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叛逃到蘇聯（雷光漢回憶錄）

firebaseone

　　從一個中國叛逃者角度描述蘇聯最後二十年。

　　轉帖者按：今年《炎黃春秋》第8期上有文介紹雷光漢的回憶錄《蘇聯逃亡記》。雷光漢在1957年因發表反蘇言論而被打成右派，從北大發配到新疆。文革中因不堪摧殘而逃亡蘇聯，真如他自己所說，歷史給他開了大玩笑。近日有朋友發來該書的電子文本，很好看，陸續摘要轉貼於此，與網友共享。

　　第一章 歷史的大玩笑：

　　——一個反蘇分子出逃蘇聯

　　淒風苦雨之夜

　　1970年4月24日午夜，兩天大雨之後，恰逢天山融雪季節，是中蘇界河霍爾果斯河一年中水量最大的時候。最深處水深達到兩米，咆哮着翻滾着。我和衣涉水，水淹及頸，在淺水的地方也幾次全身衝倒在河中。只好順水斜切，艱難地走到對岸，從頭髮到鞋襪已全身濕透了。幸好下水前我用力把眼鏡架扭彎扭窄了，近視眼鏡還在眼上。

　　風蕭蕭，夜沉沉，下旬的月亮光線透出了雲層。回望對面高山的陰影，前面鄰國邊境線上高高的鐵絲網隱約可見，還有從遠處掃射過來的探照燈光和巡邏車的車燈光，像鬼火一般刺破了黑黝黝的夜空；餓狼嗥叫聲，河水翻騰聲，一起交織成恐怖的邊界之夜，但在我心裡已經沒有一點恐怖的感覺了。十幾年來，挨斗，挨罵，挨餓，挨勞改，我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早就患上恐怖麻木症了。同時，儘管春寒料峭，全身濕透，我全身卻熱血沸騰，似乎寒冷也離我而去。

　　我在河岸邊的一塊大石頭上面朝向東方——我的祖國——坐了下來。我知道我已置身異國的土地，一泅過界河，再越過鐵絲網就踏上了不歸路，而這個國家卻是我親愛的祖國的敵國。我當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幫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處煤礦礦井勞改，也許還要押上斷頭台。罪名只有一條，反蘇，反斯大林，反對俄國和蘇聯分割我國大片領土。但鬼使神差，求生的本能卻把我驅使到我反對的這個國家的土地上來了。

　　我思緒綿綿，全身的熱血也沸騰起來。我一定要活下來，活下來親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賊的下場，看到祖國的新生。我怎麼也不能相信一個有着五千年文明，經歷了那麼多大災大難而沒有倒下的中華民族會長期沉淪。我看透了“文革”當局的宣傳，卻又愚蠢地相信了“蘇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說法。既然蘇美合作，那麼到了蘇聯以後，就可以有機會轉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國人的地方，第一個選擇是台灣，其次是新加坡。我不願意去香港或澳門，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樣仇恨英國佬和葡萄牙鬼。

　　我們土家族是相信報應的，我已經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報應了：列寧兒女皆無，斯大林一個兒子死於德國戰俘營，一個兒子喝酒醉死，女兒則逃到了國外。我相信陳毅元帥的口頭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我要活下去，活着看到各色人們的下場。我一介書生，沒有能力報復人。但活着看到他們的下場應該還是有可能的。

　　月亮從雲層中露出，大概已經是下半夜兩點鐘了，我站起來向鐵絲網走去。走了二十來米，到了鐵絲網外面拖拉機犁成的耬鬆土帶，有十來米寬，寸草不見，蘇聯瞭望台上的探照燈光把鐵絲網上空的黑夜變成了白天。黑鴉鴉的鐵絲網迤邐遠去，不見盡頭，幾萬公里的蘇聯邊界都是用鐵絲包圍起來的。後來我在蘇聯聽有人發出如此的感慨：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列寧說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老百姓說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邊界鐵絲網通電化。

　　我走近鐵絲網一看，第一道網有兩米多高，像魚網一樣拖在地面，沒有剌。我想抓着網眼爬過去，誰知腳一踏上，軟綿綿的，既不能用力也無法着手，一下子全身陷入網中，一寸也難以移動。我只好倒下身子滾了出來。第一道就過不去了。怎麼辦呢？我走過去細心觀察，發現鐵絲網外端並沒有在地面固定，一掀就起來了，也不重。我拉起網鑽了過去。緊接着的第二道鐵絲網很高，帶刺，還密得很，跳不過也鑽不過。我抓着鐵絲一點點小心地向上爬，終於翻了過去，兩手被刺得鮮血淋漓，腳下的解放鞋鞋底也刺透了。後來審問我時預審官告訴我說，我把他們的三根鐵絲都踩斷了。第三道鐵絲網沒什麼困難，很低，一跳就過去了。過鐵絲網以後是又寬又平的柏油路，新疆那時還沒有如此好路。公路兩邊的電線杆子從上至下全都漆滿了柏油，不像新疆的只漆了下面一小段。再看電線杆上的編號，寫的是俄文字母，使我確信是逃到蘇聯來了。

　　這裡要補敘一句，其實我逃離霍城已經兩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殺沒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爾果斯河，夜裡，慌慌張張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淺，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別人會怎樣，反正據我的體會，要讓下定決定自殺而沒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決心，是多麼地困難。我只好逃進山里。這幾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貝母花吃和喝山溝的水外，再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因為飢餓，疲勞，加上逃亡出來以後，繃緊的神經一下子鬆了氣，我再也無法挪動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邊。似乎是過了十來分鐘，從南邊遠處出現了汽車燈光，一會兒，唰地一下，一輛吉普車已停到了我的身邊。車上跳下一名軍官，兩名士兵，還牽着一條大狼狗。大概鐵絲網上有微波顯示器，一有人越境他們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斷出發事地點。兩個士兵把我從地上抬起，雙手反背，綁了起來。天啊！我已經成了犯人。軍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槓，兩顆星，是個中尉。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把我推上車就往回開。很快到了一所軍營，進到一間房子，還有四五名士兵在那裡等着，都是碧眼黃髮的俄羅斯人。一名士兵給我鬆了綁，指着凳子叫我坐下，又提來一壺水，還遞給我一塊肥皂，叫我把手洗乾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說中國話，我雖然學過俄語，但不會說。他們比比劃劃地不斷問我，我卻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學學的英語還沒有完全忘光，說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沒想到，一名士兵居然聽懂了，立即端來了一杯茶和一個鋁製軍用飯盒。打開盒子，裡面有半盒蕎麥米飯，兩片麵包，一個白水煮的雞蛋，一小塊黃油，三四片香腸，幾片酸黃瓜和兩個酸西紅柿。我接過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紅茶，還是甜的。茶里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內地時，茶里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里加的是鹽。我狼吞虎咽，幾下就把盒飯吃光了，他們打手勢，意思大概是問我夠不夠？我再說了一個英語單詞：“Also”（還要），他們又聽懂了，又端來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飽了。那位士兵能記憶的英文單詞大概與我也差不多，結結巴巴只有幾十個，但還是問了我不少。他見我全身沾滿了泥巴，知道我是爬過天山泅水過來的，說:“你們中國現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殺人”。他還說：“上級有命令，凡是從中國逃過來的，不能開槍，要抓活的。”我問他如果發生相反的情況呢？他作了一個開槍的動作，還告訴我他是烏克蘭人。吃飽喝足，我們用英語單詞“閒談”了一會，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進來，把我帶到軍營大院，指着台階上的一間小房，叫我進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閉室，裡面只有一張鐵床，床上只有床墊和一件昵制軍大衣。門外一名士兵持槍守着，還臥着一條大狼狗。我把全身濕淋淋的衣服脫光，掛着，只穿着已被我的體溫烘得半乾的內衣褲，蓋着軍大衣躺了下來。軍官遞給我一盒煙和一盒火柴，一看煙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點燃了一支，這是我第一次抽帶過濾嘴的煙。也睡不着，仄着身子望着外面。衛兵不斷地向我打着各種莫名其妙的手勢，原來俄國人喜歡用手語，比中國人的手語豐富得多。太陽升起了，是個大晴天，我變成了軍營里的稀有動物，成群的士兵，單個的，兩三個的軍官家屬跑來圍觀，有笑嘻嘻的，有板着臉的，指着我說着外國話。小姑娘、大娘子們一個個碧眼金髮，胸飽腰細，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着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們。

　　軍營初審

　　中午時，給我送來了同樣的盒飯，外加飯後喝茶時吃的兩個小白麵包。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後不管我在軍營里，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飯都是一模一樣的，變化的只是主食，有大米的，蕎麥米的，麥片或麵條幾種。吃完午飯，一名少尉軍官拿着一個長本子到禁閉室向我問話了。長本子是中文對話手冊，用俄文字母拼寫的中文對話。他直板而生硬的問我：“你是民兵嗎？”我搖頭，“你是幹部嗎？”我又搖頭。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嗎？”“你是醫生嗎？”“你是售貨員嗎？”“你是社員嗎？”我都搖頭。最後他問：“你是教員嗎？”我點頭了，他也點了點頭，走掉了。在以後審問我的過程中，“你當過民兵沒有？”“民兵發槍沒有？”是頻率最高的問題。當時蘇聯正準備向中國開戰，後來我了解了，蘇聯兵最怕的不是我國裝備陳舊，訓練落後的正規軍，而是民兵和我軍傳統的游擊戰。面對中國式的游擊戰，哪一個軍事強國都會心驚膽戰，所以他們特別關注於“民兵”。下午四點，一輛吉普車逕直開到禁閉室前，車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槓，四顆星的哈薩克大尉，還有一名俄羅斯中尉。一進禁閉室，就用中國話向我問好。中尉是翻譯，他簡單地問了我在中國的經歷，文化程度和出逃蘇聯的原因，說：“雷同志，現在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文明的人，我們要帶你到另一個地方去，那裡有中國話說的和你一樣好的翻譯，還有大首長。”我聽到他稱我為“同志”，這個我在中國已經幾年沒有聽到過的稱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觸。隨即，他們叫我穿上半乾的衣服，就上車出發了。中尉和我坐在後排，車窗全用黑絨布罩着，外面的什麼也看不見。我擔心車往東開，害怕他們把我驅逐回去，掀開黑布想看看行進的方向。中尉馬上把我的手拉開，說：“現在不要看，以後看。”既然還有“以後看”的機會，大概是不會立即把我送回中國了，我稍微放了點心。

　　正式開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要逃到我們蘇聯來？“

　　我回答：“現在中國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殺人，我是為了活命，才逃過來的。”一下子，個人的苦難，虎口餘生，受難的親人，受難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不到半個小時，車子開到一個村莊邊的一棟小房子前，四周全用兩米多高的木板圍着，院子裡只能看到遠處的電視天線，是對越境中國人初審的地方吧！因為吃飯時有筷子，客廳里不時放着“文革”時中國放的民族音樂，軍官們也都會說幾句中國話。下車後，一個三十來歲，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樣的人前來與我握手問好，他說的普通話比我的帶着濃重湖南鄉音的普通話還要標準得多。他告訴我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過學，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為聽說毛澤東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見毛。他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正面桌子邊坐着一位俄羅斯上校，五十來歲，表情十分嚴肅。上校也向我握手問好，叫我在他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混血翻譯坐在我的身邊，靠牆還坐着一名俄羅斯上尉和一名俄羅斯中尉，面前小桌上擺着記錄本。後來，我知道這兩個人也都會說流利的中國話。這位俄羅斯上尉很活潑，言語詼諧，不時還和我開個小玩笑什麼的。初審開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審官，審問通過翻譯進行。先問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和出生前的地址、職業和文化程度（後來在每一次審問中，這一套都是開場白）。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門縣一個土家族農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遷入湖廣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後傳下的後代。我的家族是中國的親子家族，只看看我父子幾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組成國家；父親雷震旦，震旦系中國古名；二叔雷震軍，振興軍隊；三叔雷震中，振興中華；1941年我發蒙上學，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親給我取書名雷光漢，光復漢家天下。1956年我已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知道了我屬於土家族。當時學魏晉南北朝史，授課的是著有《兩晉門閥制度》的一代名家田餘慶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質疑課時，田先生聽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國語”，便問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門人。他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詩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詩，教我純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電話向他請安時，他還記得我是石門人）。田先生告訴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漢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漢姓。你去查查你們的族譜，你祖先大概是少數民族。”不久，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從報紙上讀到了社會學家潘光旦和歷史學家向達（我的老師）鑑定湘西土家族的長篇發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僅僅因為這個發言，潘、向兩大學者1957年都當上了“大右派”）。那時北大有個好規章，每個系辦公樓牆外都掛着信箱，每個學生都可以投書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長馬寅初提出問題，一個星期內定能得到答覆。我就給向達先生寫了張紙條，詢問我的族籍。兩天后，在未名湖邊我遇到了手裡抱着一大摞書的向先生，當中還有英人寫的介紹西藏曆法的英文書，我還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後作了自我介紹，他在湖邊的石頭上坐了下來，詳細給我解說了古代巴人、蠻人、楚人的歷史變遷，和東漢大將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兩代在湘西的軍政設置。叫我到圖書館善本室去查湘西州縣的地方志，還說如果善本室進不去，可以找他幫忙，因為他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他還告訴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鄉兩個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刻着某“指揮使司”，某“都指揮使司”就是所謂土司的墓碑。我家對山有一處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經是土司衙門的所在。東邊一處山頭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軍事通訊點，用作設燧點火。石門鄰縣桃源縣還有馬援南征的遺蹟。馬援的馬蹄聲喚醒了武陵山脈和雪峰山脈崇山峻岭中我的先祖：你們屬於中國！從此這裡的人民就成了中國最忠誠的子民。看看百餘年來一連串威名赫赫的愛國名將和政治家的名單吧，左宗棠、蔣翊武、宋教仁、覃振、鄭洞園、向軍次、賀龍、粟裕……還有同樣的有名的文人們：嚴北嶽、俞鴻遠、向達、翦伯贊、沈從文、丁玲、黃永玉……湘西出名將、出才子、出美女，但他們的命運又多有“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者。

　　我的鄉族先輩參加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歷次為中華民族命運而的爭的戰爭。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戰中的常德大血戰，國民軍一個師的官兵全部陣亡，日本鬼子還在我的家鄉打細菌戰，殺死了幾萬同胞。我們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進攻我們家鄉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鮮部隊，實行“三光”（。，燒光和搶光）。家鄉成了最接近前線的後方，到處設立着兵站，醫院，新兵訓練站。當年還是童子軍的我天天跟在抗日軍人們後面跑，學打槍，學唱抗戰歌曲，玩抓漢奸的遊戲。1940年我五歲時父親參加縣裡的抗日自衛軍訓練歸來，教我唱“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這是我學會唱的第一支歌。我還學會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時，記得我雷氏宗祠大門西邊的新對聯上有一聯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六歲上小學受到了系統的激動人心的愛國教育，背會的第一課課文是“好男兒，當兵去！”第一個口號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最先記住的古詩詞是岳飛的《滿江紅》和文天祥的《正氣歌》。九歲時能全篇背誦戰區軍政長官薛岳將軍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書》。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歲了，還能背誦初小語文的一段課文：“他抬頭看，是祖國蔚藍的天空；低頭看，是祖國芬芳的草地；四面看，敵人包圍上來了。他掏出手槍，把子彈射向敵人，最後一顆留給了自己。”記述的是一位國民軍空軍勇士駕機轟炸上海日寇淞滬警備司令部後，飛機被敵彈擊中，他跳傘後自殺殉國的壯烈事跡。三年級時學了民族英雄張煌言傳，他隨鄭成功率水師攻進長江，“登金山遙祭長陵，三軍皆痛哭失聲”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鄉異國受罪時，每當心裡浮上這些文句，便會增加幾分生存的力量。抗戰勝利前夕我們返回家鄉，大好樓宇，成片的街區全都成了瓦礫之場。我從小對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極，更痛恨日本軍國主義者至今不向中國謝罪，賠償中國的損失。對大口一張就放棄了幾千億美元日本賠款的領導人，我不認為他們是愛國者，對李登輝、呂秀蓮等人，更認為是三流的認賊作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復學上初中二年級，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我曾申請參加志願軍，因年小未獲批准。如果當年戰死在戰場上，也不會有後來那麼多的罪受了。

　　我幼小時也知道了俄國和蘇聯侵略我國的諸多血跡斑斑的歷史。中國地圖象一張美麗的秋海棠葉，以後殘缺不全了，北邊被剪掉了一大塊，是俄國人強占走的。“外蒙獨立”，真正的策劃者是列寧和斯大林。我的家鄉有不少人當過兵，在日本投降後隨部隊接收東北。他們回鄉後說，1945年蘇軍出兵東北，燒殺姦淫，比日本鬼子還壞。二次大戰時日本三分之一的工業在東北，所有的工廠機器都給蘇軍搶走了，連鐵軌都拆走了。上學後學習“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心裡就想：“既然中蘇同盟，為什麼還要和我國共管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為什麼中蘇合辦三大航線：北京至伊爾庫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圖，航程在中國境內一長條，在蘇聯境內只有一小截？這不是不平等條約的繼續嗎？還有在新疆合辦石油和金屬公司，真是從海上到天上，從地面到地底，蘇聯都向中國伸手了“。從此，一看到那個時候無處不在的斯大林畫像，一看到占滿報刊版面的對什麼“可夫”，“斯基”之類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齒，不屑一顧。1957年，共產黨定我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狀就是反蘇，1966年又定我為“黑幫分子”。當過中共霍城縣委書記的工作組長給我斷定的罪行還是“反對革命時期的蘇聯，反對斯大林”。儘管當時從最高統帥毛主席到每一個紅小兵都當了反蘇修的急先鋒。一個頑固的反蘇分子卻要冒着死的風險越境到蘇聯來了，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惡作劇。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別無選擇。

　　家國同難，中國已國不成國，我的家也是泰山壓頂。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饑荒中餓死。現時我父親天天被捆綁着在鬥爭台上挨斗，母親在生產隊勞動一天后還要拖着三寸金蓮去向大隊治保委員匯報。兩個弟弟被開除公職，回鄉監督勞動。我一門四寡：大姑父死於寧夏黃河邊的勞改農場，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蘇維埃運動失敗後被國民黨槍斃，三姑父在“反右”時上吊自殺，小姑父土改時只有17歲，和他母親在一根繩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個堂堂華夏子民，和蘇聯人講這些，有什麼意義？我熱愛祖國，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祖國的事，但是，現在卻連一塊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沒有了。我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翻譯站起來拍着我的肩膀說：“雷同志，不要哭了！”還拿來毛巾給我。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從制服上衣口袋裡掏出來一大疊人民幣，都是嶄新的十元票子。遞給我看說：“我們的人民幣多得很。現在，我可以給你很多錢，要你回中國去給我們執行一項任務。你完成任務回來以後，我們不僅收留你，還會給你像部長一樣的高級生活。”聽完以後，我一下子蒙住了。他們是要我回中國做特務啊，敵國畢竟就是敵國！好在我在兩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經就我的知識範圍作好了如何應對蘇聯盤問的準備。這還得感謝1955年中國的肅反，那時，可能是為了提高人民的敵情意識，翻譯了許多蘇聯的“反特”小說，我就讀過不少，知道他們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國“執行任務”，可能只是一次“考驗”。我立即回答：“我是一個讀書人，當不來特務。我是逃命出來的，也不想長期住在你們蘇聯，我希望到台灣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會從事特務活動，反對我的祖國，反對我的同胞。這個決心我是下了的，你們不要為難我。”上校聽了以後，一下臉就變黑了，厲聲說：“你不聽我們的話，馬上把你送回中國去。”我又回答：“我是由於受中國當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蘇聯來的，屬於政治難民。聯合國也規定應該保護政治難民吧，我還讀過《蘇聯憲法》（在上高中時，我真的讀過《蘇聯憲法》的英文譯本），你們的憲法也有保護外國政治難民的一條。”上校聽後，知道我不大好對付，稍稍改變了態度，還出現了笑容，可仍然不斷勸我“去中國執行任務”，還說“我們會教給你活動的方法，不會出危險。”一邊說一邊拿着人民幣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我穿着濕衣濕褲濕鞋子，肚子也空了，饑寒交加，再無力和他們糾纏，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後態度：“既然如此，你們把我送交中國邊防軍吧，我寧肯在中國被槍斃，也不會當外國特務。”

　　局面僵住了，上校又恢復了一臉兇相。正好哈薩克大尉進來了，對上校說了幾句話，翻譯站起來說：“問題暫時討論到此為止，現在我帶雷同志去洗澡換衣，然後吃晚飯。”帶我到浴室後，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湯的熱水澡，洗完後擦身子的“毛巾”，卻只是一塊粗紋平布，和我家鄉農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稱之為“毛巾”。果然言不虛傳：蘇聯的輕工業可落後着呢！給了我一套舊西服，還有一件白布襯衣，號碼都大。房子裡有暖氣，穿着西服也不覺得冷。晚餐很豐盛，大盤的牛肉燒土豆，肉餅子，煎雞蛋，菠菜湯，還開了各式各樣的涼菜罐頭。從罐頭上的商標，我認出來是保加利亞生產的。桌上擺着一瓶白蘭地酒和一盒盒哈薩克斯坦牌的帶嘴香煙。

　　我在這裡被軟禁了三天，頓頓飯都是這樣。後來我才知道，在蘇聯，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飯的就是那五個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譯。大尉是哈薩克人，其餘四人都是或自稱俄羅斯人。吃飯時，上校一改嚴肅之常態，客氣地勸我吃菜，喝酒，飲酒前還碰杯，還說：“為中蘇友誼而乾杯！”文革以前，我本來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斗時，借酒消愁，常常一個人悄悄地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的小飯館買酒喝，一來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鍛煉，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驚人了。1968年。在烏魯木齊我還曾和一位落難朋友賽酒，席上無人能敵，並隨口吟出了“且看湘漣百尺水，能淹中華八億人？”的“豪語”。但此時和蘇聯軍人相比，我也只能甘拜下風，真是小巫見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們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還唱歌助興，他們幾個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兩支：《松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學會的。祖國啊，逃到外國才兩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還要跳，幾個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誼舞，上校還跳了烏克蘭馬車舞，我也跳了幾下秧歌。鬧着鬧着，半夜以後才睡覺。我和混血翻譯睡在一室，床上沒有被子，蓋的只是白布單子上放條薄薄的毛毯。今晚是開始出逃後是第四個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覺。我睡不着，只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會碰到什麼。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後，走過幾道門去到昨天吃飯的餐廳，見到他們還在睡覺，上校合衣裹着毯子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性格活躍的上尉也跟進來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機，他打開了，把波段撥到我國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報道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了，中國有了自己的人造衛星，我十分興奮，喜形於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國話向我表示祝賀，使我感到我雖已身逃外國，仍然有當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上校接連詢問了我兩天，主要關注我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在蘇聯有沒有認識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個。第一個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書的同事。他是烏魯木齊人，在俄羅斯居民區長大，俄語說得好，高中畢業後進入新疆足球隊，足球隊解散後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語。在霍城一中大院內，還有霍城第一小學一位十分漂亮的維吾爾族女教師，是從新疆女子排球隊下放下來的，徐和她原系同事，他鄉遇故知，兩人談起戀愛來了，帕提曼懷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還是少數民族女人，這可是徐的大錯誤。兩個人都害怕了，1962年邊民外逃時，雙雙逃來蘇聯。第二位安東諾娃，是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其實蘇聯並沒有“副教授”一職，實際上是講師。但中國對蘇聯派到中國的講師都給予“副教授”的專家待遇，而中國派到蘇聯的副教授，蘇聯卻只按講師對待。在中蘇交往中吃虧的老是中國一方，整個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們又老是自以為是，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第三位叫劉克福，是蘇聯人，北大歷史系蘇聯留學生，起了個中國名字。五六十年代時，北大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留學生很多，劉克福與眾不同，他不住留學生宿舍，而和中國學生住在一起，不進留學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飯，為人隨和。我們住在一層樓上，天天見面。1958年修十三陵水庫，我們編在一個排，他勞動賣力，評為先進。他的妻子是中國女人，四川籍，原來是解放軍總政文工團的演員。總政文工團去蘇聯巡迴演出，劉克福是隨團翻譯，兩人談戀愛並結了婚。1994年我探親重回母校，和田餘慶先生通電話，田先生告訴我他去台灣講學時在台北遇見過劉克福，原來他們夫婦都去了台灣教俄文了。

　　上校反覆詢問了我和他們的關係，做了詳細記錄。可以說這三個人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他們證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後審查中少了不少麻煩。

　　在這兩三天，每天只向我問兩三個小時的話，剩下的時間都是吃喝。閒談中他們還非常注重從我身上挖中國的軍事情報，特別是民兵是不是發槍了，是不是經常有軍事訓練。對此，我一向是一問搖頭三不知。我發現他們非常熟悉中國，知道一個書呆子老右派新黑幫長期受到管制，當然和“軍事”沾不上邊。後來也就再不問了。上校相當有學問，閒談中還就馬爾薩斯人口論和中國的人口問題，伊斯蘭教的歷史和哲學，高爾基的作品發表了他的看法，還當面用阿拉伯語背誦可蘭經。幸好我多年積累的一些旁門外道的知識沒被他問倒。在談及中國人口問題時，我還批判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人口學說，他也點頭稱是。一次吃飯時他突然問我：“你說中國權力最大的除毛澤東外是誰？”我隨口而出：“當然是林彪”。他馬上說：“不對，我看是謝富治。”我吃了一驚，不知他的根據何在。他又接着說：“你們中國也有KGB，頭子是康生。”我吃驚了，因為是第一次聽到。他一邊談話一邊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麵包幹浸到白蘭地酒中，一下就吸乾了半杯，兩口就吃掉了。幾個翻譯也常常與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蘇聯的邊防軍屬於KGB管轄，他們也都是KGB的官員。多年和他們打交道，我發現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學畢業，國際國內，文學藝術，科學哲學都能說一套；一是維護蘇聯利益的立場非常堅定，只要與蘇聯有關的事情，對的一方總是蘇聯，錯的都是外國。譬如談到兩年前蘇軍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時，他們說：“雷同志，你要知道，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除了國際關係以外，還有一個階級關係，我們華沙條約集團出兵捷克是履行無產階級的國際義務。”當時蘇聯到處扮演着“國際專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個特點就是態度和氣，言談隨便，也沒有開口禁聲的高強度保密觀點，不像中國同類官員們那麼“敵我界限分明”，滿面嚴肅，氣勢逼人。上尉還告訴我蘇聯姑娘多好，說他的娘叫他記住一個俄文詞，是釣女人的訣竅。我不明白，去請教混血翻譯，他一本正經的罵道：“厚顏無恥。”晚上睡覺時，混血翻譯用相當誠懇的語氣對我說：“老雷，你別以為到蘇聯來了什麼都好，要有思想準備，準備吃苦，干體力活。不過你放心，總會比在中國好。”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薩克大尉端來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麵條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訴我：“我的老婆是維吾爾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國飯菜（其實是新疆維族式的“中國飯”），來招待你這個中國客人。”踏上異國土地後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國飯菜，連吃了兩大盤，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譯見着我尷尬的神請笑着說：“沒關係，你現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會和我們一樣，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後來發現普通蘇聯人都很能吃，飯量比我大得多。吃飯時我發現那位混血翻譯不在場了。吃完飯，中尉翻譯馬上通知我：“現在我們要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因為你是非法越境進入蘇聯的，而我們的邊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現在的身份是犯人，帶你去的地方要暫時把你關起來。但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侮辱你的。”隨即拎着個大包帶我上了吉普車。現在車窗上沒有黑布罩了，沒走多久開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諾夫市，現在更名熱爾干特，當時是對付中國的蘇聯邊境軍事重鎮。

　　車子開進一座規模很大的軍營，軍營周圍是高高的磚砌圍牆，牆頂還有鐵絲網。軍營中間是操練場，四周是營房，軍營中響着雄壯而喧囂的軍樂。他們把我帶進一排房子，陰暗的走廊兩邊是一間間上着鎖的小房間，是軍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開了一間，裡面除一張鋼絲床外什麼也沒有，翻譯叫我換上自己的中國衣服。

　　我從1966年11月開始就開始了勞改生涯，在伊寧市附近的煤礦挖煤，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搬煤塊，抬石頭，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藍色棉衣是好友陸雲章（新疆教育學院教師）送給我的。絨褲是在烏魯木齊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學劉美崧（後任武漢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送給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學時的恩師張國柱送的，上面都是補丁加補丁了。我換回這身衣服，他們遞給我幾包煙和一摞子中文小冊子後走掉了，把我在軍人禁閉室監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點鐘起床，一名士兵打開牢房把我放出來，叫我到練兵場邊的水泥台階上曬太陽，吃與他們同樣的份飯，翻看他們給我的中文小冊子。

　　我用很多時間看蘇軍的操練，軍官指揮士兵操練時不喊口令，全靠音樂指揮，方隊前進正步走，齊步走，前後左右走都跟着軍樂。樂隊在操練場正面演奏，人數多，樂曲雄壯。操練時士兵都穿着黃綠色禮服。軍人都帶着肩章，士兵們的肩章是帶款條的軟布條，用條文多少表示軍階。每個士兵胸前都有兩枚徽章，一是藍色盾形，一是有列寧頭像的紅旗形。我十分奇怪，難道他們都有軍功章和列寧獎章嗎？後來才知道，盾形的是勞衛制（“準備勞動與衛國”的體育鍛煉標準）證章，另一枚是共青團團章。一當上兵，人人都得通過勞衛制體育訓練，也都成了共青團員。

　　下午，士兵訓練結束了，我還是坐在台階上翻閱那些小冊子，春天的太陽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冊子印的是蘇共和中共馬列主義大論戰蘇共理論家的應戰文章，轟動而膚淺，全篇充滿馬恩列寧和勃列日涅夫論的引文，文句也譯得不通順，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擱下了，現在一丁點印象也沒有了。只讀完了一本，是王明（陳紹禹）在莫斯科寫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裝反革命》，列舉了毛澤東的“十大罪狀”。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內部共產國際派即親蘇派的頭領，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還以為他的文章會有些道理的，讀完以後卻完全是負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沒有道理，都是反中國人的，文章當然不會有說服力，不會吸引人。特別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漢奸相，一副蘇共奴才相，真叫人噁心。他列舉的毛的罪狀之一是：“中國武裝侵犯蘇聯領土達曼斯基島“，我讀了義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邊，我會馬上給他兩耳光。俄國人稱的達曼斯基島就是我國的珍寶島。“達曼斯基”是一個殖民我東北的哥薩克軍官的名字。珍寶島在烏蘇里江主航道的我國一側，江水淺時和我國陸地連到一塊兒，而且島以北和以東的土地直到庫頁島，原來都是我國的領土。指白為黑，為虎作倀當漢奸，可恥的中共元老呵！我當了十幾年的反蘇分子，陰差陽錯，逃命逃來了蘇聯，我下定決心，決不能當王明類的奸賊。這些小冊子都是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進步，是家專門出版反華圖書的出版社。以後又陸陸續續讀到了一些類似的文章，和這些小冊子如出一轍：囉嗦的引文，指鹿為馬的事實，厚顏無恥的自吹自擂，難怪在論戰中他們敗下陣來，只好到邊界上去向中國動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蘇聯的黃金時期，國力膨脹，武力稱雄世界，國內經濟建設規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蘇聯共產黨在精神上已經衰敗了，沒有理論戰鬥力了。反觀中共發表的論戰文章，不管是“兩論”（論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九評”（一至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不說其道理是否正確，但就文章本身來說，勢如江海，氣吞鬥牛，邏輯嚴密，護己如銅牆鐵壁，刺敵若快槍利劍，篇篇都是“雄文”，說明中共那時確實是集中了不少文筆如椽的才子和學如江海的學問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後就再也讀不到那樣的文章了。十年前讀了一篇《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河殤》的文章，邏輯混亂，史實不清，沒有文理也沒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受審三月：記住！逃命也不能到敵國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帶了一名東干人翻譯來到關我的禁閉室。東干人用陝西土話對我說：“現在我們去坐‘飛船’。”（所謂“東干人”，就是百多年前遷居中亞的中國回民，說的還是兩個世紀前的中國陝甘方言，後面我會詳細介紹）。士官還把我頭上的解放帽摘下，給我披上一件帶斗篷的軍用風衣。風衣寬而長，把我穿的中國衣裳都遮住了。坐車到了個小飛機場，在一架小飛機前面排隊登機。東干人說的“飛船”，其實就是飛機。我發現這裡的男男女女都看着我的腳發表議論，使我很不好意思。東干人告訴我說，蘇聯人全穿皮鞋，沒有穿膠鞋出門的，我穿着解放牌膠鞋，他們覺得既吃驚又新鮮。但這個說法並不全對，一年後我在塔什干火車站看到了好多烏茲別克人穿着球鞋。

　　飛機上的座位是對面排的，只能坐二十幾個人。我對面坐着位全身戎裝的俄羅斯上校，左邊坐着押送我的士官，右邊是個很胖的俄羅斯女人。飛機起飛後一個多小時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機坪，好大的飛機，停着許多大型伊爾式的和圖式噴氣式客機，雄偉壯觀，以前我只在畫報上見過的。坐上電瓶交通車，到了機場大門。出機場後，看到候機大樓頂上豎着“AЛMA—ATA”幾個俄文大字，樓前廣場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寫着同樣的字。我知道到了蘇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士官帶着我剛下台階到廣場，一個身着筆挺的黑色西服，一臉莊重的中年哈薩克官員前來用中國話對我說：“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風衣，遞了一個大文件包給那位官員，算是辦完交接手續，告別走了。哈薩克官員帶我上了一輛黑色的伏爾加牌小汽車，叫我坐後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着臉不發一言。向車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別寬，汽車有序地各走各道，聽不到喇叭聲，不像中國汽車東來西往都夾在一起，彼此在喇叭聲上比高低，行道樹高而且大，綠蔭蔽日，路兩邊種着在新疆沒有見過的橡樹，遠處都是樹林，其中不時隱現出一棟棟帶花園的俄式平房，和伊寧市伊犂區黨委大院內書記、部長們住的高幹住宅一模一樣。進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寬闊，柏油路，似乎乾淨得一塵不染。兩旁的行道樹直指藍天，下面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間的街心花園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種花開得奼紫嫣紅。車如流水，紅男綠女大多碧眼黃髮，男着西服整齊，女着各式摩登服色鮮艷。樓房下邊有許多用五顏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貨亭。我數了數樓房的樓層，大多是五層，最高的有十三層，樓房之間都有空地，沒有兩棟連在一起的。樓式輕巧大方，沒有我國蘇式樓房那麼笨重。車子轉來轉去，開到一條不寬闊，又十分寧靜的街道，從遠處我就看到了前面十字路口豎着一尊捷爾任斯基的銅像。捷氏是波蘭人，列寧的親密戰友，十月革命後，出任第一任蘇俄肅反委員會主席。一看到捷氏銅像，我就意識到我是被押到特務大本營來了。車停到一棟四層大樓前，大樓大門緊閉，雖然位處鬧市，門外也是靜悄悄的，行人走路似乎都避開它，果然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辦公大樓。從外牆的顏色，可以看出第四層是後來加上去的。我在這棟樓房裡接受了三個月的審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樓底層的監獄裡坐了7個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樓呈回字形，全樓都是辦公室，除國家安全委員會外，還附帶有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對外文化協會共三個部級機關。這說明當時蘇聯的情報機關、外交部門和涉外協會之類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兒，把從外國進來的人都當成監視對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務。樓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面的地下室高一點，用做食堂、澡堂、理髮室和衛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還有兩層的，最底層關的是死刑犯。外國人、政治犯、間諜犯、販毒犯和犯罪的官員也都關在底層。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來分鐘就能聽到從裡邊響起的機器轟隆聲，那是抽風機在給底層地下室送空氣。回字中間的廣場修了一排排沒有房頂的水泥房，則是犯人放風的地方。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知這棟樓房做什麼用了。

　　走到大門前，衛兵開了大門，門廳正中樓梯的左邊有一張小桌子，坐着一名士官發通行證。哈薩克族官員給我領了通行證後上到二樓，樓道口有關着的鋼架大門，有衛兵守衛，看過通行證後，馬上去把樓道兩邊開着門的辦公室都關上了，咔的一聲，鋼門開了，放我們進去，隨即關上。走過三、四間辦公室，又是一扇大鐵門，要用同樣的方式通過。最後把我帶進一間大辦公室，裡面坐着一名個子高大穿大尉軍服的俄羅斯官員，他站起來和我們握手，說一口純熟的中國話。哈薩克官員走時，我聽他把大尉叫維克多。維克多叫我在大沙發上坐下，說：“我已經派我的工作人員給你買蘇聯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會兒洗澡，換衣，吃飯，過後我們再談。”辦公室牆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張很大的3×4米的中國大地圖。後來我知道維克多是翻譯科長，他的中國話口音相當純，還會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蟲子）之類的方言詞。一會兒，一名長得很清秀，着便裝的俄羅斯青年人進來了，手裡提着個大包。在以後三個月的審訊中，他不時來找我閒談。他叫沃洛加，烏克蘭人，哈爾科夫大學德語系畢業，正在自學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統（蘇聯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馬列主義修養可比普通中國人高多了），特別喜歡談論日本問題，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開，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給我看，有一套廉價的黑色西服，兩件棉布襯衣，兩件汗背心，兩條短褲，還有平布毛巾，盒裝肥皂，牙刷，牙膏和一雙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龍布剛進入蘇聯，尼龍襯衫和尼龍風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徵，蘇聯官員不管男女，幾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門都穿上尼龍風衣，穿棉布襯衣的是窮人，我當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實，穿着棉布要比尼龍舒服得多。當然，我還是感謝他們。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過一道道的鐵門和一次次的衛兵盤問才能到達。淋浴洗澡以後換上新裝，他叫我把中國衣服都留下來。再帶我到旁邊的理髮間理了發，理髮員也是軍人，用的是電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後開口一般大，穿不穩，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辦公室，又來了幾位官員，全是黃毛藍眼珠的。他們拿來一面大鏡子，叫我看看換裝後的自己，我已變得年輕多了。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本來就長得年輕，眉目還算清秀，才勞改四年，書生氣沒有脫盡。一位神態美麗的俄羅斯小姐，穿着白長衫，推來小食品車，叫我吃了午飯。這些人都會中國話，他們用談天的方式向我問話，問我爬天山，過山溝的惶恐狀態，問我“一打三反”，和對蘇聯的初步印象，態度還算友好，的確並沒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點，一個穿便衣的禿頂俄羅斯老頭進來和我打招呼，維克多說此人叫伊萬，負責我的生活，今天要帶我到臨時住處去。又叮囑說除了房東外，不要對任何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他說：“你長得很像朝鮮人，鼻子高，也有點像烏茲別克人，別人要問你，你就說自己是北朝鮮的留學生。”伊萬帶我走出大樓。上了一輛灰色的舊汽車，司機是維吾爾人，我一上車他便打開收音機，撥到中國的頻道叫我聽中國廣播。車開了很久，出了繁華的大街，到城邊一所花園式平房前停下來。伊萬一按電鈴，一對早已在院子裡等着的俄羅斯老夫婦就開門迎接我們。老夫婦兩個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滿面紅光，看上去快七十歲了。他們擁抱了我，說了一大篇我聽不懂的歡迎詞。進房門要脫皮鞋換上拖鞋，領我進了給我安排的小房間，開窗便是果樹，房內有書桌，檯燈和吊燈，掛衣架，一架碩大無比的銅製鋼絲床，床上摺疊放着厚毛毯。伊萬從車上拿下行軍床支在大床對面，是為他自己準備的。老夫婦領我參觀了他們的住宅和園子，共有四間房，都是油漆木頭地板，擺着各種木製家具，牆上掛着油畫，壁毯地毯一應俱全，還有廚房和一間三面大玻璃窗的涼房。園子極大，大部分是果園，長着櫻桃樹，桃樹和杏樹，沒有樹的地方種着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節，綠葉點綴着串串紅寶石般的櫻桃，青色中隱現出小燈籠似的草莓，十分賞心悅目。菜園裡種的菜品種不多，只有土豆、大蔥、芫荽和茴香。遠處還有豬房，養着三頭大白豬。屋子裡有電視機，冰箱，院內停着小汽車。我數了一下，房子裡和院內共有十二盞電燈，還都開着。那些年是中國人窮到了家的時候，我真的驚訝於蘇聯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真是作孽。

　　開晚飯了，桌子上擺的菜餚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過，多了幾盤自製的香腸和醃肥豬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黃瓜、酸西紅柿，很可口。伊萬和男房東一邊喝酒一邊吃整根的生蔥和芫荽，讓我吃驚。他們吃得多也談得多，我只能聽懂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幾個名字。蘇聯男人愛談政治，年紀大的人都十分稱頌斯大林，也擁護現領導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的口碑卻十分壞。在我能聽懂一些俄語後，我發現毛澤東是蘇聯全民婦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國的代名詞，他們認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壞中蘇關係的始做俑者是赫魯曉夫，但總的來說毛澤東走的更遠，又把中國人的生活搞得那樣窮，又喜歡宣傳戰爭。特別使外國人難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為神，要老百姓頂禮膜拜。他們也極其反感北朝鮮的金日成，看到畫報上的朝鮮人向金日成歡呼的場面就吐口水，連說噁心。吃完飯，伊萬掏出一張小紙片，上面寫着俄文字母拼的中國話，與我“談話”。老夫婦叫不出我的中國名字，老大娘就給我取了個蘇聯名字，叫阿列克。伊萬介紹說老頭子原來是汽車司機，衛國戰爭結束後從俄羅斯搬來的，有三個兒子，小兒子還在當兵。伊萬的話半真半假，後來我知道，其實老頭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萬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員，留在機關打雜。伊萬這麼說，是企圖掩蓋他們的KGB身份。

　　而我的“身份”又是什麼呢？他們曾說我“侵犯”了他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境線”，所以我的身份是“犯人”。“犯人”就該關起來，但並沒有這樣，而是住在居民家裡，但也不是完全自由，必須隨叫隨到，大概接近於“假釋”的待遇吧！但看來，他們似乎基本上已排除了我是中國派過來的間諜的可能，只是想進一步了解我，確定我為什麼要偷越國境，看看我對他們有什麼用，再作處置吧！但我當時還沒有估計到，為了看看我對他們有什麼用，以後他們竟費了那麼大的力氣。不管怎麼樣，既然已經落入他們的手裡，也只得這樣了，我心裡有條線，決不做有悖於祖國利益的事。

　　“十月革命節”（十一月七日）、五一節和“三八婦女節”是蘇聯人最重視的三大節日，前二者都放假兩天。五月二日吃完早飯，小汽車又把我拉進城到了KGB總部原來的那間辦公室。別人都休息了，只有維克多一個人在，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他一直用隨便的口吻問我的話，但都作了記錄。他叫我寫了自己的簡歷，又給我一張道林紙，叫我作一首古詩和一首新詩，送給他“作紀念”。我琢磨着他大概是想考我一下我的文化水平。新詩忘記了，古詩我還記得：“夜半渡激流，天佑脫虎口。願生雙飛翼，一作台新游。”他叫我解釋最後面那句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我愛自己的祖國。我是為着逃命才來到蘇聯的，並不想在蘇聯生活，希望蘇聯政府幫助我到台灣去，台灣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請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與蘇聯有外交關係。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組成的國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聽了把嘴一撇，用輕蔑的口氣揶揄我說：“你們中國人逃到蘇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斗就跑到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聽了這話我臉紅了，幾乎要哭出聲來，因為他說的是實話。我十分慚愧，為什麼要跑到和自己國家敵對的國家去呢？他又問我：“在蘇聯的中國人很多，你願不願意領導他們起來反對毛澤東？”我馬上回答：“我只會讀書、教書，從來沒有領導過別人，也不懂政治鬥爭那一套，這種事我根本沒本事干。”他反問：“那你去台灣幹什麼？”我回答：“我是學歷史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資料室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資料室看到了不少台灣出版的學術雜誌，知道那裡重視中國歷史的研究。我可以去研究中國歷史，或者到中學教歷史課，也可以寫小說。憑我的一枝筆，只要到了有中國人生活的地方就可以養活自己。”他聽後笑了笑：“你不想給我們寫嗎？”我又回答：“我不懂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也不想為外國人利用。”他問了我一些新疆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的問題，又幾次問到：“新疆的民兵發槍了沒有？”

　　維克多一直稱呼我為“雷同志”，我不理解，因為在中國，稱“同志”是有嚴格的階級界限的。後來我知道了“同志”是蘇聯男人間最普通的稱呼。稱同事是“名字+同志”，對年長者、上司則是“姓+同志”、“父名+同志”或者“職務+同志”，不是只對政治上“自己人”的專稱。我十分害怕真的變成KGB的“同志”，向他請教了“長官”和“先生”兩個俄文詞，牢牢記住了，一直用“長官”或“先生”稱呼他們，絕不用“同志”。他還讓我解釋一些成語和“文革”中出現的新詞，諸如新疆的“八野”、“四野”，內地的“百萬雄師”、“鐘山風雨”、“狂人公社”和“火中取栗”什麼的。在後來對我三個月的審訊中，我幾乎成了他們的一本“文革”話辭典。他們對紅衛兵小報上不斷咒罵的“二十八個半”特別感興趣，先後至少有三個人問過我。所謂“二十八個半”，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中反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擁護蘇聯路線的共產國際派，為首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一共二十九個人，其中有一個只擁護路線的一半，所以叫“二十八個半”。

　　到了四點鐘，另一個青年俄羅斯人帶我回住所。他說自己也叫維克多，莫斯科大學中文專業畢業的，剛結婚，還沒有領到房子，暫時借住在同事家。不過，他能掌握的中文詞條不超出三百個，我們兩人不容易在語言上溝通。可喜的是，他給我帶去了一部劉澤榮主編的《俄漢大詞典》和一套巴金的《家》、《春》、《秋》，還有兩本《魯迅選集》，我有書看了。當天晚上，他教我認會了全部俄文字母，還學會了拼音。

　　兩天假日過去，從五月三日起，又開始了對我的正式審問。每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中間有短暫的午休。審訊室還是那間辦公室，不過室內的格局變了，桌子擺成三面圍合的樣子，大沙發搬走了。正面的大桌子後面坐着預審官，是前天在飛機場接我的那個哈薩克人，穿着少校軍服。右面的長桌後坐着譯員，桌上放着大辭典。譯員是哈薩克人，高個子，便裝，臉上長滿了肉疙瘩。對面的小桌子是受審者—我的座位。預審官的桌子上擺着一本打開的大本子、墨水和蘸水鋼筆，旁邊是幾本詞典般的書。預審官的手裡還拿着一大疊打印好了的文件。原來在我越界後一個多星期內KGB各式人員同我的談話，早把我的底大致摸清了，他們據此擬出了審問提綱。預審官手裡的文件便是，所有的問題都是按提綱的次序陸續提出。審問中預審官不斷翻閱那幾本書，大概是旁證資料審編和他們編出的《新疆文化革命辭典》之類，內容詳盡，從烏魯木齊到各縣的革委會領導人，造反派組織及其頭頭，軍官和部隊番號，各次大事件，被打倒的走資派姓名都編進去了。外國人對我國的情報收集很認真，收集的材料周詳的很，反觀我國對國外信息的收集，卻不是那麼一會事。不久前我讀了一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亞五國概況》，印於1997年，精裝本，洋洋幾十萬字，編者十幾人，打開一看卻只能叫人搖頭，通篇都是老話、廢話，百分之九十是前蘇聯時代的資料，和現實不沾邊，連一張地圖也沒有。逝去不復返的昨日的歷史是今日的概況嗎？讀那種書只能接受錯誤的信息，受誤導。《儒林外史》中寫道“宰相必用讀書人”，各種管事也得用讀書人，而且還是要有真正學問的讀書人，是很對的。

　　兩位官員對我顯出了滿臉嚴肅、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樣子，一改前些天和我談話的官員們的和氣隨便。不過這是他們固有的官風，帶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三十多年中我接觸到的中亞本地官員，小到農場的生產隊長和工廠車間的工長，大抵如此。都是盛氣凌人的，對中國人還顯得特別輕視，在白人官員面前他們卻戰戰兢兢，唯命是從。外來的朝鮮人的此種官風還要突出。我想，他們自己大概也有壓力，擔心被俄羅斯人懷疑他們有“民族主義”，才故意要顯得“立場堅定”吧？審問開始，譯員說“現在問你的‘自傳’”！他說的“自傳”指的是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文化程度和職業那些一般情況，另外加上了民族、成分和婚姻狀況等。我說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門縣時，他問“石門縣在湖南省什麼地方？”我抬頭一看對面牆上有那張中國大地圖，上面印着石門，便指着地圖告訴他們了。有趣的是，第二天地圖就從牆上消逝了。預審官審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是不是毛澤東的特務？”蘇聯人口裡毛和中國是同義詞，毛比中國用得多得多。我回答“不是”。他又接着說：“我們的政策也是坦白從寬，隱瞞從嚴”，還厲聲的訓我“老實些”。接着他按了下桌上的電鈴，一名士官拿着我穿過來的衣服和鞋子一樣樣檢查，每個口袋和縫線邊邊都翻了，還用剃鬚刀把衣服里子和膠鞋底子都割開來檢查，都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我口袋裡裝有一支沒有橡皮管的金星鋼筆，還是我讀中學時一位堂兄從廣州寄給我的。從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給我發工資了，鋼筆用壞了沒錢買，可是又要寫檢討，寫思想匯報，寫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筆記。只好把這枝舊鋼筆找出來沾着墨水寫字，平時放在口袋裡。搜出來後他們可找到了紕漏，問我：“皮管呢？是不是用來傳遞情報了？”我說明了原因，還說：“我越過霍爾果斯河時全身都濕透了，過界後一直在你們的掌握下，給誰傳情報呢？”為此糾纏了好久，最後他們說：“我們看你們以後的表現吧。你要知道，我們KGB是很厲害的機關，不能和我們開玩笑。即使是死人，下了十八層地獄，我們一說聲找，馬上就能翻出來。”之後向我宣布了三條：“第一，你過界後，邊防軍一位上校要派你回中國是試探你的，不必介意（果然讓我當時就猜中了）。第二，我們全面審查你以後，如果沒有問題，可以接受你在蘇聯生活，不會強迫你回中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但不能到第三國去。我們蘇聯法律規定，任何公民要出國必須經過最高蘇維埃批准，你現在連蘇聯公民都不是，怎麼能隨便出入。第三，你在蘇聯的一舉一動都要遵守我們的法律。”我一聽，心裡就笑了，共產黨人居然也談起法律來了，這卻是新鮮事，我在中國是從來沒有聽到也沒有見到過的。

　　又繼續審問我的“自傳”，問我家庭成員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工作、生活地址。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是只記年齡不記出生年月，父母的生日我是記在心底里的，弟妹們我只能說出他們的年紀，要說出出生年月只好算一下再回答。譯員見了不斷訓斥：“難道你連自己弟弟妹妹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嗎？”滿面輕視之色。對我嚷：“你們不會算嗎？你們中國人真蠢，還是知識分子呢！”在流亡生活中，好些俄羅斯人都對我說“中國人聰明、勤勞，和德國人一樣，不能和中國人開玩笑”，說明他們有文化。但中亞土著民族包括哈薩克人，無論官民，卻總是莫名其妙地認為中國人是愚蠢落後不文明的，唉，天底下的夜郎都是一樣的自大。回答完畢，他們又問我：“你家裡還有人沒有？”我回答還有幾個一到四歲的侄兒侄女，譯員馬上反問：“小孩子不是人嗎？”但我並沒有說他們不是人啊！我只是直接回答他們的年齡而已，他們這麼說，是故意侮辱我，我只好低下頭不做聲。過了好一會，他們喊起來了：“現在你從你七歲到越界到蘇聯，把你的歷史都說出來。我們問你什麼你回答什麼，要老老實實。”我1942年上初小，正值抗日戰爭日本鬼子打到我家鄉，讀書只好斷斷續續。預審官看着提綱問的細極了，學校名字，在什麼地方，校長、教員和同學的名字都一一問到。談到抗日戰爭，譯員又輕蔑地說：“你們中國人還能打仗？八路軍幾杆土槍土炮還能打敗日本。日本人是我們蘇聯紅軍打敗的，打蔣介石也是用的我們的大炮和坦克。”我再也沉不住着氣了，也高聲喊：“你說得不對，我親眼看到中國軍隊在我的家鄉打敗了日本鬼子。美國給日本扔了原子彈，日本要投降，你們蘇聯才派兵到中國。日本是我們中國和美國打敗的，不是蘇聯打敗的。”局面僵住了，我再不能忍受外國人的侮辱，反正我連國和家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有命一條。僵到下午四點，預審官說了聲“完了”，結束了這次審問。派另一名哈薩克年青官員監送我去住所。

　　這個人，房東叫他做伊斯哈爾，裝做神態高傲而且高貴，不和我說話，不和我在一間房內睡覺，也恥於和我一用一張桌子吃飯。他和房東們一起在客廳的桌子上吃，把我攆到廚房的小桌子上吃。又是一個逃蘇後的不眠之夜，我開始知道了什麼是失去祖國的悲哀，什麼是受制於人，俯仰由人的苦痛。我從小就以自己是擁有高度的中華文明的中國人而自豪，我也知道了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秉賦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沒有辦法和從來就是受外族統治，失去了民族同情心和理解心的哈薩克KGB分子溝通的。士可殺而不可辱，決不低頭輸氣，我下定了決心。以後，幾十年的生活證明，憑着這個決心和這股氣去和蘇聯當官周旋，還是挺有用的。因為其實在中亞掌實權的大多是斯拉夫人（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爾明尼亞人和猶太人，本地人和朝鮮人官員都只是仰承他們的鼻息。前者一般的教育水平都較高，說話文明，遠比中國的“文革”工作組和“軍宣隊”講道理，也懂道理。他們又不開批判會、鬥爭會，不搞政治運動。還有他們怕囉嗦，更怕負責任。在許多場合他們的道理講不過我，三斧頭又嚇不倒我，也就一笑置之了。後者雖然鄙視、敵視中國人，處處以蘇維埃制度的忠誠捍衛者自居，氣焰不可一世，蠻不講理，卻又是滿腦袋漿糊，我很容易在氣勢上和大談蘇維埃制度的“優越性”的大道理上嚇倒他們。他們最欺軟怕硬的，只要對他們的無理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們自己就先軟下去了。總的來說，對於蘇聯，從國家到官員到普通平民百姓，最大的特點就是蠻橫和唯利是圖，還有欺軟怕硬，不能用我們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念和處世作風去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為什麼，從道光皇帝起到我國建政後的中央大員，都沒有掌握他們的這些特點，總是喪權辱國，吃了那麼多虧。以後我讀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記》，看到他把俄國人刻畫得入木三分，大感欽佩。

　　失眠起床，又要到KGB上班報告“自傳”了。有了昨天的經驗，我鼓好了滿肚子的我大中華之浩然正氣，準備寸土必爭，絕不相讓，與他們舌戰幾百回合。但也很有些忐忑不安，比“反右”和“文革”挨斗還緊張。因為在“反右”和“文革”中我輸得起，這一回卻是在外國人面前維護自己祖國的尊嚴，我是“輸不起”的了。誰知一進審訊室氣氛全變了，預審官臉上出現了和氣之色，翻譯官換成了一個俄羅斯人，我一進門他就站起來笑着向我伸出手來，還問候：“老雷，你好！休息得怎麼樣？”接着吸煙點火。他四十多歲，頭髮開始花白了，個子不高，消瘦又躬背。他自我介紹名叫撒沙，列寧格勒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一次談話中他失口了，我知道了他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當外交官的經歷。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雖然仍有濃重的外國腔），語言也有幽默味，愛開點玩笑，是一個老奸巨猾的特務，和他說話時得每一根神經都繃得緊緊地，一不小心就可能上他圈套。他常常叫預審官坐冷板凳，自己對我提出許多問題，而且知道拉關係。一次他問我：“你們北大歷史系有沒有學成歸國的留蘇學生當教員？”我一下想起了教我們世界近代史的教員潘××，廣東人，剛留蘇歸來，學問不太深，我們學生都不太服他。那時我們對留蘇生都看不上眼，因為他們除了俄文好外，其他無論學識還是寫文章的水平，有時連我們這些學生都不如。便回答有，一岔口還說出了潘××的名字。撒沙一下子高興起來了，大笑說：“看，老雷，我們真是他鄉遇故知了，潘也是列寧格勒大學畢業的，我們是朋友。他是廣東人，個子不高，四方臉，是不是？他會畫畫，我還保存着一張他給我畫的毛澤東像。”老狐狸很懂得中國的人情世故，以為有了共同的相識，說話便隨便了。以後在對我兩個月的審問中再沒有換過翻譯，還是他唱審問者的主角。預審官還得跟據他的提示問案，雖然他的軍銜只是個上尉，比少校預審官低兩級。

　　“自傳”問得極其繁瑣，簡直讓我煩透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學，時間，地點，有沒有休學，原因是什麼？經過哪些政治運動，在運動中的表現如何？都要一一詳細回答，還要提出證明來。諸多社會關係，近親近鄰，同學好友，都得一一交待。待到問到大學畢業，居然花了二十天。撒沙很懂得心理學，為了套近乎，和預審官說好，叫我和他並坐在一起，不再叫我坐在受審的位子上。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漢俄大辭典》，是蘇聯最有名的漢學家鄂山蔭編的。査字法既不用部首，也不用四角號碼和拼音，是字的右下角最後一筆的筆劃，査個字可麻煩了。我是知識分子，說話用的詞挺多，他得老査字典。他懂得利用我之所能，把査字典的任務乾脆交給了我，我査起來也比他快得多。預審官也是老資格的特務，從不放過一件沒有弄明白的事，也不放過一條他要知道的信息。不過關於中國的事沒有撒沙知道得多，我們的毛主席又發明了那麼多的新政治名詞，如“反右”，“反右傾”，“社教”，“四清”，“文革”等，叫外國人聽了瞠目結舌。有時審問中出現卡殼，對每個問題的問與答，預審官都要用蘸水鋼筆在大本子上記錄下來。問完幾個問題，便叫翻譯與我校對，然後在每一道問題的回答下簽字，沒有要求按手印，比中國文明一點。他們很注意我休學時間的生活和暑期生活，也一再問我在公安局、組織部、人事科有沒有當幹部的朋友。他們認為上述部門都有蘇聯KGB的職能，每涉及到這些，預審官都不厭其煩地問了又問，詳細記錄，並且還是打破砂鍋問到底。撒沙是一位比一般的間諜還要精明的間諜，在回答問題時稍有失言可能就要上當。我注意到這些，總是十分小心，幸好在這方面我也不知道什麼“情報”。審問中，我多次表達了想去台灣或新加坡生活的願望，他立即抓住辮子要我把在台、新的親友交待出來。其實，我一個湘西山區生長的農家子弟，在國外有何親友可攀？他不放鬆，追問不止，我只好把我在台灣的丈八竹竿才能打到的親戚說出來。一位是表姐夫，1946年被抓壯丁去台灣的；一位是表伯父向軍次。我在《參考消息》上讀到過他當過台灣的中美聯運司令，我七，八歲時見過他一兩面。

　　撒沙表面上對我彬彬有禮，十分和氣。每天給我一包煙，讓我隨便抽。見到我疲乏了，或者局面僵持了，立即停止審問，開始插科打諢，說些笑話舒緩氣氛。他肚子裡的笑話也真多，能夠隨時應景說出來。在談及潘××時，他說了個譏笑中國留蘇學生俄語水平不怎麼樣的笑話，說：大學生集體宿舍管理員檢查衛生，見到兩個中國留學生在房間裡，問他們：“你們房間裡有臭蟲和虱子嗎？”中國學生回答：“沒有，虱子和臭蟲都上課去了。”

　　在蘇聯，赫魯曉夫是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個老百姓口裡的笑話式人物。撒沙也特別看不起赫魯曉夫，又特別崇拜斯大林，從他的口裡我第一次知道了斯大林的二兒子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當兵上了前線，被德軍俘虜了。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軍又俘虜了德軍元帥鮑魯斯。希特勒向斯大林建議用他的兒子交換鮑魯斯，斯大林回答說：“鮑魯斯是元帥，你們俘虜的斯大林只是一名士兵，我不能用元帥交換士兵。”這當然表現了他對斯大林的崇拜，我不能判斷事實的真假。從他的口裡，我還聽到了第一個蘇聯民間流傳的關於赫魯曉夫的笑話：

　　赫魯曉夫當了蘇共第一書記，衣錦還鄉，見到他的一個童年時代的朋友，日子過得很窮。便教訓他說：“戈尼亞，你要過好日了，便得學會晚上加班啊！”戈尼亞問：“我晚上加什麼班呢？集體農莊主席從來沒有派過我。”赫魯曉夫回答：“你半夜到街上去看看，別人怎麼加班你也這麼加班，就行了。”戈尼亞記在心裡，半夜出門到大街上一看，只見大卡車小汽車，馬車，人力車不斷向集體農莊的倉庫開去，都在往自己家裡搬東西，懂得了怎麼“加班”。戈尼亞學會了偷集體財產，很快富了起來。一年後，戈尼亞帶了一大塊鹹豬肉到莫斯科去看望老朋友，酬謝赫魯曉夫的指點。他來到克里姆林宮內赫魯曉夫的辦公室前，先把鹹豬肉掛在辦公室外牆的釘子上，進去對赫魯曉夫說：“親愛的尼基塔，聽了你的指導，我富了。現在給你拿來一塊鹹豬肉，以表謝意。”赫魯曉夫聽後趕緊問：“鹹豬肉在哪裡？”戈里亞回答掛在了室外的牆上。赫魯曉夫大驚失色，說，我們克里姆林宮也有加班的，馬上開門去看，鹹豬肉已不翼而飛了。

　　撒沙什麼時候都懂得維護蘇聯的臉面，講了這則譏諷赫魯曉夫的笑話後馬上又給我講了一則關於中國的笑話：你們北京大學有一位教授，長得白白胖胖的，他有一位外國朋友，分別二十年後到北京大學去看望他。兩人一見面，外國朋友大吃一驚地問他：“親愛的，你以前是白白胖胖的，為什麼現在變得又黑又瘦了呢？”那位北大教授回答：“親愛的，以前我們中國上空只有一個太陽，現在變成兩個了。兩個太陽當空照，光線如此之強烈，把我曬的又黑又瘦了。”

　　預審官照着提審綱要繼續審訊我，在撒沙的引導下，常常是長枝漫攀地越引越長，越扯越多。有時，預審官似乎變成了旁聽者，審訊成了我和撒沙兩個人的對話。他對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關係常常發表議論，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經濟上落後於西方了，社會主義也就將不復存在。打仗主要靠技術，靠先進的武器，光用你們領導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打不贏我們和美國的。他說在中國的內戰中為什麼林彪的第四野戰軍戰鬥力最強，攻下的地方最多，是因為蘇聯用現代武器裝備了他的許多軍和師，僅僅依仗“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軍事教條能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嗎？我們又談到我國的抗日戰爭，他的觀點完全是蘇式的，也是解放後我國流行的，說國民黨軍隊不抗日，是八路軍敵後游擊戰和蘇軍出兵東北才打敗了日本。我不同意，婉轉地對他說：“你是研究中國的，很了解中國，你打開中國地圖，從內蒙古包頭到廣西南寧劃一條線，線東邊的中國領土給日本占領後，鬼子再沒有力量向線西邊進攻。線西邊都是國民黨軍隊守着的，八路軍只占着陝甘寧邊區的幾個縣。重慶，西安，成都，昆明都是我國新興的工業城市，因為抗戰時在這些城市開了許多軍工廠，工業發展起來了。他沒有反駁，只是說：“你的觀點是民族主義的。”

　　“民族主義”在蘇聯可是一個了不得的罪名，是蘇共對異已分子最嚴厲的指責，和中國的“右派分子”差不多的。相反,“國際主義”則是對人的最好稱讚，凡是我的回答如了他的意，他就說“你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國際主義的。”從撒沙的口裡我知道了，中國的領導人是民族主義分子，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査，南斯拉夫的鐵托都是民族主義者，而最大的國際主義者是越南的胡志明。大概，還在胡志明活着的時候，越共和蘇共就有反華的默契了。其實，在國際交往中，除了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有“魄力”付出民族犧牲去實行“國際主義”義務外，又有誰是國際主義者？日本投降以前，越南要中國幫忙，胡志明親筆翻譯了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抗法戰爭中同樣要中國幫忙，只不過中國的執政黨換了，胡志明又親筆翻譯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大概，這就是所謂國際主義吧！

　　撒沙他們也很有興趣當時中國的反修正主義宣傳，要我把有關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他們的走狗，打倒新沙皇的歌曲寫給他們。在我整個學生時代的社會關係中，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我與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和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在北大歷史系同過學，要我寫出和她二人交往的材料。我又能寫什麼呢？和李訥絕無交往，只記得上大三時聽人說毛主席的女兒考到歷史系來了，開全系大會時，一眼就認出她來，她的臉盤輪廓與他父親完全一樣。一次下鄉勞動，她挑着水桶往地里送開水，給我倒過一碗水，我和她的“交往”不過如此而已。“文革”中她改名肖力，成了政治暴發戶，報上登出她是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人之一。賀捷生和我同級三年，有過一次私人交往。大一時學政治經濟學，在一次課堂討論會上，老師指定了三名學生作重點發言，訴資本主義的苦，其中之一就是賀捷生。她的底子差，老師是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史家賀靖，指名我幫她寫發言稿。她編了關於她自己的好多故事，說自己七歲就到湘繡廠做童工，得了病，一隻腎臟給割掉了。1950年，她的生母蹇先任當我們石門縣鄰縣慈利縣的縣長，她回過老家。她對我說：“你們石門人真土。”我反唇相譏：“你們桑植（賀龍元帥的故鄉）人比我們石門人還要土。”我記得，什麼時候賀捷生身邊都有一個男人陪着，先是一個姓朴的朝鮮留學生，後來換了我的朋友之一的李君。到三年級時她上不下去了，提前“畢了業”，去了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何況三十年，賀捷生風雲直上，我第一次返國探親時知道她已經當了將軍，作家。

　　蘇聯人就如此這般地，複雜而反覆地與我纏夾着，對我的第一遍“自傳”審問拖了一個半月，直到六月中旬。我真的十分佩服他們的耐性。在蘇聯，每星期只有五個工作日，他們卻是星期六也加班審訊。在第一個星期的星期六，預審官拿出了三張大紙板給我看，每張紙板上貼着四排快三十張半身照片，都是小二寸，照片有男有女，有東方人也有西方人，他要我把我認識的住在蘇聯的三個人都認出來。我在第一張紙板上認出了劉克福，第二張指出了徐英斌，第三張則是安東諾娃。他第一次對我露出了笑容說：“你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從現在開始，你一個人住在房東家，我們不派人陪你了。休息天可以在園子裡玩，幫房東干點活，但是不要到街上去。”我的“地位”，要由他們來認定，我又有什麼辦法，誰讓我“侵犯”了他們的邊境線呢？

　　房東夫婦卻對我一直很親熱，要我把女的叫嬸嬸，男的叫叔叔，但沒有告訴我他們的姓名。他們也把我當個壯工使用，回去便給我派活，園子裡的櫻桃和草莓大部分是我摘下來的。再就是卸豬飼料和曬豬詞料。蘇聯人愛錢，養老金又只有工資的一半，上校退休也只領一百多盧布。他們的小兒子還沒有結婚成家，需要錢。家裡養了三頭大豬餵的全是糧食，從麵包廠拉來的廢品麵包和沒有發好的霉麵團，卡車拉回來要卸在院子裡的水泥地上曬乾再收儲。他們專門選到星期天來干，以便利用我這個不花工資的長工。幹活累了，老頭子拿出一瓶伏特加，兩人就着麵包，香腸和生蔥吃喝，就算是對我的犒賞了。還叮囑我說：“他們不讓我給你喝酒，你可別告訴他們。”老大娘也常煎一些俄羅斯軟餅（用糖，雞蛋和麵粉和成流質再煎成），卷着果子醬給我吃，味道不錯，是我最喜歡的俄式小吃。三分酒意後，他們還要和我一起用中、俄語合唱《國際歌》。在他們家住了一個半月，初步見識到了蘇聯人的日常生活。星期天，與他們分居的兒子兒媳常帶着小孩來看望父母。老二有個六、七歲的小男孩，調皮十分，一來就吵着要我陪他踢球，爬樹，在果林里捉迷藏，麻煩得我比幹活還累。一個星期天，二媳婦一個人來了，煮果子醬，白天要我給她爬樹摘櫻桃，她站在樹下小籃子接，不斷大嚷：“阿列克幹活幹得好。”晚上一起看電影，又叫我跳迪斯科，一下成了大熟人。她叫卡嘉，三十多歲，矮個子，又白又胖，還長着個俄式朝天鼻，可笑又可愛。晚上她沒有回家，擺了張行軍床在我居室的窗戶下，睡露天覺。廁所也在果園牆邊，下半夜，我出去方便，她一下爬起身叫：“阿列克，到這裡來。”我以為她有事，去到了她身邊。她一下抱着我，吻我，把我往毯子裡拉，喃喃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一下子嚇壞了，掙脫身跑掉了。第二天起床，我怕見她，她卻若無其事，只對我笑了笑。

　　六月，房東的小兒子從部隊回家休假，白天不見面，晚上睡在她嫂子睡的地方，都有姑娘陪着，常常一鬧通宵，姑娘還不斷更換。果然和我在中國聽說過的一樣，蘇聯的性關係是不講究的。老兩口是見怪不怪，老頭子還向我吹牛，說他年青時開汽車，光維吾爾女人他就睡了五個，有時他的朋友來做客，問我是什麼人，我回答：“朝鮮大學生”。他們不信，歪歪嘴，喊“毛澤東”。

　　在繁瑣的審問中，只要他們發現有情報價值的，都要我寫成書面文字。同學中，我寫了賀捷生和李訥，教師中寫了翦伯贊，朋友和同事中寫了徐英斌。在我其餘的知識分子“臭老九”朋友中他們沒有發現“有用之材”。在這裡，我要記錄一些翦伯贊的其人其事。翦伯贊是我的老鄉，湖南桃源翦旗營人，祖上是西域人，元朝皇帝把整個部落派到當地當駐屯軍留了下來，他自稱維吾爾族，長得也深目高鼻窄臉，和新疆維吾爾人臉相差不多。不過，他的中國人觀念，漢人觀念十分強烈，常常教導我們：“你們研究歷史，不能一談民族團結就大罵大漢族主義。”還講了件小趣事：“我一次訪問蒙古，他們的史學家對我說你們歷史上有‘五胡亂華’，我們不能接受，為什麼把我們貶稱胡人呢？”我回答說：“胡人不是貶義詞，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臉上的鬍子比漢人多，漢人形象地稱他們為胡人，並沒有歧視的意思。”他早年留學美國，三十年代就成了中共的秘密黨員，也就是以黨外人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長期擔任國民黨元老民主派領袖覃振的秘書，抗戰時在重慶給馮玉祥作私人歷史老師。越共領袖胡志明在廣西被國民政府逮捕了，是他走了馮玉祥的後門才把胡釋放的。他原來是學經濟的，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發生了“中國社會史大辯論”，他持馬克思主義觀點參加論戰，嶄露頭角，轉而研究歷史。他說着一口湘西官話，口齒清楚，頭腦靈活，學識淵博，詞鋒銳利，特別是文筆，更是流光溢彩。他寫的歷史論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內蒙訪古》等等都是極美的散文，辭章和學術在他筆下得到了高度的統一。我很敬佩他，還曾到他在的燕南國的花園小樓里看過電視。解放後，他和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那些人一樣都是學術新貴，在北大的一級教授中他是政府配給了專用小汽車的少數享有者之一。但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以後，我對他就變得反感了。他是學術界的反右積極分子，給大學生作報告，大罵“章（伯鈞）羅（隆基）聯盟”，把向達罵作鴻門宴上的范增。南開大學教授，抗戰時西南聯大“戰國策派”大宗師雷海宗被打成右派，也與他有關，只不過雷先生寫過談古希臘羅馬社會的文章，批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奴隸社會學說。但沒想到，“文革”伊始，他卻是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動權威”，給鬥來鬥去，逼得1968年夫妻雙雙自殺了，結局悲慘。不過，在中國學術界江海橫流地“向蘇聯學習”的時候，他堅持不入俗，從不開口馬列，動筆斯毛。他是位真誠的，熱情洋溢的愛國者，“愛我中華”，筆下處處露真情。他也反對當局為了政治需要而歪曲歷史事實的“研究”，講課時一次又一次地講：“研究歷史首先要尊重歷史真實，鴉片戰爭是英國打我國，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件是日本人打我們，我們總不能說美國比英國和日本還壞，總不能把中英‘南京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等同起來。”

　　面對繁瑣的審問，我煩透了，就想辦法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一事一說，不叫他們抓着枝節。我發現這一手對我在內地的經歷是有效的，但一問到在新疆的事就無法矇混過關了。他們對新疆，特別是對伊犁和霍城的情況比我清楚得多，什麼也不能瞞過他們。譬如說，他們對人物的熟悉直到中共縣委統戰部長楊壽山，對地名的熟悉直到清水公社的名字，都清楚得很。知道漢族人叫清水河，維吾爾族人叫清水河子。他們又一次問了新疆的民兵是不是發了搶，也知道民兵即使有搶也沒有戰鬥力，是虛張聲勢嚇人的，只能嚇服中國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撒沙還問我：“老雷，你說，毛澤東的家是富農，周恩來的家是資本家，陳毅、康生、陳柏達都出身於有錢人家，為什麼他們特別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呢，我們真奇怪。”他們也特別注意“文革”中被打倒的少數民族幹部的處境，問他們老婆是不是和他們離婚了。我說我只認識一位霍城縣的哈薩克族部長，在縣革委會派發生活費時遇到了他，穿着一身補丁衣服。還有一位糧食局的維吾爾族局長，我在煤礦上勞改時看到他趕着馬車拉煤炭，其他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對我的回答不滿意，撒沙常說我“你比狐狸還狡猾”。

　　他們要我最詳細地敘述我在霍城中學教書和“文革”中當黑幫，被勞改的經歷。寫到這裡，我就趁這個機會在這裡再回憶一次吧。

　　霍城一中在“文革”中改名前哨中學（撒沙聽了插嘴說：“反修前哨”），從1961年到1966年我在這所中學教了五年書。教初、高中的歷史和高中語文。我為人隨和，從不擺老師的架子，學識豐富，講課生動，輔導學生寫文章還出了兩個小作家。1965年我輔導的文科畢業生百分之百地考上了大學，在全新疆拔了頭籌。我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學生也喜歡我，有的年紀大點的高中女學生還私下給我遞條子“表情達意”，我都滿面笑容地接受又悄悄地撕掉，沒有露出一點風聲。在鬥爭黑幫的大會上，沒有一個學生辱罵和毆打過我，有的黑幫分子被戴了高帽子，卻沒給我戴。我還記得校文革委員會副主任，一位高中女學生在批鬥會上發言說：“我校的黑幫分子除了雷光漢外，道德品質都是很卑下的。”不過，我說的都是我教過的學生，沒有教過的學生鬥爭起我來卻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1967年初冬，我正在霍城縣蘆草溝公社大東溝水渠工地背石頭修水渠，一個我教過的江西籍高三畢業生，要給我打抱不平。他是貧下中農出身，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紅衛兵頭頭，騎自行車到工地找到我，對我說：“你是受冤枉的，我幫助你到上面去告狀，按照政策至少可以先回到學校領工資。”晚上，他用自行車把我拖到果子溝，攔到了一輛一位湖南老鄉開的運貨卡車，把我拉到了烏魯木齊。當時新疆的革命委員會還沒有成立，什麼事都沒人管，軍管會只會欺壓“階級敵人”，火車站，汽車站，自治區黨委大樓前到處都是流民，都是“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到烏魯木齊來告狀，甚至去北京告狀或者告狀後返回來的人。身無分文，白天在街上行乞，晚上在露天廣場上睡覺，有的走投無路，只好賣兒賣女，我的“告狀”當然也就沒有結果。幸好，在烏魯木齊我的北大老同學多，給我湊了一筆錢，還給我開出了新疆科學院幹部出差的“證明”，使我得以離開新疆。我用分段無票乘車的辦法在一年的時間裡“旅行”了半個中國，到了蘭州、西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石家莊、鄭州、洛陽、武漢、長沙等等許多城市，還到過雲南，有老同學就住在老同學家，沒有就住車站、碼頭。每到一處，買兩個燒餅，灌一瓶涼水，就到各個大學，科學院去看大字報，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我是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究竟。在蘭州大學，逢上了一派學生要打倒原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江在解放後原來一直執掌北京大學，陝西人，是楊虎城培養的鄉土人才，後來加入了中共，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國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回國後做了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1952年中國各大學院系調整，調到北京大學當第一任副校長，以後又當了黨委書記，實際上是北大校政的唯一實際掌權人。他是非常左的，1955年“肅反”運動逼得好多教授、教員自殺（我記得其中之一有原旅越南華僑協會主席、解放後回國在北大東方語言系越南語教研室當主任的一位，和歷史系的一位最有成就的青年考古學家。可惜我忘了他們的名字，要是查是可以查得出來的）。“反右”時江隆基更是受到康生的耳提面命，超額完成劃“右派”任務而居全國之冠。1960年江調去蘭州大學當校長，“文革”開始說他裡通外國，根據是他訪問日本時認識了幾個日本學者，給他寄了賀年片，他保存下來了。最後逼得他在廁所里上吊自殺了。我當時想，這是報應，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江的這一天到來了，何必為他平反？在長沙，我在韭菜園我的一位老同學的老母家住了一個月，整天往嶽麓山大學區跑。一次在湖南體育館看了對省級“黑幫分子”的批鬥大會，“黑幫分子”們排成方隊，站在中央，每人掛着一個大黑牌子，上面寫着他的姓名，我認出來的有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教育廳長唐齡、作家康濯和周立波。周立波也是遭報應了，他是益陽人，文壇最大殺手周揚的本家侄兒，反“右派”時掄大棒最兇惡的。八月份我返新疆時又去了五一廣場看了“計劃生育誓師大會”，幾萬人向偉大領袖宣誓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集體朗誦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人類一定要學會自己控制自己。”我聽了感到真好笑，十年前老人家發出了“人多力量大”的最高指示，反對限制中國人口，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打下台，把中國的人口問題搞得個永世無法解決了，現在又要大家向他發誓要“控制自己”了，真是從何說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