争史。第十四航空队，其战绩、牺牲和陈纳德的战功，属于美国战史，让美国去评说。可是中央电视台却连续地，长篇累牍地大讲第十四航空队参加中国抗战，把中美两个国家、两个战场、两部战史混为一谈，并把陈纳德树为中国抗战英雄。作为国家电视台，对历史如此不负责，对新闻报导如此不负责，也对自己不负责。亵渎历史是要留骂名的。

第十四航空队不是来支援中国，是美国设在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这一点蒋介石非常清楚。故向美国要10亿元贷款，否则将不为美国人提供食宿。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电视台的报导竟逊于蒋介石，太丢脸了。

三、美国对华政策，其基本原则，是维护美国的利益，其实质则是“扶蒋反共”。日美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是——渔人政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分文援助。仅有1938年12月的2000万美元的商业信用贷款，并规定这些钱不能购买军火，而且须以桐油偿还本息。与此同时，日美之间的买卖却做得很大。据统计，1937年美国对日本的输出总额中军用品为1.67962亿美元，占输出总额的58%。1938年军用物资为1.58527亿美元。占输出总额的67%，1939年军用物资为1.86959亿美元，占输出总额的86%。1940年贸易总额6.4亿美元，主要是军火材料。日本军阀在腥风血雨中祝愿自己“武运长久”，美国资本家则在火药库上祝福自己“财运亨通”。这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对华政策。

日本军阀的战刀杀向美国后，美国想到了中国，对华实行了又一项政策：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帮助，美国称之为“租借法案物资”。许多人却说成是“援助”。租借是要偿还的。对于这件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呢：“‘租借法案’的理论根据实质上是利用盟国的兵力打击共同敌人” &＃8226;(《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35页。[美]巴巴拉&＃8226;塔其曼著，商务印书馆，1984&＃8226;北京)从美国的立场看来，如果加强中国的地位，使日本在中国处于被动，美国就会在太平洋减少危险。这样做比美国把军队投到太平洋孤立地进行代价昂贵的作战要可取的多。而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中国人民是要以泪和血作代价的。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商定的偿还原则是：战后协商，在于美国有利的条件下偿还。美国是要赚钱的。赔本的生意美国是不会干的。美国不但要从对国民党的援助中赚大钱，其更大的阴谋——强化国民党政权，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维护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罗斯福所以把国民党政府列入“四强”是为了和苏联相抗争。1943年10月最后一周，在莫斯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尽管苏联拼命反对，中国还是被列为签署四国宣言的鉴字国。罗斯福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利用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抵抗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参阅《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70—577页。[美]巴巴拉&＃8226;塔其曼著，商务印书馆，1984&＃8226;北京)“据最了解罗斯福的萨姆纳&＃8226;韦尔斯说，罗斯拟定的使中国未来更加稳定的四点原则是：第一，中国同俄国签定一项协定，防止俄国战后干涉中国内政;第二，中国恢复被日本和其他国家占据的全部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援国民党政府把它当作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第四，以中美两国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定美国的远东政策。”(《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505—506页。[美]巴巴拉&＃8226;塔其曼著，商务印书馆，1984&＃8226;北京)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派赫尔利来华时叮咛道：“武装的共产党人的目的既然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那末美国要支援中华民国，又要去武装一支一心要摧毁中华民国的力量，那是毫无益处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篇1945.5—1945.12》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社，1979年&＃8226;第491页)

一言以蔽之，美国的对华政策，其本质是“扶蒋反共”。美国的所谓援助，不是“援华”，而是“援蒋”。如系“援华”，那末参加中国抗战的各党各军都应享有同样的权益。然而当史迪威将军面睹国民党的腐败，面对国民党战场的惨痛失败，而提出给予中共军队五个师的装备，向日军发动进攻，以挽救中国的危局，支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蒋介石就此向罗斯福摊牌：总统若支持史迪威，就将失去中华民国。罗斯基于反共目的，向蒋介石认输了，召回史迪威。赫尔利是肩负着罗斯福的反共使命来到中国的。

对此，一些正直的、有识之士的美国在华人员看得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说：“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军事目的，实际上支援的是一个政权，而不是一场战争。多恩上校8月4日写给陆军部的报告说：‘现政府会一味囤积物资，以备战后保住自己的地位。’”(《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第458页。[美]巴巴拉&＃8226;塔奇曼著，商务印书馆，1984&＃8226;北京)

即使是对国民党的援助，也被夸大得严重失实。驼峰运输线究竟把多少物资运到中国来，我这里没有可供依据的原始档案材料，但可提供些片断以供思考。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一说数十万吨，一说百余万吨?这些仅能作为一说。这条航线1942年5月开通、其运输能力，5月，80吨;6月106吨;7月，73吨。蒋介石要求从8月起，每月5000吨。但根本不可能。1943年运输状况见好，2月，2000吨;3月，3000吨;4月，4000吨。第14航空队正式建成后，从1943年7月起运输量增至1万吨。早在5月华盛顿会议就做出规定：运输量达到1万吨，须以7000吨优先供给第十四航空队和美国在华人员。可见，驼峰运输队输送的物资是个变量，而供第十四航空队的70%，则是一个常量。这就是驼峰运输队主要是供给美国自己的军队，他们用去了70%。

供给国民党的仅仅是30个步兵师的美械装备。这点供应，按着美国的要求，战后以于美国有利的条件偿还。“于美国有利”这五个字有多么沉重?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偿还欠下美国的债，把中国的主权卖得精光，从天空到海洋，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农业生产，到矿山开采，全部资源提供给了美国。美国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到那里去做就到那里做……陈纳德的航空队拍摄了全部中国地图。美国从国民党那里不但掠走了不计其数的财富，而且霸占了全部中国主权，乃至陈纳德航空队驻汉口人员集体强奸40名妇女，蒋介石的卖国政府，屁都不敢放。这就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那些善良的中国人，当你们把驼峰运输队当作菩萨供奉，把美国当作救世主而顶礼膜拜的时候，你们可曾想过，为了偿还蒋介石集团欠下美国的这笔债，你们的父老和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怎样沉重、悲惨的代价?这代价是中国人民的汗水、眼泪、热血和白骨。并且没完没了地去偿还!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赶跑了美国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国人民才解脱了这笔债务。

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原本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近几十年来竟然被人篡改得一塌糊涂。几代人的思想被搞乱了。“亲美”、“褒蒋”、“贬共”竟然成了一股思潮。这股反动思潮的本质，是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其源头是党内的修正主义，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屈服于资本主义;其表现形式是“亲美”、“褒蒋”。“亲美”必“褒蒋”。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宣传中，这些人还在搅和，还在滋事，唯恐天下不乱。在他们掌握舆论工具的地方，还在进行“亲美”、“褒蒋”的鼓噪!

历史是一条长河，掐断任何一个段落，使它直线化、表象化、僵化，它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真的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亲美”派们就是用这种伎俩，掩盖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同志们，你们看，“亲美”派的手段是多么卑劣!

四、国民党实行了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其消极抗战有两个特点：军事上消极应付，日军打来，能避则避，避之不及只好招架，不求胜，但求不败。政治上适应日本的诱降，与日本勾勾搭搭，日蒋之间的秘密谈判从未间断。蒋介石对人民革命力量极端仇视，时时不忘消灭共产党。只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得以连续三次挫败了国民党内战阴谋。这条路线泯没了国民党的抗战意志。让我们把国民党的这一页历史打开来看吧!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将东北四省拱手让敌。“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丢弃了11个省区11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900余座城市，近2亿同胞。1944年夏季以后，德、日法西斯(意大利已灭亡)已临到了灭亡的前夕。日本军阀为救死计向国民党发动了五次战役进攻：河南战役(1944.4.18—5.25)、湖南战役(1944.5.27—8.8)、广西战役(1944.8.9—12.10)、赣南、粤北战役(1945.1.3—2.4)、老河口战役(1945.3.2—4.18)在这一年内的五次战役中，蒋介石丢弃了国土大约60万平方公里，城市近200座，人民约6000万。遗弃了美国八个空军基地中的六个(桂林、衡阳、遂川、赣州、南雄、老河口)。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丧失国土共计275.3万平方公里(全国面积〈含蒙古〉为1174万平方公里);丢弃城市1100余座(全国城市1200余座);遗弃同胞2.8亿(全国人口4.5亿)。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曾发展为306个师，约270万人。270万大军，与日本打了八年仗，仅台儿庄一仗算得上是胜仗。有谁能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找到这样的第二例呢?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多次向日本求和。1940年7月23日，日蒋曾达成一项“备忘录”。约定，8月，在长沙举行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会谈，谈判中日和平。正当国民党修缮长沙机场，清扫洞庭湖水雷，为迎接板垣做准备时，八路军发起了百团大战，制止了蒋介石的投降活动。

此外，蒋介石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歼灭了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9000余人。

蒋介石留给历史的是耻辱!留给人民的是骂名!

可是有那么一些人，处心积虑地替蒋介石包装，美化国民党。他们说：国民党打了不少仗，牺牲了许多将士。这里说的也是事实。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体，除蒋介石右翼集团外，还有许多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他们对抗战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与蒋介石集团的路线是相悖的。为抗战而牺牲的爱国将士，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历史将永远留下他们的丰碑。但必须警惕那些扬善隐恶的人们。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岳飞抗金之壮举，人们称岳飞为民族英难，而指摘宋天子无能，没有人把岳飞的功劳加给宋天子。近代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海战，没有那个史学作品把邓世昌的英雄事迹贴在慈禧的脸上。然而，今天却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企图以鱼目混珠，扬善稳恶的伎俩，为国民党当权者蒋介石集团树碑立传。对此，必须保持警畅!

一部被封存了10年的电影《铁血昆仑关》，和十年前已停止上映的《血战台儿庄》，突然出现在银幕上。昆仑关一仗，是国民党最耻辱的一仗，为昆仑关之战喝彩，就是对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玷污。台儿庄之战，蒋介石、汤恩伯有过，孙连仲有功，《血战台儿庄》继续上映，就是容忍扬孙善隐蒋恶。为此，我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中共广西省委写了两封公开信。现将两信附上。

张宏志

二OO五年九月一日

附文2：不能为国民党消极抗战“平反”

张宏志

  2005年8月19日，凤凰台有报天天读栏目，杨锦麟报导了一条消息：纪念抗战60周年的宣传中，国共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部封存了十年之久的电影《昆仑关》即将上映。又说：《血战台儿庄》在北京大学上映。当银幕上出现青天白日旗时，学生们热烈鼓掌。

这条消息的真伪不得而知。

我把它当作一条真实消息谈三点意见：

一、有些人醉心于为国民党呐喊，为台儿庄之战、桂南(昆仑关)会战喝彩。在国民党的战争史上，台儿庄之战、桂南会战的真相始终是被隐瞒的。至今已隐瞒了67年了!

看一看国民党战争史是怎样记述台儿庄之战的吧。由蒋纬国主编、34个将领参加撰写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五卷第六款，“徐州会战”一节之第114页：“台儿庄方面，战区以第二集团军之一部(第三十一师)固守。”仅此18个字。国民党战史回避台儿庄之战，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台儿庄之战是大胜利。试向喝彩者，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桂南会战(即电影《昆仑关》)国民党以精锐之师27个师25万人去攻日军一个师团一个旅团1.7万人;主攻部队10万人攻击日军一个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47天没有攻下来。1940年2月4日战役结束。18天之后，即2月22日，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台开桂南会战总结会。会上蒋介石给予白崇禧(总指挥)、陈诚(中央监督大员)降薪留职处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八个将军撤职查办。此事国民党战史一直隐瞒。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一仗，我们却竭力鼓吹，反衬出唱赞歌者是多么地不知羞耻!

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前夕，1994年10月，陕西广播电视报记者王海安就《血战台儿庄》、《昆仑关》两部电影曾访问过我，访问后，王海安写成《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记抗战史专家张宏志访谈录》，文章定稿后上报中央，并刊于《民情与信访》1995年第一期。随后中央作出决定：《昆仑关》不准上映;《血战台儿庄》今后也不要再演了。现将原访问文章重新打印附上。

三、假如风凰台报导属实，我建议中央再做慎重考虑，请专家对台儿庄之庄和昆仑关之战，进行调查研究。如果我所说的情况属实，这两部电影当然不能上映，应维持中共中央1994年的原决定。决策人应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不可为了某种需要而亵渎历史!

(作者张宏志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

附：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

——抗战史专家张宏志访谈录

王海安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沸沸扬扬的舆论传出了几条信息：一是在1995年8月，世界各国将隆重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二是有人为抗战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评功摆好，责怪我们的历史怠慢了国民党;三是出品和炒热了描写国民党抗战的文艺作品……

中国在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团结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战争。很自然的，一谈抗战就离不开国共两党，实乃历史使然。对舆论传出的上述信息该如何看?我们带着这个问题造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张宏志。

年逾花甲的张宏志老师，曾发表过110万字的《中日血战三部曲》，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我们登门时，他正左手端着放大镜，右手执笔，伏案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据介绍，这部书预计60余万字，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听完我们来意，张老师连手中的笔也来不及搁下，就打开了话匣子：

“二战给全世界带来了9000多万人的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弥为可贵。所以，明年二战胜利纪念日，世界各国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作为牺牲3500万人的中华民族，当然更有理由隆重纪念自己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以激励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

说到这里，张老师话锋一转，给我们讲述了他在一次会上遇到的一件事。

有一位同志发言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国民党抗战肯定不够。为此，我们正在研究广西南宁战役，准备把国民党军血战昆仓关拍成电影。”

张老师听完后便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日本人在南宁战役中投入了多少兵力?昆仓关上的日本守军有多少人?”回答是：“不知道!”张老师又问：“那你知道不知道国民党军投入了多少兵力?”回答仍是：“不知道!”张老师再问：“蒋介石召开的柳州军事会议你知道不知道?”回答竟然还是不知道。张老师感慨万分：“这么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人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不知道不等于别人也不知道，反正有人研究这个问题!”

张老师对我们说，你看，这人一问三不知，居然也要谈史，尽管人云亦云，信口开河，可他还在喊，还要叫，还在摆一副请命的姿态，由此可见，凡谈及中国抗战，必须要搞清楚国共两党的功过与是非。当然对世间任何事物的评述，都是允许各抒己见的，可以各说各的理。但问题在于，谁说得更全面、更客观、更科学!这在史学上就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言及此，张老师点燃了一枝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不是不能说国民党抗战，也不是不能描写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牺牲，但核心问题是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人民。不能把无说成有，把败说成胜，把疮疤说成鲜花!”

张老师说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被炒得很热的描写国民党抗战题材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悖于史实的。

譬如说――台儿庄。

1938年3月15日，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8000人左右)进攻滕县，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随着日军的猛攻，当天就把驻守在城外的川军124师打散了。16日，日军开始攻城，川军122师王铭章部坚守孤城，而奉李宗仁命前来增援的蒋介石的精锐嫡系汤恩伯部却在进至距滕县只有15公里的官桥后，36小时按兵不动，坐待122师全军覆没。至17日黄昏，腾县城破。18日，日军转攻汤部，汤的第81军时驻官桥，忙东撤至峄县。日军继续南下，在沙沟击败汤的第52军后直扑韩庄，轻而易举地逼近大运河。此刻，日军前进方向的台儿庄尚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濑谷为解除后顾之忧，又于19日北攻峄县。汤部的两个军5万余人又急退至抱犊崮山区避战。

张老师讲到这里，起身取来红蓝铅笔。在纸上勾了一幅草图并解释道，这是中日两军对阵态势图。看着图，他比比划划地说，迄3月15日濑谷进攻滕县，国民党第5战区在淮河以北有9个军17个师(不含汤部)，但是却既没有作战线，也没有阵地，如散沙般分置在津浦路滕县――蚌埠、陇海路海州――开封两侧的鲁南、豫东、苏北和皖东北的广大地区。而蒋介石自1938年1月初率汤恩伯在商丘设置行辕。到台儿庄战役70多天中，对鲁南前线未置可否，疏于备战，险陷台儿庄于一枪不发即失落的境地。

所幸的是，濑谷北攻汤部折回来，用20―22日3天的时间在韩庄集结兵力，做南渡运河的准备。蒋介石才在李宗仁的恳求下，急调在信阳休整的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辖两个军，约2.5万人)，于19日乘火车连夜赶到台儿庄，利用濑谷渡运河准备的三天时间完成了布防。

23日，濑谷进攻台儿庄，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

张老师在草图上标出汤部、孙部和濑谷的位置后，又取出地图册，用三角板量出台儿庄和抱犊崮的距离，说：“你们看，45公里!濑谷的指挥位置距台儿庄15公里，距抱犊崮30公里，其进攻正面，是孙部的2万余人;其背后，是汤部的5万精锐;实为腹背受敌!然而，濑谷看透了汤恩伯的内心世界，仅以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营)监视汤军，而倾其全力攻打台儿庄。至4月1日，由于孙部的顽强抵抗，濑谷伤亡惨重，索性把监视汤军的1个大队也转用于攻打台儿庄。汤恩伯畏敌如虎，噤若寒蝉，始终未敢一动。4月6日，濑谷在死伤3000余人后终于退却，汤军才加入战斗，截击濑谷，但还是被跑掉了3000多名敌人。”

孙连仲心里清楚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当他艰苦战斗时曾请求李宗仁：给第2集团军留几颗种籽，命令汤部恩伯出击，李回答：我向汤恩伯多次下命令，他只听老蒋的!……这一仗，孙部伤亡惨万人，蒋介石不补一兵一卒，反而借机撤销了他的42军的番号，给他只保留了一个30军。

难道历史可以把王铭章、孙连仲他们流的鲜血记到老蒋的功劳簿上吗?

如果我们的历史要把一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将士等同于整个的国民党，岂不是也可以说“甲午海战”是清廷对日作战，徒为后人落下笑柄么?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4月10日日军占领豫陕边界的重阳店，14年中，国民党共丧失国土2753254平方公里――当时全国面积11174002平方公里(含外蒙);丢掉城市970余座――全国城市为1200座;抛弃同胞2.57亿――全国人口4.5亿。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民党有退无进，屡战屡败，300多个师打了八年，唯有台儿庄一役获胜。但是蒋介石却不愿承认这一胜利。

讲到这里，张老师无比痛心地说，自人类社会出现战争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与这个怪物结缘，打仗有胜有负“乃兵家常事”，但像国民党这样的失败，哪能找得出第2例?这根本就不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主流!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见《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紧接着，我们的话题又引向了昆仑关。

张老师照例先画出了中日双方的战争态势图，然后指点着说：“日军攻占南宁的兵力是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鉴于作战地区的地理条件，第5师团战前回日本神户将自己的机械化装备改为驮马装备，全部以轻武器上阵，配备的火力有营炮24门、团炮20门、反坦克炮16门、山炮20门、野炮20门，辖步兵12个大队，连同台湾混成旅团的5个大队，总兵力2万余人。”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由钦州湾(亦称北部湾)的企沙、龙门登陆，通过十万大山，边修路边前进，沿途没遇到任何抵抗，于24日占领南宁。随即以台湾混成旅团担任钦州湾――南宁之间的道路修建，第5师团布置在南宁地区。时以3个大队控制中越边界的镇南关(今睦南关)，以1个大队保护南宁――镇南关的交通线，以两个大队占领高峰隘并向武鸣方向警戒，1个大队占领昆仑关，1个大队担任昆仑关――南宁交通线的守备，另以3个大队和师团直属部队赶修南宁飞机场，师团长手下控制1个大队作为机动。所谓的“昆仑关大血战”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目标，就是昆仑关上那1个大队的日军，约800人。

1939年12月17日(日军占领南宁后的第25天)，国民党军开始反攻南宁，因昆仑关在南宁以北，为前哨阵地，因而首先交战于此。

是役国民党军出动第16集团军(辖1个军4个师)、第37集团军(辖1个军2个师)、第35集团军(辖1个军3个师)、第26集团军(辖1个军2个师)、第38集团军(辖5个军13个师)，另有第43、第33师和4个独立团，约相当27个师，总兵力25.4万人。此外，还有1个工兵团、1个通信兵团、1个高射炮连、4个炮兵营和115架飞机(重轰炸机9架、轻轰炸机26架、驱逐机80架)。

担任主攻的是第38集团军，突击部队杜聿明第5军。第5军辖3个师：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第22师(师长邱清泉)和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还有直属战车团和重炮兵，共计5万余人。于是双方的兵力对比就是，10万人的主攻部队或者说5万人的突击部队对800人的守备部队。

经过40多天的强攻，日军又增援了1个大队，国民党军好不容易占领了昆仑关前哨阵地，但日军仍据守八塘，昆仑关的纵深阵地仍不能突破。1940年1月24日，日本援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到达，28日向国民党军反击。与此同时，2月2日，一小股日本军沿昆仑关脚下的邕江袭占甘棠，第38集团军马上后撤，国民党军于2月4日结束了昆仑关战斗。

2月22日，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非常恼火，将总指挥白崇禧和中央督战大员陈诚给予降薪留职处分，将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

张老师说，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战斗，竟有那么一些人花3000万元去拍电影，大吹大擂。我们说这种人恬不知耻，并不过分。

接下来，他扳起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将一些被今人炒热而为国民所瞩目的中日之战一一道出：那战前会议、来往文电、战役部署、战局变化、伤亡缴获等，无不细致具体，凿凿有据。无论怎么说，总和有些人的鼓噪格格不入。看着我们发出疑问的眼睛，张老师打了一个风趣的比方：“有位卖瓜人在一个已经腐烂了的瓜上发现了一点儿好瓤，便用刀尖把它挑起来高声吆喝：‘好瓜!好瓜!’以这种态度去谈抗战，怎能接近真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张老师又给我们展示了另一部分历史。

1943年秋，日军全线转入战略防御，中国抗占已接近胜利。为挽救颓势，日军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其目的有三：一、摧毁美军设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二、贯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三、吸引美军在中国大陆决战。该战役于4月18日打响，至同年12月10日结束，紧接着又在1945年春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日军临死前的一搏中，国民党军先后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和福建等4个省的省会及200余座县城，近8000万人民，遗弃美军6个空军基地和30余座机场。

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中国抗日军民已经进入战略反攻的时刻，国民党军仍是如此不堪一击，使日军想占哪里就能占哪里，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被激怒了，把视线投向了延安，拟拨出5个师的装备送给共产党抗日。1944年7月23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对此，有人不以为然，高弹“文学不等于史学”。但实际上，广大群众在欣赏有关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时，是把它作为“史”来接受的，于是，一盘清水被搅浑了，一部分群众的思想也被搞糊涂了。

张老师说，海峡两岸和解，可以不纠缠国共两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但并不等于可以对抗战史做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历史是客观造就的，人工是不可逆塑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尤其对抗战史要严肃认真，决不可“戏说”。

临别时，天色已晚，繁星满天，我们在想，张老师的忠告不是多余的。只有廓清对抗战史的种种误解，才能使明年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轰轰烈烈、健康活泼地进行，在下一代人身上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