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回到石门县子良乡伴着老父老母住了一个多月，足不出户。当我一听说公社派民兵要抓我了，便马上逃离了家，又辗转回到新疆，还是一路无票乘车，反正我有了经验。一般的办法是，上了车就拿着一本英文本的“毛主席语录”，找到一名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坐在一起套近乎，与他大谈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把周围的人都震住了，就谁也不敢向我查票了。十月分，我回到乌鲁木齐，住在新疆大学外语系我的同事武鹏云那里。他高中毕业后在霍城中学教体育和俄语，以后又考上大学了，高考时我给他辅导了语文和历史。他是位最讲侠义的山东大汉，虽然出身军官家庭。以后，在九十年代他曾出任湖北沙市纺织工业大学校长。他很周到地照顾我，给我找来了一件旧羊皮大衣过冬，还给了我到学生食堂吃饭的月票。年底，搞什么“全国山河一片红”，全中国最后只剩下了新疆和西藏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奇怪1949年大陆山河都通通红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再红一次呢？新疆革命委员会后来也成立了，主席是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少将，但后来他跟着林彪吃了瘪，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第一副主任赛福鼎。赛福鼎是维吾尔族人，原新疆自治区主席。我要到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大楼去告状，门禁森严，还没走到跟前就给手持冲锋枪的警卫撵走了。怎么办呢？不久，新疆大学革命委员成立，全体学生排队去向自治区革委会“报喜”，说是有大官接见。我想机会来了，冒充新疆大学学生，跟着学生报喜队伍到了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大楼前，见到出来接见和讲话的正是赛福鼎。我请一位维族学生用维文把我的平反要求简单写了张纸条，趁赛福鼎讲话，我大步流星上去把纸条直接交给了他，拉着他的衣袖不放。他用汉语说了句“这么快？”叫我跟他到了大楼第二层他的办公室。在他长长的办公桌上摆了一排电话，和我没有说完一句完整的话电话铃就响了，根本无法谈下去。他只好打电话把他的秘书叫来，让他的秘书处理我的问题。秘书三十来岁，是个十分英俊的回族军官，普通话和维吾尔语都说得流利。听了我的陈述，他表示同情，当场写了张条子：“请政治保卫组处理，雷老汉理应返回学校，补发工资。”署名是“赛福鼎办公室”，没有盖公章。把我称为“雷老汉”，我感到亲切。在他的办公室里还遇到了一个中年汉族军官，流着鼻涕，自我介绍说他是王恩茂的秘书。王恩茂可是新疆的一片天，原是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文革”中江青说他有二心，挨了斗。长官倒了霉，秘书也跟着一付倒霉相。到了政保组，一位空军军官看了我拿的条子，知道是赛福鼎亲自过问的，不敢殆慢，立即给我开了平反条子。“1、返原校工作；2、工资照发；3、有问题运动后期处理。”盖了新疆革委会的大红公章。当时新疆的空军部队是林彪派，和保王恩茂的新疆军区作对，空军部队派到地方上的军宣队人员都同情受迫害的人。

　　我以为我的状告赢了，可一当我回到霍城县，才知道县革委会对上司的命令并不买帐，不仅不给我补发工资，连现工资也不发了，每月只给我十五元生活费，叫我回前哨中学劳动。霍城县革委会主任栗寿山，把我当成最大的眼中钉，说我是“大右派翻案的典型”，是“阶级斗争尖锐性的突出例证”。栗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疆党委副书记，在我身上也捞了点政治资本。另外两个专门整我的人也都是有来头的人物，一个叫刘允焕，后来当了新疆师范大学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个叫宋植，后来当了县委书记。他们不仅是“整人就要把人整死”的杀手，也是品质恶劣的恶棍。宋植在1966年跑到伊宁市，逼着我的女朋友和我划清界限，还趁人之危调戏她。

　　听了我的这一长段陈述，预审官和撒沙一下子兴奋起来，还把克格勒的副主席也请来了，要我反复地讲和赛福鼎见面的细节，表示了对赛福鼎的极大关心和兴趣。撒沙还对我说：“赛福鼎原来是苏联公民，苏共党员，他可真是个大叛徒。”我反问：“赛福鼎现在不是中国公民吗？你们苏联承认不承认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他反唇相讥：“你又来民族主义的一套了，当然我们承认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他们问的要多啰嗦有多啰嗦，我头发昏了，眼都直了，撒沙又给我讲笑话来提神，说：

　　赫鲁晓夫去欧洲访问，晚上坐火车回国，到一个车站停下来，同行的人问：“到什么地方了？”赫鲁晓夫把手伸到车窗外，一会儿抽回来，说：“到东德了，有人亲我的手。”车行了一段后又停下来，赫鲁晓夫又把手伸到窗外，说：“到波兰了，有人在我手上吐口水。”最后一次他抽回后说：“到我们苏联了，你们看，我的手表被偷走了。”

　　撒沙接着对我说，我们苏联小偷的本事可大得很，你以后出去工作了，要特别小

　　心。他还讲了个小偷的笑话：

　　一个苏联侨民离国多年后回到祖国，轮船在列宁格勒靠岸后，他走上码头，把皮箱放下，双手伸开后深情的呼唤：“祖国，我回来了。”说完低头一看，皮箱已不翼而飞。

　　看来初审已经大功告成，六月中旬放了我两天假，还允许我到住处附近的街上去玩，我的“地位”又提高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一名俄罗斯官员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住处说：“马上收拾好你的东西，我带你去住旅社，快，快！”我急急忙忙向房东老夫妇告别，跟他坐车到阿拉木图城中心一家小旅社住了下来。后来牛水告诉我，我搬走后，随即住进来了一位上海姑娘，是新疆兵团农场逃来的。她后来被送到卡拉干达市一家工厂干活了，没几天给一位中俄混血小伙子娶走了。我听后开了个玩笑：KGB做事也太小气了，为什么不把她留在阿拉木图介绍给我呢？

　　小旅社名叫以色克旅社，旁边是八层楼的阿拉木图大旅社，后面是个小公园，有很大的卖花摊子。对面是哈萨克斯坦歌剧院。剧院前竖着阿巴亚、江布尔等哈萨克文化名人的大理石塑像，右边是家电影院，左边隔马路便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大厦、中央广场和广场花园。广场上竖有高大的列宁铜像，大喷泉喷出的水线有十几米高，小湖里鸳鸯和天鹅在戏水，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散步在花园里。我住一楼的一间小房里，房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衣柜。出门时要把房间钥匙交给看门人保管。看门人穿着黑制服，一位彬彬有礼的老头子。他们一般都是KGB的退休小军官，在旅社看大门可以领取一分轻松的工资，也可以继续干他们的老本行。房费撒沙代我支付，每天还给我发一卢布五十戈比的生活费。食品很便宜，一个大面包二十戈比，一瓶牛奶十戈比，再花五十戈比买根香肠，一天的吃食就够了。节余的钱我买了笔记本，圆珠笔，剩下的每晚去看电影。从旅社往北走穿过两条街就是KGB办公大楼，以后接受审问都是步行来往，撒沙到旅社来接。

　　次日，没完没了的审讯又开始了，不过这次换了名称，叫“复审”。预审官拿了一张彩色手绘地图给我看，画的是我出逃的路线。又把我发表过文章的照片给我看了，像《伊犁日报》这种小报他们都收集了。复审是把审问提纲打乱了次序再问一遍，看我的回答对不对得上号。审问时气氛和缓多了，问的没以前啰嗦，进度很快。大部分时间是回答另外一些官员们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多，经济，政治，文学，历史，哲学各方面什么都有。有的人要我帮他认繁体中国字，有的人只是把我当成动物园的猩猩一样看稀奇。他们一般都会中国话，不少人说得十分流利。我想在哈萨克斯坦KGB里面会说中国话的至少不下一百人。里面有两个中国人，一个姓葛，上海人，光头，又矮又胖，像只大啤酒桶。他的官阶高，独据一个办公室，别人都立正和他说话。他傲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国际共产党员，你是不明白的。”我心想，你吹牛骗人也不看对象，共产国际四十年代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国际共产党，又从哪里跑出来个“国际共产党员”？八十年代末我回祖国探亲，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葛某人也来中国访问了，名义是苏联科学院顾问。另一个是个瘦高个，山东人，戴眼镜，拿着手杖，神气地看了我几眼，不屑和我说话。大概古往今来的汉奸都有一种共性，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在同胞面前威风凛凛。

　　复审只进行了两个星期，到七月下旬结束，以后主要是从我身上挤中国情报，也不叫我去KGB办公室了，派人到旅社问我，还要写成书面材料。一共要我写了四份材料：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国的人民公社分配情况，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中国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关系。我当过教员，又在公社劳改过，他们很能因人用材。我回答了些什么呢？对第一个问题我写了，中国学校都关门了，学生都在闹革命，或者下乡当农民，教育都没有了，哪里来改革？对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了人们公社是个大集中营，社员是农奴，五类分子是奴隶。我在芦草沟公社修了一年的水渠，天天搬石头，年终结算，我还倒欠公社生产队二百块钱。对第三个问题，我回答不知道中国现时的人口统计数字，只知道到处都是人，一对夫妇一生孩子便是三个，五个，长此下去，中国的土地会装不下，中国的人口膨胀，全世界都要跟着倒霉。对最后一个问题，我复述了一张红卫兵的传单：“北朝鲜发生军事政变，第二号人物金庸健给打死了，伟大领袖金日成被接上飞机到了汉城.”和唱遍全中国的《中阿友好之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撒沙听了哈哈大笑。他们很重视中国各地区居民的地方性格，因为他们要在中国各地找人当狗腿子。对这点我后面有专节记述。大概各地KGB收集中国情报有分工，他们问我中国的情况只问到了新疆和甘肃。还有一位从莫斯科来的女汉学家和我谈了些语言上的问题，如汉藏语系的各分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等等，似乎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说越南人是中国古代越族的后代，广东话的语言很有中原汉话和东南亚马来话相混合的特点，她表示赞成。一次，一个穿着华丽，气度自作高贵的哈萨克女人来和我谈话，撒沙介绍说她是共和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对外文化协会也是这栋间谍大楼的办公成员。

　　前面提到的那个沃洛佳，文质彬彬，满腹经纶。是个学者型的间谍。当时他既自学中文，也学日文，重点研究日本，常来和我聊天。一次他带来几本介绍日本关东剧的书，问我知不知道。我只知道关东剧是日本的汉化戏曲，源自中国戏曲。又一次拿来一叠日本技术文件给我看，里面有许多化学方程式，他说是花钱从日本买来的技术资料。他和我谈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大和民族对外扩张性给亚洲各国造成的持久性威胁，说日本的经济扩张全得力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可以说中国，苏联战后的亚洲政策，不顾己身力量和美国对抗的政策，使日本渔翁得利了。我也向他说出了我对日本的本质看法：日本是个狭小的岛国，人口密集，资源缺乏，日本人要生存下去只有靠对外掠夺，倭寇是它自古以来的立国之本。日本人善于学习，集中了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长处。它又是个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内部团结，武士道和军国主义得以猖獗地发展，把日本国家变成海盗之国，大和民族变成海盗民族。日本人又善于在强权下低头，美国给丢了原子弹，日本人就匍状于美利坚脚下服服贴贴了。所以，日本又是最大的亚洲之奸，为美国向亚洲扩张全力效劳的亚洲奸贼。

　　一次在旅社大门前，忽然一个高个子中国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说是新疆喀什人，在新疆科学分院当过汉维语翻译，认识民族研究所所长谷苞的老婆，说她是中俄混血。1961年他移民苏联，已加入苏籍。在一个星期内，他天天来旅社找我散步，带我去咖啡馆吃点心，不断向我打听乌鲁木齐的种种，也有人，也有事件，吹嘘苏联人的生活幸福。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KGB打发来验证我的身份的。不过有时也说实话，告诉我苏联的工资水平并不高，每月能领到一百卢布便是好工资了。他本人在面包坊干活，一个月才拿六十卢布。

　　KGB对我的审查还在继续，使我感到深深的懊悔和忏悔，觉得即使是逃命，也不能逃到自己国家的敌国去。中国有句古语：降将无伸足之日，降卒无回颈之时，那还是在自己国家的内战中。现在我“自愿”当了敌国的“俘虏”，如果我的爱国之心一息尚在，在这个虎狼之国是无法生存的。我决心逃出这个国家，即使逃不出去，我也要告诉我的祖国和同胞：逃亡，也不能逃向敌国。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开始打工

　　到了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以前见到过的那位KGB副主席到旅社来和我谈话。他看来只有四十多岁，一付文质彬彬的学者派头，说着流利的中国话，他还说会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说他是靠读中文侦探小说学会中文的，三句不离本行，也叫我读俄文侦探小说来学俄语。他先给我戴高帽子，说：“雷同志，我看了对你审问的记录，觉得你回答问题很有逻辑性，也讲气节，我们也看重讲气节的人。你知识面广，文字水平高，象你这样的大学生在我们的大学里也不容易培养得出来。”又说：“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我们相信国际主义者（指亲苏分子）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你在苏联留下来，留在阿拉木图工作，离中国近，将来回中国也方便，目前你主要的任务是学好俄语”。听到这儿，我一下子警觉了：怎么！给我派“任务”了？我心里明白了，如果我要是再提出要去台湾或新加坡，那是自取其祸。第二天上午，撒沙把我领到了审讯室，预审官对我说：“对你的审查已全部结束，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们提出了。”我回答：“我向苏联政府申请政治避难，我希望到工厂或农场去当工人，用自己的双手挣面包吃。中国形势变了，我就马上返回自己的祖国。”他立即回答：“我们接受你避难的请求，但不是‘政治避难’。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如果同意你在苏联政治避难，就要把你送到莫斯科去，像王明一样，国家花钱养着你，和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你还不够这个资格。你得用自己的劳动挣钱，你的工作由撒沙帮你找。”我连忙说：“当然，当然！我从来也没想过像王明那样的‘政治避难’。”接着递给了我一张打字纸，叫我写申请书。我的申请书写的很短，开头写明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我决不从事反对我的祖国和我的同胞的特务活动。”最后几句我一直记得牢牢的：“我相信笼罩在我的祖国上空的乌云终将消失，到了那个时候，我将带着对苏联土地和苏联人民的美好回忆回到我亲爱的祖国。”撒沙又告诉我：“你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又没有得到苏联国际，现在只能领无国籍护照。按照苏联法律规定，无国籍者也是外国人，只能在所住城市二十五公里范围内活动，超出这个范围要向警察局请假，你决不能违反苏联法律。”

　　下午，撒沙带我到阿拉木图市警察局外事科领护照，那里早已准备好了。无国籍护照是绿颜色硬封面的本子，苏联护照则是红色的。在苏联只要有护照，兵役证（本国公民）和劳动手册（工龄本子），便可以到处工作，没有政治鉴定，也不要档案。

　　次日上午撒沙带我出去找工作，先到了市劳动介绍所（他翻译成“找工作局”），登了记。接着说我们到哈萨克斯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去看看。科学院位于市中心一个很幽静的地方，周围绿荫蔽天，离KGB办公大楼也才三个街道。大楼是古典的俄国宫殿式建筑，黄色。大门前竖着瓦里汉诺夫穿着沙皇时代军服的青铜塑像。瓦里汉诺夫是哈萨克的“圣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声称他是哈萨克第一个科学家。有人说“哈萨克民族最大的科学发明就是发明了瓦里汉诺夫是个科学家”。历史的真实是：瓦氏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小小的上尉军官，会说俄语。十九世纪时，俄国派他到中国新疆去当侦探，搞间谍活动，探迹所至直到敦煌。回来后给沙俄政府写了些关于新疆的调查报告，不过如此而已。直到今天，瓦氏还是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的圣人和民族光荣，钞票上印着他的头像。我一看到铜像，听了撒沙的介绍，再走进基座看到瓦里汉诺夫的名字，一下子热血便冲到了脑门，原来他们的“科学家”便是这号子人。在一间办公室，见到一位混血中国人，他说解放前他是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返回苏联后又在莫斯科拿到了学位，是东方所的负责人。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指着说:“分析里面的文章就是我们的工作。”原来如此，我能干这种事吗？我相信所谓“文化大革命”绝对是一个错误，历史终会给它作出结论，但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外国人要怎么办是你们的事，尤其对于我深深怀有警惕的苏维埃帝国，可以肯定，你们只不过是打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从你们的国家利益出发，从事反华的研究和活动而已，我是永不会参与的。我对撒沙说：“我俄语全不懂，在中国劳改了几年，中文也忘了不少，还是先去工厂当工人吧。”可能是我早就多次声明过，撒沙没有为难我，只是点了点头。那个混血人在书架上取下一本《新唐书》，翻出《回纥传》递给撒沙，撒沙把书交给我说：“请你把这篇文章给他们译成现代汉语。”他又带我到了科学院图书馆的中文部，他的人头熟，介绍我和管理员认识了，告诉我以后可以去哪里借中文书看。后来我知道了，那个年代不少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逃过来后都要送到科学院去混些时候，一是名声好听，一是给他们翻译中国古文。中文部的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刊，还有一包包的书堆在地上没有拆包，是五十年代从中国运来的。管理员是个细瘦的哈萨克女人，会说点汉语和英语，她要了我的护照登记了姓名，说有了阿拉木图市的户口后，随时都可以来借书。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撒沙来旅社告诉我：“我们上级接受了你的请求，现在带你去一家工厂办理入厂手续，这家工厂的工资好，工人食堂的伙食也不错。我们苏联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当工人是光荣的。”撒沙带我坐小汽车走了好久，到阿拉木图北部工业区一家工厂，先到人事科，办事员都是俄罗斯人，很快给我填写了劳动手册，发了工作证。我听懂了女办事员对撒沙说的一句话：“他长得很漂亮。”人事科还叫来了我要去干活的车间的车间主任，带我去车间看了看，又派工长带我领了工作服，看了澡堂更换衣服用的衣柜，叫我第二天就上班。还说已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安排了我的铺位，可以马上搬过去。我成了打工仔，KGB也就把我移交给工厂看管了。临走时，人事科长还给我发了二十卢布，叫我暂时用作生活费，发工资时再扣回去。

　　这家工厂叫“机械磨床厂”，生产拖拉机发动机的汽缸和各种拖拉机、汽车和坦克的筒状零件，苏联不少民用工厂也生产军火。厂里有翻砂车间，零件自己铸造。我干活在气缸打磨车间，一排排自动车床排立着，机器轰鸣，上方有天车来回驶动，劳动十分紧张，看不到闲人。夏天天气热，有人便光着膀子干。全是带水打磨，地板上满是白色的肥皂水。我第一次看到现代化的工厂，看到工人如此繁忙地创造财富，真正是伟大的。男女工人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只有少数几个哈萨克工人当搬运工和清洁工。八月一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后从旅社搬到了集体宿舍，我开始独立生活了。

　　分配给我干的活是气缸内层最后一道的磨光工序。车床是自动化的，有仪表控制，磨头由保全工安装和检查，我只要完成拆卸零件和按电钮两道手续就行了，看了五分钟后就上岗顶班干活，没有当学徒。每个班都有定额，我第一天就把定额完成了，车间的工头和同组工人都来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阿列克，好样的！”工资是计件制，出的成品越多工资越高，完不成定额的要在休息天加班，所以工人干活都十分卖力，午休时急急忙忙吃完饭就上岗干活了，看不到扎堆闲谈。我也尽量避免和别人说不相干的话，因为苏联人一开口就要问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派”，“红太阳”之类叫人难以回答的尴尬问题。每月发两次工资，第一次叫预支，每人五十卢布，下月初再发全月工资。我八月份领了一百一十卢布，九月份领了一百五十卢布，物价便宜，工资是很够用的。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我就把全身装点一新了，还买了块列宁格勒出产的东方牌手表，才十五个卢布。

　　我干的是最后一道工序，质量检查台就在我的车床边，见到女检查员们拿着仪表检查每一个零件。如果度数误差不大，工长拿着在铁桌子上一敲就合格了。俄罗斯工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技工，技术十分熟练，他只管零件质量和定额，没有时时到车床间转悠，督促工人干活。检查台后面是个大布告栏，上面焊着列宁头像的铁板画和铁条焊的大标语，栏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宣传品，每个月的工资单也贴出来公之于众。布告栏中间贴着四张苏联军官的戎装照片，是入侵珍宝岛时被我国边防军打死的，是他们的烈士。有的工人走过看一看照片再望一望我，忿忿地说：“КЙТАЙ”。旁边干活的女工也不时和我说：“你们的毛泽东真坏，打死了我们那么多人。”每逢此种场面，我都装着听不懂，走开了。我的上一道工序是一位乌兹别克工人干的，他干活粗糙，常常他加工出来的气缸我放不进零件卡，只好要他重干。碰上这种情况，如果是俄罗斯工人，他会说一声“对不起”，然后接过去再加工，可那个乌兹别克人不一样，一见我把零件送过去便出口伤人，还对我挥拳头。有一天我气急了，拿起气缸朝他挥出的拳头砸过去，以后他才老实了一些。许多中亚土著都是这样的，似乎比俄罗斯人还仇视中国，也不知是为什么。我慢慢得出经验来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人欺负我便要和他对着干，打不赢也要打，听到有人骂中国也恶语还击。他们一般都欺软怕硬，你不服输他就先服输了。不过俄罗斯人有一个大优点——不记仇，吵架打架两分钟以后就可以握手言欢，如果再一起喝上一杯，马上就可以成为好朋友，亲兄弟。我在那台磨床上干了十一个月，没出过一次事故，月月都超额完成定额，只要头头通知我加班，我是从不拒绝。和同事们相处得也挺好，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部分是女工。

　　苏联的计划经济十分严格，定额高，工厂头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完成计划，不敢苛待工人，能完成计划的人就是好人，没有民族歧视，也不管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对于完不成定额的，喝酒旷工的人，处分是很重的，要拉到“同志法庭”去审判。“同志法庭”的法官和陪审员由工会指定的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开庭时全车间工人参加，先由违纪者自诉错误，再由同事批判最后法官判决，一般是扣除部分或或全部的当月奖金。工资中百分之六十是计件金额，百分之四十是是奖金，如果违纪，这百分之四十就没有了，这是控制劳动纪律的紧箍咒。一次审判一个工人，是因为他领了工资以后不把钱拿回家，和酒鬼朋友们去喝酒，工资花光了再回去吃老婆的。他老婆告到车间工会，结果“同志法庭”判决他的每月工资由他老婆来车间领取，剥夺了他本人领工资的权利。六十，七十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建设规模大，机械力量十分雄厚，工厂里车床比工人还多，运输公司的汽车比司机还多，我一个人就有三台磨床，摆成口字形，这台坏了那台干，歇人不歇工。他们也很注重劳动安全，车间有安全工程师，随时检查，工人搞坏了车床没有事，如果受伤了则是大事情，AKT（事故报告）由安全工程师一写，从车间主任到工长都得挨罚，扣奖金。常常是工人受伤了，车间主任叫他回家悄悄地治伤，养伤，工资照发，不让上面知道。不过，车床质量不高，老出毛病，修理工的活比谁都多。磨工车间里面有一间小机房，里面摆着一台车床，由一个老车工专用，不用时用黑漆布把车床盖得严严的，老车工下班了把机房锁上，钥匙交给车间主任自己保管。一天午休时我好奇地偷看了一下，只见车床上赫然铸着“满洲株式会社”几个中文字和年代，是昭和15年，即1940年的产品。大概是苏军从我国东北抢来的，三十年后苏联还把它当宝贝用。

　　苏联社会的一大奇观是女人比男人多出很多。苏德战争牺牲了几百万军人，几百万苏军当了俘虏，又有几百万关在集中营，几百万青年在军营服现役，生育力又低，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十年内，我国人口翻了一番，苏联只增加八千万。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多男少，工厂里，农场里女工比男工多，学校教员，医院医生大多都是女人，商店里和办公室的一般职员几乎看不到一个男人，学校里的学生也是女生多于男生。一次我在新认识的一位维吾尔人老乡家里看到了一个从北方农场来的维族人，他告诉我，1955年他从伊犁来到苏联，分发到了农场，一下车，几十个女人把他包围了，抱着他便哭，说：“想不到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几乎全是女人干出来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左手提着提包，右手抱着小孩，同一个酒鬼睡了一觉，起来为五年计划效劳。”法律规定也是女权大。女人打了男人，被打的男人告到警察局，警察不会理睬。反之，只要女人说男人打了她，不管真假，状子一递上去，男人起码就得服十五天的拘役。男人在婚姻上选择的余地多，离婚率特别高，几乎没有夫妻白头到老的，中年妇女大部分都是寡妇。夫妻离婚，除小汽车外，其余财产包括住房和别墅都会判给女方。男人把汽车开到另一个寡妇家，一个新的家庭就又建立起来了。只要婚姻登记证上只有一个老婆，政府对事实上的一夫多妻是不管的。所以男人非常好找对象，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男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老婆。一个当过兵的混血同胞告诉我：“我们部队开到哪里就把姑娘嫖到哪里。苏联没有强奸犯，也不要妓女，女人都会自动为男人献身。”我干活的小组五个人，组长兼保全工和我是男人，其余三位是女工。组长和另一个老女工爱喝酒，不断向我借钱，一个卢布三个卢布地借了又不还。我刚去，又不好撕破脸皮要帐。一位叫妮娜的女工和我亲近，我便请她去要帐。妮娜三十多岁了，一头长长的白发，身上的线条也长得好，十分爱干净，是个寡妇。她力气小，每天上班前我帮她把零件搬到她的磨床边摆整齐，我停工待料时也去给她帮忙，一来二去她对我亲热起来了，我住院时还买了蛋糕，到医院看望我。一次周末，她带我去工厂俱乐部跳舞，双手把我抱得紧紧地。谁知在另一车间里有她的男朋友，一个高个子的俄罗斯小伙子，吃醋了，以后一碰到我就高喊“妮娜，妮娜”，我只好和妮娜疏远了。俄罗斯人男女关系十分开放，他们的心胸也开阔，不计较小事，却又没有道德观念，蛮不讲理，说话从来不算话，还酗酒成性，几个人碰到一块便“打卢布”，即一个人出一个卢布买酒喝。酒也便宜，伏特加白酒三个卢布一瓶。他们还喜欢喝寡酒，只喝不吃，一喝就醉，一醉就发酒疯。酒是通行证，是最顶用的通货，找人办事酒能打通一切关系。比如出门要搭便车，只要提瓶酒站在路边，晃一晃，立刻就有司机停车带你，不管路程远近，都会送到目的地。下午和休息天，街上到处都躺着酒鬼，抓酒鬼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苏联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找到一个只喝一点酒而不是酒鬼的男人，要不然，挣来的钱大部分都喝掉了，许多苏联人都过的很穷。领工资后，男人们到一起商量，如何偷留点钱不内交来骗老婆，这是经常的话题。一次领工资后我和一位钳工一块在车站等车，他拿着几个当十的卢布大钞把我领的当三、当一的零钱全换走了，拿来在帽子里塞几张，袜子里塞几张，鞋子里塞几张，一边塞一边说：“上帝保佑，可不能叫老婆全给搜出来。”酒风所及，中亚的本地民族也嗜酒成性了，比老毛子（俄罗斯人）还能喝，醉后还没有酒德。

　　上班十几天了，没有遇到一个中国人，心里很想找到自己的同胞。一天下班后走出工厂大门时，一个维吾尔人用中国话向我打招呼，很亲热地介绍他自己。他叫司马义，原来在伊犁新源钢铁厂工作，后来成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进劳改队了，妻子却以“苏侨”的身份到了苏联。“文革”中公检法被夺了权，劳改队管得松，他趁机逃出来越境到了苏联，分配到这家工厂干活快两年了，在翻砂车间，每月可拿到两百卢布。妻子也找到了，两人租了两间小平房住着。妻子是缝纫工。以后我们两人常常一道上班下班，因为他租住的房子在我住的集团宿舍只隔一条马路，休息天常叫我去做客。她妻子做拉面招待我，也常帮我烫衣服。司马义告诉了我许多劳改队的事，说他在里面结交了不少汉族好朋友，有些还是大学生，有的真有本事，可以管理一个非洲小国家。半年后，司马义又告诉我她妻子作风不好，她的情夫给他抓住了，两人分开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他家了。

　　他来苏联比我早，教给了我许多和苏联各族人士打交道的经验，说俄罗斯人好打交道，哈萨克人自大又自私，乌兹别克人十分骄傲，认为自己的文明水平高过俄罗斯人。他说两年前在乌兹别克首都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反俄示威，导火线是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和一个乌兹别克姑娘在公园里拥抱亲吻，一群乌兹别克年青人看到了，当场把俄罗斯小伙子打了一顿，接着就上了街。游行的领导是共和国一个部长的大学生儿子。游行者高呼乌兹别克独立的口号，还打出了毛泽东的画像，有人宣传：“只要我们宣布独立，中国马上会派五万军队来支援我们。”游行示威很快被军队镇压了，很多人被抓走失踪了，里面有中国来的维吾尔人，那位部长也自杀了。司马义告诉我说，他经常听自由欧洲电台的乌兹别克语广播，知道西方的生活水平比苏联生活水平要高的多，只有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跑苏联，没有法国人，英国人来。

　　他还带我去过一些从新疆移民来的知名人士家里去拜访他们。第一家去的是贾和达家。贾氏是哈萨克人，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州长，现在阿拉木图一家哈萨克文的杂志社当编辑。他住在居民区一栋普通楼房的三套间居室里，看来过得十分清寒，家徒四壁，客厅里只有几张椅子和一张床，招待我们的是面包片，红茶加方块糖。又去了一个原来在新疆当卫生所长和新疆邮电工会主席的家，都是维吾尔人，也过得同样清寒，喝了点酒还是我带去的。他们来苏联后十分不得志，政府不信任他们，本地民族排挤他们，牢骚满腹。他们告诉我一个原新疆自治区的维吾尔副主席，“回国”后只当了一名汽车队长，不久还解了职。一位原新疆军区的副司令员，少将，过来后在阿拉木图市场上卖西瓜。那位原卫生所长说：“我们回苏联的原新疆领导干部只有当过文化厅长的孜牙才吃得开，他是作家，会写反中国的小说，现在派到土耳其开会去了，像他那样的人看不起我们，不和我们来往。”贾和达说：“新疆的哈萨克人要得到幸福生活只能和汉族人一道争取，不能脱离中国。”这些人原都是“三区革命”的新疆民族军军官，有的人双手还沾着汉族人的鲜血，有的还是苏联派到中国去的，解放后当了大官。在中国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政策下，他们吃不消了，因为持有苏联护照，就纷纷“回国”。过来以后，境遇还不如在中国，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把对中国的怨气都消磨掉了，对汉族人都还友好。有一个维吾尔人对我说：“哪天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得势了，要叫哈萨克人在喂猪的猪槽子里喝水。”我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前来苏联的维吾尔人其实并没有多少反汉情绪，是“文革”把新疆的民族关系全搞乱了。但我也保持了警惕心，意识到司马义和我来往是接受了任务的，只是他没有照着上司的指示办。

　　集体宿舍一瞥及其他

　　安排我住的工人集体宿舍是一栋四层平顶楼，位于阿拉木图的新旧城结合部，旁边是阿拉木图最大的人工湖阿拉木金柯，湖光山色，环境美丽。宿舍是一套三室单元，外门通向走廊，房间两大一小，大的住三人，小的两人，共用厕所，淋浴室和煤气炉。房间里有大壁橱，床头柜桌椅和钢丝床被褥齐全。油漆木板地板，天天有女工擦洗。被套被单一个星期换洗一次，也有专人料理，一个月共收费三卢布。清洁女工是位新疆过来的维吾尔大嫂，每次见到了我都要亲热地和我说不少话。和我共住一室的是位俄罗斯青年，建筑工，他只来睡觉，休息日全不回来。下班后整个单元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十分安静，可以边查字典读点俄文书报和写我的“文革”回忆录。我把这个回忆录命名为《动乱的四年》，不知道我是不是首次把“文革”定位为“动乱”的了。我住进去十来天后，大批欧洲来的青年男女就把原来空着的宿舍上面两层全住满了。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双方都在准备打仗。莫斯科从它欧洲部分的居民中征来了几万男女青年充实和中国接壤的中亚地区，为他们在城里和乡下盖了许多住宅，带家的安排在乡下，单身青年安排住城里，宿舍里一下集中了几百名外来的青年男女，民族各别，语言不同，形形色色，十分热闹。他们新到东方，第一次看到黑头发的黄种人，什么都觉得新鲜。傍晚在楼前小花园乘凉时，不断有人，特别是姑娘们来和我搭腔，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更热乎了。我交了不少女朋友，混得最熟的是个摩尔达维亚姑娘，叫伊拉，二十来岁，高中毕业分配到我干活的工厂当抹墙工。她不到一米六，小巧玲珑，活泼稚气，能说俄语，匈牙利语，摩尔达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其实摩尔达维亚本来是罗马尼亚领土，1939年苏联和希特勒德国靠拢，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了遗臭万年的莫斯科协定，瓜分东欧，苏联分得了波兰东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边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三个小国（战后，苏联又把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克尔巴阡山东麓的一块土地割占了）。所谓摩尔达维亚语就是罗马尼亚语，属于和法语相似的拉丁语系，只是斯大林为使摩尔达维亚人永远和自己的祖国分离，把原用的拉丁字母改成俄文字母了。伊拉只上白班，碰上我上白班下班后，常来约我一道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在咖啡馆喝杯咖啡，吃点点心，钱当然全由我掏。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印度片《爱情万岁》，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电影《高加索的女俘虏》。由两位最出名的苏联喜剧大师出演，叫人笑破肚皮。有趣的是有的场景还套自中国解放初期的政治讽刺小品剧《杜鲁门给蒋介石剃头》，还引用了几个我们京戏的程式。另一部是印度电影《城市的夜晚》，是演述一个衣着破烂，神情麻木的流浪者夜晚到一栋楼房找水喝的故事，那副可怜相，可笑相和乞儿相，看来是印度国家形象的写照。七十年代印度电影在苏联十分受欢迎，原因一是内容浅薄而程式化，逗笑处多，大众容易看懂。一是印度人穷，苏联人看印度电影是从高处俯视印度，而看美英法电影则要从低处抬头看，仰视那些国家。三是为了反中国，印度和苏联结盟，千方百计巴结俄国人。

　　慢慢地，伊拉一下班后便跑到我的房间不走，有时幽会到深夜。九月份后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书，星期六也是开门的。那位哈萨克女管理员叫加娜，她让我自己选书，第一次我借了印度尼赫鲁著的《印度的发现》，我上大学时读过，书里有对印度命运的深刻思考，引发我对自己祖国命运的忧思。还借了四厚本一套的《太平广记》，从魏晋到唐朝的笔记小说。

　　在新疆劳改两年，天寒地冻的冬天在野外搬石头修水渠，我冻出了鼻炎，鼻梁又在挨打时被打歪了，借了书的这个月，我住院做了鼻梁矫正术。主刀的是位俄罗斯女大夫，手术做得十分细致，也十分成功。住院全是公费，连病服和伙食费都由国家承担，出院后还发全部工资。两个星期在医院病床上我读完了《太平广记》，只感觉社会百态，权势者施威，小民受罪，正直的知识分子含冤，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还是没有改变。不同的是古人还有写作自由，今人却没有了。出院后我去还书，为感谢加娜的帮忙，给他带去了一瓶法国香水，又帮她把堆在地板上书包拆包登记，两人用结结巴巴的俄语，汉语和英语说了不少话。大概中文部永远是门庭冷落，没人来光顾。以后我一去她就把门扣上了，也没有人来敲门。有时在星期六我带上面包香肠，腌黄瓜，西红柿去全天陪着她。哈萨克人俄罗斯化的程度比较深，宗教观念也不强，女人很开放，在大街上满眼能看到哈萨克美女，黑发飘逸，鼻梁高高，眼睛大而发蓝，举止文明，很难想象她们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加娜快三十了，受过高等教育，离过婚，带着个四岁小孩跟着父母住，自己还没有领到住宅。独身女人是寂寞的，遇上个气质和自己差不多，感情能交流的异性很容易动情。可惜不久后我认识了好多中国人，有了打发休息日的去处，再没有去她那儿了。次年春天我去还清全部借书，没有见到她，把书交到了总管出纳台，加娜是我交到的最好，最纯真，最可爱的哈萨克女人。

　　中国人在苏联生活处处受歧视，只有一个机会和苏联人是平等的，那就是处处都有艳遇。第二年春天，一次我搬气缸时把手指头砸伤了，到医务所治伤。给我包扎伤口的是位德国护士，名字是德国女人常用的克拉拉。克拉拉年纪比我大，细高个，头上挽着美发髻，鼻子笔直，脸庞狭长，说不上漂亮，也不难看。她知道我是中国人后，马上狠狠地说：“你是个大傻瓜，逃到苏联来干什么？这是个狼的国家。”其实我也不愿意来到这个虎狼之国，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连连点头称是，她又笑了。每天都去换一次药，每次她都细心给我洗伤口，上药，包纱布。苏联的医疗很奇怪，包伤口不用胶布，拿上半米长的纱布剪开以后包扎，指头变成小玉米棒了。她一边给我包伤口一边告诉我她是德国人，1937年随父母从莫斯科流放到中亚来的，护士学校毕业后结婚了，丈夫也是德国人。德国人受压迫，处处挨骂，人身自由也没有，出门就有第三只眼睛盯着。丈夫没法忍受，打通关节，把自己的民族成份和姓名都换成俄罗斯的，领上新护照后离家出走了，抛弃妻子，不知去了哪儿。她一个人带着儿子住在母亲留下的小平房，儿子十二岁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都向对方发出了深深的同情。我伤口愈合的那天，克拉拉给我剪掉纱布，洗干净手指后，约我傍晚到她家做客，商量好下午六点钟她在集体宿舍前公共汽车站等我。到时候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车行了好久，快开出城才到她家。她住在一个小山坡上，满山尽是果树。她的平房只有小小三间，陈设简单，但十分干净，室内一尘不染，窗台上都铺着白色的挑花布。图书满架，也是个爱读书的女人。园子不大，用木板围着，板墙上爬满了啤酒花。园子里几乎没有种菜，全种着花，几棵丁香树，几丛芍药花都盛开着。芍药花俄语叫“中国玫瑰”，大葡萄架和花树下都摆着长木凳或系着吊椅，小径上寸草不生。苏联人说“世界上最勤劳的是德国人和中国人。”德国人勤劳，又十分爱干净，聪明，可也像日本人一样地精明。在我们的来往中，凡吃的菜，肉，酒都是我花钱买的，还要给她儿子买圆珠笔，练习本，汗衫和球鞋，而且是她预订的，不过都便宜。第一次我带去了一瓶伏特加和两块大巧克力糖。一进门，她拿出干净的条文睡衣睡裤叫我到浴室洗澡换衣。在浴室的房顶上安着个大铁箱，里面装满了水，太阳照了一天后也就温热了。她准备晚饭，打发儿子到街上去和小朋友们踢足球，玩累了自己回家吃饭，洗澡，睡觉。西方人的家族成员都是各自独立的，彼此不干涉各人的私生活。德国人吃的饭菜大概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了，几片面包，几片香肠，一大盆牛奶浸土豆，饮料是用土豆自制的啤酒。克拉拉也能喝酒，我们两人把大半瓶伏特加都喝掉了。吃完饭后，天黑了，她和我一起坐在花树下的木凳上，喃喃地说着大部分我听不懂的话。暮春的微风吹动着满院的花香，虫声吱吱月光从花朵和树叶的缝隙间洒向地面，夜色和春色都使人沉醉。而长夜清淡，情调就更美了。可惜我知道的俄语太少，克拉拉说的话我大部分听不懂，只知道她父亲原来是基督教牧师，母亲是医生，家境是富裕的，有乡下来的俄罗斯姑娘给她家当丫环。她刚记事时全家就流放到中亚了，父亲累死在矿井里。她全部的生活都是在穷苦和受蔑视中过来的，上学时同学叫她“法西斯”，工作后出了事上司便骂她“德国人搞破坏”。家里有电视机，可从来不打开，也不上电影院，因为电影都是咒骂德国人的。但是我同情苏联人对德国人的愤恨，就像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一样，难道我们还要在电影里讴歌日本人打中国吗？她会的德国话不多，也读不懂德文书，闲暇时期用在读翻译的德国小说。所有德国文学名著都有俄文译本。我读过《浮士德》，罗曼•罗兰以德国人为主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特别是对《少年维持之烦恼》印象还大部分留在脑子里，没有在她面前当中国土佬。同是异国他乡的流落人，语言不通也能两心相印。夜深了，她儿子早已睡觉。我们还在花树下，她不断低唤：把我抱得紧一些。月亮在空中消失了我们才进屋，又吃了几口牛奶泡土豆，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起床。她要我每个星期都去她家去一次。她是个很明理的女人，从来没有到宿舍和车间找过我，也没有向我要过钱。

　　打工以后，我发现KGB从来也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干活时和在宿舍里常常有人来对我表示过分的关心和热情，逛公园时也不期而然地碰上某个在工厂见过面的人向我问东问西，约我去喝杯啤酒。从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开始，每一个星期天都要我去和特工见面，地点是某个公园的门边或某个电影院前面，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他们问我的工作和生活，紧接着是“你认识了什么中国人吗？和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有时也请教我一些问题。要我学好俄文，则是每次见面必不会少的叮嘱。十月份是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工会给我发了游行证要我去游行，在检阅台上，见到了勃列日涅夫，也第一次看到了阅兵式行进中的导弹。入场时我双眼望着检阅台，不小心偏离了队伍，一个警察少校用步话机的天线敲了一下我的头，要我走好，使我心里十分不快。和特工见面时，有时他们问的问题太离谱了，我就不搭腔，他们立即警告我：“雷同志，你在苏联的前途全看你的表现。“严重些的还要斥责：”我们上级叫我警告你。”延续两个月的一星期见面一次后换成半个月一次，以后又换成一个月一次。头一次见面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约见我的特工每次都换人，有俄罗斯人，也有哈萨克人。他们从不告诉我姓什么，名字也常常改变，这次是撒沙，下次就变成戈尼亚了。和我见面最多的是一个叫米沙的俄罗斯人，四十多岁了，大红脸，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说话还风趣得很，爱开点玩笑。此人大有来头，牛水告诉了我他的历史。他的继父是老华侨，在新疆塔城长大，少年时代即吸收到苏联驻塔城领事馆打杂，同时接受特工训练，在伊宁，乌鲁木齐和北京的苏联驻华使领馆里都干过，是个中国通。老婆是俄罗斯人，也是在中国长大的。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义被镇压后他调到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那时中苏友好，双方在镇压匈牙利起义时合作得很合拍，大概是调去当翻译员吧。后来调回国在哈萨克斯坦钢铁工业中心基米尔道乌市一家小工厂当厂长。中苏关系恶化后，调到哈萨克斯坦KGB中央当特工，军衔是少校。直到七十年代中期，KGB派来找我的人多数是他。牛水又告诉我：“在阿拉木图生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上司，他的上司就是米沙。”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固定的“上司”。要是特工缠上了你，像苍蝇围着你飞，挥之不去，叫人多恶心就有多恶心。不过他们文化修养都高，衣冠楚楚，一派绅士风度。到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我才解除了此般苦恼。

　　逃亡伊朗失败

　　1971年新年是我在国外的第一个新年，也是我一生过过的不多的快乐的新年之一。刘立中，小林，刘万瑜都搬到我和牛水住的房间来住了，还从乡下来了两个中国朋友。我们按照预先拟定的菜谱做菜，立中兄是主任厨师。炒的菜有糖醋鱼，酸辣里脊，粉蒸肉，狮子头，白天大吃大喝，晚上挤在一块睡地铺。我们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高谈国事，指点王侯。合唱，独唱各种禁歌：《天涯歌女》，《送君》，《四季美人》，《五月的鲜花》，《嘉陵江上》和从新从外国电台学会的黄梅调《骂皇帝》。我还和立中兄一起合唱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是我小时侯在中央军校上学的二叔叫我唱会的。去给夏霆拜年，喝我们自带的酒。他三杯下肚，赋诗两首，还用法语唱了法国歌。我发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人中像夏霆、安洋、牛水这样来头不比一般的人，大都集中在阿拉木图居住。离开阿拉木图以后，就很少遇到有水平的中国人了。

　　欢会的日子总是匆匆而去，三天后人去场冷，生活又回到了上班做工，下班回宿舍，不情愿地去和KGB特工见面的老轨道上。自从我认识了一些中国人，还到乡下跑了几趟后，他们对我的监视更紧了。每次见面都要我详细向他们报告认识了什么中国人，一起说了些什么话。有时直接找到工厂来，传我到厂里他们专用的办公室里谈话，想出了新花样，逼着催着我写一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稿纸也拿来了。每当我稍有不耐烦的表情，不是厉声训斥我：“我们的上级叫我警告你，要你好好和我合作.”或者笑颜引诱我：”只要你和我们全心合作，你将能够过上部长一样的生活。”和他们“合作”什么呢？图穷匕首见，三月份的一天，一个哈萨克族特工和我见面，对我说：“你想不想念家乡，想不想念父母亲人？我们想给你机会回自己家乡去看看。”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想派我到中国去当间谍，我一下红着脸跳起来了，他也微笑了一下说：“你别着急，先回去好好想想，以后我们再商量。”我发现在我的身边除了有中国人打小报告外，还有苏联人跟着我。在工厂，直接管我的工长换人了，换成了一个犹太族青年，他家和我住的宿舍不在一个方向，下班时却常常和我坐同一班公共汽车一直把我送到集体宿舍。有时我上市场或到百货大楼买东西也常常“偶然地”碰到他。

　　我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拥有中国国籍，我会跑到我们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寻求保护，向他们报告一切，但我现在是一个“无国籍者”，有谁能保护我呢？

　　我在工厂干活十分卖力，每天都超定额，上司和同事们对我都友好，奖金也没少给。可日子一长，歧视就来了。一是月底要加班，总是叫我加深夜的第三班，干的是头几道工序不属于我的活：一是给古巴和越南义务干活，差不多每个月的星期天都要为他们干一天两天，把所得的工资捐给这两个国家。逢上这种义务劳动，大部分苏联工人是不参加的，我则是一次也逃不掉，不参加便要扣奖金。至于民族歧视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有人当面叫我“毛泽东”，背后骂我“克达窑子”（中国婊子）。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见到老中国人，我也向他们诉苦，他们不以为然，笑了笑对我说：“这算什么，坏事还在后面呢！苏联一百多个民族，最被歧视最被当做下贱人对待的就是中国人，我们在社会上连茨岗还不如。”他们还告诉我谁在阿拉木图失踪了，谁又被关进了疯人院，关进疯人院的人其中一位是清华大学学生，1957年当了“右派”1962年到苏联来的湖南人。刘立中认识他。

　　苏联不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在自己国家受迫害至死也不能逃到敌国去，我越来越体会到了这个道理。我要离开苏联，要生活到自己的同胞里去。而离开苏联比登天还难，边界上的万里铁丝网比鸟笼还严密。以前也有中国人尝试过，都失败了。1962年过来的几个中国人，1964年偷偷跑进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请求送他们去美国，一个中国话说得好的女外交官接见了他们，用手绢包着手翻看他们的无国籍护照，回答说：“去美国要等待我国政府的批准，如果愿意去台湾，我们马上可以帮忙办到。”中国人回答可以考虑。可是他们一出美国大使馆大门，莫斯科的警察早等着他们了，把他们押起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驱逐出了莫斯科。好在这还是赫鲁晓夫时代，没有判刑关进大牢。安洋也冒过同样的险，1969年他悄悄跑到莫斯科，请住在江布尔的四川籍小伙子陈冠中护送他。两人到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外面，陈在门外掩护，安洋一个人冲进了日本使馆。日本大使亲自接见了安洋，两人写中国字笔谈。安洋写：“我的母亲是日本人，我知道日本和中华民国有友好的关系，希望你帮助我，把我送到台湾去。”日本大使回写：“日本和苏联也有很友好的关系，我们不能做有损于苏联利益的事。”安洋写来写去得不到帮助，最后写：“苏联警察已经在门外抓我了，我怎么办呢？”日本大使只好亲自护送安洋从后门出去了。陈冠中的遭遇怎么样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警察把他抓住了，送到苏联中央KGB大楼，审讯一番后，一个KGB少将和他谈了话，见到陈是个蛮机灵的小伙子，就介绍他到设在西伯利亚的专门训练中国间谍的营地去受了两年训，结业后要派他到中国。陈冠中说：“我不去中国，你们如果一定要我去，我一过界就向中国边防军投降。”KGB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了江布尔。几年后找了个理由，把他判了四年徒刑，好好报复了他一下。

　　说到日本的国格，实在叫人齿冷。在苏联强大的时候，它也是千方百计讨好苏联的。1972年夏天，日本政府派了个规模庞大的歌舞团，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到苏联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演到阿拉木图时正好KGB把我从柯吉达夫的流放地召到阿拉木图，立中兄请我去看了，票价很贵，每张要合五个多美元。演出前歌舞团团长向观众鞠躬，用生硬的俄语说了许多讨好苏联的话。节目女主持人穿过俄罗斯夜礼服，也不厌其烦地向观众鞠躬如仪，一番番地用肉麻的话向苏联致敬讨好。多数节目都是俄罗斯歌舞，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一群姑娘穿着缝有子弹袋的高加索上装跳的光屁股舞。

　　在哈萨克族特工和我谈话、有意要派我去中国的当天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牛水。他也说KGB一直逼着他要派他到中国去，他不想在苏联呆了，真想去台湾，他的老爸还在台湾呢，要去找爸。我问：“怎么做到呢？”他说：“用老办法，怎样走到苏联便怎么走出苏联，反正两条腿长在自己身上。”我说：“逃跑？”他立即回答：“逃跑，逃出苏联，经过别的国家到台湾去。”这个晚上我们谈了大半夜，初步商量了第二次逃亡的计划。临入睡前，我严肃地郑重地叮嘱牛水：“这事非同小可，性命攸关，只能存在于我们两人心里，决不能叫第三人知道，也不要第三人参加，不能告诉刘万瑜，他嘴巴不牢，又爱吹牛。小林可能被利用，刘立中会同情我们的，但是他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也不能叫他们两个人知道，大家都不便。”可是第二天傍晚，才下班不久，刘万瑜来了，一进门就喊：“老雷，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出走的事儿。”我一下惊着了，问是谁告诉他的，他说是牛水上午通知他的。我和牛水不上一个班，他上下午三点到晚11点半的第二班，上午他跑到刘万瑜的车间把我们的打算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刘万瑜，马上得到了刘万瑜的全心赞同。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牛水下班回来后，我向他大发脾气了，他回答说：“我知道刘万瑜对苏联最不感冒，处境也最不好，KGB要发配他到农场去，我可怜他，走时一定要带上他“。 我也不好再反对，只是叮嘱他再不能告诉第四个人了。对此牛水做到了一半，再没有告诉别的中国人，但最要命的是，以后他却向KGB告发了我。我们三个人在星期六又在一起认真商量了一次，我提议首先要面向祖国宣誓，谁也不能当逃兵，做叛徒，谁也不能背叛祖国，他们两人都同意了。当场由我起草了誓词，约定第二天到郊外去宣誓。

　　第二天是1971年三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下着小雨。我们三人一大早就乘小公共汽车到了阿拉木图北边的一个天山中的林场，车在山谷中行了十几公里才到尽头下车。在车上遇到了一群会说中国话的蒙古人，一个个身材高大，举止不像一般工人农民。我和他们攀谈，原来他们都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来苏联的。原来都是中国县级以上的官员，和混血女人结婚了，害怕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跟着有苏侨身份的妻子到苏联来了，现在都在这个林场当工人。唉，古人说施政以不扰民为先，可是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中共全部的大政方针和内容就是扰民，民无宁日，官也无宁日，有路子的想法往外跑。跑到外国来了，又能找到安静的桃花源吗？唉，可怜的中国人！我们循着松林小径爬上了一个山头，还是早春时节，春寒料峭，细雨从松针上凝成了大雨滴落下，风吹动松树林，变成松涛阵阵，听不到鸟鸣虫声。天空中布满铅灰色的云层，极目东望，云压太空，景色悲凉，我们的心情和神态都非常悲愤而庄重。我们三个人面向东方——亲爱的祖国的方向并排跪了下来，举手宣誓。我宣读了誓词：“我们，雷光汉，牛水和刘万瑜三人在异国的土地上，面向祖国庄严宣誓：永远忠于我们的祖国，永远忠于我们的民族，永远热爱我们在水深火热中的同胞。我们一定要逃离苏联，去到自己同胞生活的土地上。天长地久，岁月绵绵，不管到天涯海角，不管是海枯石烂，都不能背叛祖国，民族，同胞和同志。如果谁违反了誓言，要用他的血来偿还他的罪行。“宣誓时，我们三个人全都失声痛哭了。刘万瑜还带了酒和吃食，我们举杯祝福祖国，为我们计划的成功而干杯。之后在一棵大松树下坐了下来，再一次商讨了初步出逃计划：目的地，第一台湾，第二新加坡，第三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唐人街。从此日起，和其他中国人断绝一切联系，除了刘立中和小林外，前者不会出卖我们，后者与我们工作在一起并住在同一个集体宿舍，无法避开。三个人分了工，工资除日常生活花销外都集中到一起，由刘万瑜保管，当作出逃费用。牛水人机灵，俄语说得好，由他负责外勤，应付KGB的侦查，把坐火车和长途公共汽车的买票，上下车的种种情况搞清楚，在路上只由他一个人和外人打交道。我则负责计划逃跑的路线和起草中，俄，英三种文字的声明。出逃的时间定在七月份，因为我和刘万瑜可以在那时拿到休假，也可以在阿拉木图市周围二十五公里范围内自由活动，有条件避开KGB的监视。

　　第二天我到书店买了一本详明的世界地图册和一大张苏联交通图，每天下班后打开来仔细研究。苏联的版图横跨欧亚大陆，北面是北冰洋，东濒太平洋，东南是中国和北朝鲜，当然无法出逃。西部的欧洲邻国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不能逃到那种地方去。只有一个芬兰是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离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很近，可是路程太远，从阿拉木图到列宁格勒坐火车要五天五夜，在路上KGB就抓住你了。无国籍者没有警察局的签证无权坐飞机。再向南看，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南邻阿富汗，边界上除了一小处平原外都是崇山峻岭，很难翻越。阿富汗的部族又多又落后，和那里的人说不清道理，也许一过界就会被当做土匪给打死。西端高加索连着土耳其，它是美国当盟主的北大西洋集团的骨干国家，苏土关系一直不好，苏土边界也一定和中苏边界一样戒备森严，越界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剩下的只有伊朗了。用比例尺一量，从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到伊朗只有二十几公里，步行最多四个小时。苏联刚和伊朗划定了边界，两国关系不是敌对的。边界上有山，但海拔不高。我也知道在巴列维国王治下的伊朗现代化进程相当快，首都德黑兰被称作中东的巴黎。中华民国和伊朗的关系一直友好，二次大战时中国在伊朗许多地方设有兵站，中国情报人员在揭露希特勒德国对伊朗的策反阴谋中立过动，在伊朗还举行过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我想伊朗人不会敌视中国人，对中国人也不会太陌生。于是，几经考虑，我打算我们先到阿山哈巴德，黑夜上山，翻越苏伊边界到伊朗。我向马，刘二人解释了这个计划，他们都深表赞同。后来在狱中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计划逃往伊朗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建交了。

　　接着是起草声明，说了我们在中国的经历，逃来苏联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不愿意在苏联生活再一次逃亡的理由，希望伊朗政府帮助我们到台湾或新加坡去。声明里的一些语句我自信是能够得到伊朗人同情的：“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和伊朗就有了友好交往。我们两国辉煌的古代文明相互影响着，在各自的人民遇到不幸时我们相互同情着，支援着。我们相信国王和王后陛下的臣民仍然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写完了，我到阿拉木图市图书馆借了一部《汉英大词典》。靠词典的帮助把声明译成了英文。而要翻译成俄文时却大受周折。马、刘二位的俄语说得比我好，认识的俄文字却没有我的多。但我的俄文字认得也不多，对繁杂的俄文文法更是不通。怎么办呢？和牛水商量，牛水说汽车站和火车站里流浪者很多，苏联人教育水平高，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只要花点钱，是能找到别人修改的，先硬译成俄文好了。于是我先对着《汉俄词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声明硬译成了“俄文”，决定在出走前再找人修改。到七月份我休假了，一次次去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观察，见到车站里坐着的，躺着的流浪者真是不少，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脏破，见了叫人恶心，退避三舍，还能请他们修改文章吗？有一天我去到汽车站大厅一角的小咖啡馆，旅客们可以站在高脚圆桌边喝咖啡。里面也没什么人，只有一个三十来岁左右的哈萨克女人在喝咖啡，桌上什么别的点心吃食也没有。她人长得丰满，脸圆圆的，蓬松着头发，不漂亮，五官却是周正的。大热天，穿着一件黑毛线织的布拉吉，脚上的拖鞋也是旧的，头上和手上什么饰物也没有。我灵机一动，买了一杯咖啡和一盘精致点心拿到她喝咖啡的桌子上，向她问好，请她吃点心，她笑着接受了。咖啡馆是允许抽烟的，我给她敬了一支烟，她也点着火抽了起来，闲谈了几句天气热、我是中国人，俄语说得不好之类的话。他的俄语说得好极了，用的词都很文雅，完全合乎文法，是有相当教育水平的。俄语文法太复杂了，一般人难以掌握，我发现和我一起干活的工人们，即使是俄罗斯族，也很少有人能用完全规范的俄语说话，而且不管男女都粗话满口，这个女人的嘴里却没有一句粗话。喝完咖啡，我问她：“我可以请您到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步吗？”她笑着回答：“当然可以，我很高兴遇到你。”

　　是命运该如此吧，我一辈子凡遇大事，都是开局顺利，结局凶险而悲惨。考大学，谈恋爱无不如此，此次出逃也是一样。很顺利地认识了此位异国妇女，和她走到车站外街在公园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来，两人攀谈了，我简单介绍了我自己，接着她相当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她名叫玛雅，三十岁，结了两次婚都离异了。她是财会学校毕业的，在一家商店当了几年售货员，不久前结算时亏钱了，上司说她贪污，抓到拘留所关了两个星期，放出来后商店把她开除了。区商业局人事科在她劳动手册上盖了黑章子，两年之内不能再在有钱经手的单位工作，便失业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也是个命运悲苦的女人，我当即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还按着苏联人说话的习惯问她：“我可以为你尽一点力吗？”她回答得干脆：“只要你愿意，我当然不会反对。”于是我带她到了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叫她自己挑两件花绸子布拉吉，两件内衣和一双凉鞋。她挑得很仔细，一件件试过去试过来，直到商店快打烊了才买下来。那时苏联物价便宜，加起来我只花了一百二十卢布，还另外给了她十卢布零用钱。走出商店后她问我：“阿列克，我能给你帮点什么忙呢？”我点了点头，她请我去她家详谈。她家在汽车站后的一家大杂院内，走两百多米便到了：两间小土房，也是四壁皆空，连电视机也没有。她关上门，烧了茶，切了两块面包放在桌子上，算是招待我。我叫她拉上窗帘，小心地从小提包里拿出我写的声明俄文稿递给了她，请她按俄文文法规则给通顺一下。这是个聪明女人，完全读懂了声明的意思，拿起笔来修改，还另外用纸给誊清爽了，字写得极好，比我见到的KGB审查我的预审员的字还写得好，后来我越境失败被捕时，预审官指着声明说：“字是女人的笔迹，写得文雅，字也写的好，是个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写的。”接着，她主动给我写了保证书，保证保守秘密，还答应护送我上路直到阿山哈巴德。在苏联社会里，人们没有中国人那样高的政治警惕性，一般人对任何事物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密报，告密那一套，那是专职和业余特工的事。天晚了，我要走，她把我留着，对我说：“你一定现在还不放心，害怕我去告密。我实话对你说，我父亲是警察中校，现在还在阿拉木图一个区的警察分局当头头，连他都不管分外的闲事。我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下面还有四个小弟妹，他们没有能力帮助我，我的日子才过得如此之穷。你今晚留下来，我什么都给你，我要叫你再不对我抱疑心。”她又从壁柜里找出了她父亲喝剩下的半瓶伏特加酒，滩了几个鸡蛋，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她说她读了很多书，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要求。她认识的本民族同胞中也有人在相信和宣传泛突厥主义，自己同情他们。可惜是女人，无法陪我越界去伊朗。看到我衬衣领子脏了，叫我脱下来给洗干净。拿着我的衬衣，她不断在上面亲吻。晚上我住下来了。玛雅实现了她的承诺，不久后非常细心地把我和刘万瑜护送到阿山哈巴德，中间没有出事，也没有向我们提出什么经济上的要求。玛雅！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可爱的哈萨克女人。

　　但在这件事以前，也就是过了五一劳动节不久，牛水突然告诉我说，KGB通知了他，要他一个星期后立刻离开阿拉木图到卡拉干达州的基米尔道乌去生活。我大吃一惊，觉得大事不妙了，大概是牛水告密了，他要先离开我们，到另外城市去住以脱身。我问他：“老弟，大概你已经背离了自己的誓言吧。”他立刻对天发誓：“决不会，我牛水不是那种人，我们一定按计划行动，到了新地方，随时和你们联系。”又把刘万瑜叫来商量，刘万瑜当然疑心了，牛水也是信誓旦旦，还分析说：“大概KGB看到我们三人一起关系太紧密了，要拆散我们。”为了证明他的真诚，在办了退厂手续后，还悄悄坐火车到离阿拉木图二百多公里的楚城去了一趟，把坐火车和长途汽车的规矩，车上乘警的活动规律详细告诉了我们。晚上一次次诚恳地对我说：“老雷，你像我的亲兄长，你是我结交的中国人中最好的一个，我一定和你一道走出去，到台湾，说不定还要靠着你的身份和你那支笔吃碗轻松饭呢。”又说：“我是铁了心的，刘万瑜也是铁了心的，苏联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一定要逃出去。”我似乎放心了一些了，我们又约定了化名和各种暗话。我们商定从阿拉木图出走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在我和刘万瑜休假的时间里。牛水说基米尔道乌城中心有个大人工湖，他如果打电话通知我们他哪天要到湖上去划船，便是离开基米尔道乌来和我们相会了。我后悔没有深一层去想：牛水没有去过基米尔道乌，怎么知道那里有大人工湖呢?而米沙少校的父母都住在那座城市，还都健在，他常去看望父母，现在看来，一切的一切都是特工安排好了的，对我们的圈套又紧了一层。临别前，我用刚领到的工资给牛水买了一套新西服，还给了他一部分存款，为此他对刘万瑜说：“老雷真是个好人，慷慨大方。”还撒了点眼泪。在留在阿拉木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三个人带上吃食和毛毯在一小山上的别墅区草坪上过了一个晚上，也长谈了一个晚上，牛水的态度更诚恳了。刘万瑜当面对他说：“你俄语说得好，人又机灵，又会和苏联人拉关系，只要有你在一起，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第二天上午，我送牛水到飞机场，见到少校米沙正在候机大楼前等着，机票早买好了。我对米沙说：“你们还说要团结全体中国人走国际主义道路呢，我和牛水两个人您也不叫团结。”他笑了笑没答话。牛水和我含着泪分开了，到基米尔道乌每个星期都给我来信，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牛水走了，小林搬来和我住在一个房间，他正在和未婚妻火热得难舍难分，一有空就向她家跑，也不太关心我的行动。我和刘万瑜则尽量避免公开往来。我还是常往刘立中家跑，我们在一起心神相通。他大概已觉察出我的异常行动，在我们闲谈时也大致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他便在闲谈中不经意地给我介绍了一些伊朗的民情风俗。因为他在喀什军中有几个相好的同事，二次大战时曾在驻伊朗的中国兵站中服务过，有人还租过临时的伊朗妻子。他也曾去高加索旅行过，说苏联火车傍伊朗边界行走全在白天，火车一进站停下来，每个车厢门前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戒备十分森严。

　　刘万瑜住的集体宿舍是为市民准备的套间住宅楼，还好，这时要腾出来分配给市民住，单身工人则搬到另外的集体宿舍去。刘万瑜乘机搬出集体宿舍，在平房区租了一间老大娘的房子住了下来。7月15日，我和刘万瑜都领到了休假，每人拿到了一百多卢布的休假费，再加上以前的存款，钱是相当富裕的了。我们各自到商店买了新西服和衬衣、皮鞋、提包，作好了一切准备。七月二十一日，我们把呢子大衣和好些衣服拿到玛雅家送给了她，剩下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留在集体宿舍。决定由玛雅一路护送我们，我与她扮夫妻，刘万瑜是堂兄，我们是东干人到高加索的著名风景区索契去度假的。

　　1971年七月二十二日是我和刘万瑜第二次逃亡出发的日子。早晨我去向刘立中告别，他听后一下哭出声来了，倒了两杯酒与我碰杯，举着杯说：“祝你们一路平安，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都会保佑你们的。”生离死别情何以堪，我随即掩面走了。和牛水约定的第一会见地点是阿拉木图火车站售票处，会面时间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第二次会面地点是塔什干长途汽车站售票处，会面时间是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七月二十日晚上，他还给我打了电话：“明天我要到湖上去划船，一大早便出发。”我和刘万瑜都一厢情愿地相信了牛水。当然也作了预防万一的准备，如请玛雅护送我们，如会不到牛水立即改变乘车计划等。中午十一点，我留在玛雅家，刘万瑜一人去火车站接牛水，十二点一过，他一个人回来了，牛水没有来！我们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怎么办？刘万瑜说：“不管他，走！”我也说“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变乘车计划，不坐火车了，用分段乘车的办法前进。苏联的交通发达，各城市间每隔十分，二十分钟就有一班公共长途汽车往来。下午四点，玛雅陪着我们两人上了到吉尔吉斯首都伏龙芝（今彼什凯克市）的长途汽车，四个小时就到了。立即转乘伏龙芝到江布尔市（我四十岁以后居住的城市，现名塔拉斯）的汽车，下车后又立即转车去塔什干，中间没有任何停留。车次多，车上座位都没有坐满旅客。刘万瑜能睡觉，一上车就睡着了，由我和玛雅观风。我两依偎在一起，不时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在别人眼里是一对恩爱夫妻。四月二十三日天亮，汽车进入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境，往南望去，我们把天山西端全走完了，先是积雪的山峰，再是无雪的山头，再变成一座座小山包，最后，山脉完全在地面上消失了。起自我国新疆东端的天山，向西绵延两千多公里，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天山，即如天之高的大山，这个汉语名称两千多年以前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不变，俄语和中亚各民族语言都是用汉音“天山”，而且用“天山”取名的地区、农场、商店、旅社、餐厅和用“天山”作为商标的商品都很多。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多，我只见到过阿拉木图一座城市的市容。阿拉木图在二十年代立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五十年代才开始发展。完全是座新城市，规划得十分科学，街道宽阔而笔直，纵横交错，整齐如棋盘，绿荫遮天，花草遍地，大街旁小溪流水淙淙，高楼林立。汽车，电车来往如流水，一片文明的繁荣的现代化景象，我一次次为之赞叹，不敢想像中国哪一天才能达到如此水平。我设想苏联的其他城市也不会比阿拉木图差，在迷蒙的夜色中行经伏龙芝市，看到的街景和阿拉木图一样漂亮。谁知道到了塔什干一看，才知道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塔什干是闻名的中亚的古城，和撒马尔干，布哈拉，安吉延一起合称中亚四大古都，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塔什干是首都，有人口二百多万，是当时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苏联第三大城市。古老和守旧总是结亲的，塔什干有些地方也真落后。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下车。眼前出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街巷。汽车开不进去，戴小花帽的乌兹别克小孩赶着毛驴车来来往往。住宅都是土打围墙泥巴糊的房顶，老头子肩上还搭着褡裢，和乌鲁木齐皇城一带的老城区和伊宁市的西沙河子没什么区别。人们的穿着也都土气，女人们都穿着花长裤。不过乌兹别克的姑娘长的好，婀娜婷婷鼻如琼瑶，眼珠如碧玉，黑辨及腰，大都穿着云霓绸的长衫，飘飘如仙女。中午下车后我们立即打的去塔什干的中央公园，也叫“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公园与阿拉木图的布局一样，树林，花坪，草坪呈几何形布局，再用喷泉和儿童坐的电动转车点缀，与我们中国的公园相比，中国公园是诗，是艺术，而苏联公园是几何，是数学。不同的是公园里有好几座清真寺，白色的大圆顶，前墙用瓷砖镶着各种几何图案和阿拉伯数字的古兰经经文，寺内除四围白色高墙外一无所有，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直到花鸟虫鱼。中国古建筑或庄严富贵，或雅致清幽，西洋古建筑气势雄伟，鲜丽壮观，比较起来伊斯兰古建筑要单调多了。我们一直在公园游玩，还到澡堂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到了和牛水约定的第二次会面时间，刘万瑜一个人打的去了长途公共汽车站，不久后回来了，丧气地说：“售票处前没有牛水，却有个朝鲜人在那里等着，一见我面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摇了摇头，马上坐出租车走了。”至此再无怀疑，牛水不仅背弃誓言，还出卖了我们。逃出苏联是他第一个出的主意，刘万瑜是他招来的，怂恿的，逃跑计划是一起商定的，我们一起面向祖国宣了誓，到七月二十日他还打电话给我，说按计划“去湖上划船”，我们一起吃住大半年，经济上我处处照顾他。原来他是编了个圈套，挖了个陷阱来陷害我和刘万瑜啊！我不会挡他的道，是他要向KGB立功，拿糟蹋我们的命运立功。我把他当成亲兄弟，唉，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碰到了这种狡诈，卑劣的小人。到公园快关门时，我们才离开公园。牛水的背叛把我们的头都搞昏了，只有玛雅还清醒着，她叫了辆私人小汽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马上买了从塔什干到土库曼首都阿士哈巴德的车票，把我们带出候车室，到站前广场一处很喧闹的地方等车。乌兹别克是个爱好歌舞的民族，几十个等火车的男男女女围成一个大圈，一个人弹着热瓦普，围着的人跟着琴声唱歌，圈里几个小伙子和姑娘随歌声跳舞。歌声动听，舞姿曼妙，不过人们的穿着都乡气，女人穿青色或彩色云霓绸衫，男人穿白色小掛，灯笼裤，有的人脚上还穿着橡胶鞋，大概是些乡下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