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可能宣布，人民币将进入其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取得跟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相同的地位。因此，人民币将非正式地取得“储备货币”资格。但这对中国究竟有什么好处？
从近期看，最大好处是，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可能充当催化剂，引导世界各国央行买入人民币资产。各国央行或许希望提高其储备中投资于中国的比例。
这将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随着中国居民寻求实现财富构成币种的多元化，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面临着大量资本流出的前景。资本流出的问题在于，这可能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或者货币贬值，也可能两种情况都会出现。如果任由外汇储备减少或者汇率贬值，那么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控空间将被严重削弱。所以，吸引资本流入将有利于中国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政策自主性。
不过，从长远看，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会对国际货币秩序产生一些重大影响，它将关系到中国创建一种“中国特色”国际货币体系的机会。
想要明白人民币被纳入SDR如何影响国际货币秩序，我们需要注意一条事实——人民币将根据有别于现有储备货币的条件获得储备货币地位。
当前国际货币秩序的几根支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都是可充分兑换货币，能够自由转换为其他资产。但人民币并非可充分兑换货币，而且按照中国的打算，它永远不会成为可充分兑换货币。
今年4月，中国已对外界表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把他的目标定义为“有管理的可兑换”。他直白地表示：“中国正在寻求实现的资本账户可兑换不再是基于完全可兑换或自由兑换这样的传统概念”。中国希望保留限制投机性资本流动和限制一般性资本流动的自主权，以应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一种货币可以在并非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拥有储备货币的地位，这看起来或许很奇怪。难道储备货币的定义中没有要求它要让投资者能够随意买卖？
这话在某种程度上没错，但是IMF对一种货币能不能加入SDR货币篮子——以及获得储备资产地位——的评判标准绝对不是完全可兑换。它的要求是货币“可自由使用”。这一点说法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英国和法国仍然实行资本管制。没错，“可自由使用”货币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可兑换性，但究竟需要达到多少程度并无明文规定。于是，SDR最终给人民币搭建了一条通往储备货币地位的道路，而绕开了完全可兑换性问题。
换种方式来说，“可自由使用”的概念在“储备货币”和“完全可兑换货币”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中国希望的正是步入这个缺口，因为这个缺口中间存在一个让国家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恰恰是我们目前拥有的储备货币体系所缺失的。
当前国际货币秩序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非体系”——或者说自由放任——它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上世纪70年代初解体后逐渐形成的。在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非体系”的过程中，大量权力由主导战后秩序的国家移交给市场。
中国想要做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在重塑国际货币秩序的过程中慢慢重新确立国家的角色。理想情况是，中国希望SDR成为新秩序的核心。2009年，周小川曾表示“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如果中国希望SDR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得以成长的种子，那么SDR纳入人民币将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将让中国在谈判新体系时掌握主动权，陈述自己的主张。而中国将提出的理念将受到其渴望“有管理的可兑换”的影响。
当然，现在谈这一切或许为时尚早。但是，如果下个月IMF执行委员会欢迎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中国将向着比当前美元主导的“非体系”更适合自己的国际货币新秩序迈出一大步。
本文作者为花旗(Citi)新兴市场经济部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