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我回到石門縣子良鄉伴着老父老母住了一個多月，足不出戶。當我一聽說公社派民兵要抓我了，便馬上逃離了家，又輾轉回到新疆，還是一路無票乘車，反正我有了經驗。一般的辦法是，上了車就拿着一本英文本的“毛主席語錄”，找到一名解放軍軍官模樣的人坐在一起套近乎，與他大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把周圍的人都震住了，就誰也不敢向我查票了。十月分，我回到烏魯木齊，住在新疆大學外語系我的同事武鵬雲那裡。他高中畢業後在霍城中學教體育和俄語，以後又考上大學了，高考時我給他輔導了語文和歷史。他是位最講俠義的山東大漢，雖然出身軍官家庭。以後，在九十年代他曾出任湖北沙市紡織工業大學校長。他很周到地照顧我，給我找來了一件舊羊皮大衣過冬，還給了我到學生食堂吃飯的月票。年底，搞什麼“全國山河一片紅”，全中國最後只剩下了新疆和西藏還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奇怪1949年大陸山河都通通紅過一次了，為什麼還要再紅一次呢？新疆革命委員會後來也成立了，主席是原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少將，但後來他跟着林彪吃了癟，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第一副主任賽福鼎。賽福鼎是維吾爾族人，原新疆自治區主席。我要到自治區革委會辦公大樓去告狀，門禁森嚴，還沒走到跟前就給手持衝鋒鎗的警衛攆走了。怎麼辦呢？不久，新疆大學革命委員成立，全體學生排隊去向自治區革委會“報喜”，說是有大官接見。我想機會來了，冒充新疆大學學生，跟着學生報喜隊伍到了自治區革委會辦公大樓前，見到出來接見和講話的正是賽福鼎。我請一位維族學生用維文把我的平反要求簡單寫了張紙條，趁賽福鼎講話，我大步流星上去把紙條直接交給了他，拉着他的衣袖不放。他用漢語說了句“這麼快？”叫我跟他到了大樓第二層他的辦公室。在他長長的辦公桌上擺了一排電話，和我沒有說完一句完整的話電話鈴就響了，根本無法談下去。他只好打電話把他的秘書叫來，讓他的秘書處理我的問題。秘書三十來歲，是個十分英俊的回族軍官，普通話和維吾爾語都說得流利。聽了我的陳述，他表示同情，當場寫了張條子：“請政治保衛組處理，雷老漢理應返回學校，補發工資。”署名是“賽福鼎辦公室”，沒有蓋公章。把我稱為“雷老漢”，我感到親切。在他的辦公室里還遇到了一個中年漢族軍官，流着鼻涕，自我介紹說他是王恩茂的秘書。王恩茂可是新疆的一片天，原是中共新疆黨委第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文革”中江青說他有二心，挨了斗。長官倒了霉，秘書也跟着一付倒霉相。到了政保組，一位空軍軍官看了我拿的條子，知道是賽福鼎親自過問的，不敢殆慢，立即給我開了平反條子。“1、返原校工作；2、工資照發；3、有問題運動後期處理。”蓋了新疆革委會的大紅公章。當時新疆的空軍部隊是林彪派，和保王恩茂的新疆軍區作對，空軍部隊派到地方上的軍宣隊人員都同情受迫害的人。

　　我以為我的狀告贏了，可一當我回到霍城縣，才知道縣革委會對上司的命令並不買帳，不僅不給我補發工資，連現工資也不發了，每月只給我十五元生活費，叫我回前哨中學勞動。霍城縣革委會主任栗壽山，把我當成最大的眼中釘，說我是“大右派翻案的典型”，是“階級鬥爭尖銳性的突出例證”。栗後來當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新疆黨委副書記，在我身上也撈了點政治資本。另外兩個專門整我的人也都是有來頭的人物，一個叫劉允煥，後來當了新疆師範大學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一個叫宋植，後來當了縣委書記。他們不僅是“整人就要把人整死”的殺手，也是品質惡劣的惡棍。宋植在1966年跑到伊寧市，逼着我的女朋友和我劃清界限，還趁人之危調戲她。

　　聽了我的這一長段陳述，預審官和撒沙一下子興奮起來，還把克格勒的副主席也請來了，要我反覆地講和賽福鼎見面的細節，表示了對賽福鼎的極大關心和興趣。撒沙還對我說：“賽福鼎原來是蘇聯公民，蘇共黨員，他可真是個大叛徒。”我反問：“賽福鼎現在不是中國公民嗎？你們蘇聯承認不承認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他反唇相譏：“你又來民族主義的一套了，當然我們承認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他們問的要多囉嗦有多囉嗦，我頭髮昏了，眼都直了，撒沙又給我講笑話來提神，說：

　　赫魯曉夫去歐洲訪問，晚上坐火車回國，到一個車站停下來，同行的人問：“到什麼地方了？”赫魯曉夫把手伸到車窗外，一會兒抽回來，說：“到東德了，有人親我的手。”車行了一段後又停下來，赫魯曉夫又把手伸到窗外，說：“到波蘭了，有人在我手上吐口水。”最後一次他抽回後說：“到我們蘇聯了，你們看，我的手錶被偷走了。”

　　撒沙接着對我說，我們蘇聯小偷的本事可大得很，你以後出去工作了，要特別小

　　心。他還講了個小偷的笑話：

　　一個蘇聯僑民離國多年後回到祖國，輪船在列寧格勒靠岸後，他走上碼頭，把皮箱放下，雙手伸開後深情的呼喚：“祖國，我回來了。”說完低頭一看，皮箱已不翼而飛。

　　看來初審已經大功告成，六月中旬放了我兩天假，還允許我到住處附近的街上去玩，我的“地位”又提高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一名俄羅斯官員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住處說：“馬上收拾好你的東西，我帶你去住旅社，快，快！”我急急忙忙向房東老夫婦告別，跟他坐車到阿拉木圖城中心一家小旅社住了下來。後來牛水告訴我，我搬走後，隨即住進來了一位上海姑娘，是新疆兵團農場逃來的。她後來被送到卡拉干達市一家工廠幹活了，沒幾天給一位中俄混血小伙子娶走了。我聽後開了個玩笑：KGB做事也太小氣了，為什麼不把她留在阿拉木圖介紹給我呢？

　　小旅社名叫以色克旅社，旁邊是八層樓的阿拉木圖大旅社，後面是個小公園，有很大的賣花攤子。對面是哈薩克斯坦歌劇院。劇院前豎着阿巴亞、江布爾等哈薩克文化名人的大理石塑像，右邊是家電影院，左邊隔馬路便是哈薩克斯坦政府大廈、中央廣場和廣場花園。廣場上豎有高大的列寧銅像，大噴泉噴出的水線有十幾米高，小湖裡鴛鴦和天鵝在戲水，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散步在花園裡。我住一樓的一間小房裡，房內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衣櫃。出門時要把房間鑰匙交給看門人保管。看門人穿着黑制服，一位彬彬有禮的老頭子。他們一般都是KGB的退休小軍官，在旅社看大門可以領取一分輕鬆的工資，也可以繼續干他們的老本行。房費撒沙代我支付，每天還給我發一盧布五十戈比的生活費。食品很便宜，一個大麵包二十戈比，一瓶牛奶十戈比，再花五十戈比買根香腸，一天的吃食就夠了。節餘的錢我買了筆記本，圓珠筆，剩下的每晚去看電影。從旅社往北走穿過兩條街就是KGB辦公大樓，以後接受審問都是步行來往，撒沙到旅社來接。

　　次日，沒完沒了的審訊又開始了，不過這次換了名稱，叫“覆審”。預審官拿了一張彩色手繪地圖給我看，畫的是我出逃的路線。又把我發表過文章的照片給我看了，像《伊犁日報》這種小報他們都收集了。覆審是把審問提綱打亂了次序再問一遍，看我的回答對不對得上號。審問時氣氛和緩多了，問的沒以前囉嗦，進度很快。大部分時間是回答另外一些官員們的問題，涉及的層面多，經濟，政治，文學，歷史，哲學各方面什麼都有。有的人要我幫他認繁體中國字，有的人只是把我當成動物園的猩猩一樣看稀奇。他們一般都會中國話，不少人說得十分流利。我想在哈薩克斯坦KGB裡面會說中國話的至少不下一百人。裡面有兩個中國人，一個姓葛，上海人，光頭，又矮又胖，像只大啤酒桶。他的官階高，獨據一個辦公室，別人都立正和他說話。他傲慢地自我介紹說：“我是國際共產黨員，你是不明白的。”我心想，你吹牛騙人也不看對象，共產國際四十年代就解散了，也沒有什麼國際共產黨，又從哪裡跑出來個“國際共產黨員”？八十年代末我回祖國探親，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葛某人也來中國訪問了，名義是蘇聯科學院顧問。另一個是個瘦高個，山東人，戴眼鏡，拿着手杖，神氣地看了我幾眼，不屑和我說話。大概古往今來的漢奸都有一種共性，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在同胞面前威風凜凜。

　　覆審只進行了兩個星期，到七月下旬結束，以後主要是從我身上擠中國情報，也不叫我去KGB辦公室了，派人到旅社問我，還要寫成書面材料。一共要我寫了四份材料：中國的教育改革，中國的人民公社分配情況，中國的人口問題和中國同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和日本的關係。我當過教員，又在公社勞改過，他們很能因人用材。我回答了些什麼呢？對第一個問題我寫了，中國學校都關門了，學生都在鬧革命，或者下鄉當農民，教育都沒有了，哪裡來改革？對第二個問題，我回答了人們公社是個大集中營，社員是農奴，五類分子是奴隸。我在蘆草溝公社修了一年的水渠，天天搬石頭，年終結算，我還倒欠公社生產隊二百塊錢。對第三個問題，我回答不知道中國現時的人口統計數字，只知道到處都是人，一對夫婦一生孩子便是三個，五個，長此下去，中國的土地會裝不下，中國的人口膨脹，全世界都要跟着倒霉。對最後一個問題，我複述了一張紅衛兵的傳單：“北朝鮮發生軍事政變，第二號人物金庸健給打死了，偉大領袖金日成被接上飛機到了漢城.”和唱遍全中國的《中阿友好之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撒沙聽了哈哈大笑。他們很重視中國各地區居民的地方性格，因為他們要在中國各地找人當狗腿子。對這點我後面有專節記述。大概各地KGB收集中國情報有分工，他們問我中國的情況只問到了新疆和甘肅。還有一位從莫斯科來的女漢學家和我談了些語言上的問題，如漢藏語系的各分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等等，似乎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說越南人是中國古代越族的後代，廣東話的語言很有中原漢話和東南亞馬來話相混合的特點，她表示贊成。一次，一個穿着華麗，氣度自作高貴的哈薩克女人來和我談話，撒沙介紹說她是共和國對外文化協會主席。對外文化協會也是這棟間諜大樓的辦公成員。

　　前面提到的那個沃洛佳，文質彬彬，滿腹經綸。是個學者型的間諜。當時他既自學中文，也學日文，重點研究日本，常來和我聊天。一次他帶來幾本介紹日本關東劇的書，問我知不知道。我只知道關東劇是日本的漢化戲曲，源自中國戲曲。又一次拿來一疊日本技術文件給我看，裡面有許多化學方程式，他說是花錢從日本買來的技術資料。他和我談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大和民族對外擴張性給亞洲各國造成的持久性威脅，說日本的經濟擴張全得力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也可以說中國，蘇聯戰後的亞洲政策，不顧己身力量和美國對抗的政策，使日本漁翁得利了。我也向他說出了我對日本的本質看法：日本是個狹小的島國，人口密集，資源缺乏，日本人要生存下去只有靠對外掠奪，倭寇是它自古以來的立國之本。日本人善於學習，集中了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的長處。它又是個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內部團結，武士道和軍國主義得以猖獗地發展，把日本國家變成海盜之國，大和民族變成海盜民族。日本人又善於在強權下低頭，美國給丟了原子彈，日本人就匍狀於美利堅腳下服服貼貼了。所以，日本又是最大的亞洲之奸，為美國向亞洲擴張全力效勞的亞洲奸賊。

　　一次在旅社大門前，忽然一個高個子中國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紹說是新疆喀什人，在新疆科學分院當過漢維語翻譯，認識民族研究所所長谷苞的老婆，說她是中俄混血。1961年他移民蘇聯，已加入蘇籍。在一個星期內，他天天來旅社找我散步，帶我去咖啡館吃點心，不斷向我打聽烏魯木齊的種種，也有人，也有事件，吹噓蘇聯人的生活幸福。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KGB打發來驗證我的身份的。不過有時也說實話，告訴我蘇聯的工資水平並不高，每月能領到一百盧布便是好工資了。他本人在麵包坊幹活，一個月才拿六十盧布。

　　KGB對我的審查還在繼續，使我感到深深的懊悔和懺悔，覺得即使是逃命，也不能逃到自己國家的敵國去。中國有句古語：降將無伸足之日，降卒無回頸之時，那還是在自己國家的內戰中。現在我“自願”當了敵國的“俘虜”，如果我的愛國之心一息尚在，在這個虎狼之國是無法生存的。我決心逃出這個國家，即使逃不出去，我也要告訴我的祖國和同胞：逃亡，也不能逃向敵國。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開始打工

　　到了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以前見到過的那位KGB副主席到旅社來和我談話。他看來只有四十多歲，一付文質彬彬的學者派頭，說着流利的中國話，他還說會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他說他是靠讀中文偵探小說學會中文的，三句不離本行，也叫我讀俄文偵探小說來學俄語。他先給我戴高帽子，說：“雷同志，我看了對你審問的記錄，覺得你回答問題很有邏輯性，也講氣節，我們也看重講氣節的人。你知識面廣，文字水平高，象你這樣的大學生在我們的大學裡也不容易培養得出來。”又說：“蘇聯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我們相信國際主義者（指親蘇分子）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你在蘇聯留下來，留在阿拉木圖工作，離中國近，將來回中國也方便，目前你主要的任務是學好俄語”。聽到這兒，我一下子警覺了：怎麼！給我派“任務”了？我心裡明白了，如果我要是再提出要去台灣或新加坡，那是自取其禍。第二天上午，撒沙把我領到了審訊室，預審官對我說：“對你的審查已全部結束，你有什麼要求可以向我們提出了。”我回答：“我向蘇聯政府申請政治避難，我希望到工廠或農場去當工人，用自己的雙手掙麵包吃。中國形勢變了，我就馬上返回自己的祖國。”他立即回答：“我們接受你避難的請求，但不是‘政治避難’。因為你只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不是烏蘭夫。如果同意你在蘇聯政治避難，就要把你送到莫斯科去，像王明一樣，國家花錢養着你，和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你還不夠這個資格。你得用自己的勞動掙錢，你的工作由撒沙幫你找。”我連忙說：“當然，當然！我從來也沒想過像王明那樣的‘政治避難’。”接着遞給了我一張打字紙，叫我寫申請書。我的申請書寫的很短，開頭寫明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我決不從事反對我的祖國和我的同胞的特務活動。”最後幾句我一直記得牢牢的：“我相信籠罩在我的祖國上空的烏雲終將消失，到了那個時候，我將帶着對蘇聯土地和蘇聯人民的美好回憶回到我親愛的祖國。”撒沙又告訴我：“你已經失去了中國國籍，又沒有得到蘇聯國際，現在只能領無國籍護照。按照蘇聯法律規定，無國籍者也是外國人，只能在所住城市二十五公里範圍內活動，超出這個範圍要向警察局請假，你決不能違反蘇聯法律。”

　　下午，撒沙帶我到阿拉木圖市警察局外事科領護照，那裡早已準備好了。無國籍護照是綠顏色硬封面的本子，蘇聯護照則是紅色的。在蘇聯只要有護照，兵役證（本國公民）和勞動手冊（工齡本子），便可以到處工作，沒有政治鑑定，也不要檔案。

　　次日上午撒沙帶我出去找工作，先到了市勞動介紹所（他翻譯成“找工作局”），登了記。接着說我們到哈薩克斯坦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去看看。科學院位於市中心一個很幽靜的地方，周圍綠蔭蔽天，離KGB辦公大樓也才三個街道。大樓是古典的俄國宮殿式建築，黃色。大門前豎着瓦里漢諾夫穿着沙皇時代軍服的青銅塑像。瓦里漢諾夫是哈薩克的“聖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聲稱他是哈薩克第一個科學家。有人說“哈薩克民族最大的科學發明就是發明了瓦里漢諾夫是個科學家”。歷史的真實是：瓦氏是沙俄軍隊的一名小小的上尉軍官，會說俄語。十九世紀時，俄國派他到中國新疆去當偵探，搞間諜活動，探跡所至直到敦煌。回來後給沙俄政府寫了些關於新疆的調查報告，不過如此而已。直到今天，瓦氏還是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的聖人和民族光榮，鈔票上印着他的頭像。我一看到銅像，聽了撒沙的介紹，再走進基座看到瓦里漢諾夫的名字，一下子熱血便衝到了腦門，原來他們的“科學家”便是這號子人。在一間辦公室，見到一位混血中國人，他說解放前他是從蘭州大學歷史系畢業的，返回蘇聯後又在莫斯科拿到了學位，是東方所的負責人。他的辦公桌上擺着《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他指着說:“分析裡面的文章就是我們的工作。”原來如此，我能幹這種事嗎？我相信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是一個錯誤，歷史終會給它作出結論，但那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你們外國人要怎麼辦是你們的事，尤其對於我深深懷有警惕的蘇維埃帝國，可以肯定，你們只不過是打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號，從你們的國家利益出發，從事反華的研究和活動而已，我是永不會參與的。我對撒沙說：“我俄語全不懂，在中國勞改了幾年，中文也忘了不少，還是先去工廠當工人吧。”可能是我早就多次聲明過，撒沙沒有為難我，只是點了點頭。那個混血人在書架上取下一本《新唐書》，翻出《回紇傳》遞給撒沙，撒沙把書交給我說：“請你把這篇文章給他們譯成現代漢語。”他又帶我到了科學院圖書館的中文部，他的人頭熟，介紹我和管理員認識了，告訴我以後可以去哪裡借中文書看。後來我知道了，那個年代不少中國高級知識分子逃過來後都要送到科學院去混些時候，一是名聲好聽，一是給他們翻譯中國古文。中文部的書架上擺滿了中文書刊，還有一包包的書堆在地上沒有拆包，是五十年代從中國運來的。管理員是個細瘦的哈薩克女人，會說點漢語和英語，她要了我的護照登記了姓名，說有了阿拉木圖市的戶口後，隨時都可以來借書。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撒沙來旅社告訴我：“我們上級接受了你的請求，現在帶你去一家工廠辦理入廠手續，這家工廠的工資好，工人食堂的伙食也不錯。我們蘇聯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當工人是光榮的。”撒沙帶我坐小汽車走了好久，到阿拉木圖北部工業區一家工廠，先到人事科，辦事員都是俄羅斯人，很快給我填寫了勞動手冊，發了工作證。我聽懂了女辦事員對撒沙說的一句話：“他長得很漂亮。”人事科還叫來了我要去幹活的車間的車間主任，帶我去車間看了看，又派工長帶我領了工作服，看了澡堂更換衣服用的衣櫃，叫我第二天就上班。還說已經在工廠的集體宿舍里安排了我的鋪位，可以馬上搬過去。我成了打工仔，KGB也就把我移交給工廠看管了。臨走時，人事科長還給我發了二十盧布，叫我暫時用作生活費，發工資時再扣回去。

　　這家工廠叫“機械磨床廠”，生產拖拉機發動機的汽缸和各種拖拉機、汽車和坦克的筒狀零件，蘇聯不少民用工廠也生產軍火。廠里有翻砂車間，零件自己鑄造。我幹活在氣缸打磨車間，一排排自動車床排立着，機器轟鳴，上方有天車來回駛動，勞動十分緊張，看不到閒人。夏天天氣熱，有人便光着膀子干。全是帶水打磨，地板上滿是白色的肥皂水。我第一次看到現代化的工廠，看到工人如此繁忙地創造財富，真正是偉大的。男女工人絕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只有少數幾個哈薩克工人當搬運工和清潔工。八月一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後從旅社搬到了集體宿舍，我開始獨立生活了。

　　分配給我干的活是氣缸內層最後一道的磨光工序。車床是自動化的，有儀表控制，磨頭由保全工安裝和檢查，我只要完成拆卸零件和按電鈕兩道手續就行了，看了五分鐘後就上崗頂班幹活，沒有當學徒。每個班都有定額，我第一天就把定額完成了，車間的工頭和同組工人都來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說：“阿列克，好樣的！”工資是計件制，出的成品越多工資越高，完不成定額的要在休息天加班，所以工人幹活都十分賣力，午休時急急忙忙吃完飯就上崗幹活了，看不到扎堆閒談。我也儘量避免和別人說不相干的話，因為蘇聯人一開口就要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派”，“紅太陽”之類叫人難以回答的尷尬問題。每月發兩次工資，第一次叫預支，每人五十盧布，下月初再發全月工資。我八月份領了一百一十盧布，九月份領了一百五十盧布，物價便宜，工資是很夠用的。領到第一個月工資我就把全身裝點一新了，還買了塊列寧格勒出產的東方牌手錶，才十五個盧布。

　　我干的是最後一道工序，質量檢查台就在我的車床邊，見到女檢查員們拿着儀表檢查每一個零件。如果度數誤差不大，工長拿着在鐵桌子上一敲就合格了。俄羅斯工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技工，技術十分熟練，他只管零件質量和定額，沒有時時到車床間轉悠，督促工人幹活。檢查台後面是個大布告欄，上面焊着列寧頭像的鐵板畫和鐵條焊的大標語，欄上貼着花花綠綠的宣傳品，每個月的工資單也貼出來公之於眾。布告欄中間貼着四張蘇聯軍官的戎裝照片，是入侵珍寶島時被我國邊防軍打死的，是他們的烈士。有的工人走過看一看照片再望一望我，忿忿地說：“КЙТАЙ”。旁邊幹活的女工也不時和我說：“你們的毛澤東真壞，打死了我們那麼多人。”每逢此種場面，我都裝着聽不懂，走開了。我的上一道工序是一位烏茲別克工人幹的，他幹活粗糙，常常他加工出來的氣缸我放不進零件卡，只好要他重干。碰上這種情況，如果是俄羅斯工人，他會說一聲“對不起”，然後接過去再加工，可那個烏茲別克人不一樣，一見我把零件送過去便出口傷人，還對我揮拳頭。有一天我氣急了，拿起氣缸朝他揮出的拳頭砸過去，以後他才老實了一些。許多中亞土著都是這樣的，似乎比俄羅斯人還仇視中國，也不知是為什麼。我慢慢得出經驗來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人欺負我便要和他對着幹，打不贏也要打，聽到有人罵中國也惡語還擊。他們一般都欺軟怕硬，你不服輸他就先服輸了。不過俄羅斯人有一個大優點——不記仇，吵架打架兩分鐘以後就可以握手言歡，如果再一起喝上一杯，馬上就可以成為好朋友，親兄弟。我在那台磨床上幹了十一個月，沒出過一次事故，月月都超額完成定額，只要頭頭通知我加班，我是從不拒絕。和同事們相處得也挺好，原因之一是他們大部分是女工。

　　蘇聯的計劃經濟十分嚴格，定額高，工廠頭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完成計劃，不敢苛待工人，能完成計劃的人就是好人，沒有民族歧視，也不管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對於完不成定額的，喝酒曠工的人，處分是很重的，要拉到“同志法庭”去審判。“同志法庭”的法官和陪審員由工會指定的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開庭時全車間工人參加，先由違紀者自訴錯誤，再由同事批判最後法官判決，一般是扣除部分或或全部的當月獎金。工資中百分之六十是計件金額，百分之四十是是獎金，如果違紀，這百分之四十就沒有了，這是控制勞動紀律的緊箍咒。一次審判一個工人，是因為他領了工資以後不把錢拿回家，和酒鬼朋友們去喝酒，工資花光了再回去吃老婆的。他老婆告到車間工會，結果“同志法庭”判決他的每月工資由他老婆來車間領取，剝奪了他本人領工資的權利。六十，七十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建設規模大，機械力量十分雄厚，工廠里車床比工人還多，運輸公司的汽車比司機還多，我一個人就有三台磨床，擺成口字形，這台壞了那台干，歇人不歇工。他們也很注重勞動安全，車間有安全工程師，隨時檢查，工人搞壞了車床沒有事，如果受傷了則是大事情，AKT（事故報告）由安全工程師一寫，從車間主任到工長都得挨罰，扣獎金。常常是工人受傷了，車間主任叫他回家悄悄地治傷，養傷，工資照發，不讓上面知道。不過，車床質量不高，老出毛病，修理工的活比誰都多。磨工車間裡面有一間小機房，裡面擺着一台車床，由一個老車工專用，不用時用黑漆布把車床蓋得嚴嚴的，老車工下班了把機房鎖上，鑰匙交給車間主任自己保管。一天午休時我好奇地偷看了一下，只見車床上赫然鑄着“滿洲株式會社”幾個中文字和年代，是昭和15年，即1940年的產品。大概是蘇軍從我國東北搶來的，三十年後蘇聯還把它當寶貝用。

　　蘇聯社會的一大奇觀是女人比男人多出很多。蘇德戰爭犧牲了幾百萬軍人，幾百萬蘇軍當了俘虜，又有幾百萬關在集中營，幾百萬青年在軍營服現役，生育力又低，二次大戰結束後三十年內，我國人口翻了一番，蘇聯只增加八千萬。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女多男少，工廠里，農場裡女工比男工多，學校教員，醫院醫生大多都是女人，商店裡和辦公室的一般職員幾乎看不到一個男人，學校里的學生也是女生多於男生。一次我在新認識的一位維吾爾人老鄉家裡看到了一個從北方農場來的維族人，他告訴我，1955年他從伊犁來到蘇聯，分發到了農場，一下車，幾十個女人把他包圍了，抱着他便哭，說：“想不到我們活着的時候還能看到一個年輕的男人。”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幾乎全是女人干出來的，社會上流傳着這樣的民謠：“左手提着提包，右手抱着小孩，同一個酒鬼睡了一覺，起來為五年計劃效勞。”法律規定也是女權大。女人打了男人，被打的男人告到警察局，警察不會理睬。反之，只要女人說男人打了她，不管真假，狀子一遞上去，男人起碼就得服十五天的拘役。男人在婚姻上選擇的餘地多，離婚率特別高，幾乎沒有夫妻白頭到老的，中年婦女大部分都是寡婦。夫妻離婚，除小汽車外，其餘財產包括住房和別墅都會判給女方。男人把汽車開到另一個寡婦家，一個新的家庭就又建立起來了。只要婚姻登記證上只有一個老婆，政府對事實上的一夫多妻是不管的。所以男人非常好找對象，任何一個年齡階段的男人都可以找到合適的老婆。一個當過兵的混血同胞告訴我：“我們部隊開到哪裡就把姑娘嫖到哪裡。蘇聯沒有強姦犯，也不要妓女，女人都會自動為男人獻身。”我幹活的小組五個人，組長兼保全工和我是男人，其餘三位是女工。組長和另一個老女工愛喝酒，不斷向我借錢，一個盧布三個盧布地借了又不還。我剛去，又不好撕破臉皮要帳。一位叫妮娜的女工和我親近，我便請她去要帳。妮娜三十多歲了，一頭長長的白髮，身上的線條也長得好，十分愛乾淨，是個寡婦。她力氣小，每天上班前我幫她把零件搬到她的磨床邊擺整齊，我停工待料時也去給她幫忙，一來二去她對我親熱起來了，我住院時還買了蛋糕，到醫院看望我。一次周末，她帶我去工廠俱樂部跳舞，雙手把我抱得緊緊地。誰知在另一車間裡有她的男朋友，一個高個子的俄羅斯小伙子，吃醋了，以後一碰到我就高喊“妮娜，妮娜”，我只好和妮娜疏遠了。俄羅斯人男女關係十分開放，他們的心胸也開闊，不計較小事，卻又沒有道德觀念，蠻不講理，說話從來不算話，還酗酒成性，幾個人碰到一塊便“打盧布”，即一個人出一個盧布買酒喝。酒也便宜，伏特加白酒三個盧布一瓶。他們還喜歡喝寡酒，只喝不吃，一喝就醉，一醉就發酒瘋。酒是通行證，是最頂用的通貨，找人辦事酒能打通一切關係。比如出門要搭便車，只要提瓶酒站在路邊，晃一晃，立刻就有司機停車帶你，不管路程遠近，都會送到目的地。下午和休息天，街上到處都躺着酒鬼，抓酒鬼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蘇聯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找到一個只喝一點酒而不是酒鬼的男人，要不然，掙來的錢大部分都喝掉了，許多蘇聯人都過的很窮。領工資後，男人們到一起商量，如何偷留點錢不內交來騙老婆，這是經常的話題。一次領工資後我和一位鉗工一塊在車站等車，他拿着幾個當十的盧布大鈔把我領的當三、當一的零錢全換走了，拿來在帽子裡塞幾張，襪子裡塞幾張，鞋子裡塞幾張，一邊塞一邊說：“上帝保佑，可不能叫老婆全給搜出來。”酒風所及，中亞的本地民族也嗜酒成性了，比老毛子（俄羅斯人）還能喝，醉後還沒有酒德。

　　上班十幾天了，沒有遇到一個中國人，心裡很想找到自己的同胞。一天下班後走出工廠大門時，一個維吾爾人用中國話向我打招呼，很親熱地介紹他自己。他叫司馬義，原來在伊犁新源鋼鐵廠工作，後來成了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抓進勞改隊了，妻子卻以“蘇僑”的身份到了蘇聯。“文革”中公檢法被奪了權，勞改隊管得松，他趁機逃出來越境到了蘇聯，分配到這家工廠幹活快兩年了，在翻砂車間，每月可拿到兩百盧布。妻子也找到了，兩人租了兩間小平房住着。妻子是縫紉工。以後我們兩人常常一道上班下班，因為他租住的房子在我住的集團宿舍只隔一條馬路，休息天常叫我去做客。她妻子做拉麵招待我，也常幫我燙衣服。司馬義告訴了我許多勞改隊的事，說他在裡面結交了不少漢族好朋友，有些還是大學生，有的真有本事，可以管理一個非洲小國家。半年後，司馬義又告訴我她妻子作風不好，她的情夫給他抓住了，兩人分開了。之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他家了。

　　他來蘇聯比我早，教給了我許多和蘇聯各族人士打交道的經驗，說俄羅斯人好打交道，哈薩克人自大又自私，烏茲別克人十分驕傲，認為自己的文明水平高過俄羅斯人。他說兩年前在烏茲別克首都爆發了相當規模的反俄示威，導火線是一個俄羅斯小伙子和一個烏茲別克姑娘在公園裡擁抱親吻，一群烏茲別克年青人看到了，當場把俄羅斯小伙子打了一頓，接着就上了街。遊行的領導是共和國一個部長的大學生兒子。遊行者高呼烏茲別克獨立的口號，還打出了毛澤東的畫像，有人宣傳：“只要我們宣布獨立，中國馬上會派五萬軍隊來支援我們。”遊行示威很快被軍隊鎮壓了，很多人被抓走失蹤了，裡面有中國來的維吾爾人，那位部長也自殺了。司馬義告訴我說，他經常聽自由歐洲電台的烏茲別克語廣播，知道西方的生活水平比蘇聯生活水平要高的多，只有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跑蘇聯，沒有法國人，英國人來。

　　他還帶我去過一些從新疆移民來的知名人士家裡去拜訪他們。第一家去的是賈和達家。賈氏是哈薩克人，原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州長，現在阿拉木圖一家哈薩克文的雜誌社當編輯。他住在居民區一棟普通樓房的三套間居室里，看來過得十分清寒，家徒四壁，客廳里只有幾張椅子和一張床，招待我們的是麵包片，紅茶加方塊糖。又去了一個原來在新疆當衛生所長和新疆郵電工會主席的家，都是維吾爾人，也過得同樣清寒，喝了點酒還是我帶去的。他們來蘇聯後十分不得志，政府不信任他們，本地民族排擠他們，牢騷滿腹。他們告訴我一個原新疆自治區的維吾爾副主席，“回國”後只當了一名汽車隊長，不久還解了職。一位原新疆軍區的副司令員，少將，過來後在阿拉木圖市場上賣西瓜。那位原衛生所長說：“我們回蘇聯的原新疆領導幹部只有當過文化廳長的孜牙才吃得開，他是作家，會寫反中國的小說，現在派到土耳其開會去了，像他那樣的人看不起我們，不和我們來往。”賈和達說：“新疆的哈薩克人要得到幸福生活只能和漢族人一道爭取，不能脫離中國。”這些人原都是“三區革命”的新疆民族軍軍官，有的人雙手還沾着漢族人的鮮血，有的還是蘇聯派到中國去的，解放後當了大官。在中國反地方民族主義的政策下，他們吃不消了，因為持有蘇聯護照，就紛紛“回國”。過來以後，境遇還不如在中國，處處受到排擠和歧視，把對中國的怨氣都消磨掉了，對漢族人都還友好。有一個維吾爾人對我說：“哪天我們在哈薩克斯坦得勢了，要叫哈薩克人在餵豬的豬槽子裡喝水。”我發現，“文化大革命”以前來蘇聯的維吾爾人其實並沒有多少反漢情緒，是“文革”把新疆的民族關係全搞亂了。但我也保持了警惕心，意識到司馬義和我來往是接受了任務的，只是他沒有照着上司的指示辦。

　　集體宿舍一瞥及其他

　　安排我住的工人集體宿舍是一棟四層平頂樓，位於阿拉木圖的新舊城結合部，旁邊是阿拉木圖最大的人工湖阿拉木金柯，湖光山色，環境美麗。宿舍是一套三室單元，外門通向走廊，房間兩大一小，大的住三人，小的兩人，共用廁所，淋浴室和煤氣爐。房間裡有大壁櫥，床頭櫃桌椅和鋼絲床被褥齊全。油漆木板地板，天天有女工擦洗。被套被單一個星期換洗一次，也有專人料理，一個月共收費三盧布。清潔女工是位新疆過來的維吾爾大嫂，每次見到了我都要親熱地和我說不少話。和我共住一室的是位俄羅斯青年，建築工，他只來睡覺，休息日全不回來。下班後整個單元幾乎只有我一個人，十分安靜，可以邊查字典讀點俄文書報和寫我的“文革”回憶錄。我把這個回憶錄命名為《動亂的四年》，不知道我是不是首次把“文革”定位為“動亂”的了。我住進去十來天后，大批歐洲來的青年男女就把原來空着的宿舍上面兩層全住滿了。那時，中蘇關繫緊張到了極點，雙方都在準備打仗。莫斯科從它歐洲部分的居民中征來了幾萬男女青年充實和中國接壤的中亞地區，為他們在城裡和鄉下蓋了許多住宅，帶家的安排在鄉下，單身青年安排住城裡，宿舍里一下集中了幾百名外來的青年男女，民族各別，語言不同，形形色色，十分熱鬧。他們新到東方，第一次看到黑頭髮的黃種人，什麼都覺得新鮮。傍晚在樓前小花園乘涼時，不斷有人，特別是姑娘們來和我搭腔，知道我是中國人後更熱乎了。我交了不少女朋友，混得最熟的是個摩爾達維亞姑娘，叫伊拉，二十來歲，高中畢業分配到我幹活的工廠當抹牆工。她不到一米六，小巧玲瓏，活潑稚氣，能說俄語，匈牙利語，摩爾達維亞語（羅馬尼亞語）和法語。其實摩爾達維亞本來是羅馬尼亞領土，1939年蘇聯和希特勒德國靠攏，莫洛托夫和里賓特洛甫簽訂了遺臭萬年的莫斯科協定，瓜分東歐，蘇聯分得了波蘭東部，摩爾達維亞和波羅的海邊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三個小國（戰後，蘇聯又把鄰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克爾巴阡山東麓的一塊土地割占了）。所謂摩爾達維亞語就是羅馬尼亞語，屬於和法語相似的拉丁語系，只是斯大林為使摩爾達維亞人永遠和自己的祖國分離，把原用的拉丁字母改成俄文字母了。伊拉只上白班，碰上我上白班下班後，常來約我一道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后在咖啡館喝杯咖啡，吃點點心，錢當然全由我掏。我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印度片《愛情萬歲》，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電影《高加索的女俘虜》。由兩位最出名的蘇聯喜劇大師出演，叫人笑破肚皮。有趣的是有的場景還套自中國解放初期的政治諷刺小品劇《杜魯門給蔣介石剃頭》，還引用了幾個我們京戲的程式。另一部是印度電影《城市的夜晚》，是演述一個衣着破爛，神情麻木的流浪者夜晚到一棟樓房找水喝的故事，那副可憐相，可笑相和乞兒相，看來是印度國家形象的寫照。七十年代印度電影在蘇聯十分受歡迎，原因一是內容淺薄而程式化，逗笑處多，大眾容易看懂。一是印度人窮，蘇聯人看印度電影是從高處俯視印度，而看美英法電影則要從低處抬頭看，仰視那些國家。三是為了反中國，印度和蘇聯結盟，千方百計巴結俄國人。

　　慢慢地，伊拉一下班後便跑到我的房間不走，有時幽會到深夜。九月份後我到科學院圖書館借書，星期六也是開門的。那位哈薩克女管理員叫加娜，她讓我自己選書，第一次我借了印度尼赫魯著的《印度的發現》，我上大學時讀過，書裡有對印度命運的深刻思考，引發我對自己祖國命運的憂思。還借了四厚本一套的《太平廣記》，從魏晉到唐朝的筆記小說。

　　在新疆勞改兩年，天寒地凍的冬天在野外搬石頭修水渠，我凍出了鼻炎，鼻梁又在挨打時被打歪了，借了書的這個月，我住院做了鼻梁矯正術。主刀的是位俄羅斯女大夫，手術做得十分細緻，也十分成功。住院全是公費，連病服和伙食費都由國家承擔，出院後還發全部工資。兩個星期在醫院病床上我讀完了《太平廣記》，只感覺社會百態，權勢者施威，小民受罪，正直的知識分子含冤，一千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還是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古人還有寫作自由，今人卻沒有了。出院後我去還書，為感謝加娜的幫忙，給他帶去了一瓶法國香水，又幫她把堆在地板上書包拆包登記，兩人用結結巴巴的俄語，漢語和英語說了不少話。大概中文部永遠是門庭冷落，沒人來光顧。以後我一去她就把門扣上了，也沒有人來敲門。有時在星期六我帶上麵包香腸，醃黃瓜，西紅柿去全天陪着她。哈薩克人俄羅斯化的程度比較深，宗教觀念也不強，女人很開放，在大街上滿眼能看到哈薩克美女，黑髮飄逸，鼻梁高高，眼睛大而發藍，舉止文明，很難想象她們是游牧民族的後代。加娜快三十了，受過高等教育，離過婚，帶着個四歲小孩跟着父母住，自己還沒有領到住宅。獨身女人是寂寞的，遇上個氣質和自己差不多，感情能交流的異性很容易動情。可惜不久後我認識了好多中國人，有了打發休息日的去處，再沒有去她那兒了。次年春天我去還清全部借書，沒有見到她，把書交到了總管出納台，加娜是我交到的最好，最純真，最可愛的哈薩克女人。

　　中國人在蘇聯生活處處受歧視，只有一個機會和蘇聯人是平等的，那就是處處都有艷遇。第二年春天，一次我搬氣缸時把手指頭砸傷了，到醫務所治傷。給我包紮傷口的是位德國護士，名字是德國女人常用的克拉拉。克拉拉年紀比我大，細高個，頭上挽着美髮髻，鼻子筆直，臉龐狹長，說不上漂亮，也不難看。她知道我是中國人後，馬上狠狠地說：“你是個大傻瓜，逃到蘇聯來幹什麼？這是個狼的國家。”其實我也不願意來到這個虎狼之國，但又有什麼辦法，只能連連點頭稱是，她又笑了。每天都去換一次藥，每次她都細心給我洗傷口，上藥，包紗布。蘇聯的醫療很奇怪，包傷口不用膠布，拿上半米長的紗布剪開以後包紮，指頭變成小玉米棒了。她一邊給我包傷口一邊告訴我她是德國人，1937年隨父母從莫斯科流放到中亞來的，護士學校畢業後結婚了，丈夫也是德國人。德國人受壓迫，處處挨罵，人身自由也沒有，出門就有第三隻眼睛盯着。丈夫沒法忍受，打通關節，把自己的民族成份和姓名都換成俄羅斯的，領上新護照後離家出走了，拋棄妻子，不知去了哪兒。她一個人帶着兒子住在母親留下的小平房，兒子十二歲了。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都向對方發出了深深的同情。我傷口癒合的那天，克拉拉給我剪掉紗布，洗乾淨手指後，約我傍晚到她家做客，商量好下午六點鐘她在集體宿舍前公共汽車站等我。到時候我們攔了一輛出租車，車行了好久，快開出城才到她家。她住在一個小山坡上，滿山儘是果樹。她的平房只有小小三間，陳設簡單，但十分乾淨，室內一塵不染，窗台上都鋪着白色的挑花布。圖書滿架，也是個愛讀書的女人。園子不大，用木板圍着，板牆上爬滿了啤酒花。園子裡幾乎沒有種菜，全種着花，幾棵丁香樹，幾叢芍藥花都盛開着。芍藥花俄語叫“中國玫瑰”，大葡萄架和花樹下都擺着長木凳或繫着吊椅，小徑上寸草不生。蘇聯人說“世界上最勤勞的是德國人和中國人。”德國人勤勞，又十分愛乾淨，聰明，可也像日本人一樣地精明。在我們的來往中，凡吃的菜，肉，酒都是我花錢買的，還要給她兒子買圓珠筆，練習本，汗衫和球鞋，而且是她預訂的，不過都便宜。第一次我帶去了一瓶伏特加和兩塊大巧克力糖。一進門，她拿出乾淨的條文睡衣睡褲叫我到浴室洗澡換衣。在浴室的房頂上安着個大鐵箱，裡面裝滿了水，太陽照了一天后也就溫熱了。她準備晚飯，打發兒子到街上去和小朋友們踢足球，玩累了自己回家吃飯，洗澡，睡覺。西方人的家族成員都是各自獨立的，彼此不干涉各人的私生活。德國人吃的飯菜大概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了，幾片麵包，幾片香腸，一大盆牛奶浸土豆，飲料是用土豆自製的啤酒。克拉拉也能喝酒，我們兩人把大半瓶伏特加都喝掉了。吃完飯後，天黑了，她和我一起坐在花樹下的木凳上，喃喃地說着大部分我聽不懂的話。暮春的微風吹動着滿院的花香，蟲聲吱吱月光從花朵和樹葉的縫隙間灑向地面，夜色和春色都使人沉醉。而長夜清淡，情調就更美了。可惜我知道的俄語太少，克拉拉說的話我大部分聽不懂，只知道她父親原來是基督教牧師，母親是醫生，家境是富裕的，有鄉下來的俄羅斯姑娘給她家當丫環。她剛記事時全家就流放到中亞了，父親累死在礦井裡。她全部的生活都是在窮苦和受蔑視中過來的，上學時同學叫她“法西斯”，工作後出了事上司便罵她“德國人搞破壞”。家裡有電視機，可從來不打開，也不上電影院，因為電影都是咒罵德國人的。但是我同情蘇聯人對德國人的憤恨，就像我們中國人對日本人一樣，難道我們還要在電影裡謳歌日本人打中國嗎？她會的德國話不多，也讀不懂德文書，閒暇時期用在讀翻譯的德國小說。所有德國文學名著都有俄文譯本。我讀過《浮士德》，羅曼•羅蘭以德國人為主角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特別是對《少年維持之煩惱》印象還大部分留在腦子裡，沒有在她面前當中國土佬。同是異國他鄉的流落人，語言不通也能兩心相印。夜深了，她兒子早已睡覺。我們還在花樹下，她不斷低喚：把我抱得緊一些。月亮在空中消失了我們才進屋，又吃了幾口牛奶泡土豆，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到第二天中午我們才起床。她要我每個星期都去她家去一次。她是個很明理的女人，從來沒有到宿舍和車間找過我，也沒有向我要過錢。

　　打工以後，我發現KGB從來也沒有放鬆對我的監視，幹活時和在宿舍里常常有人來對我表示過分的關心和熱情，逛公園時也不期而然地碰上某個在工廠見過面的人向我問東問西，約我去喝杯啤酒。從上班的第一個星期開始，每一個星期天都要我去和特工見面，地點是某個公園的門邊或某個電影院前面，時間只有十來分鐘。他們問我的工作和生活，緊接着是“你認識了什麼中國人嗎？和他們說了些什麼話？“有時也請教我一些問題。要我學好俄文，則是每次見面必不會少的叮囑。十月份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慶，工會給我發了遊行證要我去遊行，在檢閱台上，見到了勃列日涅夫，也第一次看到了閱兵式行進中的導彈。入場時我雙眼望着檢閱台，不小心偏離了隊伍，一個警察少校用步話機的天線敲了一下我的頭，要我走好，使我心裡十分不快。和特工見面時，有時他們問的問題太離譜了，我就不搭腔，他們立即警告我：“雷同志，你在蘇聯的前途全看你的表現。“嚴重些的還要斥責：”我們上級叫我警告你。”延續兩個月的一星期見面一次後換成半個月一次，以後又換成一個月一次。頭一次見面約定下一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約見我的特工每次都換人，有俄羅斯人，也有哈薩克人。他們從不告訴我姓什麼，名字也常常改變，這次是撒沙，下次就變成戈尼亞了。和我見面最多的是一個叫米沙的俄羅斯人，四十多歲了，大紅臉，一口地道的中國話，說話還風趣得很，愛開點玩笑。此人大有來頭，牛水告訴了我他的歷史。他的繼父是老華僑，在新疆塔城長大，少年時代即吸收到蘇聯駐塔城領事館打雜，同時接受特工訓練，在伊寧，烏魯木齊和北京的蘇聯駐華使領館裡都幹過，是個中國通。老婆是俄羅斯人，也是在中國長大的。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義被鎮壓後他調到蘇聯駐匈牙利大使館。那時中蘇友好，雙方在鎮壓匈牙利起義時合作得很合拍，大概是調去當翻譯員吧。後來調回國在哈薩克斯坦鋼鐵工業中心基米爾道烏市一家小工廠當廠長。中蘇關係惡化後，調到哈薩克斯坦KGB中央當特工，軍銜是少校。直到七十年代中期，KGB派來找我的人多數是他。牛水又告訴我：“在阿拉木圖生活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個上司，他的上司就是米沙。”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固定的“上司”。要是特工纏上了你，像蒼蠅圍着你飛，揮之不去，叫人多噁心就有多噁心。不過他們文化修養都高，衣冠楚楚，一派紳士風度。到了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我才解除了此般苦惱。

　　逃亡伊朗失敗

　　1971年新年是我在國外的第一個新年，也是我一生過過的不多的快樂的新年之一。劉立中，小林，劉萬瑜都搬到我和牛水住的房間來住了，還從鄉下來了兩個中國朋友。我們按照預先擬定的菜譜做菜，立中兄是主任廚師。炒的菜有糖醋魚，酸辣里脊，粉蒸肉，獅子頭，白天大吃大喝，晚上擠在一塊睡地鋪。我們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高談國事，指點王侯。合唱，獨唱各種禁歌：《天涯歌女》，《送君》，《四季美人》，《五月的鮮花》，《嘉陵江上》和從新從外國電台學會的黃梅調《罵皇帝》。我還和立中兄一起合唱了《黃埔軍校校歌》：“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是我小時侯在中央軍校上學的二叔叫我唱會的。去給夏霆拜年，喝我們自帶的酒。他三杯下肚，賦詩兩首，還用法語唱了法國歌。我發現在哈薩克斯坦的中國人中像夏霆、安洋、牛水這樣來頭不比一般的人，大都集中在阿拉木圖居住。離開阿拉木圖以後，就很少遇到有水平的中國人了。

　　歡會的日子總是匆匆而去，三天后人去場冷，生活又回到了上班做工，下班回宿舍，不情願地去和KGB特工見面的老軌道上。自從我認識了一些中國人，還到鄉下跑了幾趟後，他們對我的監視更緊了。每次見面都要我詳細向他們報告認識了什麼中國人，一起說了些什麼話。有時直接找到工廠來，傳我到廠里他們專用的辦公室里談話，想出了新花樣，逼着催着我寫一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錄，稿紙也拿來了。每當我稍有不耐煩的表情，不是厲聲訓斥我：“我們的上級叫我警告你，要你好好和我合作.”或者笑顏引誘我：”只要你和我們全心合作，你將能夠過上部長一樣的生活。”和他們“合作”什麼呢？圖窮匕首見，三月份的一天，一個哈薩克族特工和我見面，對我說：“你想不想念家鄉，想不想念父母親人？我們想給你機會回自己家鄉去看看。”我心裡明白，他們是想派我到中國去當間諜，我一下紅着臉跳起來了，他也微笑了一下說：“你別着急，先回去好好想想，以後我們再商量。”我發現在我的身邊除了有中國人打小報告外，還有蘇聯人跟着我。在工廠，直接管我的工長換人了，換成了一個猶太族青年，他家和我住的宿舍不在一個方向，下班時卻常常和我坐同一班公共汽車一直把我送到集體宿舍。有時我上市場或到百貨大樓買東西也常常“偶然地”碰到他。

　　我有什麼辦法？如果我擁有中國國籍，我會跑到我們的大使館或領事館尋求保護，向他們報告一切，但我現在是一個“無國籍者”，有誰能保護我呢？

　　我在工廠幹活十分賣力，每天都超定額，上司和同事們對我都友好，獎金也沒少給。可日子一長，歧視就來了。一是月底要加班，總是叫我加深夜的第三班，干的是頭幾道工序不屬於我的活：一是給古巴和越南義務幹活，差不多每個月的星期天都要為他們干一天兩天，把所得的工資捐給這兩個國家。逢上這種義務勞動，大部分蘇聯工人是不參加的，我則是一次也逃不掉，不參加便要扣獎金。至於民族歧視之聲更是不絕於耳，有人當面叫我“毛澤東”，背後罵我“克達窯子”（中國婊子）。每當遇到壞事，都是中國人幹的，一逢上節日，大家都緊張，“中國要向我們進攻了”的謠言總會傳到耳中。見到老中國人，我也向他們訴苦，他們不以為然，笑了笑對我說：“這算什麼，壞事還在後面呢！蘇聯一百多個民族，最被歧視最被當做下賤人對待的就是中國人，我們在社會上連茨崗還不如。”他們還告訴我誰在阿拉木圖失蹤了，誰又被關進了瘋人院，關進瘋人院的人其中一位是清華大學學生，1957年當了“右派”1962年到蘇聯來的湖南人。劉立中認識他。

　　蘇聯不是中國人生活的地方，在自己國家受迫害至死也不能逃到敵國去，我越來越體會到了這個道理。我要離開蘇聯，要生活到自己的同胞里去。而離開蘇聯比登天還難，邊界上的萬里鐵絲網比鳥籠還嚴密。以前也有中國人嘗試過，都失敗了。1962年過來的幾個中國人，1964年偷偷跑進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請求送他們去美國，一個中國話說得好的女外交官接見了他們，用手絹包着手翻看他們的無國籍護照，回答說：“去美國要等待我國政府的批准，如果願意去台灣，我們馬上可以幫忙辦到。”中國人回答可以考慮。可是他們一出美國大使館大門，莫斯科的警察早等着他們了，把他們押起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驅逐出了莫斯科。好在這還是赫魯曉夫時代，沒有判刑關進大牢。安洋也冒過同樣的險，1969年他悄悄跑到莫斯科，請住在江布爾的四川籍小伙子陳冠中護送他。兩人到了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外面，陳在門外掩護，安洋一個人衝進了日本使館。日本大使親自接見了安洋，兩人寫中國字筆談。安洋寫：“我的母親是日本人，我知道日本和中華民國有友好的關係，希望你幫助我，把我送到台灣去。”日本大使回寫：“日本和蘇聯也有很友好的關係，我們不能做有損於蘇聯利益的事。”安洋寫來寫去得不到幫助，最後寫：“蘇聯警察已經在門外抓我了，我怎麼辦呢？”日本大使只好親自護送安洋從後門出去了。陳冠中的遭遇怎麼樣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警察把他抓住了，送到蘇聯中央KGB大樓，審訊一番後，一個KGB少將和他談了話，見到陳是個蠻機靈的小伙子，就介紹他到設在西伯利亞的專門訓練中國間諜的營地去受了兩年訓，結業後要派他到中國。陳冠中說：“我不去中國，你們如果一定要我去，我一過界就向中國邊防軍投降。”KGB沒有辦法，只好讓他回了江布爾。幾年後找了個理由，把他判了四年徒刑，好好報復了他一下。

　　說到日本的國格，實在叫人齒冷。在蘇聯強大的時候，它也是千方百計討好蘇聯的。1972年夏天，日本政府派了個規模龐大的歌舞團，以外交部長的名義到蘇聯各大城市巡迴演出。演到阿拉木圖時正好KGB把我從柯吉達夫的流放地召到阿拉木圖，立中兄請我去看了，票價很貴，每張要合五個多美元。演出前歌舞團團長向觀眾鞠躬，用生硬的俄語說了許多討好蘇聯的話。節目女主持人穿過俄羅斯夜禮服，也不厭其煩地向觀眾鞠躬如儀，一番番地用肉麻的話向蘇聯致敬討好。多數節目都是俄羅斯歌舞，最受觀眾歡迎的是一群姑娘穿着縫有子彈袋的高加索上裝跳的光屁股舞。

　　在哈薩克族特工和我談話、有意要派我去中國的當天晚上，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牛水。他也說KGB一直逼着他要派他到中國去，他不想在蘇聯呆了，真想去台灣，他的老爸還在台灣呢，要去找爸。我問：“怎麼做到呢？”他說：“用老辦法，怎樣走到蘇聯便怎麼走出蘇聯，反正兩條腿長在自己身上。”我說：“逃跑？”他立即回答：“逃跑，逃出蘇聯，經過別的國家到台灣去。”這個晚上我們談了大半夜，初步商量了第二次逃亡的計劃。臨入睡前，我嚴肅地鄭重地叮囑牛水：“這事非同小可，性命攸關，只能存在於我們兩人心裡，決不能叫第三人知道，也不要第三人參加，不能告訴劉萬瑜，他嘴巴不牢，又愛吹牛。小林可能被利用，劉立中會同情我們的，但是他年紀大了，跑不動了，也不能叫他們兩個人知道，大家都不便。”可是第二天傍晚，才下班不久，劉萬瑜來了，一進門就喊：“老雷，我們好好商量一下出走的事兒。”我一下驚着了，問是誰告訴他的，他說是牛水上午通知他的。我和牛水不上一個班，他上下午三點到晚11點半的第二班，上午他跑到劉萬瑜的車間把我們的打算一五一十全告訴了劉萬瑜，馬上得到了劉萬瑜的全心贊同。事已至此，我還能說什麼呢？牛水下班回來後，我向他大發脾氣了，他回答說：“我知道劉萬瑜對蘇聯最不感冒，處境也最不好，KGB要發配他到農場去，我可憐他，走時一定要帶上他“。 我也不好再反對，只是叮囑他再不能告訴第四個人了。對此牛水做到了一半，再沒有告訴別的中國人，但最要命的是，以後他卻向KGB告發了我。我們三個人在星期六又在一起認真商量了一次，我提議首先要面向祖國宣誓，誰也不能當逃兵，做叛徒，誰也不能背叛祖國，他們兩人都同意了。當場由我起草了誓詞，約定第二天到郊外去宣誓。

　　第二天是1971年三月底的一個星期天，下着小雨。我們三人一大早就乘小公共汽車到了阿拉木圖北邊的一個天山中的林場，車在山谷中行了十幾公里才到盡頭下車。在車上遇到了一群會說中國話的蒙古人，一個個身材高大，舉止不像一般工人農民。我和他們攀談，原來他們都是新疆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來蘇聯的。原來都是中國縣級以上的官員，和混血女人結婚了，害怕中國頻繁的政治運動，跟着有蘇僑身份的妻子到蘇聯來了，現在都在這個林場當工人。唉，古人說施政以不擾民為先，可是解放後二十多年來，中共全部的大政方針和內容就是擾民，民無寧日，官也無寧日，有路子的想法往外跑。跑到外國來了，又能找到安靜的桃花源嗎？唉，可憐的中國人！我們循着松林小徑爬上了一個山頭，還是早春時節，春寒料峭，細雨從松針上凝成了大雨滴落下，風吹動松樹林，變成松濤陣陣，聽不到鳥鳴蟲聲。天空中布滿鉛灰色的雲層，極目東望，雲壓太空，景色悲涼，我們的心情和神態都非常悲憤而莊重。我們三個人面向東方——親愛的祖國的方向並排跪了下來，舉手宣誓。我宣讀了誓詞：“我們，雷光漢，牛水和劉萬瑜三人在異國的土地上，面向祖國莊嚴宣誓：永遠忠於我們的祖國，永遠忠於我們的民族，永遠熱愛我們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我們一定要逃離蘇聯，去到自己同胞生活的土地上。天長地久，歲月綿綿，不管到天涯海角，不管是海枯石爛，都不能背叛祖國，民族，同胞和同志。如果誰違反了誓言，要用他的血來償還他的罪行。“宣誓時，我們三個人全都失聲痛哭了。劉萬瑜還帶了酒和吃食，我們舉杯祝福祖國，為我們計劃的成功而乾杯。之後在一棵大松樹下坐了下來，再一次商討了初步出逃計劃：目的地，第一台灣，第二新加坡，第三美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唐人街。從此日起，和其他中國人斷絕一切聯繫，除了劉立中和小林外，前者不會出賣我們，後者與我們工作在一起並住在同一個集體宿舍，無法避開。三個人分了工，工資除日常生活花銷外都集中到一起，由劉萬瑜保管，當作出逃費用。牛水人機靈，俄語說得好，由他負責外勤，應付KGB的偵查，把坐火車和長途公共汽車的買票，上下車的種種情況搞清楚，在路上只由他一個人和外人打交道。我則負責計劃逃跑的路線和起草中，俄，英三種文字的聲明。出逃的時間定在七月份，因為我和劉萬瑜可以在那時拿到休假，也可以在阿拉木圖市周圍二十五公里範圍內自由活動，有條件避開KGB的監視。

　　第二天我到書店買了一本詳明的世界地圖冊和一大張蘇聯交通圖，每天下班後打開來仔細研究。蘇聯的版圖橫跨歐亞大陸，北面是北冰洋，東瀕太平洋，東南是中國和北朝鮮，當然無法出逃。西部的歐洲鄰國是波蘭，捷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不能逃到那種地方去。只有一個芬蘭是中立的資本主義國家，離蘇聯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很近，可是路程太遠，從阿拉木圖到列寧格勒坐火車要五天五夜，在路上KGB就抓住你了。無國籍者沒有警察局的簽證無權坐飛機。再向南看，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南鄰阿富汗，邊界上除了一小處平原外都是崇山峻岭，很難翻越。阿富汗的部族又多又落後，和那裡的人說不清道理，也許一過界就會被當做土匪給打死。西端高加索連着土耳其，它是美國當盟主的北大西洋集團的骨幹國家，蘇土關係一直不好，蘇土邊界也一定和中蘇邊界一樣戒備森嚴，越界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剩下的只有伊朗了。用比例尺一量，從土庫曼加盟共和國的首都到伊朗只有二十幾公里，步行最多四個小時。蘇聯剛和伊朗劃定了邊界，兩國關係不是敵對的。邊界上有山，但海拔不高。我也知道在巴列維國王治下的伊朗現代化進程相當快，首都德黑蘭被稱作中東的巴黎。中華民國和伊朗的關係一直友好，二次大戰時中國在伊朗許多地方設有兵站，中國情報人員在揭露希特勒德國對伊朗的策反陰謀中立過動，在伊朗還舉行過中美英蘇四國首腦參加的德黑蘭會議。我想伊朗人不會敵視中國人，對中國人也不會太陌生。於是，幾經考慮，我打算我們先到阿山哈巴德，黑夜上山，翻越蘇伊邊界到伊朗。我向馬，劉二人解釋了這個計劃，他們都深表贊同。後來在獄中我才知道，就在我們計劃逃往伊朗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建交了。

　　接着是起草聲明，說了我們在中國的經歷，逃來蘇聯的原因，以及為什麼不願意在蘇聯生活再一次逃亡的理由，希望伊朗政府幫助我們到台灣或新加坡去。聲明里的一些語句我自信是能夠得到伊朗人同情的：“在歷史的黎明時期，中國和伊朗就有了友好交往。我們兩國輝煌的古代文明相互影響着，在各自的人民遇到不幸時我們相互同情着，支援着。我們相信國王和王后陛下的臣民仍然懷着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之情。”寫完了，我到阿拉木圖市圖書館借了一部《漢英大詞典》。靠詞典的幫助把聲明譯成了英文。而要翻譯成俄文時卻大受周折。馬、劉二位的俄語說得比我好，認識的俄文字卻沒有我的多。但我的俄文字認得也不多，對繁雜的俄文文法更是不通。怎麼辦呢？和牛水商量，牛水說汽車站和火車站裡流浪者很多，蘇聯人教育水平高，人人都是知識分子，只要花點錢，是能找到別人修改的，先硬譯成俄文好了。於是我先對着《漢俄詞典》一個字一個字地把聲明硬譯成了“俄文”，決定在出走前再找人修改。到七月份我休假了，一次次去公共汽車站和火車站觀察，見到車站裡坐着的，躺着的流浪者真是不少，一個個蓬頭垢面，衣衫髒破，見了叫人噁心，退避三舍，還能請他們修改文章嗎？有一天我去到汽車站大廳一角的小咖啡館，旅客們可以站在高腳圓桌邊喝咖啡。裡面也沒什麼人，只有一個三十來歲左右的哈薩克女人在喝咖啡，桌上什麼別的點心吃食也沒有。她人長得豐滿，臉圓圓的，蓬鬆着頭髮，不漂亮，五官卻是周正的。大熱天，穿着一件黑毛線織的布拉吉，腳上的拖鞋也是舊的，頭上和手上什麼飾物也沒有。我靈機一動，買了一杯咖啡和一盤精緻點心拿到她喝咖啡的桌子上，向她問好，請她吃點心，她笑着接受了。咖啡館是允許抽煙的，我給她敬了一支煙，她也點着火抽了起來，閒談了幾句天氣熱、我是中國人，俄語說得不好之類的話。他的俄語說得好極了，用的詞都很文雅，完全合乎文法，是有相當教育水平的。俄語文法太複雜了，一般人難以掌握，我發現和我一起幹活的工人們，即使是俄羅斯族，也很少有人能用完全規範的俄語說話，而且不管男女都粗話滿口，這個女人的嘴裡卻沒有一句粗話。喝完咖啡，我問她：“我可以請您到外面的小花園裡散步嗎？”她笑着回答：“當然可以，我很高興遇到你。”

　　是命運該如此吧，我一輩子凡遇大事，都是開局順利，結局兇險而悲慘。考大學，談戀愛無不如此，此次出逃也是一樣。很順利地認識了此位異國婦女，和她走到車站外街在公園樹下的長凳上坐下來，兩人攀談了，我簡單介紹了我自己，接着她相當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她名叫瑪雅，三十歲，結了兩次婚都離異了。她是財會學校畢業的，在一家商店當了幾年售貨員，不久前結算時虧錢了，上司說她貪污，抓到拘留所關了兩個星期，放出來後商店把她開除了。區商業局人事科在她勞動手冊上蓋了黑章子，兩年之內不能再在有錢經手的單位工作，便失業了，日子過得十分艱難。也是個命運悲苦的女人，我當即表示了深深的同情，還按着蘇聯人說話的習慣問她：“我可以為你盡一點力嗎？”她回答得乾脆：“只要你願意，我當然不會反對。”於是我帶她到了附近的一家服裝店，叫她自己挑兩件花綢子布拉吉，兩件內衣和一雙涼鞋。她挑得很仔細，一件件試過去試過來，直到商店快打烊了才買下來。那時蘇聯物價便宜，加起來我只花了一百二十盧布，還另外給了她十盧布零用錢。走出商店後她問我：“阿列克，我能給你幫點什麼忙呢？”我點了點頭，她請我去她家詳談。她家在汽車站後的一家大雜院內，走兩百多米便到了：兩間小土房，也是四壁皆空，連電視機也沒有。她關上門，燒了茶，切了兩塊麵包放在桌子上，算是招待我。我叫她拉上窗簾，小心地從小提包里拿出我寫的聲明俄文稿遞給了她，請她按俄文文法規則給通順一下。這是個聰明女人，完全讀懂了聲明的意思，拿起筆來修改，還另外用紙給謄清爽了，字寫得極好，比我見到的KGB審查我的預審員的字還寫得好，後來我越境失敗被捕時，預審官指着聲明說：“字是女人的筆跡，寫得文雅，字也寫的好，是個有大學文化水平的人寫的。”接着，她主動給我寫了保證書，保證保守秘密，還答應護送我上路直到阿山哈巴德。在蘇聯社會裡，人們沒有中國人那樣高的政治警惕性，一般人對任何事物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有密報，告密那一套，那是專職和業餘特工的事。天晚了，我要走，她把我留着，對我說：“你一定現在還不放心，害怕我去告密。我實話對你說，我父親是警察中校，現在還在阿拉木圖一個區的警察分局當頭頭，連他都不管分外的閒事。我母親是家庭婦女，我下面還有四個小弟妹，他們沒有能力幫助我，我的日子才過得如此之窮。你今晚留下來，我什麼都給你，我要叫你再不對我抱疑心。”她又從壁櫃裡找出了她父親喝剩下的半瓶伏特加酒，灘了幾個雞蛋，我們一起吃了晚飯。她說她讀了很多書，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各有各的處境，各有各的要求。她認識的本民族同胞中也有人在相信和宣傳泛突厥主義，自己同情他們。可惜是女人，無法陪我越界去伊朗。看到我襯衣領子髒了，叫我脫下來給洗乾淨。拿着我的襯衣，她不斷在上面親吻。晚上我住下來了。瑪雅實現了她的承諾，不久後非常細心地把我和劉萬瑜護送到阿山哈巴德，中間沒有出事，也沒有向我們提出什麼經濟上的要求。瑪雅！善良的樂於助人的，可愛的哈薩克女人。

　　但在這件事以前，也就是過了五一勞動節不久，牛水突然告訴我說，KGB通知了他，要他一個星期後立刻離開阿拉木圖到卡拉干達州的基米爾道烏去生活。我大吃一驚，覺得大事不妙了，大概是牛水告密了，他要先離開我們，到另外城市去住以脫身。我問他：“老弟，大概你已經背離了自己的誓言吧。”他立刻對天發誓：“決不會，我牛水不是那種人，我們一定按計划行動，到了新地方，隨時和你們聯繫。”又把劉萬瑜叫來商量，劉萬瑜當然疑心了，牛水也是信誓旦旦，還分析說：“大概KGB看到我們三人一起關係太緊密了，要拆散我們。”為了證明他的真誠，在辦了退廠手續後，還悄悄坐火車到離阿拉木圖二百多公里的楚城去了一趟，把坐火車和長途汽車的規矩，車上乘警的活動規律詳細告訴了我們。晚上一次次誠懇地對我說：“老雷，你像我的親兄長，你是我結交的中國人中最好的一個，我一定和你一道走出去，到台灣，說不定還要靠着你的身份和你那支筆吃碗輕鬆飯呢。”又說：“我是鐵了心的，劉萬瑜也是鐵了心的，蘇聯不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一定要逃出去。”我似乎放心了一些了，我們又約定了化名和各種暗話。我們商定從阿拉木圖出走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在我和劉萬瑜休假的時間裡。牛水說基米爾道烏城中心有個大人工湖，他如果打電話通知我們他哪天要到湖上去划船，便是離開基米爾道烏來和我們相會了。我後悔沒有深一層去想：牛水沒有去過基米爾道烏，怎麼知道那裡有大人工湖呢?而米沙少校的父母都住在那座城市，還都健在，他常去看望父母，現在看來，一切的一切都是特工安排好了的，對我們的圈套又緊了一層。臨別前，我用剛領到的工資給牛水買了一套新西服，還給了他一部分存款，為此他對劉萬瑜說：“老雷真是個好人，慷慨大方。”還撒了點眼淚。在留在阿拉木圖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三個人帶上吃食和毛毯在一小山上的別墅區草坪上過了一個晚上，也長談了一個晚上，牛水的態度更誠懇了。劉萬瑜當面對他說：“你俄語說得好，人又機靈，又會和蘇聯人拉關係，只要有你在一起，我們一定能走出去。”第二天上午，我送牛水到飛機場，見到少校米沙正在候機大樓前等着，機票早買好了。我對米沙說：“你們還說要團結全體中國人走國際主義道路呢，我和牛水兩個人您也不叫團結。”他笑了笑沒答話。牛水和我含着淚分開了，到基米爾道烏每個星期都給我來信，兩三天就打一次電話。牛水走了，小林搬來和我住在一個房間，他正在和未婚妻火熱得難捨難分，一有空就向她家跑，也不太關心我的行動。我和劉萬瑜則儘量避免公開往來。我還是常往劉立中家跑，我們在一起心神相通。他大概已覺察出我的異常行動，在我們閒談時也大致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他便在閒談中不經意地給我介紹了一些伊朗的民情風俗。因為他在喀什軍中有幾個相好的同事，二次大戰時曾在駐伊朗的中國兵站中服務過，有人還租過臨時的伊朗妻子。他也曾去高加索旅行過，說蘇聯火車傍伊朗邊界行走全在白天，火車一進站停下來，每個車廂門前都有全副武裝的士兵站崗，戒備十分森嚴。

　　劉萬瑜住的集體宿舍是為市民準備的套間住宅樓，還好，這時要騰出來分配給市民住，單身工人則搬到另外的集體宿捨去。劉萬瑜乘機搬出集體宿舍，在平房區租了一間老大娘的房子住了下來。7月15日，我和劉萬瑜都領到了休假，每人拿到了一百多盧布的休假費，再加上以前的存款，錢是相當富裕的了。我們各自到商店買了新西服和襯衣、皮鞋、提包，作好了一切準備。七月二十一日，我們把呢子大衣和好些衣服拿到瑪雅家送給了她，剩下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留在集體宿舍。決定由瑪雅一路護送我們，我與她扮夫妻，劉萬瑜是堂兄，我們是東干人到高加索的著名風景區索契去度假的。

　　1971年七月二十二日是我和劉萬瑜第二次逃亡出發的日子。早晨我去向劉立中告別，他聽後一下哭出聲來了，倒了兩杯酒與我碰杯，舉着杯說：“祝你們一路平安，列祖列宗在天之靈都會保佑你們的。”生離死別情何以堪，我隨即掩面走了。和牛水約定的第一會見地點是阿拉木圖火車站售票處，會面時間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點。第二次會面地點是塔什干長途汽車站售票處，會面時間是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七月二十日晚上，他還給我打了電話：“明天我要到湖上去划船，一大早便出發。”我和劉萬瑜都一廂情願地相信了牛水。當然也作了預防萬一的準備，如請瑪雅護送我們，如會不到牛水立即改變乘車計劃等。中午十一點，我留在瑪雅家，劉萬瑜一人去火車站接牛水，十二點一過，他一個人回來了，牛水沒有來！我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怎麼辦？劉萬瑜說：“不管他，走！”我也說“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改變乘車計劃，不坐火車了，用分段乘車的辦法前進。蘇聯的交通發達，各城市間每隔十分，二十分鐘就有一班公共長途汽車往來。下午四點，瑪雅陪着我們兩人上了到吉爾吉斯首都伏龍芝（今彼什凱克市）的長途汽車，四個小時就到了。立即轉乘伏龍芝到江布爾市（我四十歲以後居住的城市，現名塔拉斯）的汽車，下車後又立即轉車去塔什干，中間沒有任何停留。車次多，車上座位都沒有坐滿旅客。劉萬瑜能睡覺，一上車就睡着了，由我和瑪雅觀風。我兩依偎在一起，不時四目相對，含情脈脈，在別人眼裡是一對恩愛夫妻。四月二十三日天亮，汽車進入了烏茲別克斯坦國境，往南望去，我們把天山西端全走完了，先是積雪的山峰，再是無雪的山頭，再變成一座座小山包，最後，山脈完全在地面上消失了。起自我國新疆東端的天山，向西綿延兩千多公里，直到烏茲別克斯坦。天山，即如天之高的大山，這個漢語名稱兩千多年以前已經出現了，直到今天不變，俄語和中亞各民族語言都是用漢音“天山”，而且用“天山”取名的地區、農場、商店、旅社、餐廳和用“天山”作為商標的商品都很多。在蘇聯生活了一年多，我只見到過阿拉木圖一座城市的市容。阿拉木圖在二十年代立為哈薩克斯坦的首都，五十年代才開始發展。完全是座新城市，規劃得十分科學，街道寬闊而筆直，縱橫交錯，整齊如棋盤，綠蔭遮天，花草遍地，大街旁小溪流水淙淙，高樓林立。汽車，電車來往如流水，一片文明的繁榮的現代化景象，我一次次為之讚嘆，不敢想像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如此水平。我設想蘇聯的其他城市也不會比阿拉木圖差，在迷濛的夜色中行經伏龍芝市，看到的街景和阿拉木圖一樣漂亮。誰知道到了塔什干一看，才知道我的想法完全錯了。塔什干是聞名的中亞的古城，和撒馬爾干，布哈拉，安吉延一起合稱中亞四大古都，都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塔什干是首都，有人口二百多萬，是當時僅次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蘇聯第三大城市。古老和守舊總是結親的，塔什干有些地方也真落後。走走停停，不斷有人下車。眼前出現的都是彎彎曲曲的小街巷。汽車開不進去，戴小花帽的烏茲別克小孩趕着毛驢車來來往往。住宅都是土打圍牆泥巴糊的房頂，老頭子肩上還搭着褡褳，和烏魯木齊皇城一帶的老城區和伊寧市的西沙河子沒什麼區別。人們的穿着也都土氣，女人們都穿着花長褲。不過烏茲別克的姑娘長的好，婀娜婷婷鼻如瓊瑤，眼珠如碧玉，黑辨及腰，大都穿着雲霓綢的長衫，飄飄如仙女。中午下車後我們立即打的去塔什干的中央公園，也叫“高爾基文化休息公園”。公園與阿拉木圖的布局一樣，樹林，花坪，草坪呈幾何形布局，再用噴泉和兒童坐的電動轉車點綴，與我們中國的公園相比，中國公園是詩，是藝術，而蘇聯公園是幾何，是數學。不同的是公園裡有好幾座清真寺，白色的大圓頂，前牆用瓷磚鑲着各種幾何圖案和阿拉伯數字的古蘭經經文，寺內除四圍白色高牆外一無所有，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直到花鳥蟲魚。中國古建築或莊嚴富貴，或雅致清幽，西洋古建築氣勢雄偉，鮮麗壯觀，比較起來伊斯蘭古建築要單調多了。我們一直在公園遊玩，還到澡堂洗了個澡，換了衣服。到了和牛水約定的第二次會面時間，劉萬瑜一個人打的去了長途公共汽車站，不久後回來了，喪氣地說：“售票處前沒有牛水，卻有個朝鮮人在那裡等着，一見我面就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搖了搖頭，馬上坐出租車走了。”至此再無懷疑，牛水不僅背棄誓言，還出賣了我們。逃出蘇聯是他第一個出的主意，劉萬瑜是他招來的，慫恿的，逃跑計劃是一起商定的，我們一起面向祖國宣了誓，到七月二十日他還打電話給我，說按計劃“去湖上划船”，我們一起吃住大半年，經濟上我處處照顧他。原來他是編了個圈套，挖了個陷阱來陷害我和劉萬瑜啊！我不會擋他的道，是他要向KGB立功，拿糟蹋我們的命運立功。我把他當成親兄弟，唉，百無一用是書生。我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碰到了這種狡詐，卑劣的小人。到公園快關門時，我們才離開公園。牛水的背叛把我們的頭都搞昏了，只有瑪雅還清醒着，她叫了輛私人小汽車把我們拉到火車站，馬上買了從塔什干到土庫曼首都阿士哈巴德的車票，把我們帶出候車室，到站前廣場一處很喧鬧的地方等車。烏茲別克是個愛好歌舞的民族，幾十個等火車的男男女女圍成一個大圈，一個人彈着熱瓦普，圍着的人跟着琴聲唱歌，圈裡幾個小伙子和姑娘隨歌聲跳舞。歌聲動聽，舞姿曼妙，不過人們的穿着都鄉氣，女人穿青色或彩色雲霓綢衫，男人穿白色小掛，燈籠褲，有的人腳上還穿着橡膠鞋，大概是些鄉下人吧。