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我來到了西安兵馬俑。如今公車並不進入展館區內，參觀者得自己步行進入。一下車便看到十幾個大媽在捧着籃子兜售石榴，那些石榴皮是粉紅色的，顆粒卻是深紅色的，令人喜愛。再走一小段路，便看到一排兩層小樓，每個樓前面都有鋪面，大多是開飯店的。飯店從門裡開到門外，有客人來了，或是在門外買點兒肉饃帶上，或是進到店裡頭坐下吃飯，只是不知為何都比較冷落。我有個習慣，選飯店用餐都儘量避免最熱鬧的店鋪，那兒人雜，東西粗糟，選比較冷落一點的店鋪反而比較實惠。果然，我走到一家在後排的農家樂門前，看到一個老人帶着一個孩子玩，於是走了進去。

院子裡頭乾淨敞亮，老人大聲招呼來一個大媽幫我點菜。菜價不便宜，但分量不少，是典型的西北口味。米飯味道沒有南方人做的好，肉饃卻是一流的，脆皮的，口感新鮮。聊起了才知道老人就是戶主，這樓下是農家樂，取名叫“好再來”，而樓上是自己的家居地方，有三房兩廳，如今老人和老伴加上孫子住着，兒子媳婦都去北京打工了。這飯店就個家常菜飯館，自己做老闆，自己當廚師，自己當清潔工，生意時好時壞，但自己總是有飯吃的。老人說起這住房告訴我一個故事，十年前村里本來打算讓農民們在自己村里基地上蓋房，但他兒子說不如把靠近兵馬俑車站的村里公共土地拿來建個商業村，每家人都分一塊地，按照統一設計蓋房，結果全村人如今都住到一起了。住在一起大家還是不太習慣，不能在院子裡養豬養羊了，不能自己種菜吃了，都得到市場買去。好處就是可以開店不用交鋪租。前面那一排小樓是商品鋪位，外來客租用來開飯館，飯菜都比較貴，否則怎付房租呢。

這兒的生意主要靠遊客，尤其是旅遊旺季可以做不少生意，村中生意幾乎年年都有所增加，只可惜鋪子也越開越多，老人沒有能力找人拉客也就生意清淡了。“反正我蓋房的借款都還清了，如今做飯就是給自己家人吃一樣的”，他真實個樂天派，臉上的皺紋隨着笑容起伏着，臉色像個紅臉關公。我問他想不想要添第二胎孫子或孫女，他又笑了，說道：“這我可幫不上忙啊，他倆人忙的很，一個當建築公司工頭，一個當廢品公司會記，說要多攢錢，這不，兒子還是我帶大的”。我又問他最怕發生什麼樣的困難，他猶豫了一下，說：“他倆都在北京，一直說要買房，可就是收入跟不上房價漲的快，說要我借錢給他們，可我那來的那錢啊？就怕他們死撐着買了房，最後負擔不了”。他說，城裡人買房最後還得賣掉，最後不知如何安身，戶口沒法入北京，說不定一切都白費功夫。農村雖然冷清些，但讓人心裡踏實些，至少知道自己死了可以有個地方埋葬。顯然，這類問題在中國到處都一樣。

我問他為何這裡到處都是賣石榴的人，老人回答：“當年有人說秦始皇墳墓里有很多水銀，毒性大，於是周總理讓人多種石榴，說石榴可以化解水銀毒性。如今到處都是石榴，這種品種在這長的特別好，個大味甜，品相很好，成了旅遊產品了”。他提及說有個外國企業正投資興建一處石榴汁加工廠，據說在美國可以賣出幾倍價錢。我倒是真的知道有這麼回事的，就問道：“如果外國公司在這兒建立了加工廠，你說好還是不好呢？”老人想了一下，回答：“對於村幹部當然好，土地支配權都在他們手上，他們要官有官，要錢有錢，我們老百姓只是看熱鬧吧”。原來他爭經也是個村幹部，有些文化，但後來被撤下來了，卻不肯說因何理由。這時，那位大媽端着一盤菜進來，讓我們幾個訪客嘗嘗她的拿手好菜，這菜就是泡饃。

西安人個頭一般不大，和廣東人也差不多，但果真有點秦俑的面相，依稀可見秦國人血統影子。走遍中華地區，我感覺到這三十多年改革後，各省人口相互流動，跨省婚姻不少，90後00後們已經很難按省份分出相貌特徵了，甚至台灣、香港和越南這代人也都有些相貌趨同的勢頭了。農民們最感謝改革開放，他們從爭工分變成了私有業主，有了自己的房基地，年輕一代享受了入城打工的權力，家庭里迅速添加了各類現代化電器，不再一腳牛屎一腳泥了。和城市人相比，他們創造了財富，更能積累財富，房子壞了可以自己修，有了錢還可以買地蓋房，不像城裡人等着被拆遷，拆遷費還是個未知數。農民沒有七十年土地使用權的麻煩，房子儘量蓋好些，說不定能留給下一代，算是老一代人的心願了。

我遇到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他我從北京來的，他笑着說：“從習大大身邊來的啊”。到了目的地，車表上顯示9元，我給他一張10元，說“不必找錢了”，可他非得翻出一張1元來，塞到我手裡，說：“以後希望再能見到你，你知道西安的歷史比我多啊”。另一次，我沒搭上出租車，卻搭上了一輛三輪，那三輪車主在雨里來回闖蕩，時而逆行，時而穿梭，時而跨街，七上八下地把我拉到了目的地，讓我感受到了中國人的“自由”和“勇敢”。說實在的，從西安人身上我看到了美國人所缺少的兩樣東西----義氣和機靈。美國人可以繼續說中國人這樣不行，那樣不對，可是，他們忽略了中國人自己的生活趣味，正是這種趣味讓中國人生活更外“生猛”和“踏實”，反襯出美國人生活的枯燥和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